李登輝「兩國論」後的
兩岸關係與台灣的主張

陳少廷

一、李登輝總統「兩國論」對兩岸關係的衝擊

今年（1999）7月9日，李登輝總統在接受「德國之聲」專訪時，首次將兩岸關係重新定位為「國家與國家，至少是特殊的國與國的關係」（Special state to state relationship）。這項新宣示等於宣布放棄中國國民黨外來政權長期以來所堅持的「一個中國」原則。讓我們先看李總統是怎麼說的：

『歷史的事實是，一九四九年中共成立以後，從未統治過中華民國所轄的台、澎、金、馬。我國並在一九九一年的修憲，增修條文第十條（現在為第十一條）將憲法的地域效力限縮在台灣，並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大陸統治權的合法性；增修條文第一、四條明定立法院與國民大會民意機關成員僅從台灣人民中選出，一九九二年的憲改更進一步於增修條文第二條規定總統、副總統由台灣人民直接選舉，使所建構出來的國家機關只代表台灣人民，國家權力統治的正當性也只來自台灣人民的授權，與中國大陸人民完全無關。一九九一年修憲以來，已將兩岸關係定位在國家與國家，至少是特殊的國與國的關係，而非一合法政府、一叛亂團體，或一中央政府、一地方政府的「一個中國」的內部關係。』

同一天上午，李總統在接見世界歸正教會聯盟代表時也指出，中華民國在台灣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兩個對等的國家，中共從來無法有效統治台灣，因此中國所謂的「一個中國」並不包括台灣在內。

那麼，兩岸既然已成為不同的兩個國家，我方為何不宣布「獨立」呢？

李總統的回答是：「中華民國從一九一二年建立以來，一直都是主權獨立的國家，又在一九九一年的修憲後，兩岸關係定位在特殊的國與國關係，所以並沒有再宣布台灣獨立的必要。」

然則，為何李總統建擇在中國海協會會長汪道涵預定在十月間訪台的前夕，突然發表「兩岸兩國論」呢？雖然很多人有各種不同的「猜測」，但李總統在8月31日於高雄市說，據他所獲得的消息，在10月1日中共的國慶日當天，中共將當著各國的使節面前，宣布海協會會長汪道涵訪台的消息，這項做法的用意，主要是凸顯出中國與台灣是內部的問題，而且屆時會以一國兩制的原則來談兩岸關係，也就是以中央與地方的關係來處理兩岸問題。因此，「如果我們沒有先確立兩岸是特殊國與國關係，而都放給中共『去耍』，則屆時汪道涵訪問台灣時，我們恐怕連頭都抬不起來，甚至也會讓台灣一步都走不出去。因此身為一個國家的元首，有義務維護百姓的利益。」李總統並且表示，自己在卸任之前，會對兩國論做更清楚的闡述。

可以想見的，中國對李登輝這項幾近是「台獨宣示」的談話，感到極度的不滿，並立刻作出強烈的反應。7月11日中共中台辦、國台辦立刻發表聲明警告「台獨分裂勢力，立即懸崖勒馬，放棄玩火行動。」次（12）日，針對台灣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稱兩岸會談是「國與國的對話」，中國海協會會長汪道涵表示「驚訝」，並稱這將使海協會與海基會的接觸、交流、對話的基礎不復存在。汪道涵強調：「大陸海協會堅定地維護一個中國的原則，堅持在一個中國原則下與台灣海基會共同努力發展兩岸關係，促進祖國的統一。」

可以想見的，中國對李登輝這項幾近是「台獨宣示」的談話，感到極度的不滿，並立刻作出強烈的反應。7月11日中共中台辦、國台辦立刻發表聲明警告「台獨分裂勢力，立即懸崖勒馬，放棄玩火行動。」次（12）日，針對台灣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稱兩岸會談是「國與國的對話」，中國海協會會長汪道涵表示「驚訝」，並稱這將使海協會與海基會的接觸、交流、對話的基礎不復存在。汪道涵強調：「大陸海協會堅定地維護一個中國的原則，堅持在一個中國原則下與台灣海基會共同努力發展兩岸關係，促進祖國的統一。」

而後，中國方面除了採取一連串猛烈的文攻之外，並以強硬的態度反制台灣，包括當天退回辜振甫談話電傳稿（7月30日）；駁斥海基會說帖（8月1日），指其以「特殊性」掩蓋兩國論的「分裂本質」，指摘台灣當局將1992年兩岸兩會均堅持一個中國之原則的共識，歪曲為「一個中國、各自表述」，海協會從來沒有承認，今後也不會接受台灣當局編造的所謂「一個中國、各自表述」。（8月4日）

在李登輝提出「兩國論」的兩個月後，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利用出席紐西蘭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高峰會議（9月12∼13日）之機會，於9月11日先與美國總統舉行「柯江會議」。之前也先走訪澳大利亞，9月8日他在坎貝拉提出汪道涵訪台的兩項條件：一、李登輝公開收回「兩國論」。二、李登輝只能以中國國民黨主席，而絕不能以所謂「總統」身分接待汪道涵。

誠然，台灣不能接受江澤民所開出的兩項條件。台灣當局對「兩國論」的「三不政策」是：不修憲、不修法、不收回。行政院長蕭萬長9月17日在立法院答詢時說，國際媒體對「特殊兩國論」已有所了解，只是國際現實不可能馬上改變，但不需為此收回兩國論，「既然有勇氣說出中華民國是主權獨立的國家，何以要收回？」

台灣當局不收回兩國論，汪道涵訪台就遙遙無期。兩岸僵局如何打開？何時打開？這是當今兩岸關係最值得關注的問題。

二、美國對「兩國論」的回應

針對李登輝的「兩國論」，美國國務院於7月13日正式作出回應。國務院發言人魯賓重申「美國堅守三不政策，絕不支持兩個中國及一中一台」。美國呼籲兩岸維持對話，自我抑制，美國不希望任何一方有干擾對方的聲明或行動，美國將繼續要求兩岸從事有意義有內容的對話，繼續努力在下一回合談判中達成進展。

7月18日，柯林頓總統主動打熱線電話給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柯林頓重申美國政府長期以來對「一個中國」政策的堅定承諾，並強調美國在台灣問題上的政策並沒有改變，中國完全可以相信他對此一問題所發表的歷次談話，並促江澤民以和平方式解決與台灣的歧見。

7月20日，美國宣布將派遣美國在台協會理事主席卜睿哲（Richard Bush）專程來台了解真相。同時派遣美國亞太事務助理國務卿陸士達（Stanley Roth）和白宮國家安全會議亞洲部主任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d）前往北京，表達美國不希望改變台海現狀的立場，並且希望中國要透過和平的方式來解決當前兩岸緊張的局勢。

7月21日，柯林頓總統在白宮記者會上答覆問題時稱，如中國因台灣放棄一個中國的政策而犯台的話，美國將依台灣關係法行事，並對中國的行動給予「最嚴重的關切」。他表示，美國對兩岸的政策是清楚的，構成這個政策的三個支柱是：一贊成一個中國的政策；二、贊成兩岸對話；三、台灣和中國的分歧應和平解決。柯林頓強調，大家都了解兩岸關係是一個難題，但他認為他所闡釋的三大支柱政策是正確的：「一個中國的政策是正確的，兩岸對話是正確的，和平解決的步驟也是正確的，我的判斷是，任何一方都不應偏離這些政策的要素。」

柯林頓承認，他不是很確定李登輝的聲明要試著傳遞什麼。他認為兩岸都知道，他們應遵循過去幾年的辦法，找出一個追求他們命運的辦法，而這個辦法是「兩地都繁榮、成長、更好，有更多的接觸，更多的投資。」

7月23日，李登輝總統接見卜睿哲。李總統解釋說，日前他發表「特殊的國與國關係」談話，只是「以國家元首的身分表達並反映我國多數人民的心聲，此為民主國家尊重民意的展現。」李總統強調，中華民國推動建設性對話與良性交流的大陸政策，並沒有任何改變。至於「一個中國」，則是我們未來的目標，他並且鄭重地告訴卜睿哲說：「我是堅決反對台獨的。」

7月25日，卜睿哲結束訪台，並發表聲明指出：

「我要非常明確的說：美國人民和台灣人民之間的友誼，穩如堅石。美國政府對台政策所有的要素，依舊沒有改變。美國仍然承諾忠實的執行台灣關係法。

美國政策的要素中最重要的是，我們對和平解決兩岸問題的長久利益。美國官員最近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官員交談時，已經多次強調這一點。美國也強調兩岸對話的重要性。美國對十分複雜的問題，有一個簡單的應對之道：能促進降低緊張、兩岸對話、與區域和平穩定的，就是好的步驟。會導致緊張升高，對話凍結、和區域不安及衝突的，就不是好步驟。顯然，必須在雙方都能接受的基礎上，才能有所進展。每一方都必須對對方的意向，有某種程度的信心。

『一個中國』原則是美國政策的基石。過去二十多年來的六任政府，四任共和黨、兩任民主黨，都固守這個原則。這個原則促成了有利的環境，使和平得以維持，台灣得以繁榮和民主，兩岸合作也大為推展。

如何確切的界定『一個中國』原則，以及如何具體的實現它，最好是留給海峽兩岸，在雙方都能接受的基礎上去決定。如何促進兩岸對話、交流、和合作，就看雙方怎麼做。」

前面指出，柯林頓總統7月21日在白宮記者會上為美國與海峽兩岸的關係定下的三根支柱（一個中國、和平解決、積極對話）是卜睿專程前往台北向李登輝總統親自傳達的訊息主旨。連日來，國務卿阿布萊特（Madeleine Albright）與白宮國家安全顧問柏格（Samuel Berger）分別在不同的場合對這三個支柱反覆強調。值得注意的是，阿卿認為李總統對「兩國論」的解釋稍嫌不足。而柏格的了解是，李登輝對美國「三根支柱」的架構已經接受，只是「美國願見台灣當局在朝前走的道路上，做更大的澄清。」

在了解美國並不支持兩國論，對李登輝的作法有所不滿之後，中國外長唐家璇於9月9日在奧克蘭與美國國務卿阿布萊特舉行雙方會談後，刻意親自對在場媒體放話，表示台灣問題仍然是中美關係中最敏感、最核心的問題，美國對此問題的嚴重性與對中美關係的危害，應該有清楚的認識。唐家璇並對李登輝嚴詞抨擊，指他是「麻煩製造者」，是中美關係能不能進一步發展的最大「絆腳石」。

9月11日，美國總統與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在奧克蘭舉行雙邊高峰會談；台灣問題顯然是會談的主要問題之一。會後雙方各自舉行記者會。

美方指出：「柯林頓總統說李登輝總統的宣言已使中國與美國關係益加困難，但美國已立刻重申支持一個中國政策，但他也必須坦率地告訴江澤民主席，假如中國訴諸武力，美國將有嚴重反應。」

中方則說：「江主席說，李登輝拋出兩國論兩個月以來，受到了全世界中國人民的強烈譴責與反對。美國柯林頓總統也重申支持一個中國的立場，現在已經有一百多個國家重申，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但是李登輝卻執迷不悟，頑固的堅持他的分裂主義立場。這是維護主權和領土完整，與分裂主義的對抗，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沒有妥協的餘地，我們絕不承認放棄使用武力。」

雖然此次柯江會談被認為美方並未犧牲台灣的利益，但在9月15日，一向對兩岸外交戰保持中立的美國，今年一改過去歷年不介入的立場，首度在聯合國總務委員會審查台灣友邦所提中華民國參與聯合國案時，在聯合國會議現場以及外國記者中心的記者會上，先後兩次公開聲明，美國支持一個中國政策，反對台灣參與聯合國。（注意：柯林頓的對台「三不政策」是「不支持」台灣加入聯合國，現在是「反對」台灣加入聯合國。）

今年是我國首次以兩國論（「中華民國在台灣」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大陸」）為主訴，要求參與聯合國，但卻遭到美、英、法、俄、中等五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連手發言反對，這是我國自1993年推動參與聯合國以來，遭遇到的最大挫敗。

誠然，中國已決定運用其在國際上的影響力，全力封殺兩國論，打壓台灣在國際上的出路，今後我國外交處境必將更為艱難。

三、台灣大地震為兩岸關係投入新變數

9月21日凌晨，台灣發生百年大地震，造成慘重的傷亡。國際社會立刻伸出援手，紛紛派遣急救隊前來援助。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也在當日（9月21日）立刻透過「新華社」發表談話說：「台灣地區發生強裂地震，造成台灣同胞生命財產的嚴重損失，我們對這一重大災情表示極為關切，對受災同胞表示親切慰問，對遇難同胞表示沉痛哀悼。兩岸同胞骨肉相連，台灣同胞的災難和痛苦牽動著全體中國人的心。我們願為減輕地震災害損失提供一切可能的援助。」

然遺憾的是，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章啟月次日（9月22日）在北京的例行記者會上卻自稱代表中國向國際社會對「中國台灣省」提供援助，「表示感謝和歡迎。」同時，她還不忘對台灣施展政治壓力。她說：「推進兩岸就統一問題進行政治談判、政治對話，是『祖國大陸』方面的一貫主張。只要台灣方面能收回兩國論，真正回到『一個中國』立場上來，大陸方面願意和台灣方面恢復包括政治和經濟各方面內容在內的廣泛對和談判。」章啟月強調：「不管有沒有地震災難，中國都要求台灣收回兩國論。」

繼章啟月之後，中國外交部長唐家璇於9月22日在聯合國表示，「我國台灣省」發生強烈的地震，中國政府感謝聯大主席及國際社會表示同情、慰問和幫助。」

同一天（9月22日），中國紅十字會總會稱，世界各國的紅十字會倘若有意對台灣的震災進行援助，必須先經過它的「同意」。該會副會長孫愛明表示，這是為了提醒各國紅十字會不要不小心在救災的問題上製造「兩國中國」。至於「同意」是否指的是批准，孫愛明說，其實只是像打聲招呼，「只要有國家跟我們說一聲，我們一定會同意的。」

9月23日，美中外長在聯合國舉行會議，會後中國外長唐家璇在聯合記者會上繼續抨擊李登輝的「特殊兩國論」是企圖製造台灣獨立，顯示李登輝是中美關係之間的「麻煩製造者」和兩岸關係的「重要障礙」。唐家璇並力促美國停止對台軍售。（中國國慶前夕，連一向不負責對台事務的國務院總理朱鎔基在接見參加上海「五百大論壇」的美國部分企業主時，也發表對台灣和美國態度強硬的談話，要求美國放棄對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堅持，甚至揚言，再拖下去，中國將失去耐心，兩岸必將一戰！）

由於中國將救災工作高度泛政治化，把「主權」放在「人道」救援之上，在聯合國繼續打壓我國，因此海基會對海協會來函（9月24日）詢問是否由中國代行要求聯合國對台灣地震啟動國際救援行動，陸委會當天隨即授權海基會函復海協會說：「謝謝。請轉告：『不用了』。」這是海基會成立九年以來最簡短的一封電傳函件。（截止10月21日，也即大地震屆滿一個月，台灣只願意收下由中國紅十字會分三次電匯共八十萬美金的善款，婉謝中國其他方面的援助提議。）

這段期間，由於台灣報紙（9月23日）刊出俄羅斯《今日報》報導，因為中國拒絕提供空中走廊，以致延誤俄國緊急救難隊抵台時間，乃引起台灣人民對中國無視人道關懷的極度憤怒。（這則錯誤的消息，直到10月3日台灣報紙始出現否認的更正，但人們一直到現在都深信中國確實阻撓俄國的救援。）而中國方面則對台灣准許國際救援人士赴台，獨獨拒絕大陸地震專家及醫療人員赴台，甚為不解，認為這是台灣對大陸的不友好態度。兩岸關係，並未如前些時候的土耳其與希臘一般，因台灣震災而「泯恩仇」，反而擴大裂痕，愈走愈遠！

誠然，中國領導人已發覺對台灣的外交打壓及政治施壓已引起台灣人民極度的不滿。因之江澤民主席在十．一中國國慶演說中，只重申「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老調，不提「不放棄對台動武」，也不批鬥李登輝的「兩國論」。而李登輝總統在雙十國慶文告中，雖重申「兩岸關係為特殊的國與國的關係，乃是歷史與法律的事實」，但亦表示，兩岸應「經由對等分治、和平競賽，追求未來的和平統一。」兩岸國家領導人各自利用國慶文告，希望緩和兩岸關係的緊張，這項善意的表達，能否為兩岸關係的改善帶來轉圜的契機，有待觀察。

10月14日，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在辜汪上海會晤一周年之際發表談話指出，如果有必要，他願意前往大陸再次當面邀請汪道涵訪台。辜振甫說：「兩岸問題要和平解決，只有持續進行兩會高層的建設性對話。」

值得注意的是，辜振甫的書面談話，刻意迴避使用「特殊的國與國關係」八個字，而使用「兩岸政治定位」六個字取代。他並說，我們在提出「兩岸政治定位」後，並沒有修憲、修法，更沒有廢除國家統一綱領，只是對兩岸定位的陳述，雙方對定位如有不同的意見應當面進行溝通，不要故意讓它成為新的障礙。

儘管辜振甫極力放低姿態，中國方面仍不領情。當時正在日本訪問的海協會副會長兼秘書長張金成於10月21日首度在大阪明確表示，「兩國論」破壞了兩岸接觸、交流和對話的基礎，如果不收回，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就不能到中國訪問。稍早（10月17日），張金成在東京的一場座談會上也表示，台灣不收回「兩國論」，汪道涵不可能訪台，並指責台灣當局在堅持「兩國論」的情況下，繼續談汪道涵訪台無非是一種「輿論欺騙」，不是真心的。

10月18日，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抵達英倫進行國是訪問。當天英國《泰晤士報》刊出江澤民接受該報的專訪。報導指出江澤民說，解決台灣問題，完成國家統一是中國政府廿一世紀中葉前的目標之一。這則新聞在次日（19日）成為台灣媒體的頭條新聞，紛紛以中國將在2050前統一台灣云云，而政治立場不同的各黨派人士也紛紛「取其所需」的做出各種評論。然最有趣的，該是李登輝總統的反應。他只說：「那是騙人的，不要管他了。」充分顯示其對中共的反感與不屑。

中國外交部立刻發現，台灣媒體誤解了江澤民的原意，有「斷章取義」之嫌。於是在19日由外交部發言人章啟月公開發布「中方版」的談話內容。其中對台灣問題，江澤民的談話是：「我們繼續按照『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方針在順利實現香港、澳門回歸以後，最終解決『台灣問題』，完成祖國的統一大業。」江澤民在與英國首相布萊爾晤面時，也重申了此一立場。布萊爾則促江澤民「台海問題應以和平方式解決。」

由此可知，在台灣大地震後的這一個月內，中國雖然對協助台灣救災表示善意，但對解決台灣問題的根本立場毫不鬆手，兩岸僵局依然不易打開。

四、對李登輝「兩國論」之批判

然必須指出的是，李登輝的兩國論雖然在國際上未獲支持，在國內卻獲得大多數台灣民眾的支持。根據一項民調，有70％的民眾贊成，而更有高達90％以上的民眾表示反對中國所提的「一國兩制」。

其實，長期觀察李登輝言行的人，對於李總統此項石破天驚的創舉並不感到訝異，因為「台灣的李登輝」與「中國的李登輝」經常處於交戰狀態，只是沒有人預想到李登輝會做出實質上宣佈「台灣獨立」的舉動。

對於李登輝的「兩岸兩國論」，民進黨與獨派給予高度的肯定；新黨與統派則大肆痛擊，指控李總統「違憲叛國」，認為此舉必將引發台海戰火，導致台灣的滅亡。

由於美國的態汥並不支持李登輝的作法，李登輝見勢乃於7月20日親自出面解釋說，「特殊的國與國關係」，旨在求得以平等對等的地位與中共談判，並不是要搞台灣獨立，國府的政策依然是追求中國的民主統一，因之目前我國的大陸政策並沒有改變。（同一時間國民黨秘書長章孝嚴則大聲呼喊：反對台灣獨立是國民黨永遠不會改變的政策！）7月23日，李登輝在接見前來了解「特殊的國與國關係」的AIT理事主席卜睿哲（Richard C. Bush）時即表態說：「我是堅決反對台灣獨立的。」

令人更加費解的是，李登輝一步一步的「退縮」了。7月26日，李登輝接見參加台灣和平論壇的日本學者，7月27日，再接見美國西南中華會館主席回國訪問團，兩度講話，根據總統府的新聞稿，李登輝說，「他所說的是特殊的國與國的關係，從來沒有說過『兩國論』。所謂『兩國論』是被炒作出來的。」「其實沒有人提過兩國論。」

可是，事實的真相是，李登輝在接受「德國之聲」訪問時，確實曾說，「1991年修憲以來，已將兩岸關係定位在國家與國家，至少是特殊的國與國的關係。」換言之，李登輝是以「國家與國家」為基調，以「特殊的國與國關係」為修飾，媒體用「兩國論」係為行文之方便，根本沒有曲解李登輝的原意，但李登輝卻責怪媒體。李登輝對「兩國論」的是非功過不敢自己扛，卻企圖將「過」推到媒體身上，有失政治家應有的風範。

現在讓我們回頭來評析李登輝對兩岸定位的新宣示。李登輝指出，我國自1991年修憲將憲法的效力限定在台灣，並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大陸統治權的合法性，我國現在的國會與總統都是直接由人民選出，所以自1991年修憲後，已將兩岸關係定位在國家與國家的關係。

李登輝上述的詮釋是正確的，但他認為台灣的主權是從1912年建立的中華民國延續下來的看法，卻是錯誤的。蓋中華民國在1949年10月1日就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所推翻、取代、繼承，它在聯合國非法佔據的席次在1971年10月25日就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所取代了。換言之，「中華民國」早已亡國，這是蔣介石在1950年3月13日一次黨內秘密會議中親自宣布的。但國府卻始終以虛構的中華民國體制欺騙台灣人民。很諷刺的，這個騙局現在被李登輝揭穿了。

然李登輝為何要做出這個幾近「判國」的宣示呢？因為他知曉在「一個中國」原則下，我國與中國談判絕對是「未談先輸」，只是等待被併吞。由於中華人民共程國是國際公認的代表中國唯一合法政府，以中國政府之一自居的「中華民國」當然無法以「國家身分」參與國際社會。在走投無路的處境下，只有放手一搏了。

但把兩岸關係定位在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兩個中國」關係，就能脫出兩岸關係與國際困境嗎？答案是：否！因為「中華民國」是代表今日中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前朝」，李登輝想借屍還魂，是徒勞無功的。李登輝為何解脫不了「中華民國」的魔掌？因為「中國的李登輝」這個緊箍咒始終牢牢的套住他，使他動彈不得，這是「中華民國」末代總統的悲哀吧！

五、兩岸應走向「一台一中」的兩國關係

上面指出，李登輝企圖將「中華民國」台灣化（ROC as Taiwan），從而以「兩個中國」的特殊關係，來化解歧見，並以邁向自由的、民主的、均富的統一的中國為目標，並未能釐清兩岸的定位。

同樣的，民主進步黨聲稱台灣已是主權獨立的國家，依現行憲法，其國名是「中華民國」，所以將來民進黨執政，「不會也不必宣布獨立」，這種把台灣「中華民國」化（Taiwan as ROC）的思惟方式，也同樣無法釐清兩岸關係。

站在台灣人民的立場，我們認為「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台灣主權屬於台灣人民」乃是天經地義。中國聲稱「台灣自古屬於中國」是不值一駁的謊言，而中國政府認為其有權利「收回」台灣的國際法上的依據是開羅宣言。然開羅宣言嗣後卻被1951年9月8日由48個聯軍國家與日本簽署的對日舊金山和約所否定。蓋日本在該和約中只稱「日本茲放棄其對台灣及澎湖群島之一切權利、權利名義及要求」，並未依照開羅宣言，把台灣的主權交還中國。由於開羅宣言並未被批准，在形式上它也非「法律文件」，而和約的法律位階當然高於宣言，所以中國稱有權利「收回」台灣的主張，在國際法上是不能成立的。

再者，1952年4月28日，日本與中華民國政府為終止戰爭狀態而簽署的「中日和平條約」，日本也只是重申在舊金山和約所聲明的放棄對台灣主權的權利，並未明言把台灣主權交還中華民國。1972年9月29日，日本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雖然在「中日聯合聲明」中，中華人民共和國表示：「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版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日本政府只表示：「充分了解並尊重中國政府的此一立場」，卻未正式承認。另外，日本在1978年8月12日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簽署的「中日和平友好條約」中，也未把台灣的主權交還中華人民共和國。所以，在國際條約中，無論是中華民國或中華人民共和國，都未能取得對台灣的主權。

既然日本未把台灣主權交給任何國家，台灣的主權當然屬於（還給）台灣人民了。吾人應該了解，現代國際法尊重人民自決權，聯合國憲章稱：「根據平等與人民自決的原則，在國家之間發展友好關係。」1966年聯合國大會通過兩項「國際人權憲章」─「公民暨政治權利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venant of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與「經濟、社會暨文化權利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venant of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這兩個國際公約在其第一章第一條開宗明義指出：「所有人民皆享有自決權，並得據此權利以自由決定其政治地位，自由從事其經濟、社會與文化之發展。」1970年10月24日，聯合大會通過2625號決議案「國家之間友好關係暨互相合作國際法宣言」（俗稱「國家友好關係宣言」）中稱：「根據憲章所揭櫫的權利平等及人民自決原則，人民有權利不受外來干涉、自由決定其地位並追求其經濟、社會及文化發展，而每一個國家均有義務遵守憲章條文，以示遵奉此項權利。」

據上所述，台灣的主權屬於台灣人民至為明確；台灣人民理所當然有權利決定其前途。根據國際法的原則，台灣人民此項權利不能被任何家所剝奪。

回頭再看二次大戰及台灣的政治發展，日本投降後，依照太平洋聯軍統帥的命令，台灣地區由中國政府代表盟軍接受日本之投降，於是中華民國政府於1945年10月25日正式佔領台灣，並自此實際統治台灣。

1949年10月1日，中共在內戰中擊敗國民黨，在北京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黨政府則「轉進」台灣後即在台灣建立其「遷佔國家」（Settler State），實施法西斯獨裁的「內在殖民統治」。1971年10月25日，聯合國通過2758號決議案，「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所有權利並承認其政府的代表為中國駐聯合國唯一合法代表。蔣介石的代表在聯合國及其相關機構非法佔有之席位，應予以立即驅逐。」所以，嚴格說來，自被聯合國驅逐那天起，在國際上就沒有「中華民國的存在了。

1988年1月13日，蔣政權最後的統治者蔣經國猝亡，其政治意義，誠如美國評論家Thomas Omestad所言，是「蔣家王朝」在台灣統治的終結。自此台灣的政治逐漸走向台灣化。在台灣民主運動人士的強烈抗爭下，台灣的民主運動蓬勃發展。1991年底，代表舊政權「法統」的萬年國會成為歷史的灰燼。1996年3月23日，台灣舉辦首屆總統直接民選。台灣政權的台灣化，一方面意味著與中國切斷臍帶關係；另一方面則表示「新而獨立」的台灣國之誕生。

然遺憾的是，「新總統」李登輝繼續捧著蔣家時代的「中國神主牌」，堅持「一個中國」政策，不願向世界宣示台灣為主權國家，使台灣依然停留在「事實國家」（de facto state）的狀態，無法獲得國際的承認，成為主權獨立的「法律國家」（de jure state）。李登輝政府這種模糊的「國家定位」，使他在內政上無法展開新局（制定新憲法），在外交上無法拓展台灣的國際空間，使台灣的前途陷入不確定的危機狀態。

現在李登輝終於認識到抱著「一個中國」終必是死路一條，於是乃提出「兩岸兩個中國論」。然如上所述，這在法理上講不通，在現實上也走不通。唯有將兩岸關係定位為「一台一中」的兩國關係，才是解決兩岸問題的正確途徑。

六、台灣的主張─與中國談判的立場和原則

要求兩岸儘速恢復對話，務必以和平方式解決問題，不僅是美國對台海兩岸的政策，也是國際共同的期待。實際上，在國際新秩序架構下，台灣與中國的對話乃大勢所趨，兩岸進行政治談判，以解決國共內戰遺留下來的歷史問題，進而以平等互惠的方式，建立正常化的關係，應為兩岸共同尋求的目標。

基於這個論旨，我們認為應明確表示對兩岸談判的基本立場和原則。以下是台灣的主張：

首先，我們反對在「一個中國」原則下進行政治談判。蓋兩岸政治談判的核心問題是台灣主權的歸屬問題，也是兩岸關係的定位問題。如果我方同意在「一個中國」原則下進行談判，則等於自我否定台灣的主權地位，將兩岸關係定位為中國的內部問題，台灣也將因此而失去國際活動的空間。所以無論國府如何替「一個中國、各自表述」辯稱，台灣因無法解脫「一個中國」的緊箍咒，最後必定自取其辱。所以不管「一個中國」的內涵為何，是中共的「現代式」或國府的「未來式」，台灣都不能接受。

復次，前面我們已經指出，兩岸關係是「一台一中」的兩國關係，因此雙方應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的完整，以平等地位進行談判。台灣必須堅持主權國家立場，而「主權」是不能協商談判的。國府曾稱談判時可以暫時擱置主權云云，這是無稽之談，蓋一旦「主權」失守，則全盤皆輸。

第三，台灣必須堅持台灣主權屬於全體人民的立場，主張台灣人民有決定台灣前途的權利。因之，任何有關台灣將來的安排，必須經過台灣人民以能真正表達共同自由意志的公民投票來加以確認。這是聯合國「國際人權憲章」（包括1949年「世界人權宣言」及1966年「公民暨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和「經濟、社會暨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所保障的人民自決權。中國做為聯合國安理會常務理事國更有義務遵守此項國際法原則。因之我們不但不能接受中國所稱在「一個中國」原則下進行談判，也不能同意國民黨所稱「不預設任何前提條件」下進行協商。我們認為兩岸既為國際問題，就應依國際法國家平等互惠的原則，進行兩國關係正常化的談判。

第四，中國當局應認識到，今日兩岸問題已不是昔日國共兩黨內戰的延續，而是嶄新的國際問題。這是蔣政權在台灣的終結及台灣民主化所形成的新形勢。中國應正視「中華民國」在台灣已消失的事實，並承認台灣已經由民主程序建築成一個實質獨立的國家。兩岸問題既不再是國內問題，中國就不能再有「不排除以武力解決台灣問題」的霸權心態，雙方應遵守國際問題應以和平方式解決爭端的原則，處理兩岸之間歷史所遺留下來的問題。我們要鄭重表示，倘中國不宣布放棄以武力解決台灣問題，則兩岸談判將無法進行。台灣不畏懼談判，但也不能在畏懼下談判。

第五，中國領導人應了解，台灣既已成為民主國家，台灣主權屬於台灣人民乃不容抹煞的事實。根據國際法及聯合國人權憲章，台灣人民都有權利決定其前途。中國當局必須尊重台灣人民的此項權利，才能同台灣建立和平友好的關係。

第六，我們堅信，「一台一中、和平共存」比「一國兩制、和平統一」更符合兩岸人民的利益，希望中國當局能放棄其僵化的思惟，以宏觀的視野和胸襟，處理兩岸問題。

我們認為上述和平、主權平等、人民自決等三項原則，是兩岸政治談判的原則。我們希望我朝野各界都應有此項共識。這些原則均符合國際正義與國際和平的宗旨。因之我們期盼中國當局能傾聽台灣人民希望兩岸和平相處的心聲，並做出善意的回應。果能如此，則兩岸和平友好共存共榮的新時代必定會來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