輕言寬恕反而是一種傲慢
－－－與施明德先生商榷面對歷史的態度
陳儀深（中研院近史所副研究員）
我們有一群中生代學者，在無意間談起來才發現，彼此都是從美麗島事件以後才積極關心政治。1979年前後正是我們服兵役的時代，部隊常練習各種鎮暴隊形，我們口中喊著「殺－殺－」的單調聲音，腦子卻常想起報紙刊登的軍法大審問答內容，感覺那些「叛亂犯」才是站在真理的一方。1990年代我們有了大學教職或研究工作，除了偶而發起或參與示威遊行，就常在選舉的時候為這些出獄的前輩助選，乃至為民進黨撰寫政策白皮書。
換言之，我們之所以參與社運或助選，多少都受到美麗島事件的「啟蒙」。我們對於美麗島事件，始終有著或遠或近的感念。
可是最近看到事件20週年的種種紀念和發言，個人總覺得不太舒坦，因為「過猶不及」。例如施明德先生喜歡把美麗島事件與二二八事件相提並論，謂為影響台灣現代史的「兩大」，施先生還批評多年來的二二八口述歷史（及種種紀念反省活動？）只有59分，因為只看到冤魂、看不到英靈。事實上，二二八事件是全島性的衝突和鎮壓，死亡數以萬計，殺戮對象包括庶民和精英，那一代存活下來的人如聾若啞，沒有自我辯護與平反的機會；二二八的悲劇還在於祖國夢的破滅，乃至被出賣的痛苦。九○年代好不容易有了補償條例，有了各地的紀念碑、紀念館，但到底有多少英靈－－精神的典範？這種歷史詮釋的問題是目前活著的人的共同責任，特別是包括施明德在內的反對黨領導精英的責任。美麗島事件的歷史平反也是這樣。美麗島事件有八個人接受軍法審判，三十三個人接受司法偵辦，在國內外的壓力之下，結果所幸沒有冤魂，可是今日難道已有了「英靈」？台灣的中小學教科書可有一筆正面的記載？
歷史事件常是一連串因果的累積，1947迄1979年的三十二年之中已經發生不少大事，例如《自由中國》半月刊對國民黨政權作了持續而深入的批判，「省議會五虎將」之類的台籍精英延續了反對運動的香火，尤其1961年發生的蘇東啟（台獨）叛亂案，迄1963年9月警總覆判結果蘇東啟、張茂鐘、陳庚辛、詹益仁等四人無期徒刑，餘四十六人處十五年至二年不等的有期徒刑，牽連之廣絕對超過美麗島事件。此外，1964年也有彭明敏師生發表「台灣人民自救宣言」引起的政治案件。
特就美麗島政團而言，實與1972年才開始的增額中央民代定期改選有關，「選舉假期」提供了傳播理念、結合群眾的機會，經過1977年的五項公職選舉，黨外已經有政團的雛型，加上1978年為了中央民代選舉成立的「黨外人士助選團」已提出了共同政見，要不是與美國斷交而停止選舉，組成正式政黨是遲早的事，怎能說沒有美麗島事件就沒有民進黨的組成？
專欄作家費邊先生最近問得好，在歷史真相尚未釐清之前，需要被寬恕的人在那裏？是在對誰說話？既然施明德先生已經針對美麗島事件推動了近三年的口述訪談與史料蒐集體，能不能客觀地回答先鎮後暴、或先暴後鎮的問題？那天晚上「高雄在地的黑社會份子」到底如市刑大大隊長施淵源所說是「扮演了救人、阻擾滋事的正面角色」，或是如民間所說扮演「製造事端、毆打憲警、嫁禍於人」的角色？若不能根據資料說話，只是泛道德地指稱「這種陷阱論和二二八事件的冤魂論同一氣質」，這種面對歷史的態度絕不是「誠實的小孩」所應有。
最後必須指出，美麗島事件的受難者在此時此地輕言寬恕，其實是一種居高臨下的傲慢行為。軍法大審塑造了美麗島英雄，可是軍法大審之所以能讓報紙完整而公開地刊登，實在要感謝來自美國及台灣民間的壓力；陳若曦從美國回來面交蔣經國的信函（反對羅織，反對軍法審判、要求一般法院審理）中有許多非台籍的著名華人知識份子聯署，就像島內的沈君山、楊國樞、張忠棟、胡佛等「外省籍」知識份子也扮演一定的積極角色一樣；此外，1980年恢復選舉時，受難家屬紛紛代理出征而高票當選，亦顯見台灣社會追求正義的一面。總之，追求真相才是和解與寬容的開始，此時輕言寬恕不如心存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