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國家定位教育--- 從教育史談起林玉体

台灣的國家定位教育－從教育史談起

林玉体

從歷史演變的角度來看，在有文字記載的資料裡，居住於台灣的人民所接受的教育，不管是有形的學校教育，或是無形的社會教育及生活教育，長期以來，台灣子弟的心目中因教育措施而產生的理念，皆無台灣是個「國家」的想法。相反的，台灣人民所依附的國家，不是台灣本身，卻是直屬於他國，台灣是別國屬地的一部份或是他國中的一省。四百多年來的文字史所顯示的，台灣在政治上並非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因而在課程及教科書內容上，台灣學童及成人所唸的，就是台灣為荷蘭、西班牙、明鄭、大清、日本、及中國所管轄。把台灣視為一個「國家」，此種意識，只有最近幾年方才較為凸出，能否成為主流，端賴台灣獨立建國者的努力。

美國教育史專家也是全球教育史權威的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院長Lawrence A.Cremin(1925-1993)出版了三大本美國教育史。第一本名為《殖民地經驗》（American Education：The Colonial Experience，1607-1783），描述美國在獨立建國之前，教育隸屬於歐洲尤其是英國的狀況；[1] 第二本即以《國家經驗》（American Education：The National Experience，1783-1876）為標題，說明美國變成一個「獨立國家」之後的教育措施。[2] 藉Cremin著作的劃分法，吾人也可以說，自1624年荷蘭佔領台灣迄今，長達近四百年的台灣教育史，皆屬「殖民地經驗」。不知台灣的教育何時能步入Cremin所述的「國家經驗」期？美國的殖民地經驗不到二百年，台灣的殖民地經驗卻將近四百年。移居於美新大陸的墾殖人士，在十七及十八世紀即早有獨立建國意識，透過教育手段，加速度在1776年革命成功。返觀我台灣，住在寶島的人民就是到了二十世紀行將結束之時，仍然多數渾渾噩噩，只靠一些覺醒人士在為國家的定位奮戰不休。

本文擬就筆者所知的史料，敘述台灣四百年來的教育演變中，台灣國家定位由無到有的坎坷過程。

一、荷蘭化教育

荷蘭於1624年入主台灣南部，1626年西班牙也佔領台灣北部。當時台灣住民有多少，實在難以估計，但由於荷蘭及西班牙遠離台灣，十七世紀早期船運也不會十分發達，因此這兩個歐洲強國到這塊「美麗島」的人數一定少於台灣的住民，但他們挾著歐洲從文藝復興以後的文化改造運動優勢，不只軍事及政治上成為台灣的主人，也在教育及文化尤其宗教上成為台灣人民的宗主國。荷蘭是新教強國，西班牙則屬舊教霸權。不久，西班牙被荷蘭人揮軍北上而遭驅逐。因此台灣有文字可以稽查的史料中，以荷蘭文所說明者為多。台南神學院院長甘維霖（William Combell）所譯為英文的Formosa Under the Dutch。[3] 其中就有下述數點與教育有關，尤其是對台灣人接受殖民意識之灌輸有莫大的影響。

當時歐洲不管是信仰羅馬天主教的舊教，還是歸附馬丁路德或喀爾文宗教改革中的新教，在教義宣揚上，幾乎都以聖經為最高指導方針，而以紀元六世紀時聖本篤（St.Benedict）成立寺院（monasteries）所暢行四方的「教義問答書」（Catechism）為主要教科書。歐洲基督教依蔣夢麟的比喻，是坐大砲到東方來的，不像印度的佛教是乘大象到中國。基督徒以改宗「邪教」為目的，以傳播基督福音為使命。到台灣來的荷蘭人，不少是受社會敬重的牧師（The Reverend簡寫為Rev.），地位之崇高，猶如舊教之恭稱為「聖」（Saint，簡寫為St.）一般。被台灣原住民稱之為「紅毛仔」的這群荷蘭人，雖也稱贊台灣住民之許多優點，如人民辯說能力之強，不下於羅馬大雄辯家Demosthenes。[4] 三十多年的荷蘭人統治，有關文教措施方面，扼要的舉出下述數項：

1.《教義問答書》的內容，清一色是以歐洲人的宗教信仰為本位。至少，台灣人在宗教上納入於整個基督教的神學體系之內，這種「環球觀」，若有消滅「地域主義」的功能，則台灣人的禮拜禱告及默誦的經文完全與歐洲人無異，台灣人自覺為台灣人的這種主體意識將更為模糊，更難指望台灣人的國家意識了。試看下面數句荷蘭牧師在台使用的《教義問答書》的內容，即可知其梗概：

問：誰造天地萬物？　　　　　答：上帝

問：上帝有多少位？　　　　　答：一位

問：上帝法力無邊嗎？　　　　答：是

問：上帝無所不在嗎？　　　　答：是

問：上帝有兒子嗎？　　　　　答：有

問：是誰？　　　　　　　　　答：耶穌基督

問：上帝最先造的人是誰？　　答：亞當及夏娃[5]

2.荷蘭牧師曾經三番兩次經由荷蘭在亞洲的東印度公司向荷蘭本國建議，為了宣揚基督教義，使台灣人民永久接受荷蘭文化及教育的洗禮，希望有系統的且長期的選派台灣子弟到荷蘭作「小留學生」，目的之一，說穿了，就是要台灣人變成道道地地的荷蘭人。當時荷蘭勢力在東方稱雄，為擴張其影響力，此種「小留學生」政策如果成功，則台灣就變成荷蘭在亞洲的堅強據點。台灣人所說的「新港語」即將為荷蘭語文所取代。二十世紀晚期，台灣也有「小留學生」問題。三百多年前，荷蘭部份人士鼓吹此種政策，其理由如下：

A.怕台生一曝十寒，因為入學在校時間不長，回家後仍受傳統觀念及習慣的影響，也受家人同伴的左右，一下子要改變根深蒂固的意識型態，並非輕而易舉。如轉到荷蘭這個全新的國家，較能事半功倍，生活常規也能文明化，不只吃喝衣住之作為而已，還能訓練他們成為服從、有禮、仁慈、和藹。但如在台灣受教，他們只能短時接受文明之陶冶，長期則仍暴露在廣大的土著文化層面上，且遭人恥笑，認為動作言談極為滑稽。

B.訓練成為牧師，不只識字，了解上帝的禱詞、信仰的條文、十誡的訓示就夠，還得過虔敬及誠實的生活，這是心靈的全面改造，非在全新的環境裡不為功。

C.良好的牧師除了學荷蘭語之外，更應研究希臘文、拉丁文、及希伯來文。在台灣能完成此種資格，這是天方夜譚。台生在荷蘭持續八、九年則可能。不中斷學習，如同孵蛋一般，如果母雞翅膀不常覆在蛋上，則蛋將腐朽而不能生出小雞。

D.野樹要插枝成為新林，才能長出上帝所賜的肥甜果實。因此修剪或移栽於較佳的果園中，讓彎枝予以拉直，且防止再度彎曲，因此不用棍棒是不行的。棍棒好比皮尺一般，要裁量得恰到好處；行為不良，就要鞭打。在台，這是行不通的。孩子會跑光，在荷進德修業，研究神學，不打無法成器。

E.即使在台，學生學了正統且良善的教義，但可能仍難忘懷他們祖傳下來的神偶陰影，尤其親人予以鼓舞時。此外，女人之引誘，更不可不防，即使男不找女，女也會勾引男。

F.在荷，無上述之擔心，並且在台若我們冒犯了他們，他們就立即逃學，放棄教義的研究與追求；他們的學習若遇困難，族人又慫恿他們放棄，則我們的努力將付之東流。[6]

可見荷人將台灣人全盤荷化的盤算。

無獨有偶，美殖民地時代尤其是南方的Virginia地區，來自於英國的大地主及貴族也有此議。[7] 不過以當時條件而言，不管提出此議者之用意如何，實際上都是紙上談兵之策。只是此議要是有成，則台灣人的台灣意識以及美國人之美國意識將更難以滋長茁壯。

日本明治維新，使日本躍居世界強國之林；日本人警覺到亞洲是次等地區，作為亞洲人的身份，是一種不光彩的象徵，他們一心一意要「脫亞入歐」。台灣「有幸」被歐洲人統治過，荷蘭人也有計劃的使台灣人「脫亞入歐」，還擬引入當時歐洲最進步的教育思想家Comenius之觀念及教科書來嘉惠我台灣子弟，但台灣人民似乎八字薄，無福消受該項「德政」。

新教在政治、宗教、及文化上的主張，較持地方分權制，也較注重個人意願，分殊性及多元性是新教教義的主軸。也因此新教與舊教絕裂之後，又加上新教教派甚多，歐洲除了宗教信仰上一分為二之外，政治也從「神聖羅馬帝國」的版圖分裂成了許多獨立的國家。舊教屬「統派」，新教則為「獨派」。荷蘭治台時間，所流露出來的「獨派」文教措施，就是來台的牧師多半也尊重台灣本土語言，如主要的教會領袖Rev.Candidius娶台灣婦女為妻，學新港語。要是荷蘭人治台期間久些，台灣的歐化會較深，在「統」「獨」紛爭中，或許「獨」的勢力會後來居上，也可能為統治者所容許，則台灣邁向獨立建國之路，擺脫荷蘭之統治，也將比其後台灣接受異國統治的機會大了許多。前不久本屬葡萄牙屬地的東帝汶，由於葡萄牙數年前宣佈放棄一切海外殖民地而使東帝汶獲有公民自決的條件。但東帝汶人民在印尼率軍入侵後慘遭殺戮，獨派人士死傷不計其人數。幸而在聯合國支援之下，自決投票有78%以上的住民願意獨立建國。台灣如果自十七世紀為荷蘭統治迄今，台灣在荷蘭統治之下，或是荷蘭宣佈放棄台灣主權之後，則台灣就順理成章的成為獨立國家。（日本在1945年放棄台灣主權時，中華民國立即揮軍佔領台灣，反對台灣人自決獨立運動，此種情況與東帝汶之遭遇類似。）

二、儒家化教育

明鄭把荷蘭人趕出台灣，台灣的歐洲化暫時告個段落。雖然代表歐洲文化的基督教教會仍在寶島進行傳教工作，但缺乏政治力的支持，效果已大打折扣。明鄭接受陳永華建議，蓋孔廟「全台首學」於現今的台南；其後也建書院，設義學、社學，民間也有私墊。大清帝國把台灣歸入版圖之後，更以科舉取士來誘導讀書人學優則仕。一般百姓則拜關公馬祖，歌仔戲及布袋戲演的大半是桃園三結義，岳飛精忠報國及諸葛神機妙算等，這些都是以儒家文化為內容。

少數的上層仕紳階級，大受傳統觀念的影響，念的是四書五經、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左傳等中國古代經籍，因為這些是晉身為官的必修科。台灣人屢次參加科舉，中進士、舉人、探花、狀元、榜眼、秀才者有之。儒家思想觀念左右了台灣社會的領袖。書院進行的又是以「五倫」為主軸，強調的是私德關係，對於公德則一向闕如。孔門學說又有極強烈的反智色彩，知識無用論是基調，泛道德主義橫行，又以至聖先賢為崇拜的無上對象。教師及長輩之對待兒童及子弟，以權威為主；讀書識字又以背誦為要，人格尊嚴大受壓抑。不過「正統」觀念倒是大行其道。茲以連雅堂先生為例說明之：

連橫出生時，台灣屬清國管轄，但這位「儒生」，卻心懷漢朔，「義不帝秦」。「故老有言，清人入關時，明之遺臣與約三事，則生降死不降，男降女不降，官降吏不降也。台為延平肇造，又多忠義之後，故抱左衽之痛。我家居此二百數十年矣，自我始祖興位公至我祖、我父，皆遺命以明服歛。堂中畫像，方中寬衣，威儀穆棣；故國之思，悠然遠矣！」[8]

儒家以漢人為中心，非漢人皆屬夷族，甚至是禽獸，非我族類，有時「殺之無妨」，如王陽明之砍殺苗人四萬，岳飛之「笑談渴飲匈奴血」，以及諸葛亮〈出師表〉所言之「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等。這種「我族中心主義」(ethnocentricism)，使中國歷史上的所謂「英雄」，都以「民族」至上凌駕於「人權」第一。漢人之歧視非漢人，斑斑史跡可考，罄竹難書。連橫研究且著述《台灣語典》，指出台語之「清生」就是「畜生」意。「覺羅氏以東胡之族，入主中國，建號曰清，我延平郡王起而逐之，視如犬豕。」[9] 漢人種族自大的框框，桎梏了仕紳的觀念。即令新政府或別王朝較能體諒民情，舊帝王再如何昏庸無能，臣民也得無條件效忠，「忠臣不事二主」。此種「愚忠」情懷，是中國讀書人的抱員，也是台灣知識份子的寫照。漢人吳沙率軍民到喀瑪蘭開墾，屠殺不少台灣原住民，此種行徑與王陽明同出一徹。

以儒家為主流的中國文化，散播在台灣的結果，民間信仰、觀念、及習俗，都是中國的翻版。男主外，女主內，婦女之「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之三「從」，更使女性被踐踏得不遺餘地。而貞潔牌坊之設，纏足之流風，更加深了奴役性格之塑造。男人以「忠君尊孔」及敬長孝親為崇尚，反抗之精神因之消失。忠孝節義故事深入台灣男女的心坎，街頭巷尾流行的「勸世歌」，隨時可以聽聞。清朝厲行長瓣，台灣人也乖乖就範，批判精神及懷疑態度盡失。加上長期以中國文詞詩曲為典範之文化，主宰了台灣人民的心靈；在台灣百姓的心目中，儒家文化既悠久且優秀，即令在政治上無法認同「異族」之統治，但在長達212年之大清帝國的濡化後，台灣連一些自認有骨氣的讀書人，只在口裡不作清官，但卻偷偷的到福建參加大清帝國所舉辦的科舉，希謀求一官半職，連橫就是其中之一。這種「變節」之事，因他名落孫山而未顯露出來。

但是在儒家化的同時，由於生活環境之所逼，移民性格之剛烈，台灣人之抵抗活動卻層出不窮。官逼民反，乃勢所必然。中國沿海地區民不潦生，政治黑暗，盜賊橫行，土地貧瘠，儒家文化又不以國計民生為主要興趣，利用大自然以為民用之觀念大受忽視，因此唐山客冒險犯難度過「黑水溝」，而抵台者日多，他們來此開闢新天地。不意大清帝國派來台灣這塊「蕃地」的治理者，幾乎都是貪官污吏，以壓榨為能事，只要盡量搜括，任期一到就可安回他們的祖國。他們根本心不在此，「台灣雖好，但非長居久住之地。」「過客心態」是多數清國在台官吏的普遍象徵。台灣居民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抗議及起義事件多得不勝枚舉。「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亂」，是清國官吏治理台灣的痛若經驗。「台灣本非我故土」，這是雍正皇帝公開的聲明，清末李鴻章更說台灣是「男無情，女無義，鳥不語，花不香」的倭寇出沒地帶。但即令在「祖國」自顧不暇且願切斷臍帶不理不睬台灣處境時，台灣「永久割讓給日本」而台灣官民卻奮勇成立亞洲第一個民主國之際，「台灣民主國」之國號竟然是「永清」。儒家文化給台灣人民的「懷鄉」心裡，又得了個明證。台灣人也跳不出這個「正統」的網羅，誤認中國才是故鄉。不少台灣人住在台灣已經很久了，「余，台灣人也！」連橫此種說法，才是台灣人的真正心聲；「台灣人非清國人」，或「台灣人非中國人」，論調雖還未出現，但以「台灣」為一個獨立的「民主國」，卻正式成立。只是這個「台灣民主國」之立國是曇花一現，因此也無法透過教育來教導台灣子弟為「台灣」這個國家去打拼。

三、皇民化的教育

台灣正式學校的開始，始於日本殖民台灣之時。1895年日本根據與大清帝國訂的馬關條約，合法永遠佔領台灣，「台灣民主國」也旋踵消失。總統唐景崧與鄭成功一般，心不在台灣；有總統寶座，他就留在台灣；當日軍攻台，台灣處境岌岌可危之時，國家元首竟然帶著妻妾家小細軟，駕船從滬尾轉航到他的「祖國」，揚長而去。

「脫亞入歐」的日本，在文化教育上採用西洋措施，不只在日本進行現代化的文教，也在台灣推動普及教育。教育主旨要求台灣子弟變成皇民化的一員。日本在台五十年的教育之結果，台灣學生說日語的流暢、發音之標準、日文寫作之水準，都不下於日本內地生或日本在台學生；「國語運動」、「國語家庭」、及「國語學校」雷厲展開於台灣各地。本來台灣在大清帝國時代所設的書院、社學、義學、私塾等，逐步且系統的予以廢除，台灣子女（日本頗重視女子教育）入「公學校」就學率之高，已與先進國家相差無幾，更遠非中國可以比擬。除了語文一科內容強調日本國家意識之外，另如修身、歷史、地理等科，也皆以日本的立場來編寫。此外，台灣人民穿木屐、著和服、住榻榻米房子、喝日本（味噌）湯料、唱日本歌、打野球（日本學生風靡的球類，即棒球）、了解日本國家英雄、看日本小說、旅遊日本各地、認識日本法律，甚至到日本國留學，聆聽收音機廣播日本在國際上的地位及軍威之遠播，看日本報紙知悉日本風土人情以及茶道、武士道、藝妓等日本人之休閒方式，也漸漸的為台灣人所接受。上學日天天向太陽旗及日本天皇行最敬禮，日本又強調軍國民式的教育作風，仿斯巴達式的威權管理，台灣的教育在日本治理之下不出數年，已是十足的日本式教育了。台灣學生本來學的漢文，也非用北京語發音，是以台語來背漢文的，現在則改學日語，雖也有不少漢字，但清一色是以日語發音。台灣子弟早已不會說中國話了，交談寫作都以日語文為工具。李登輝及彭明敏等人之日文造詣頗深，功力火候也十足；相形之下，漢文顯然較為遜色。

凡是殖民地教育，都對殖民地子女之教育有明顯的歧視。原先的隔離及分別設校措施，在1922年之後採日台共學制度。但台灣學生在國民學校之外，就少有升學管道，少數精選的學生，也只能上農、醫、或師範學校而已，不可選讀文科、法科，尤其是政治科。這與儒家傳統之「反智」是一體之兩面，也是愚民技倆的一部份。而灌輸皇民思想，正是台灣學生所唸教科書的主要用意。日本皇民化教育的結果，台灣人就心傾日本而無漢人意識了。辜顯榮說，1895年以前，他效忠大清；之後，他效忠日本天皇。1911年台灣人自己組成斷髮運動，會長於大會演說中說：

守法之公民必須認清，在明治維新後，全日本人包括天皇本人，都已斷了他們的長髮；我們台灣人在明代有長髮，清代還留有長瓣。但現在台灣已是日本之一部份，理應守日本之法。[10]

教科書裡描述日本天皇如何關照台灣臣民，校方規定每次提到日本天皇，要用最虔敬的語言，臉容姿勢要肅穆。在「國語」一科中不只讓台生習日語，還培養台生的日人思考方式、情感、及精神。國家主義及軍國民精神，二者合一。日語是日本民族的財富，也是日本人民的心理食糧，過去神話及戰爭英雄的崇拜，以及當代軍人言行的仰慕，都是教科書取材的內容，目的並不是要台灣人直接變成日本人，但只要想法如日本人，是道道地地的日本臣民，對天皇忠心耿耿，就已足夠，絕不可妄念取得與日本人相同平等的地位，台灣人是次等百姓，如此而已。[11] 為了不要讓台灣學生再作「清國奴」，所以日本政府嚴厲執行「斷髮」及「放足」規定。有趣的是，台灣人民內心的痛苦掙札及反抗，倒可作為研究教育史者一種非常良好的教訓。

在要剃髮當兒，我們一家都哭了。跪在祖先神位前痛哭流涕，懺悔子孫不肖，未能盡節，令日剃頭受日本教育，權作日本國民，但願將來逐出了日本鬼子，再留髮以報祖宗之靈。跪拜後，仍跪著候剪。母親不忍下手，還是父親比較勇敢，橫著心腸，咬牙切齒，抓起我的瓣子，使勁地付之弁洲一剪，我感覺腦袋一輕，知道頭髮已離頭，哇地一聲哭了，如喪考妣地哭得很慘，父親好像殺了人，茫然自失，揮淚走出外面。[12]

台灣人的自我意識表現在日治時代而生的抗爭，好多次都是傷亡慘重的武裝革命，流血的悲劇令人痛心疾首。不過第一宗不幸，卻發生在日本人擬向台人推展日式教育的時候，這就是有名的「六先生事件」。1895年日本佔領台灣開始，即對文教發生興趣，負責的首長是伊澤修二，這位受過美式教育的日本教育家，在台北府城近郊的芝山巖辦個「國語傳習所」，聘請多位日本教師來教導台灣學生說「國語」（日語），但在地返國述職時，芝山巖附近的台灣人竟然糾集鄉民打死了日本教師六名。離今一百多年前的台灣同胞，不分青紅皂白，認定凡是日本份子皆該殺，就是教師也無可逃。對異國不滿而向手無寸鐵的教育工作者下手，這種對象的選擇，的確頗為不智。

1918年一次大戰接近尾聲之際，美國總統Woodrow Wilson發表「自決宣言」（Declaration of Self-Determination），對於台灣人的自決意識有莫大的鼓舞作用。但由於台灣人民數十次的向日本人作體制外的激烈抗爭而無法得逞，因此乃改以體制內的改革來代替無謂的犧牲。除了議會請願運動，台灣文化協會的成立，以及留日學生向日本國會及學界領袖請求支援外，另也在台灣人的報紙上發表台灣人立場的教育要求。這種手段是溫和的，漸進的。台灣人受過較高教育的人士，還不敢公然的與日本政府作正面的衝突，達爾文的《演化論》仍是學術界的圭臬，試看下述的社論：

向來台灣的教育政策有兩面，即對內地人採用積極的教育，而對台灣人實行消極的教育。如內地人兒童就學率，自早就已達到百分之九十八，而台灣人兒童仍自十年來停止於百分之二十八九。至於中等以上的學校，都是內地人占多數，這是統計上的鐵證，可免多辯的。故台灣同胞若不趕快起來矯正此跛行的教育政策，那就有待百年，恐也沒有教育普及的一日。教育如不普及，雖然欲求徹底的自治，實是很不容易的事。所以我們在此要求自治極熱的聲中，鄭重地提出教育普及問題，請大家考究促進方策，自信這是極有意義的一提議了。（《台灣新民報》第327號，昭和五年八月二十三日）。[13]

軍事的武裝抗暴，使台灣人死傷無數；如今只走教育改革的路線，且甘願接受日本向台灣子弟進行皇民化教育措施。

四、中國黨化教育vs台灣化的教育

1945年二次大戰結束，台灣人民的命運擺脫了日本之牢籠之後，竟然又落入另一個囚房，而後者之兇殘與囚禁台人時間之久，比前者有過之而無不及。在教育文化上，「中國化」來取代「日本化」，正是中國國民黨政權接收台灣主權後迫不及待的教育政策。「民族精神教育」、「三民主義教育宗旨」、「反共抗戰基本國策」、「保密防諜」的措施，「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在高中以上成立，而各級學校學生都是「中國童子軍」的一員，連幼兒園的小朋友也不放過──作個「三民主義的少年兵」。學校禁說台語及日語，日文不准使用，一律用「國語」及「國文」作為教學媒體，違者受嚴厲處分。整個台灣社會充斥著反日氣氛，日本貨及日本影片完全受到扺制。而具有台灣意識者，務必洗刷淨盡，否則輕者外島終生監禁，重者立即槍斃。教科書洋溢著中國文化的歌頌與贊美，黨國領袖更受到激情式的崇拜，教育工作人員尤其是主管，幾乎由中國人包辦，台灣人休想問津；一些「半山仔」也受重用，因為他們雖生為台灣人，但卻不認同台灣，連雅堂雖然口口聲聲說「余台灣人也」，但到過中國之後，也深受儒家文化的「醬缸」所污染，馬上接了一句「余，中國人也！」這種話聽在當時中國國民黨處在存亡危急之秋極待台灣人依附的當兒，真是心花怒放，立即為國民政府所公開表揚，與梁啟超併列；而他的後代連震東及連戰，都位居中國國民黨的要津；[14] 無此表態而稍有台灣意識如林獻堂者，只好客死他鄉，無法歸骨故里了。而「台灣獨立」的異議份子，更是受盡凌虐迫害，他們的遭遇是一部慘不忍睹的血淚史。

中國國民黨在台灣的教育，是既「反台灣」也「反教育」。文化工作者陳永興醫師在1980年於台北的一場演說中道出此句名言，正是一針見血的讜論。在中國國民黨指揮控制而由「國立編譯館」統一編寫的教科書中，「台灣」與「中國」所佔的比例，百不得其一，而偶一提到台灣，不是予以醜化，就一定作「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份」來詮釋。利用各種媒體，宣揚中國文化的博大精深，台灣文化則貧瘠如沙漠，不值一談；說台語或母語者皆屬下流無知之輩，講「國語」者皆是彬彬之士及高貴階級。異議份子絕不能予以容情。校園整肅，禁書目錄、雜誌期刊沒收焚燬，壓抑技倆不一而足。

日本以殖民政策來統治台灣，中國國民黨則以恐怖來威服台灣人的反抗。日本是亞洲國家第一個有殖民地者，日本國為了面子，也知悉歐美國家正瞪大眼睛看日本是否用較文明的方式來實施台灣的文教政策；事實證明，日本除了普及教育，且准許台生赴日深造外，日本本身是個法治國，台日兩地治安良好，文教發達，台灣的學術精英為數眾多，在各行各業，皆有突出表現；但中國的現代化因軍閥內亂，又與日本作八年的殊死戰，因此文教及政經措施，還是極為落後。軍事佔領台灣後，各種倒行逆施，使本來台灣居民歡天喜地，張燈結彩的歡迎心情跌入谷底，期望高失望深，不到兩年即發生全島性的二二八事變慘案，幾乎全部的台灣文教界人才都葬身於此。此種災難，是台灣莫可補救的損失；事隔兩年，台北的兩所高等學府──台灣大學及師範學院──又爆發出四六事件，被捕的學生數百，被「諜斃」者有之，失蹤者有之，監禁、或無罪也坐牢，或遭開除學籍者有之。[15] 而自1947年到1987年長達四十年的戒嚴，更使自由思考及知識研究活動陷入絕境，學術生機受盡摧殘。台灣的人民，心目中無台灣，只有中國；店面招牌，「中國」到處可見，舉目四望，只見中國，不見台灣。而厲行封閉、僵化、教條、及八股的教學，正與知識教育相違反；更由於教育政策的錯誤，恨匪、仇匪，以及禁說台語活動，又以不實教材來欺騙下一代，使學生受盡委曲與仇恨，這也與道德教育相衝突。中國國民黨治理下的「台灣教育」，是「既反台灣也反教育」，這一語的確道破了實情。

但光明終能戰勝黑暗，邪惡敵不過正義。在台灣的「中國人意識」漸消，而「台灣人意識」漸漲。這當中，兩種極端對立的意識在台灣人心中痛苦的掙札，相信這種折磨，是台灣住民四百多年來，都可能出現的一種活生生的體驗。以現在在台二三十歲以上的人而言，所接受的「中國國民黨」之黨化教育，簡直就是欺騙無判斷力的學子；俟日後稍知真相後，必造成心理上的鉅烈衝突。下述引一大段生動的剖白，雖文字較多，但字字血淚，是我台灣真要實施「台灣化」教育時的一種實質挑戰：

一直到年歲很大的時候，我們才有偶然的機會得知，原來前塵往事，都是被欺瞞矇蔽的記錄。經過痛苦的思索，才發現自己曾有意無意的充當統治者的幫兇。我有一個大學同學，她讀北一女中的時候，有一天放學回家，背著書包端立父親身旁，向父親要錢，說她要加入國民黨，要繳黨費。父親問，為什麼要入黨。她說愛國的人當然要入黨。父親不准，說我是公務員，入黨是不得已的，妳好好一個人，入什麼黨。她眼睛泛著淚光，想必頭上也有聖潔的光環浮現，她略略激動的說，只有國民黨才能救中國，她想愛國，她要加入國民黨。父親一聽大怒，堅持不准。我的同學哭哭啼啼回房，第二天，向朋友借了一百元，背著父親，偷偷跑去加入國民黨。

我自己讀北一女中的時候，也曾經看見同班同學下課後，三三兩兩在走廊吱喳喳討論報考調查局、情報局的種種事宜。她們一臉肅穆，以為將來可以像電視上的長江一號、長江二號那樣，神出鬼沒，深入敵境，為未來反攻大陸的聖戰，貢獻所學；至少至少，也可以像００七情報員那樣，飛天穿地，五湖四海，以一人身手，從萬惡共匪手中拯救自由世界於不墜。

這又怎麼說呢。從上小學開始，我很快就學會用不太流利的北京話和父親頂嘴。我看不慣他們愛講日本話，愛聽日本歌，愛看日本電影。為什麼他們講到蔣總統的時候，每次都要用輕蔑的語氣，繼之以不屑的表情。為什麼他們不能了解蔣總統的偉大，蔣總統不僅是民族救星，也是人類救星。我常常引用學校教的那一套堂皇壯麗的愛國八股，諸如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一年準備、兩年反攻等說詞，因之常常和父親辯得不歡而散。小學中年級的時候，我曾幾次因為和父親爭辯，以致夜裡躲在棉被哭泣，質問上蒼為何讓我出生於如此一個漢奸家庭。就是因為有像父親這樣的漢奸，中國才會衰落，大陸才會淪陷。我一邊飲泣，一邊想以後為了偉大的大中國必須大義滅親的痛苦抉擇……。我自小成績優異，還常代表學校赴外地參加國語文競賽，寫一些忠孝仁愛、反攻必勝復國必成的東西，抱著各式各樣的冠軍獎狀獎盃回來，很驕傲的上臺接受嘉勉。那時候，父親看在眼裡，又是什麼心情？他是不是痛心混雜著不知所措，為什麼他最鍾愛的女兒，會被教成這種樣子？[16]

為什麼我們最鍾愛的同胞，「全被教成這種樣子？」教育是一把利器，可以發揚人性之光輝，但同樣也可以使人的醜惡面淋漓盡致的表現出來。只有誠實的教育，才不會趕學生入火坑，或發生滅門的慘案。台灣化的教育，植基於此。台灣人的教育，從歷史來看，竟然要繞了世界一大圈，才找到自我；從歐洲的荷蘭及西班牙，返回東方的大清，不久又在轉向日本後，掉頭又迎向中國，這些都非台灣教育的主體性。[17] 萬事莫如建國急，台灣當前的教育，也應以台灣教育的台灣化為優先。台灣學生應該當家作主，不應再是別國的臣民了！

[1] Lawrence A Cremin, American Education, The Colonial Experience,1607-1783. N.Y.; Harper Torchbooks, 1970.

[2] Lawrence A Cremin, American Education, The National Experience,1783-1876.N.Y.; Harper Torchbooks.1982.

[3] Rev. W. A. Cambell, Formosa Under the Dutch. Taipei: Cheng-Wen, 1967.

[4] Ibid, 45,「教台人一週，勝過教印地安人兩週」ibid,89,台人較精於記憶及領會。

[5] Ibid, 336-379, 該Catechism為Rev. R. Junius所編, Mr. Hans Olhoff譯為台語。

[7] Cremin, op cit,1970.台、美兩地學生回荷蘭英國接受教育，持反對者的理由，大扺相同。旅途長且危險，花費也驚人；不只家庭受累，整個殖民地也受損。其次，遠離家門，無法接受親朋好友的管教，將他們置身於有敵意的大都會青少年群中，變成「害羞的陌生客」（Bashful Strangers），若學會了都市繁華的習性，則返回殖民地時就把浪費奢侈的惡俗帶到純樸的家鄉來。

[8] 連橫，《雅言》，一六六，77.台灣省文獻會，1992。

[10] E. Patricia Tsurumi, Japanese Colonial Education in Taiwan, 1895-1945.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291, footnote.

[12] 吳文星，「日據時期台灣的放足斷髮運動」，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乙種之16, 1986, 99。

[13] 吳密察，吳瑞雲編譯，《台灣民報社論》，台北板橋，稻鄉出版社，1992,815-816。

[14] 林玉体，〈「余，台灣人也」─論連雅堂先生之鄉土認同〉，師大學報：人文與社會科學類，1997, 1-12。

[15] 師大「四六事件」研究報告，1997，未出版。

[16] 胡慧玲，《我喜歡這樣想你》，台北玉山社，1995, 201-203。

[17] 林玉体，《台灣教育與國家定位》，台北師大書苑，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