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文化困境與國民意識建構之芻議
莊萬壽
台灣師大教授
前 言
1996年春，台灣人民直選總統，在中國文攻武嚇下，選出體制內的改革者李登輝總統，而非民主運動的先驅彭明敏教授，但從此台灣的國家定位總算與中國互不隸屬。次年，縣長選舉，在野人士獲得了大多數重要縣市的席次，看似民主前程大好，大有取而代之之勢，然這主要是要歸諸國民黨內訌使然。1998年底，台灣人多少有良心的淚眼，看著阿扁的落選，一切又回到只能站邊緣的原點。如今，在新世紀大選的前夕，又重遭震災，台灣社會依舊蒙昧混沌，是台灣人的性格？宿命？且先作一個小的歷史回顧：
大清王朝統治台灣，最早遇到大規模的武裝反抗是漳州人朱一貴於1721年起事，幾乎推翻清朝在台的統治。當時畬族的漳浦人藍鼎元隨任南澳總兵的族兄藍廷珍帶兵渡台鎮壓。在台一年多，他寫不少見聞與治台意見。
藍鼎元所看到早期的台灣平民的個性是：
1. 愛好面子、重視穿著。「家無斗米，服值千緡」[1]。
2. 「賭風最盛，兵民皆然」[2]。
3. 統治者用權術示人以小恩小利，即榮耀投靠，為統治者腹心。[3]
當時距鄭氏東寧王國之亡（1683）才三十多年，鄭氏以來，先後的移民者居住台灣都不很久，政權更迭，民變頻仍，命如薤露，朝不知夕，不安全感的生命，自己不能保有的身體。今天要插朱一貴的旗幟，明日要插「大清良民」的旗子[4]，今日要討這個主子的歡心，明天要討另一個頭家的垂憐，統治者誘以小利，即賣身投靠。時間過了二百七十多年，台灣人居然還繼承了這樣的性格，這當然是長期被殖民統治所麻醉的一貫奴隸心態。畢竟時間悠遠，社會結構有所差異，然而何以致之，主要是五十年來，高壓下的大中國式文化教育，使台灣的國家主體性無所凝聚使然，今日雖然解嚴多年，言論看似自由，但台灣無形的文化規範是被訂定的，價值體系是被操縱的，且分論於下，知與無知、覺與不覺的台灣人民都正陷入這種困境之中。
一、文化情結的困境
台灣人口最多的鶴佬、客家人，皆來自對岸的福建、廣東。今日，一般知識的人都能清楚的指出這主要是指父系的移民，母系則多為在地南島語的平埔族人，所謂「有唐山公，無唐山媽」，然而在父系社會、優勢文化的雙重因素，混血的台灣人都是認同鶴佬、客家，他們的原鄉是在唐山，特別是代表血緣傳承的姓氏亦都是來自唐山的漢姓漢名。當然在1758年（大清乾隆23年）後，平埔族被改漢姓的運動，使許多「熟番」的「番仔名」改作漢姓名[5]，他們和他們的子孫，不想去也不會去知道他們原始的「污名」，到了1895年日本人來到，顯然他們的姓名不同、語言迥異，而漢字假名夾雜的文字，也不是鶴佬、客家士紳階級所認識的。「祖國」文化的情結油然而生。
在衣飾、烹調方式以及最重要的生活禮俗、神祇信仰無不來自唐山原鄉。當對岸的滿族的「大清帝國」換成漢語族的「中華民國」之後，1945年，中華民國趁日本被美國打敗而自稱「光復台灣」「台灣回到祖國的懷抱」，儘管以江浙人為主的國民黨統治者，他們的吳語或北京官話與台灣話（鶴佬）、客家不通，但是用筆談是可以通的。第二年「國語推行委員會」成立，台灣一句新的語言「我們都是中國人」便開始雷厲風行起來，台灣人從此被灌輸偉大的中國文化的虛無概念。
本來「中國」就是一個排他而自大的詞彙，是有知慧的文明人所住的地方，有衣冠禮儀仁義孝悌[6]。在國民黨政府初領台時代，即強調歷史悠久，黃帝堯舜以來，有五千年歷史；山川壯麗，有一千一百萬平方公里土地。以及物產豐富，人口四億七千萬人。相較之下，台灣何其渺小，剛經過日本殖民地時代，台灣人破碎的心靈，在祖國文化下自慚形穢。半世紀下來人民雖漸漸認識到現代中國，並非一個有文化的國家，然而在東方古代的文明，漢籍所蘊藏的哲學、文學、歷史等文獻，確實佔有最重要的地位。在主體文化尚未建構的台灣，繼續成為國民黨統治者、官方、教育及文史學界的政治圖騰。
台灣要做為一個獨立的有主體性之文化，則必須擺脫於附屬於中國文化的思維模式，並且要走出自賤於大陸中原文化的陰影。
中國漢文化是台灣母文化的重要組之一，這主要是指南方的閩越族文化，它直紹先秦兩漢，因為閩越人被古中原華夏人所征服、同化。與滲有阿爾泰騎馬民族的北方文化距離甚遠。古代中原文化，猶古希臘羅馬文化一樣向四方放射，發展較慢的西歐，絕不會有母文化的情結，而日本之與中國一樣，日本人並沒有母文化的祖國情結。
就事實而論，鶴佬話（閩南語）、客家話是漢藏語系中的漢語族中七種語言之二種[7]，諸漢語之單語、複詞、詞序、語法，皆頗相近。二千多年來，漢字系統與漢字文化歷史所形成的詞彙、成語，除非台灣語文政策，捨漢語而就印歐語系，否則不能擺脫漢字及其背後的文化結構，台灣母語系統（原住民語除外）文字化尚未完成，但都沒有影響漢文化對閩、客母語的影響，然而即使非漢語族的泛阿爾泰語系的朝鮮與日本，他們長期借用漢字，不可避免將漢字文化，包括儒教文化吸吮成為朝、日文化的一部分。
所以台灣不是要擺脫漢字、漢文化而是把台灣自己的漢文化獨立於中國之外，切斷大陸中國的文化情結，使之重新與南島、日、美等文化融合成一現代的台灣新文化[8]。
這種融合已長期在醞釀著，然而大半的人民恐怕還是受困於中國的文化情結之。文化權、教育權仍不在人民手中，特別台灣人的文史人才偏枯，各級學校人史教師大多守舊的大中國思維者，如何跳脫文化的困境是最艱難最長期的大工程。
二、媒體文化的困境
大眾傳播是社會的耳目與聲音，也是統治者的化粧師與牧民的利器。中國國民黨入主台灣即接收報社與廣播，228後全面更嚴加控制，一則宣揚政令，二則推廣「國語文」，1961年開始有電視，前後三台分別由政、黨、軍三方掌握。1971年國民黨政府退出聯合國後，反對運動躍起，民主呼聲高升，有影像的三台成為醜化打壓民主運動的第一線的工具，到1992年刑法100條刪除之後，大眾媒體才放鬆對民主運動的直接打壓。1993年8月國民黨內蔣氏舊屬第二代為主的反李登輝人士另組新黨，才完全改變了媒體由黨中央一元指揮的結構。
原來，國民黨是由蔣氏父子經由軍情治單位與中央黨部第四組（後為文化工作會）來遙控媒體，重要媒體多由黨政高官、將官或其子弟執其要津，而且媒體語言幾乎清一色為北京官話，使得在地台灣人，即使是黨內高階的台灣人能進傳媒的更是鳳毛麟角。亦即大部分的重要媒體，包括新聞及相關影藝界，多由舊勢力、保守派的新住民族群掌握整個結構的上下階層。過去他們為鞏固蔣家政權而反對民主運動，醜化民主人士習以為常，而視為當然。我們回顧兩大報的成長，都是在白色恐怖時代蔣氏父子的扶持與保護下而逐漸壟斷平面媒體的，兩位出身黨軍的江浙人士，在民主抗爭激烈的蔣經國時代，終於登上了權力核心的中常委寶座[9]。
當李登輝主導中樞，他們開始反李，新黨成立，隨新黨而搖身一變為悍衛民主言論、新聞自由的鬥士，反對李登輝及其黨中央，到了凍省時，全面擁宋打李，自然對付台灣人的民進黨或其他獨派，始終的一秒鐘也絲毫不會軟手的。
在解嚴、開放報禁廣播之後，媒體因經濟轉型、服務業起飛，而獲得利潤。也因影藝事業與流行文化的勃發而主導風潮，影響價值，而且選舉頻繁，政黨競爭，擴大對政治、民間的影響，特別是台灣的民主化、本土化，包括李登輝在黨中央的改革、權力的重組[10]。以及本土政黨逐漸在地方縣市的斬獲，使得已脫或未脫黨的蔣家舊僚屬，失去了繼續可以壟斷的政治舞台，而感受到挫折與色機。因此，與他們休戚與共的強勢媒體，遂成為絕地反攻的重要據點。
當國民黨政府的威權體制消失，陳年百病畢露，黨綱紀律廢弛，正是大眾媒體可以鼓其如簧之舌的時刻，強勢媒體包括兩大報，及以TVBS為主的有線電視，儼然成為正義的化身，左打民進黨，右批李登輝而為所謂超黨派者或第三黨預留開闊的空間，電子媒體又與網路結合，進入每個家庭客廳、書房，尤其Call in節目與民調，已充分的干涉政局、操縱政策，媒體已經不是第四權而已，而是與整個公權力，包括行政、司法、立法權分庭抗禮的第二權，媒體挾民意以宰制大官，挾大官以奪取名利，一名電視主播對於官員民代可以呼之即來，揮之即去，而嚴重是它善用許多詭辯謀略，誘導群眾。或聲東擊西、避重就輕、或指鹿為馬、積非成是，茲舉其犖犖大者：
1. 灌輸維持現狀的價值觀
強勢媒體強烈的塑造以維持中華民國現狀，走向中國統一的未來為主流價值。凡是政經文教甚至影藝娛樂新聞皆以此為唯一標準。在台灣與中國兩個實存的主體性國家之間，採取模糊的一國論，所有言論尺度，寧可大大的傾於中國，而不得稍偏台灣[11]。他們不斷的利用戒嚴時代持續下來的知名學者如許倬雲、呂亞力、吳大猷、江炳倫來建構大中國思維的模式[12]，也用言行前衛的時尚專家，如周玉蔻、陳文茜等來顛覆台灣本土化思維的傳統。台灣的強勢媒體，儼然取代了理性、正義、教育、學術而成為台灣文化，及其價值觀的締造者與詮釋者。
2. 李登輝時代不如兩蔣時代
李登輝是黑金政治，兩蔣時代沒有黑金；李登輝打小白球，兩蔣沒有，結論是：李登輝是貴族，蔣經國是平民。李登輝時代不如兩蔣時代。1998年初蔣緀國逝世十年，在一場口述歷史，馬英九說「他得了滿分」，李煥認為他「非常民主。」按今天台灣從兩蔣時代的獨裁統治、白色恐怖走了出來，李雖須為黑金負責，但今天絕對比過去要民主自由與幸福。然而我們媒體，包括三台兩報顛是倒非，無非是改變台灣人民的歷史記憶，特別是為兩蔣時期作威作福的朝臣、王孫，重獲權柄，給予貼金，給予合法化。
3. 敵視台灣獨立、毒化「獨立」一語為毒害與不安的代詞
獨立的意涵是人類進步的動力，人類幸福的基礎，人類從孩提到年老無時不地要學習獨立。我要獨立，你要獨立，家庭、企業、團體、國家都要獨立。全世界近二百個國他們最偉大的日子──國慶日，幾乎都是獨立紀念日，而許多國家的獨立更是艱苦卓絕的用生命鮮血來締造的，如最強大的美國及最近的東帝汶即是。而不論台灣人民、或官方的「中華民國」其實本就獨立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外，並非在敵國統治下要爭取獨立。可是我們的強勢媒體，迄今猶強烈敵視台灣獨立，從未讓獨立派的理論與實際，可以暢所欲言在媒體有系統的披露，甚至長期醜化「獨立」一詞。看同樣使用漢字的韓國，從漢城的獨立門，至天安的「獨立紀念碑」「紀念館」獨立一詞都是高聳的掛在天際。我們的媒體毒化了「獨立」，將崇高的「獨立」醜化為見不得人的「顯微鏡下的台毒（獨）」，（蔡鐘雄先生名著）。獨就毒藥，而且「中共就要打來」社會就會不安定[13]。因此平面媒體就三不五時以一版首條來闡揚台獨的毒害，用中國的攻台來恫嚇台灣人民[14]。
「獨立」是普世的理想，但「台灣獨立」就被叫成了「台毒」台灣就會喪命。就一如太陽被叫作「天上的飛翔者」，那麼太陽就會被作為一支可以射人的箭了[15]。顯然，親中國的媒體將「台獨」毒化，產生社會化的功能，部分影響到連獨立運動者的政治活動陷於不敢公然高喊獨立的窘境。
4. 引導台灣人掉入「兩岸」或「大中華圈」的思維陷阱
政治人物發明「兩岸」以代「兩國」也許有不得不接受的苦衷，媒體繼之又發明「兩岸三地」將台灣香港化，這正是中國的願望，台灣強勢媒體怕台灣逐漸走離中國，處處用「兩岸」之間的關係把台灣牢套。他們稱對岸為「大陸」卻不願自稱「台灣」電視始終自稱為「本省」表示台灣只是一省，這是中國喜歡聽的，如果不願稱「全國」至少也「全台」，而行政院大陸委員會[16] 亦不斷與媒體、學界合辦許多所謂「兩岸」的交流，彷彿是國內的活動。而媒體除繼續美化中國江山勝蹟、經濟進步、腹地廣大，必須三通之外，更積極宣揚「中國人」「中國人共同文化」概念的節目版面、學術會、展覽會[17]。最好讓台灣對外關係僅止於與「大陸」交流。不然，另外另設一虛幻的「大中華政經文化圈」讓台灣去走，不斷的附合中國所鼓吹大中華或華人的整體概念。企圖以「大中華」來取代台灣的國際關係[18]。
5. 推捧新住民，為王孫公子的化粧師
戰前台灣的經濟、教育、文化水準遠非中國諸省可比，戰後初年國民黨政府來台的黨政人員與數十萬軍人，除極少高官、知識分子與若干中等程度的所謂公教人員外，絕大多數軍人識字率都甚低。然而在地的台灣人不僅完全失去了政經的權力，也失去了尊嚴與形象。六十年代後有電視，台灣人就是赤腳卑微、吃檳榔、啃甘庶的，在諸媒體出現的有地位、有學問、有氣質能說話（「國語」）的都是外來的族群。九十年代是有了改變，但新住民的形象仍是精美的包裝[19]，而九成的鶴、客人必須分擔更多的黑金之重責。事實大黑道，除了天道盟外，大多數名聞國際的幫派都是所謂「外省掛」的，他們才是有實力向情治、學校、企業、工程、媒體滲透而後漂白的始作俑者，當年江南案的人物返國在電視中一一成了荊軻，高漸離的大英雄。然而有多少尾台灣鱸鰻，是死有應得。大媒體包括台視戴主播利用台語借著陳進興賺多少收視率、廣告，甚至921大震間大炒所謂伏法。這個吃檳榔、講台語的要犯，為媒體製造商業利潤和正義名聲，然而媒體給台灣人、給台灣文化是怎樣的烙印？尤有甚者，強勢媒體長期為蔣家軍政子弟、王孫公子稱體裁衣、抹粉添彩[20]。早的不說，從聖人王建𠵴起，如陳履安、趙少康，以至於宋楚瑜、章孝嚴、馬英九，無不是有道德，有文采、有正義、有擔當的才華之士，接下來將可能是胡志強、蘇起。我們不禁要問媒體佔九成人的台灣人能一人可以比諸乎？答案是真的沒有，在野的阿扁太鴨霸，無水準。尤其在國民黨結構中，凡是被戴上「國王人馬」之標籤的，一定死掉，無能如黃大洲、無知如簡又新、無恥如蘇南成。確實李登輝除連蕭之外，手中已無任何備胎的本土人物。媒體可以造神，可以殺人。唯獨台灣人不知，借一句俗話「台灣人死好！」
總之，強勢媒體「以我之是非為是非」「以我之尺度為尺度」，不是我的是非，踰越我的尺度。則不是鳴鼓而攻之，就是封其聲音，禁其影象。強勢媒體既壟斷社會之耳目。台灣派政治人物為爭取能見度，或屈膝曲從，順其尺度，或禁若寒蟬，不敢異議。而若干諤諤之士難免要消失在媒體之上，媒體挾公意以箝制台灣人之口，殺人不見血，此之謂也。
三、宗教文化的困境
台灣的民間信仰與宗教的歷史與政治史一樣皆沒有自主性的被支配著，三、四百年外來統治與移民結構的複雜化，使宗教信仰多元又多變，不能發展自己本土文化特色的宗教傳統。
最早南島語族是信仰自己的原始宗教，但平埔族被征服後，逐漸同化於鶴佬、客家的信仰，這二支移民者，主要將閩、客原鄉各角頭的神明，特別是渡海保平安的媽祖和各姓的王爺供奉祭拜，而逐漸形成以寺廟為中心的祭祀圈[21]，而僧侶住持的佛寺不多，主要是在家眾修煉的所在叫佛堂（齋堂），數量很多，學界稱為齋教[22]。至於道教，則是從事生命禮儀為生的司公，有自己傳授的派系[23]。而1865年基督教亦傳入台灣。就十九世紀末前而言，多民變的移民社會，對宗教信仰的強烈需求是可以理解的，但宗教與當時的政治、權力並沒有什麼連帶關係[24]。
日本領台，將日本佛教與神道移植台灣，但對民間信仰影響不是很大。同時台灣人開創了四大名寺：基隆月眉山的靈泉寺、台北觀音山的凌雲寺、苗栗大湖的法雲寺和高雄大崗山的超峰寺[25] 成為台灣現代佛教的道場與門派。1915年發生余清芳利用齋教西來庵的武裝抗日事件，日本乃有收編齋教的動作，以及戰爭時加強對寺院、齋堂的控制[26]。總的來說日本與其宗教文化對台灣民間信仰的體系並無滲透或同化的作用，使台灣人繼續府首貼耳的接收統治。
戰後，台灣統治者易主，中國國民黨政府退遷來台，帶來百萬的外來族群與統治階層的軍政與宗教人員。台灣島的佛教，全部被收為中國佛教會之下的一個「台灣省分會」，1949年，全部親國民黨的中國和尚組成的「中佛會」遷台，使台灣各佛教團體更被貶低一級。白色恐怖時代，1953年起，國民黨控制了傳戒權。凡寺院、佛堂人員須接受「中佛會」公開的傳戒儀式，才能擔任主持[27]，中國佛教會理長就成了台灣佛教的總教頭，所有台灣人的僧侶、尼師都接受收編，都成了「中佛會」理事長、理、監事諸公的弟子，特別是深得蔣介石信任的白聖，自1960年起長期為理事長，將台灣佛教全面中國化。
在台灣人民及其本土宗教活動受到高壓而卷縮的漫漫年代中，除了掌握台灣宗教與行政外[28]，給予新進來的新教派與有心之士，以一個開闊的傳教空間[29]。
六、七十年代之後，台灣發展工業、農村不振，人口四散，或至都市或至工業區，社會生活形態逐漸轉變，同時金錢遊戲的沈溺，生活競爭的壓力，以及台灣退出聯合國、民主運動興起，遭受的高壓。一一加深心靈的彷徨，社會的不安與不確定感。這時以齋教為主的本土民間佛教系統不能因應變遷而且趨蕭條。而這樣一個園地已經早有人在經營了。1967年一位隨軍而來的江蘇和尚，買下高雄大樹的大片山坡，捷足先登建立他佛光山的王國。同時有一位本土的尼師在東部一步一腳印的耕耘，亦創立她的慈濟功德會的世界。
1. 狂熱的全民宗教信仰運動與寺廟的財團化
1987年解嚴，恢復了寺院傳戒之權，揭開了各宗教門派，各顯神通的序幕。
十出頭年間終於形成所謂「四大道場」即繼證嚴的慈濟、星雲的佛光山後，又出現了聖嚴的法鼓山和惟覺的中台禪寺。這兩位軍人出身的禪修者因緣際會，得以交通王侯，若陳履安等名流的學禪，再經媒體的吹噓，幾乎一夜之間名滿天下[30]。今天台灣人已不知近一百年前台灣人有自己的四大佛寺，如果今日果可稱為四大，除了證嚴之外，三人都是與舊黨政勢力密切的人物，即使北部另一個不小的道場靈鷲山的心道法師亦是如此。台灣「大師級」的佛道人物，不可屈指數。有的遊走國際，如盧勝彥、林雲、宣化及因故避走的青海（按諸人都有外國國籍）……，當然因倒楣出事的妙天、宋七力則不必論矣。這些林林總總似佛非佛，似道非道的山頭亦頗投合現代社會人們追求靜修、健身、休閒、交誼之需。然而各山頭處心積慮的召引信徒、擴張地盤以至光怪陸離、走火入魔，終非社會之福。而道親百萬人組織旺盛，斯為1946年從中國傳來台灣的一貫道，而問題最嚴重的則為到處存在，沒有登記的神壇，台灣至1995年底有登記的寺廟教堂16158所，神職人員123027人，信徒多達1113萬人[31]，可見台灣人狂熱的宗教信仰，已是全民的運動。
隨經濟的發展，財富的積累，使宗教各門派，足以吸吮社會的油水，在優勝劣敗的「叢林規律」下，各大寺廟大教閥分食了最大的資源。佛光山是最龐大的佛教企業，慈濟功德會次之，它們在國內外都有眾多的據點，有自己的大學、電視台，儼然是企業財團，佛光山還廣築豪院，美國有西來寺，日本東京別院、澳洲雪梨佛光寺、中國有南京書院，但慈濟類似老鼠會的深入民間基層，更具影響力。而分布西部各地的古老廟宇，香火鼎盛，收入年多以數億計，管理廟產的董事會，亦成為各路角頭人馬爭奪的肥缺。台灣人對寺廟的捐獻始終樂此不疲，甚至引來川流不息、形形色色的西藏密教或印度哈瑞奎師那（Hare Krishna），迷惘的台灣，成為國際、國內宗教掮客的樂園。
2. 佛教教閥與政商媒體的關係
隨李登輝的當權，國會的全面改選，使國民黨受民主的挑戰，而有面臨失去政權的危機。國民黨要保護政權，政客要繼求名位，以及巨商從政、黑道漂白都要選票，他們有的是錢，誰給選票就給錢，這種供需關係養大了寺院的胃口，創造了佛教的大教閥，試想一位「大師」級的法會，階下有四、五萬黑壓壓的信眾，那個政客不動心？顯然星雲法師在高雄的起家，與國民黨與陳啟川家族有密切的因緣[32]，佛光山時時成為國民黨務或選務的工作地點，他長於政商關係與媒體包裝，至八、九十年代儼然成了台灣佛教的一代宗師，足以與國家元首抗禮。曾在台灣、中國間行走，並涉嫌介入西來寺以非法政治獻金給柯林頓總統[33]。
且看另一位惟覺大和尚，早年在陽明山國家公園築靈泉寺禪修，每年舉辦禪七或朝山活動，在媒體的渲染後，達官貴人奔走相告，前往打禪七，有陳履安、陳守山等以及立委、影星相繼皈依門下因而發跡聞名的[34]，他擅長辦大活動造勢，在清明或佛誕日辦法會，向來冠蓋雲集，座無虛席。今年（1999）大地震前的5月14日前後在各大報刊登半版廣告內容一是「總統賀電」賀5月22、23日的中台禪寺浴佛大典。另一是他的感謝函。5月22日那一天的浴佛大會，「有近千輛遊覽車，至少湧進六、七萬人……食物銷售一空」。由惟覺主持大會，立法院長王金平、國民黨婦工會主任黃昭順、立委、縣長……參加，有二千多信眾皈依門下，由惟覺傳戒。花車托缽遊行，晚上影歌晚會郭子乾、徐懷鈺、……，這聲勢壯大如總統府前的國慶典禮；輕曼浮華如巴西的嘉年華會，這是佛教嗎？妙的是會場地毯上，說出現「七個蓮花印痕，認為佛顯瑞象」[35]。接著7月25日他又跑到台南辦「中台禪寺南部聯合供僧大會」，連方瑀出席，「他呼籲全體信眾……支持連戰當選總統，以帶給台灣一個安定的力量。」[36]
非常不幸的，既沒有「瑞象」，也沒有「台灣安定的力量」，921大地震全台灣不安不定，犧牲了2441人（10月21日止）的生命[37]。凡此不斷的搞活動造勢，不斷的與政治掛鉤，而名曰和尚，名曰法師，簡直是欺世盜名，不知羞恥，可是卻能獲得台灣人的掌聲與推崇，強勢媒體又為新住民造神，深得三昧。
此外，寺廟染黑又漂白已見怪不怪。先前，連佛光山星雲法師亦曾傳與外省掛四海幫等黑道人物往來[38]，而出身國防部「情報偵蒐單位」的特工人員聖嚴法師[39]，在法鼓山的天地中，也容易讓我們有想像的空間。最嚴重的是黑道漂白早已攻佔地方或中央的民代，同時控制了香火錢旺盛的大廟宇，特別是有遶境出巡活動，方便政治人物參與的媽祖廟，如雲林北港朝天宮、台中大甲的鎮瀾宮……早就是黑道的禁臠。今年4月鎮瀾宮媽祖起駕時，安排一位從小不知媽祖為何方神聖的宋楚瑜走在轎前，出現在各電視台實況轉播連續達數小時。
茲將寺廟教閥與政商媒體的關係，如以下圖示：
買票 控制
信 選票 黑白道
徒
政
3. 佛教領袖的神化
佛教版圖持續的擴大，人口持續的增加，資源持續的積累，因而造就了大佛教閥的巨人，在媒體有心的放大與美化下，星雲、證嚴、聖嚴，甚至惟覺都是以「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星雲法師已被形容與羅馬教宗相稱的東方佛教大師，凡國家大事或選舉困惑，都可以指點迷律，而被瞿海源教授指為國師。證嚴法師不知何時稱為上人，接見弟子或佛教，或賓客，左右每每指示下跪而視為當然。而聖嚴法師早已一言九鼎，與李遠哲院長等一一對話，侃侃如也，在電視，在車頭、電車上，鬧區內，時時出現他的清�怐滬惇菮M動人的語錄，已深深印在台灣人的心版上。我們肯定宗教的社會功能，以及佛教自古以來對東方社會的正面意義，也知悉這些佛教的領袖所作的努力，以及穩定社會的作用。然而就今日他們所擁有的至尊之名位、榮貴之氣派[40]，超過了當年在生時的釋迦，也凌越了台灣其他教派的領袖[41]，但是他們所經營的世界，已經是人間淨土嗎？
由僧伽運動，企業營造與媒體包裝而造神成功，他們對社會的意義，證嚴堪稱是典範，但這是昔日的「青年證嚴」恐怕不是今日的上人了。至於隨國民黨軍來台幾位大師，遠的不說，在近二、三十年中在高壓的戒嚴年代[42]，基本上完全是站在統治者利益，何曾關懷過台灣人民與土地的永續發展？而且恐亦不是有佛學學術的聲望如太虛、印順。或者有什麼崇高的宗教改革理想可以開創佛教的新天地。他們的共同長處是運用關係，努力造勢八字而已，他們一心維護中國大乘佛學叢林道場的傳統，一心成為台灣社會道德思想的導師，在國民黨本土化之後，舊勢力更需要這幾位大師來「作之君，作之師」，左右政局，引導價值。尤其他們手中擁有少則數十萬，多則百萬的信徒，所有黨派的政治人物又能奈何我？國家元首──李登輝者被罵的狗血噴血，台灣本土政治人物更要隨時被整，即使媒體的驕子如宋、馬者還是有反對派敢批評。唯獨這些教閥大師沒有人敢碰一根汗毛。而且當大師主持法會或出巡地方，大官要員敢不前來侍奉左右，佛光山總寺一有活動，縣長能不前來讓他選民看嗎？當所有總統候選人都來拜碼頭，阿扁敢不來請益？所有台灣派的政治人物幾乎全被這些教閥制肘拴住。就這樣挾信徒以號令天下，台灣人只能俯首貼耳，唯命是從。
4. 教閥對台灣文化與土地的傷害
台灣本土文化逐漸顯現的時刻，在媒體報導的一年總量，不如一次宗教活動的新聞量，台灣的未來漸漸被牽向一個非理性而不可預知的未來，宗教鴉片說不一定對，但台灣人似乎已失去奮鬥的決心，一切讓靈異的鬼神來決定我們的前途。1998年4月上半月在星雲與吳伯雄的主導下，經媒體炒作，全國上下瘋狂起來。星雲4月8日到泰國親選說是二千多年前釋迦牟尼的第三顆牙到台灣，4月11日，國家副元首連戰，國家行政首長蕭萬長，一大堆部長，全在星雲、媒體所營造的價值環境下，與二萬多人到國家公共空間──中正廟迎接一顆牙齒。時空彷彿回到一千多年前大唐帝國的長安。台灣在那裡呢？這些教閥以中國及其佛學為中心，從未有佛學台灣化的思考，亦從無推展民俗文化的理念。佛光山所辦的南華管理學院是一所中國化、貴族化的大學，以及籌備中的佛光大學與聖嚴的法鼓山大學未設校，尚已經借助於中國教授，並積極舉辦文化交流活動了。
當大興土木，廣闢許多分院之時，這些教閥對水土的破壞，對山林之砍代，非尋常小廟神壇可比，惟覺在萬里竊佔公有山林建靈泉時在先，又不顧專家反對建亞洲最大禪寺在後[43]，而佛光山買遊憩的山林地大蓋違章大廈，用公用墓地建靈骨塔圖利，大量信徒遊客垃圾對高屏溪的污染老早不是新聞[44]。而法鼓山亦不讓中台專美，佔地60甲，以12億建大寺院。不斷的搶土地，不斷的要發展，台灣大地因有佛陀而哭泣了。事物發展有辦證性，貪婪的擴張，過度的膨脹[45]，將從內部否定自我。台灣社會、宗教界、佛教界應該自我反省，自我懺悔。在看似龐大壯碩無比的教閥結構中，將有所異變。佛教的小派系，包括新興的宗教，只要能覺醒就能推動改革運動，包括本土化、現代化、理性化、庶民化，以及從憂患意識中能關照生命與台灣眾生的前途，日本鎌倉時代的日蓮[46]，即是一個典型。台灣佛教內部似正醞釀著這一股改革能量的釋放。
四、國民意識建構
以上陳述台灣社會在邁向具有主體性的獨立自主的新國家建構中所面臨最迫切最艱難的文化困境。一個新國家建立的動機，不是政治制度的問題，而是必先要有建立新國家的意志與決心及對於要建立新國家的認識。但這也不是個人的思惟問題，而是存乎集體的共同經驗與願望，然後這些意志、決心、認識和經驗與願望，以達成國家認同而發生力量，這就是國民意識（National Consciousness）。台灣有集體的歷史記憶以來，幾乎都不斷更迭的外來統治，積累了多少殖民地文化、壓抑國民意識的凝聚，上述三種，文化情結、媒體、宗教的困境是目前瓦解台灣國民意識凝聚的最嚴重病灶[47]。除媒體可以有效的借助於政治手段外，餘二者都不是用政治、法律一蹴可幾的，也不是徒訴諸文化情結、宗教文化本身因素就可以解決。它必須動員多元而又整體的社會行動力量，有效而具體方法，才能完成台灣國民意識之建構。
茲依前後次第，提出具體可行的步驟，主要是靠社會運動來推展的：
1. 公民教育與國家認同
台灣人多成長於漢式、封建式的家庭，接受父權及世襲的價值，因此要培養有社會意識、社會制約的社會公民[48]。
(1)建立公民教育體系
由學交教育與社會教育分頭並進推動「公民教育」，闡述人不僅是屬於家庭的，更是有社會公民之意義，人必須在社會生活之中，獲得方便與利益之同時，承擔社會的責任和義務。並與本土歷史文化教育配合，使不分族群的感受台灣共同生命體的存在。
(2)建立健全台灣全島民間社區營造體系
社區營造是鼓勵民間力量來改造社區自然、人文環境，共同培養社區意識。
(3)建立民間各類型社團，如職業、運動、民俗采風、休閒的社團。
社區成員可以多元的加入不同的團體，培養超越個人、家族的社會公民意識。
(4)經公民意識、社區意識、大社會意識、台灣共同命運意識以達到台灣國民意義的形成。
(5)以土地認同為基礎的新台灣民族認同運動。
中國以血緣認同的「炎黃子孫」和文化認同的「中華文化」的民族主義來對付台灣，儘管是騙局，但不能說沒有作用。台灣此時現階段不宜打出「台灣民族」或「台灣民族主義」，唯「新台灣」「新台灣人」[49] 已經十分流行而沒有被污名化。「新台灣民族」是可以推出的。主軸是在女權高漲下，台灣住民應重新尋找母系祖先，給予重新定位。其一是鶴、客的阿媽的「平埔族認同運動」，這還能促進與今日原住民的相互認同。其二是新住民的老母的「新台灣人認同運動」，這還可以直接增進與土地的感情與認同[50]。
2. 台灣歷史、文化、思想為主體的累積
有關台灣文化建構的論述不少，個人亦有一文充數，主要是就廣義文化的範疇作理論性的全面陳述，包括從人與土地而衍生道德與環境的雙層倫理進而建立主體性文化[51]，主體性的問題李喬先生已有極精彩的詮釋[52]。現在則是如何做的層次。
(1)豐富台灣歷史文化在時空中的積累
台灣歷史文化的積累的成果與東南亞、澳洲諸國絕不遜色，只是受制於中國古文明的教育而缺乏自信。除了全部找回存於人間的史料以及待採擷的口語記錄外，對台灣島國而言，必須從考古學來重建歷史文化的各時空的原貌，可分陸地與海底考古學，陸地考古是對原住民，鶴、客社會文化及其文物的探尋，海底考古是對海洋文化、海上交通、移民者，海底文物的探討、搜尋，以上二者對延長台灣歷史，壯大台灣文化，發揚台灣精神，皆有極大的意義[53]。
(2)以台灣國家為主體的歷史文化解釋權的掌握
如果沒有歷史文化的解釋權，一切的主體性都不能落實，這有二個條件，一是國內政權的掌握，二是國內外學術論述的主導權，今日台灣人選方面人才猶嫌薄弱。
(3)建立台灣國家主體的象徵符號
除了台灣國名及其圖象的設計外，還要建立台灣人民、文化、土地最有代表特色的圖象和全國各地（最好暫不用大行區來分別，如省、市、縣）的花、鳥獸……，或建築、地標等等文字國家來激發愛鄉愛國的信念，及凝聚台灣意識。
(4)先賢事蹟及典範的樹立
就歷史上有代表性、教育性的各行各業人物，給予表揚，在有關地點立碑立像，事蹟編入教科書，相關而有意義的日子成為當地的紀念日。
3. 「台灣學」的建立與推展[54]
(1)重新規劃學術分類，突顯台灣學科的獨立性。
今日台灣如國科會教育部的學術分類，特別是文史哲學科「台灣」幾乎不存在，在學術或圖書分類，必須把台灣與中國、日本等量齊觀，還須影響到國際學術的分類，在大學及學術機關廣設有關台灣的科系單位。
(2)以台灣國家主體作為學術研究的基礎。
今日國科會補助研究文科不必論，甚至理工科國際合作研究常淪為中國的一省，作者國籍常具名為中國。
(3)舉辦以台灣為主體及以台灣事物、人物為主體的國際會議，支助國際台灣學研究。
以台灣為國家主體的國際交流，目前雖有困難，但要積極去做，但選擇實力強的如電腦，擇選台灣特色的如原住民文化，如南語島語，台灣肝病來推展台灣學術的主體性，或把台灣的重要人物作為國際或遠東學術研究的對象，如李春生、林獻堂。同時應成立基金會鼓勵國際友好學者從事台灣政經歷史文化即台灣學的研究[55]。
(4)成立從中央到地方的台灣文獻圖書資料機關，以從事收集、典藏、服務的工作。
4. 母語運動與創語權的掌握
(1)多語言政策落實在憲法上。使台灣各種語言都是平等的公共語言。創造母語可以生存發展的政經文化條件，各級學校視地區族群實施多語教育。
(2)設立各族母語研究推廣的機關。
(3)製定具有台灣主體與多元特色的各族的音標（羅馬字）。統一各族內部的音標與漢字。
(4)人民有創造社會語言、詞彙之權，重新釐訂修正由國民黨及媒體創作的詞彙片語。
5. 國民藝術運動
(1)一體多元的藝術運動
國民藝術或許不是一國藝術的常態，但藝術足以建構國民意識的功能，特別是能夠鼓舞弱小民族，國家如何走出被壓迫被殖民的苦難與悲情的巨大貢獻，使國民藝術運動成為台灣主體精神建構之所需。在十九世下半葉在北、東歐的民族國家的國民樂派，主要是一個族群與一種語言的，然而台灣移民社會已成為多語多族的國家，國民藝術運動本身就是多彩多姿的多元而一體的藝術形式與內涵。
(2)多元種族文化的藝術內涵
台灣那麼小的地方現有南島語，包含平埔族有十多族，再加鶴佬、客家，及來自中國多省多地的新住民，他們擁有的語言、文化，以及各自的台灣經驗，又因通婚遷居而融合成的新台灣本土味的生活形式與內涵，是藝術創作的寶庫。
(3)苦難的原住民與避難的移民者的歷史記憶及打拼見證是國民藝術精神的精粹所在。
(4)讓各種具有審美價值的藝術，如文學、音樂、戲曲、繪畫、建築形式在新世紀來臨的希望時刻，在中國可能威脅的憂患時刻，來共創台灣國民藝術的新風貌。
6. 歲時禮儀與民俗信仰的改造運動（庶民生活的改造）
(1)重訂以台灣為主體的年節歲時活動
訂定以台灣地理氣候、文化歷史、宗教信仰、民間禮俗為內涵的全國性或地方性的歲時曆，並適當加入國際性慶典節日。
(2)以現代化、理性化、本土化的原則逐步的訂定生命禮俗，尤其是喪禮的改革，並訂定相關的法規，配套實施。
(3)民俗信仰的改革
這是艱巨的大工程，尤其是宗教及民間信仰，應先從法律上來排除黑道騙財騙色滋生的環境，其次是引導迷信與愚昧，消除全民沈溺於宗教迷信的狂熱，逐漸蔚成人文社會的新風尚。至於宗教的台灣化的革命運動，有待宗教革命家出現。
7. 土地正名運動[56]
台灣土地山河、村莊、市鎮、街道皆有原住民、開墾者、建設者的原名，然而外來統治者以統治思想、文化加以更易，其中以中國國民黨統治為甚。
(1)原住民土地村社，恢復各族母語原名或重新母語命名。
(2)鄉鎮村里恢復原名，或以當地文化、地理特色命名。
(3)都市市街名必須掃除政治教條、統治者名、或中國地名，而參考土地舊名命名，或以數字命名。
(4)山川恢復原名，相關的隧道、橋樑之名以所在名命名。
(5)學校名恢復配合所屬地名。
(6)機關建築物、公共建築物，公共空間排除統治者或政治性之名稱。
8. 博物館設立運動
博物館是文化的蒐集、展示、教育與省思的所在，它包括人文、自然科技。我們的博物館運動，主要是人文為主，包括綜合的歷史博物館，名稱或為文獻、檔案、文物、文書或文史、資料不一而足的大大小小博物館，大的為國家級，小的有個人的陳列室或小學校的校史室。其因是數百年來外來統治，使台灣沒有自己的歷史的傳承，缺乏自己文化的遺產。透過設博物館運動，引發人民有重視台灣歷史，珍惜本土文物的觀念與行動，而且能根植於台灣各角落。事實收藏品將以庶民生活為主，台灣人昔日生活的影象將會重現。博物館運動與學校、社會教育配合，很快速的能驗收台灣歷史文化教育的成果。
(1)設立國家級的「台灣歷史博物館」，台北博愛特區、中正廟園希能改為台北博物館文化區[57]。
(2)訂立大專設博物館，中小學設陳列室、校史室的辦法，加強博物館教育。
(3)全國各縣市普設台灣歷史博物館附教育設施。
(4)藝術及專業博物館的有系統規劃。
國民意識建構之系統表
結 語
世紀末造，台灣適逢百年震災，在全民賑災止傷療痛之後，重新出發，將迎接新世紀的新曙光。雖然民主前程險巇，台人奴性難改，但個人對於明春大選，猶未絕望。因此就「新國家新文化」為題，嘗試全面之論述，然終是範圍太大，能力又非所及，乃就今日文化之困境，以求其國民意識之所以建構之道。題目既已縮減，但每一項子題依舊是大領域。慨歎專業之不足，特別是有關國民意識，足以當一項大型的研究計劃，面對熱愛的台灣及其文化，只有以螳臂之勇，以竟其篇。並俟明日得能與先進好友來共同改寫。
台灣人民何其不幸的生於距中國不過百餘里的海島，始終難有免於恐懼的自由；台灣人民也何其有幸的，在進入21世紀之時，將能夠抗拒全球最凶惡的統治十餘億人的霸權，完成人類最偉大的獨立建國的大業。我們有信心決心不畏挫折，必能共創台灣的新國家、新文化。
1999. 11.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