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文化批判
李 喬
一、緒論──設定範圍
「台灣文化」這個名目與指涉，一般人說來相當模糊游移。問題不在「台灣文化」名目，而是使用者，或被涵蓋者自身對於「文化」「台灣」「台灣文化」認識不清或意識模糊或另有懷抱所致。在此宜作「正名」工夫。
「文化」一詞是日人迻譯德文Kultur，英文Culture的「漢字名詞」。今天漢語的文化（Culture）與中文古書中指涉「文治教化」「武功之相對詞」──文化無關。[1]
文化一詞，依據人類學家Kroeber Alfred Louis與Clyde Kluckhohn於一九五二年彙集研究，各行家對文化的定義有一百六十多種。後來又有人找出計二百多種界說。這現象說明：(1)文化的意涵在各領域有不同意義；(2)文化的意涵太廣；或者說，隨著各種學問智識的進展，人們發現文化的更多面貌。(3)「文化」原始觀念來自歐洲白人背景，而今世界多元文化的觀念確定，然則文化的「解釋權」逐漸回歸各自的文化體系之下，所以文化的詮釋各有天地。(4)今日對於文化理論與現象的研究已然十分明白：文化力量巨大，當經濟強權政治強權企圖掌握「文化權」而人民又知道抵抗之的時刻，「文化」更被扭曲解釋矣。──雖然如此，綜觀哲學底、民族學底、考古學底、社會學底等等文化定義之後，掌握重點，吾人可以歸納文化的「核心意義」為四層面來指述。即文化就是一種生活方式；思考模式；行為模式；加上隱藏其中的價值觀。吾人也可以說：文化的化身就是價值觀；這個價值觀在生活方式中呈現，又是思考模式、行為模式的動力。
何謂台灣文化：那就是──相當大量群居的人（台灣人）在台灣這個生活場域，共同生活相當長歲月形成的「這一群人的文化」便是。
如果要做比較嚴密完整的台灣文化界說，應該是：
「大量的台灣居民，在長期久遠生活於台灣島嶼，由於人與自然、與他人、與團體，還有與自己相處、適應、調適的過程中，接受一些物理原則的限制，形成台灣人或台灣社會特有的習慣、風俗，各種規範、法律觀、道德觀等。綜合性來說，也形成台灣人特有的感覺方式、語言文字、思考方式、生活方式、行為模式；也形成台灣人特有的宗教行為宗教態度；台灣人共有的價值觀，甚而愛情觀、人生觀、生命觀等，終而凝聚提昇為台灣人特有的哲學思考（存在觀、價值觀等）。另一方面，在台灣人特有價值觀、生命觀、人生觀、愛情觀，以及行為模式、生活方式之下，創造了台灣獨特的藝術、文學、科學，各種學術等等。以上綜合的整體表現就是台灣文化，或指台灣文化的內涵。[2]
再依上述文化的核心意義之說，台灣文化的核心意義是指台灣人的生活方式、思考模式、行為模式，以及隱藏其中價值觀。
其次，所謂「台灣文化」是一個複合體。「台灣文化」不是本質地存在於「自然台灣」；而是「台灣人社會」所經營實踐創造出來的。而「台灣人」的構成在時間與來台動機又自不同。至此，吾人必須做一些「設定」：原住民數千年來在此島嶼孕育發展的文化，以及四百年來由China的閩粵等地移入的漢人後裔，也就是台灣Hollo語系台灣人，與Hakka語系台灣人，以及以上三類人與平埔族混血的子民；他們或攜帶進來經由「文化變遷」留下來的，加上在台灣創造的文化，吾人認定為「原有台灣文化」，此外進入的稱為外來文化。[3]
這些「外來文化」包括：(1)早期原住民涉外關係形成的「外人印象」China印象（註四）[4]。以及其他「西方文明」等等。(2)荷鄭清朝統治帶來的文化信息；(3)1895年─1945年間日本統治期間正面與負面的文化「資產」；(4)不同時段外來宗教教義及衍生的文化內涵；(5)近世紀歐美文化的輸入及其衍生物；(6)國民黨政權帶來的「特殊文化」等。
行文到此，吾人必須面對一議題：上述「原有台灣文化」與所謂「外來文化」在台灣人社會的「實況」（contextualijation）裡是各自分離區隔的？還是混合的？合一的？在此也只好以「認定」為混合或合一的，如此方能申論下去。
本文文題「台灣文化批判」龐然而渾然。如果就「規範系統」的風俗習慣而規範法律道德，而人生觀生命觀宗教活動以至於文化哲學；再就「表現系統」中文學藝術……逐項批評，勢成巨冊專書。本文設定就文化核心意義在台灣社會行事現象層面，擇要條列批評之，誠然難免掛一漏萬，唯舉一亦可反三，這是作者的初心所在。
二、分類批判
一、文化理論層面
(一)台灣文化並未完成為「自主文化體系」（Autonomous Cultural System）[5]。「自主文化體系」是針對「規範系統」的文化內涵說的。指一個文化體系中，從最基層的習慣風俗，規範法律道德、感覺方式、思考、思想方式、生活方式、行為模式、宗教行為、價值觀、愛情觀、人生觀、生命觀以至於文化哲學；其上下不矛盾，平階相和諧，而且完整；不需要依靠其他文化體系來維持其功能的延續。依據美國人類學家A．赫爾特克芝茨認為自主文化體系有三特性：(1)放在封閉系統中，能保持界域的完整，（按：即部類系體完整，不與他系混淆），(2)能保持文化體系內部結構上的相對穩定性（按：即體系內組織體系清楚穩固）(3)具有自身矯正調適作用。[6]
今以此標準衡量台灣文化，吾人只能說「台灣自主文化體系」正在形成中，還不能說已經成型。其中因果，在後列各項中不難清楚浮現。
(二)中國「雙重中心論」的文化傳統依然陰魂不散，這是台灣文化頂上濃重的烏雲，台灣人深沉的夢魘。
台灣的漢人後裔身懷祖宗崇拜，原鄉崇拜的價值觀，極難逃脫故土漢文化的樊籠。
漢文化也就是「中國文化」，其本質特質，整個文化體系，都是「以人為中心的思考模式」[7]。此思考模式可分四個向度：
1. 以「人」為思考的始點與終點。
2. 以「人」為萬物的標準。
3. 以「人」為存在全體的縮影。
4. 以「人」為價值的中心。
由於1. 人以上被忽略，所以哲學滯留在玄學境地；高層次宗教的境界難尋。由於2. 3. 忽略物種世界，所以影響自然科學的生根。又因人這個標準由聖人認定，所以聖人治之即可，結果法治與民主觀念與制度難以確立。由於4.生命觀、人生觀、愛情觀、宗教信仰、文學藝術都囿限於現實現世的「人的價值」，難覓高遠寬宏與深邃幽細的表現。
中國文化的第二重「中心論」是以「中國中原一元中心──邊陲」的價值觀。
這是可怕的觀點。上列四個向度一律可適用於「中國中心論」上：
1. 以「中國」之所有為思考的始點與終點。
2. 以「中國」的特有為各國各地的標準。
3. 以「中國」的存在為世界存在的縮影。
4. 以「中國」的價值觀為中心，判定天下人間的價值。
如此認定的結果，必然推出以下「定理」：價值之值與「中心」的距離成反比。於是人間的不平有等差是宿命的，合義理的。這是標準的「民族自我中心偏見」（ethnocentrism）；在「中國文化」裡是「常識」。中國乃居天下之中樞；中華民族乃世界上最優秀的民族，中華文化是人間最……，所有的「最」都一國一民族獨佔，其他萬國萬族便是次之又次之而已。可怕的是台灣人裡面中此毐者不在少數。於是台人的胸襟器識眼界，乃至國家認同都深受其害。觀念十分怪異，為害卻十二分清楚。實際上台灣人的精神世界的幽闇面，台灣文化的種種病變，幾乎都與此蠱毐有關。上述台灣文化迄今未能成型為「自主文化體系」，主要原因便是中國「雙重中心論」的「文化傳統」(Culture tradition)的陰魂在作崇。[8]
二、文化界
這裡所謂文化界是泛指讀書人、學界智識份子、政界領導層、意見領袖等。
(一)面對「中國文化」時嚴重的文化自卑症
這是上述二之(二)下的必然產物。李登輝先生身為一國總統，學兼日美之長；面對異邦或國內學界，往往亢而不卑，且隨時顯露博長之學。實際上，以彼學術條件「不諳中國學問」必然也無所罣礙，可是彼還得熱衷理學一番，講兩句頗有禪味的話。號稱本土派最大反對黨的重要領袖，在飽覽「華夏名山大川」之後，偷偷翻查「詩韻集成」，硬湊二三首沾些「毛味」的中國詩詞。大家偷偷學習中式書法，不經意中以此衒耀；高官巨賈拼命蒐集中國古董；苦練一二齣中國國劇，居然以使者身份在上國堂堂上台票戲。在彼方日夜以武力威脅，長期以先進武器瞄準自己的命脈處，封死吾人所有外交出路……在此情勢下，學界、藝文界仍然熱衷於所謂兩岸學術文化交流、技術合作；高倡文化歸文化，政治歸政治。已然是一級神的「台灣媽祖」，數百年來不必「回鍋」，依然威靈顯赫，可是今天卻非去追認湄洲那位三級地方神不可？吾文化界在不瞭解文化原理，不清楚現代國家的意涵下，面對根本也不甚了了的龐然巨物──「中國固有文化」，是全然的震懾臣服。此乃發自心靈深處的文化自卑。奇特的是越是高智分子越自卑。此自卑的醱酵作用是：轉而鄙視本土文化，輕慢本土藝術，視母語為低級，而嚮往蛻化為「高級華人」。然則教師輕忽本土教材，媒體一面倒向「大中國」，這是水到渠成，沛然莫之能禦。
(二)僵化的「神聖記憶」與不破的「本土之蛹」[9]
台灣人歷史意識淡薄，尤其不知從中檢討反省，獲取新生契機與發展智慧。唯近來本土意識蓬勃，於是往往由不及轉為超過現象。於是認定凡是「台灣底」就是優異的，視歷史所有皆是神聖底；不求真解，不予梳理檢視，於是記憶神聖化而成歷史行程的包袱。誠然歷史感中斷，必成為無根飄萍，但抱殘守缺又不能以鑑戒意義而保存，其弊正與忽視歷史相同。如此遂成為永難破繭而出的「本土之蛹」；族群的能量不得釋放，個人生命姿彩也黯然停滯。
(三)惡解時潮，選擇性引進思想觀念。
這是近年來少數留洋學者，「台北文學」幾位「特別的」新女性主義論者，互相支援惡搞的戲法。
自古以來，台灣與中國類似，由於(1)與西洋文化背景差異太大，(2)漢譯界不努力不慎重，結果引進的西方思潮，往往變形變質[10]。然而這還是「可恕的誤失」。不可原諒的是自己身世飄零之感，認同意識流失之痛──於是惡取惡用西方論述，作為「以虛養虛」養份，結果「生產」一些有害生命安頓，阻礙文化健旺的「作品」與「論述」。
例如：新女性主義由歐洲而美洲而亞洲，其全程與波段不予介紹，誇大無情唯性的解放；誤引青年學生走向雜交廣場，高倡身體自主、工作權，服務業等莊嚴光環下，為色情淫業上匾[11]。這些論點必須觸及哲學神學層面，而彼等導引的實際是麻醉年輕人身心，為世間強權服務或作政治鬥爭工具而已。
又如：近年藝文界高倡「後現代」，在美國應該是資本主義個人主義社會中的一種良心反叛，一種救贖（結果卻是載胥及溺），有它必然發展的文化，社會條件在。其最深沉論點的「去中心」「去意義」，在彼邦「去」啥中心，「去」誰的意義，清楚得很。嫁接到台灣，後現代主義本來是可以生產極具時代意識的觀念與行動的。在台灣的「中心」非台灣人自主的「中心」，應去之；在台灣的「意義」，絕非台灣人主體性為基石的「意義」，理當去之。可是部份「在台灣的後現代」所去者是：台灣。他們自己不肯「進入」台灣的中心；自己故意「忽視」台灣的意義，而懷抱十分心虛的虛構中國殿堂之富美的那個中心與意義。這是心靈的墮落與異化。問題是副產品、排泄物傷害台灣年輕世代深而遠！而這些成員，已然不分新舊住民，雜然並存！
三、文教界
(一)教育是台灣的「黑洞」
這是使台灣可能無底沉淪的最大勢力。台灣的教育宗旨是反本土反台灣的，各級學校的教材是無台灣非台灣的。教師教授由反台灣的機構與「師長」塑造出來的，也就「自自然然」反台灣誤台灣而不自知或理直氣壯。台灣的教育改革「自古以來」未曾有過系統性──也就是整體性的改造。所有作為只是政治動作，以滿足新聞性需求而告歸檔。誠然民間教改聲浪高漲，可是資源在反台灣的機構與官員手裡，十九徒喚負負而已。
今天台灣的教育內容與生活與世界脫節，學子無親情社會的「連帶感」；長大後不知何以為人兄姐父母。至於認識生命，追求人生意義等等，唯有放任「自然發展」。台灣教育除了傳授些許求職活命本事之外，完全是失職的。不但如此，還十分「稱職」地造就巨量對社會冷漠、疏離土地人民的「異鄉人」。
(二)大眾媒體成為罪惡淵藪
資本主義社會的大眾媒體是資本家的打手；社會主義國家的媒體乃專政政團意識型態的輸送道。台灣媒體之惡卻兩者兼而有之。主要媒體的掌控者、主管人員十九是反台親中的。彼以「外國人論」迷惑讀者；以「中國人論」威赫百姓；以綿綿不絕的輿論操縱人心。彼除了為政治與經濟強權服務外，還長期持續以二事腐蝕台灣社會人心，那就是渲染色情，力倡病態情慾；另外就是提倡迷信，以科學包裝妖異，美化反理性事物，把台灣社會帶到泛神、巫術、禁忌的初民生活方式。再者就是另有居心地塑造一些文化上「負多於正」的人士為媒體寵兒，甚至成為媒體英雄，成為萬民仿效偶像。凡此，若謂偶然，或純經濟效益考量，誰能全信？吾人理解，大眾媒體正是整體支配勢力最重要的一環，而支配者根本上是反台灣親中國的；「文化」落入反台灣反本土的「教育體系」與「媒體機構」──此時此景，正是當下目前台灣的處境。
四、宗教界
(一)巨大化、世俗化、商業化的怪物
在二十世紀末廿一世紀初，人類開始改變或操控DNA、人造羊、人造人，重組新的生物體……發展至此，傳統宗教基礎是否動搖？近年新興宗教紛紛現身，正是宗教危機的警兆。這是高層次神學問題，台灣的宗教界很「謙虛」不太可能觸及此「杞人憂天」的事物。各宗各派全力以赴的是爭奪發展空間，結果大者恆大，小者匿跡。在這巨大化的過程中，對台島第一重大傷害是，為開闢廣大禪林而破壞丘陵林地生態；造成山形改變，溪川改道，成為生態第一號劊子手。中部某某禪寺，分大小二處；小者七十多甲，大者一百多甲。宗教人士為了「取寵」信眾，不得不徹底世俗化，而採取包裝行銷手法，於是宗教完全商業化矣。
也許這個趨勢，為生存之需要所難免，但宗教剝去神聖性、神秘性、敬畏與謙卑之懷，剩下的是什麼？法師名號，落髮即獲認可；神聖神職，以捐巨款就能得到；有標示一萬元敲一響晨鐘的。「人氣法師」一場法會，宣傳費高五千萬台幣；法師跨下蓮座，結算收入，竟有二億元之數。至於「恆小」的佛寺，紛紛改由另一新興宗教接管，而該教神佛稀少，寬敞大雄寶殿空洞無物，祇聞錄音帶呢喃不休。再看，基督教系統，越來越萎縮，於是最入世的「福音派」神職人員教授，紛紛轉向「靈恩」活動，追求各自的救贖！此一現象和國家最高研究機構，勿論社會科、自然科成員，大量投入氣功研究而陶然忘機。這是一種象徵，呈現這個世代，台灣人精神世界的某種狀態。
(二)教義矮化，成了人民鴉片
世上任何偉大宗教，都擁有崇高的教義，內在性（Immanence）的佛教以慈悲度眾苦難；超越性（Transcendence）的基督教以博愛救贖天下群黎。兩者都深得宗教的精髓──前者追求本心的「重新拾起」（relegere）；後者尋覓與上主「再連結」（religare）[12]。然而台灣的信仰現象，不但民間信仰，就是「名門正教」也大都遠遠捨棄此崇高情操。那就是往往以「行善──福報」為動機動力。這是可怕的矮化窄化。若然，馬克斯指「宗教是人民的鴉片」此語用於台灣「大致是正確」的。[13]
狹隘的「行善──福報」宗教動機觀，隱藏著可怕的心靈毒素：從表面看：在人神之間建立起複雜的期約賄賂機制，已然失去宗教本義；再往深層看；此觀念建立在因果報應（Karma）上。按：人性中自然有一種「生命衝創力」（借用Bergson用語），即求進化，求更好生存空間的本能；面對政治經濟強權予「合理生存空間」的壓迫，人本能地會起來反抗爭鬥。現在「有一種宗教」教示。現在的苦難是必然苦果，不宜抗拒；祇能行善以求後半生或來世的善果。如此，從結構層面看，豈不是肯定政經強權的正當性，而協助彼得以持續為惡嗎？宗教如此行來，那就真正成了鴉片。台灣的信仰實況正是如此。
至於一般民間信仰，始終難脫「泛靈信仰」與「巫術化」的原始民族現象。尤其信仰活動與迷信徹底結合；在日常生活上，時日、數字、方位、筆畫、顏色、婚配、生肖、造墓、建屋都有層層禁忌（taboo）。台灣社會始終處於密密麻麻的禁忌之網中。另一方面，信仰活動領域，又成為政客的佈樁重地，黑道角頭養蓄場所。
另一方面，各種低層次，荒謬十分的新興教派，台灣也不落人後。就宗教文化角度看：台灣正處於「二度宗教狂熱」（Second Religiousness）中[14]。這個「二度宗教狂熱」質地上卻是「無神底」，是反宗教（irreligion）現象。此現象往往出現在一個文化體系或文明將解體崩頹之際。如此想來，豈能不怵目心驚？
五、法律與法治
在漢人社會，具備「正義本質」與「正當程序」的法律觀──即具備正義、公平、平等、慈悲的本質，而又能經正當程序成立並以依法裁判。這種法觀迄未建立；始終停留在「法律工具化」「制法以治民」的層次上。日人治台，在法律上固然未能公平對待台人，但還是「依法行事」「依法裁判」的。五十年間已然奠定基本法治觀於台灣──一種樸素的法治觀：不違法，誰都不怕；犯法難逃制裁。然而，始終停留在人治，故意忽視法治的國府徹底摧毀了台人的法治觀念。結果台人學會的行為模式是：大勢不可抗；浪濤來襲逃之則吉；浪潮過後以「金錢」以「關係」可以擺平一切；金錢可以啟動「政治力」，政治可以左右法律。從此法律無定著，一切隨著權錢移動。今天政經特權橫行，司法系統處於崩毀境地；社會上人情義理消失，親情愛情淪喪就是明證。法律，人間最後一道安全瓣，如今機能盡失。到此，就文化上說，就是「意義消失」的狀態。人間的是非善惡意義，是經數千百年逐漸建立成型的；而以法律為最後堡壘，法律癱瘓，文化上的意義即可能崩頹消失。──就具體事實看：(一)土地分類與使用限制，依「法律」限制極嚴，但產業界巨賈，特殊單位使用則可以「專案辦理」，結東嚴法苛則祇用於囚禁一般百姓而已。(二)居住是民生大要，私人建屋十分困難，一般國民住宅不是太貴就是條件太差無人聞問。但政府對特定族群設有特別優厚辦法給予照顧。(三)工商社會中，大企業需大資本，政府對於特定賺錢行業，或以法規限制，或拿貸款設阻。總之祇能由特定人物財團方能從事。執政黨以政權的方便，擁有並經營全國最大事業；黨產為世界之冠。凡此都是無法或毀法的「成果」。
台灣司法墮落，法治癱瘓，使國人思考、行為模式改變，價值觀混亂而崩頹，這是文化災難之最。
三、結語
文化在生態背景，歷史累積，以及實際生活中形成、成型。文化在人性自然之內，人類以社會這個型態群居生活後，漸漸形成控制與被控制狀態。人在理解文化的原理原則後，知道文化是可以加以掌握的，而文化可以成為控制的工具，這是人類的不幸。
台灣人擁有自己的文化，但一因身上殘存傳統文化中含有諸多有害的文化質素；二因外來統治者以經濟力以政治力，以及西岸入侵的壓力，致使台灣文化始終處於魂弱欲斷，命若游絲狀態。一言以概之，台灣處於雙重文化帝國主義（Cultural Imperialism）控制之下。那就是台灣人心靈深處被「中國中原一元中心一一邊陲觀」的文化帝國主義所禁錮；在流行文化方面，是受資本主義文化帝國主義所宰制。兩者勢力等量齊觀而前者尤其根深蒂固，為害深遠難以掙脫。
就根本而言，中國的問題是中國文化問題。中國因文化的自我中心偏見，使中國自縛自囚，結果台灣受害，亞洲受困。台灣、台灣人是因文化的原因必須與中國分開；又因文化的原因必能與中國分開。據於此，吾人追求的是「以文化立國的台灣」。然則徹底反省台灣之所有，批判台灣文化之毒惡是一切的肇始。以上所提是綱要而己，真正全面整體的批判，有賴各界有識之士，就文化哲學乃至風俗習慣，由規範系統到表現系統一一檢點之剖析批判之，至於如何建構台灣新文化，此乃另一議題。[15]
[1] 見劉向「說苑」「指武篇」；束皙「補亡詩」。
[2] 見「台灣文化概論」李喬著第二章第二節。
[3] 解釋台灣文化主體性（Subjectivity）問題，可參考拙作「台灣主體性的追尋」乙文──1995年師大人文中心主辦第一屆台灣本土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4] 此處指「隋書」所記公元六○五年、六○七年侵台等為例。
[5] 文化內涵形成內而組織井然，然而部類清楚，此即所謂Autonomous Cultural System，後文將論及。
[6] 見「文化人類學詞典」該條目（中國、浙江人民出版社）。
[7] 論證不在本文範圍之內，請參考「台灣文化概論」（李喬著）第二章第五節「漢人文化的批判」。
[8] 「傳統文化」（Traditional Culture）與「文化傳統」（Culture tradition）意義截然不同。後者是整個民族（或族群）的一種習慣性勢力和精神力量；一種集體的潛意識狀態的文化力量。
[9] 「神聖記憶」與「本土之蛹」二詞是借用尤俊明先生序鄧景衡教授「台灣飲食文化系譜」乙文用語。
[10] 關於此現象，筆者以「Second--model」指述之。
[11] 身體自主等涉及哲學、神學層面；彼等引導實際是為世間政經強權服務。
[12] 宗教（religion）來自拉丁文religo。語源有二，一是relegere，一為religare。見國立編譯館項退結編譯「西洋哲學辭典」，宗教條。
[13] 世人引用此語，往往斷章取義。馬克斯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一段經典表述是：宗教裡的苦難既是現實的苦難的表現，又是對這種現實苦難的抗議。宗教是被壓迫生靈的嘆息，是無情世界的感情。馬克斯說的；「宗教是人民的鴉片」由上文推論，並未指「宗教是鴉片」。
[14] Second Religiousness之說見史賓格勒著「西方的沒落」16章。
[15] 拙著「台灣文化概論」第二章第六節有較詳細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