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新出土的檔案談二二八歷史的研究

 

許雪姬

 


楔子

前年底(1999)本人參與國檔案局委託找尋政府各大機關所存有關二二八的檔案,並於去年(2001)二月二十八日在國家圖書館重點展出,本人還奉命為陳總統導覽,目前這批二二八資料放在國史館,聽說國史館有意選擇部分檔案出版,只是迄今未見跡影。去年的資料搜尋工作已告一段落,是不是再也沒有公家的二二八資料?而這批資料雖出土了,到底又有多少人去使用?有什麼具體成果呢?在二二八的這一天,來回顧這些事情格外的有意義。

全國性檔案搜尋工作的評量

這次奉陳總統之命搜尋到的資料,最重要的收穫是得以了解各政府相關部門的檔案管理,由參加這個工作的成員必備有口罩、袖套、抹布、肥皂、工作圍裙,即可知這些檔案的「管理」,此舉或可刺激管理單位使其做有效改善;再者是出土一些確實前所未見的史料,如有關許德輝及其所組的忠義服務隊,得到確實證據,他們確實是軍統滲透下的組織;也有所謂的「二二八事變叛逆者名冊」這名冊分區製作,包括姓名、性別、年齡、籍貫、原任職別、擔任逆職(指二二八事件期間)、罪行(實際參與情況)、住址、備考。這份名單明顯是事後的調查,名單中有上千位,有的已在事件中亡故,有的被補,也有沒有被逮捕的嫌疑者。以這份名單來說林獻堂排名第一,他擔任的逆職是「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常務委員」,罪行是「僅被叛徒挾持捏名為委員,未實際參加工作」,這一系列的名單讓我們很清楚受難、受害者被指控的罪名,更有趣的是很嚴重的罪名卻不一定是「死亡」或被判刑,這其中的玄機還必須要參透。

又例如二二八事件前台中地區中統、軍統、憲兵、國民黨市黨部之間的嫌隙與互鬥,也可在調查員「張秉承」的報告資料(才週午政情台一二二號)看到。

由於這些資料滿珍貴的,因此本人利用一些關鍵資料在去年國史館召開的「二十世紀台灣歷史與人物學術討論會」中宣讀<二二八事件中的林獻堂>一文,近史所的黃克武和洪溫臨合作寫的「悲劇的歷史拼圖金山鄉二二八事作之探析」一文,至於是否還有人利用這些資料撰寫成文發表,則有待進一步查證。

然而不得不說遺憾的是,這次資料以地方區域性的資料為多,而關鍵性、有助於解謎津的資料相對的不多,就是政府在第一階段從事二二八研究時所提供影印本的原件(尤其是警備總部的資料)卻未曾「出土」,究竟警總走入歷史後,檔案資料到那裡去了?何以這次清查不出來?

大費周章的搜尋資料究有何所得?如果以檔案管理的角度來看,割裂機關檔案的完整性,並不是明智之舉,而原件集中放在國史館,真的比放在原單位方便使用嗎?這也可以評量,最麻煩的是,每一個參加這個搜尋計劃的學者角度不同,認識不同,「二二八相關」史料究竟要擴到多大,沒有固定的標準,有些組「見獵心喜」將白色恐怖時期的檔案資料也一併歸入,有的組則將戰後到二二八間的文件通通納入,因此「二二八」資料的定義可以擴到很大,也可以縮到很小,標準不一致,卻又割裂檔案完整性的壞影響會陸續發現。

二二八研究的反響

1992年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出爐後、各界對「報告」大半不滿意,尤其是有四十六件信件直接寫給當時的行政院長郝柏村,郝院長則將這些信轉到近史所檔案館,由於工作小組只有我服務於近史所,因此由我負責看這四十六封信並予以歸納答辯,然後在「行政院研究二二八小組」中討論。研究小組看有關我提出的「行政院研究二二八小組(工作小組)的應作法」後決定工作小組可以不改動報告內容。這四十六封信中,大部分都是「一群愛國者」、「一群愛好和平統一中國的人民」等名義來函,歸納以下有十個意見:

()  「報告」完全站在台灣人的立場,有台獨傾向,沒有提及外省人受難的情形,不客觀、不公正,會使本省人痛恨外省人,亦不能以今日的價值觀來批判當時政府的處理失當。

()  沒有將中共、台共在背後操縱的情況寫出,中共的陰謀是二二八事件發生的原因。

()  應請公正學者執筆。

()  民進黨因此報告出爐,得以把責任推給政府,好為其選舉造勢。

()  二二八是暴民叛亂,軍隊奉命鎮壓,毫無不當,應對因而死亡之官員撫卹。

()  政府不能自失立場道歉、立碑、撫卹,如有此舉將帶來無窮的後患。

()  向大陸要求軍隊來台鎮壓的不是陳儀是黃朝琴。

()  陳儀的錯誤在讓軍隊調回大陸及身邊有匪碟。

()  彭孟緝奉命行事,何罪之有?但因報告公佈使無知群眾集體到他家園擲石騷擾不堪,這公理何在?「研究」還要落井下石,令人不解?必須為陳、彭、柯三人洗清。

()  二二八事任當年的惡棍頭子殺人下惡貫滿盈、罪不可恕,被法院判決伏法是天經地義的事,一了百了才好,現在民進黨是當年二二八的遺毐,才會惡鬼翻案。

上述歸納出十個意見中,歸結來說其重點在:1.外省人在二二八死傷慘重比本省人傷亡還多,如七十師、六十二師裁掉四五萬人留在台灣沒有回大陸、中興輪的旅客大半受害(其實這兩師整編的工作在中國大陸進行;而中興輪未讓乘客下船即駛回上海)。2.軍隊當時的鎮壓完全合法。3.向大陸請兵的是黃朝琴,不是陳儀;換句話說殺台人的不是外省人陳儀,而是半山黃朝琴。

外省人或對二二八事件不瞭解者到報告公佈後十年,新史料出土一年,上述誤解是否有了改善,看法是否有所改變呢?

舉最近我臨危授命評論的一篇文章為例,可以感覺「誤解」是很難消除的。

中研院黃彰健院士在去年(2001年)在高雄開研討會時提出<彭孟緝與高雄事件真相>一文,主要在指出彭孟緝二種以他的名義保存下來的回憶錄二二八事件之平亂》、《台灣省二二八事件回憶錄》兩書中有關電文部分是假的,但他的目的不在此,而是藉此來說明彭孟緝當時鎮壓高雄是「正當的,而且除此一途也別無辦法」,並指責「報告」中有關塗光明持槍行刺彭孟緝一事「不必存疑」、「這是不必的」等等。我原打算去參加並擔任主持人,不過當天我主持的「櫟社一百年學術研討會」在霧峰召開,我無法分身,故請主辦單位請另外的學者擔任評論。但因事涉高雄,且「報告」中有關高雄的部分是我執筆,因此我只好勉為其難,給了篇「讀感」代替「評論」提交大會(看附件)。

由上述加上「報告」出版後坊間出版的《你所不知道的二二八》或《台灣歷史研究的新精神》等站在完全不同立場的出版品,我們應該更加努力研究二二八事件,而非將二二八事件的平反僅止於報告出爐、補償、恢復名譽、每逢二二八開紀念會即結束。

二二八新史料出土後我們可以做什麼研究

()  研究事件中外省人的情形(包括軍隊、普通人民),如受害、受難情形,以及受到台灣人保護情形更有其必要。二二八事件的研究不僅在了解史實真相,也在追求公平正義,既然如此,應該明確,讓對此有誤解的外省朋友有所改變。如不明究理就說外省人受難者比本省人多,且沒有賠償;或說鎮壓是合理的。尤其在事件中有不少台灣人基於情誼及對生命的尊重、物資的維護,而救助外省人,這次新出土的史料中相關這類的檔案很不少,應該可以進一步研究。

()  有關陳儀政府當時以「救卹」名義來安撫外省人,共用去四千二百二十四萬零一百四十五元,這些錢到底救卹了誰?被救卹的人除死亡者一個人二十萬外,究竟得到多少損害賠償?這部分也應該有更深入的研究。

()  戰後初期台灣的社會狀況:這部分的研究若不深入而充分,則難以說明二二八事件發生的背景,若能使用雜誌、報紙及充分利用去年出土的1945~1949年的資料,相信可以做出相當好的研究。

()  事件發生後警總、各要塞司令部、駐軍間的互動以及陳儀與中央之間的聯繫,以及中統、軍統的網絡,都必須澄清,尤其應鼓勵研究生研究二二八事件中的陳儀、彭孟緝、史宏熹、黃緒虞、何軍章、劉雨卿、白崇禧個人扮演的角色。

多餘的話

二二八史料的出土,應該引起廣泛而深入的研究,然而我們並未在學界看見這一個風潮,也許只有二二八補賞基金會因而得到一些重要的證明而使過去因無檔案資而無法賠償的二二八受難者或受害者得到補償,算是這批史料出土較重大的意義吧!如今二二八紀念日要不要放假成為一個爭執點;而台北市的二二八紀念館這一、兩年來並沒有發揮應有的功能,反而成為最濫用二二八的地方,檔期的展出有「掛羊頭賣狗肉」(這是觀眾在留言版上寫的),展雷震,我們看到相關的照片只有六幅,灌了不少水,而雷震又和二二八何干?去年館中策劃要在該館做高雄二二八事件的展示,也和高雄歷史博物館聯繫,但館方因換了人,而將過去的策劃全部取消而易以黃榮燦的版畫,甚至要在二二八帶隊去追悼黃榮燦,這種種的吊詭都不是一言可以道盡。請大家用點心協助監督台北市二二八紀念館,否則有一天我們會失去以台灣人的立場為主的二二八解釋權。

致歉:

本人因撰寫<誤讀乾隆、誤解帝國王芬的官家記戴與民間傳說>一文,擬於二月二十六日到二十八日到鹿港、沙鹿兩地有王芬廟處做田野,因王芬的祭典正好是二月二十八日,而一年只有這一次,錯失這個機會會影響到上述文章的撰寫,因此無法參加這次的座談會,謹致歉意!我的發言稿將請薛化元教授代為宣讀,發言資料僅憑印象寫作,故謹供參考,請勿引用、傳佈。


(附件)「彭孟緝與高雄事件真相」讀感

 


中研院黃彰健院士在退休後仍持續研究工作,並研究過去他從未涉及的二二八事件研究,令人佩服之至。

黃院士撰寫本文的目的是要說明警總留下來彭孟緝和陳儀之間的電文才正確,由彭孟緝所出的「二二八事件之平亂」(以下簡稱「二」)、「台灣省二二八事件回憶錄」(以上簡稱「台」)中所載的電報是假的。有關此點黃院士充分發揮了判讀史料的敏感性,不過本人在處理二二八事件高雄部分時,盡量引用檔案,因此受前述彭造假的史料的影響而誤判的情刑不多。黃院士指出 《「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下冊,頁三六五)說:請參看頁十六,事實上正式出版的《「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頁四一○~四一一,早已做了修改,而黃院士不查。

事變發生時之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在三月六日下午二時採取斷然鎮壓手段,使南部亂事不致擴大。就政府立場而言,彭氏之功績甚大;然在高雄市民看來,彭氏下令鎮壓,軍人無差別的掃射,造成民眾大量的傷亡,確有疏失可議之處。事件過後政府竟拔擢其為台灣〔省〕警備司令,更造成民間深刻的恐懼與不安。

其次黃院士要證明涂光明是帶槍行刺彭司令的,因為警總電報談及(但沒提涂光明),李佛續先生的訪問中也說聽到士兵高喊「有槍」,彭並在電視上將那把槍亮相,故對涂持槍不必存疑,頁十六:「《「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對涂持槍一事竟予存疑,這是不必的。」如果作者有前述檢驗資料的仔細,就知道本人對涂以槍行刺彭一事抱著保留態度的原因:

1. 「二二八事件之平亂」與「台灣省二二八事回憶錄」論到涂行刺時說法不同,「二」描述涂「突用暗藏於西裝上衣內之手槍謀刺」,「台」則言涂「已探手脅下,拔出手搶」,而「二」未曾言此槍保留。如果按黃院士分析彭造假顯示其英勇「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何妨再塑造另一個「英勇」退敵的畫面?何況彭展示該槍和涂欲行刺的槍是否同一把,誰能辨認?

2. 以當時涂是日產清查室主任身上有槍也許不是不可能,問題是有沒有拔槍的動作?彭說另兩位後來被判死刑的范滄榕、曾豐明兩人身上也有手榴彈,何以彭留了槍沒有手榴彈?更令人疑惑的是何以見彭司令時竟然沒有搜身?黃院士寫說李佛續見喊「有槍」,但為何沒有繼續往下看,李佛續說「我也沒有看到槍」;當時彭還活著,對李佛續的證言,何以未見駁斥?

3. 如果「二」、「台」兩文中的電文彭都能造假,彭何以不可能再造假?更何況我看了當時的《中華日報》、《國聲報》、《台灣新生報》,彭司令多次公開說高雄二二八事件時,獨獨漏說了這一段事實。

基於上述理由我只能對涂行刺彭之事提出合理的存疑,本人只是本著史家的謹慎態度,不知黃院士以為然否?

本人見了黃院士之大作,佩服之餘也有一件事要請教黃院士的,就是頁十五所言,「彭及彭的幕僚大概不知道,政治解決,陳係奉蔣的指示。」這個史料的來源黃院士沒有註解,能否略談一、二以釋群疑。

事實上彭孟緝的提前鎮壓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是情報做得太差,本人在《「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就曾寫到,彭誤信原台籍日本兵有十餘萬人,而原住民和日本人在六日到要攻左營、壽山:還說高雄市火車站地下道關的都是外省人,還說高雄第一中學學生把外省人綁在窗口,有了這些誤判才會在六日中午出兵,而黃院士也引彭對「暴徒」的陳述是烏合之眾,組織不嚴密,因此「一經接觸,即行崩潰」;黃院士表面雖批彭偽造電報,指責研究報告的作者未發現「限電到即撤回營」為偽電,實則在證明彭孟緝鎮壓高雄是「正當的,而且除此一途也別無辦法。」也希望黃院士以人民的生命為重,執行國家的政策為輕。

另,張申福而非「甯」,此查職官表即可解決。

再題目用「高雄事件」似乎令人聯想到美麗島事件,正確的說法是「高雄三二事件」,或二二八事件。


豈只是「維持治安」而已

——論國民政府對台灣二二八事件的回應

 

陳儀深/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最近讀到某位歷史學者研究北部某鄉鎮二二八事件的結論,他說:「就政府的立場觀之,維持社會秩序為其基本責任,由於肩負此一任務,因而具有武力使用的合法性。二二八期間,╳╳╳顯然有某種程度的失序,執政者因而以武力肅清『動亂』,其後的清鄉更是以鞏固統治、維繫治安為目的。」「從前被指稱為引發『暴動』之『暴徒』,如今多已獲得平反;而以往政府解釋為維護社會安定的鎮暴行為,則遭受多方指責,視為血腥屠殺。顯然『暴動』——『屠殺』的二元對立思考,或是此而非彼、或是彼而非此,均為特定政治背景下的產物。」像這種表面看來理性客觀,的論調,其實是罔顧歷史情境中的是非,例如為了維持治安,可以「無差別的掃射」嗎?可以「以地方豪強為對象」進行有計畫的逮捕,以「剷除地方勢力」,又可對一般鄉民有「殺雞儆猴」之效嗎?除非能證明當時的台灣人正進行武裝革命,兩軍對陣殺戮難免,否則實在是泯滅良心、缺乏常識的說法。

政府之所以在九○年代進行建碑、道歉、補償,應已覺察到1947年二二八事件遂行的是國家恐怖主義,造成一般大眾「噤聲五十年」,不利於今天的社會和解、有屈於人間的公道是非,因而須要以具體行動彌愆補過。九○年代以來陸續公佈的政府檔案,雖然是國家民主化的副產品,其實也是政府願意(逐步)負責的表現;而2000年國家檔案局籌備處所訪查徵集的五萬多件二二八相關檔案,對二二八研究者以及對台灣社會而言皆是難能可貴。雖然這些檔案有的尚未解密,有的還在搬遷,還不到方便利用的程度,但是在2002年紀念二二八的各種活動當中,儘可能利用新出土的檔案,談談二二八的核心議題,應是很有意義的一種紀念方式吧。

一、台省軍政首長的因應策略

歷史學者吳文星,曾經把事件爆發之後長官公署的因應策略歸納為:先是採分化、滲透之策,以求化解危機於無形,並掌握為首份子之動態;繼則當分化未收到預期效果時,進一步以武力鎮壓(吳文星,1993109)。個人則認為,南京政府蔣介石「加派援軍」的決策固然擴大了二二八的民眾傷亡,但台省軍政首長的觀念行為,已經是造成二二八悲劇的直接原因。

首先,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就是始終認為鎮壓屠殺有理的人,三月二日他在市政府的會議上與民眾代表言語不合,回去以後就認定事件「正由陰謀份子在幕後進行有組織、有計畫、有政治背景的陰謀活動」;三月四日由於與台北電話仍然不通,從收音機聽到陳儀長官呼籲政治解決,要求部隊撤回營房,就以為「政府機關似乎已經完全為『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所劫持」,並且正由所謂『南進同志會』妄圖建立軍事力量。」所以他在「未奉到任何指示或命令」的情況下決定採取軍事行動,果然在三月六日下午二時開始向市區發動攻擊,「經過四小時戰鬥後,火車站、市政府及憲兵隊部等都先後收復」(中研院近史所,199258~71)。據一份新出土的國家安全局檔案,提到高雄要塞司令部計擊斃「匪」五六百人以後,高雄市的交通、工商機關才漸平復(拂塵專案第十七卷附件)。

其次,參謀長柯遠芬也是在三月四日的日記寫道:「我經過周密的考慮後才決定速作軍事上萬全的準備。一俟他們叛國的罪證公開後,馬上用軍事力量來戡亂」(1989248)。同日,國民黨省黨部主委李翼中也認為:「為今之計,唯有籲請中央,然後臨之以威,綏之以德,自可速平而免糜爛」(李翼中,19528)。繼而,三月六日行政長官陳儀給蔣介石的報告就強調,二二八事件「顯係有計畫有組織的叛亂行為」,「對於奸黨亂徒須以武力消滅,不能容其存在」(總統府,199557-58)。由於國民政府留台的兵力不足,陳儀、柯遠芬即使要訴諸武力也必須「不現一點形色」,一方面等待「他們叛國罪行暴露後」(柯遠芬,1989249-252),一方面等待蔣介石指派的援軍登陸。這是為什麼三月八日中午,憲兵團長張慕陶還親赴中山堂向處委會宣稱:「本人決以生命保證,中央絕不對台灣用兵。」(台灣新生報,194739日)結果當天二十一師就在基隆港靠岸登陸了。

比較起來,警察機關的鎮壓行動最不符國民政府的期待,一份情治單位的報告稱:「叛亂自台北一隅發生,不數日間即波及全省,而負全省治安使命之警察機關幾全被繳械與佔領,其失職與受害冠全省各機關。」因而「台灣警政非徹底改革不可。」(拂塵專案附件:事變期間台灣省警察權力運用情形調查資料)另一份報告又說「政府人員及未被繳械之軍隊均趨避城郊,台籍警察則參加暴動陣營。」(拂塵專案附件:台灣事變遠因調查資料)二二八事件的本質就是族群衝突與官民衝突夾纏(陳儀深,199255),省籍界線有時還壓倒官民界線,由此可見一斑。

二、蔣介石派兵決策之作成

關於蔣介石在二二八事件的角色與應負的責任,李筱峰教授曾經做了清楚的說明:在台灣的秩序漸趨恢復的情況下,竟貿然派兵來台;於派兵來台前,不能明察實情;於派兵之中,得到國際及台民重要警訊……反而一意孤行……;縱容地方上的軍憲特務,濫捕濫殺;而於血腥整肅之後,不但沒有懲凶糾謬,反而獎惡賞瀆(李筱峰,1998467)。不過對蔣介石何時下達派兵的指令,則因資料紛歧而有待研究。據當時擔任整編第二十一師副官處長的何聘儒的記載,三月三日在駐地江蘇崑山即已「奉主席蔣電令」:該軍(師)全部開台平亂,限三月八日以前到達,抵台後該軍(師)歸陳長官指揮。依他描述的行程,三月四日率領中級軍官和一個汽車排運送公文到崑山車站,五日車運吳淞軍用碼頭,同日四三八團、四三六團先後登船出發,何聘儒則在六日中午上船出吳淞口,八日中午及下午四三八團、四三六團分別登陸基隆,何則於晚上隨軍(師)部船隻在基隆港靠岸登陸(何聘儒,1991189-191)。但是依二十一師師長劉雨卿的記載,是在三月六日早晨,於崑山司令部奉劉兼司令官湯轉「主席蔣(36)寅微創畏耳電」命二十一師劉師長率師部及了兩個團先開往台灣(中研院近史所,1992選輯(一):196)。

此外,《悲劇性的開端》一書則根據《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認定這樣的日程:三月五日,星期三,蔣介石下達最初的決定,從三月八日至十日,也就是星期六到星期一之間,國軍陸續登陸台灣(賴澤涵、馬若孟、魏萼,1993247-250)。不過,不論是三日、五日或六日決定派兵,都不是如蔣介石當時在三月十日「總理紀念週」所講的:「故此次事件,本可告一段落,不料上星期五(三月七日),該省所謂『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突提出無理要求,……已踰地方政治之範圍,中央自不能承認。而且昨又有襲擊機關等不法行動,相繼發生,故中央已決派軍隊赴台維持當地治安。」(鄧孔昭編,1991367

蔣介石所派之援兵,除了整編第二十一師,還有來自福建的憲兵一營、來自上海的憲兵第二十一團、四團各一營,已有學者注意到,三月七日蔣還指派海軍立即支援:包括太康艦、伏波艦開赴基隆歸陳儀指揮,美頌、美樂二艦開赴左營聽海軍司令黃緒虞指揮(吳文星,1993118)。但實際情形更為複雜,因為事變中海軍單位或已受到攻擊(的威脅?),黃司令曾向總司令桂永清請示,桂永清在三月七日即打電報給黃:「飭中權移錨水產館附近,相機協助、不准撤退;此間已飭太康星夜兼程前往鎮攝矣。」(國防部史政編譯局,序號1,流水號42164)。

同日桂永清亦致電太康艦艦長高舉:「密奉主席諭太康艦著即刻開基隆聽陳長官指揮。」(國防部史政編譯局,序號2,流水號42159)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是在三月十五日致電海軍總司令部:「太康中海兩艦已於真元先後抵基隆。」(國防部史政編譯局,序號3,流水號42216)陳儀又在三月二十二日致電桂永清:「本省此次事變承派三艦來台協助平亂,至為感荷。茲太康號高艦長以台局日趨平定,面請解除此間任務……。」(國防部史政編譯局,序號,流水號42246)為什麼只提三艦?美頌、美樂後來是否開赴左營?或不歸陳儀指揮就不提它?還有待探究。

三、綏靖清鄉

三月九日早晨再度戒嚴以後,據柯遠芬的報告「至十五日,全省各縣市秩序先後恢復,政府機關亦已照常辦公」(中研院近史所,1992選輯(一):231)。但查緝「奸偽」、「暴徒」的工作正全面展開,警備總司令部自三月二十一日起,將全省區分為台北、基隆、新竹、中部、南部、東部、馬公七個綏靖區,分由張慕陶少將、史宏熹少將、岳星明少將、劉雨卿中將、彭孟緝中將、何軍章上校,以及史文桂中將擔任各地區的司令官,各率轄境內的陸軍部隊、憲兵部隊和警察來執行清鄉任務。

中研院近史所出版的《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第三、第四冊(1993年)、第五冊(1997年)對於綏靖清鄉的執行及處理報告,有很多值得解讀的內容,包括人員編組、繳獲武器、損失統計表(對公教人員的撫卹救濟)、人犯名單,有些地方連廟會宋江陣用的「武器」也要收繳,可見當時之風聲鶴唳。

結 語

關於事變後的一般人心及社會反映,也是情治單位向南京報告的內容,一份來自恆春的報告稱:「一切行政較為便利,納稅較佳;過去街頭巷尾公共場所任意批評政府情形已無。」(拂塵專案附件,事變後台灣社會民心反應調查資料)從台灣人的角度來看這段描述,倍感辛酸。

但願蔣介石在1947年三月十日所謂派遣軍隊赴台只是「維持當地治安」的論點,不會在今天繼續流傳。


淺論情治機關在二二八事件中的角色

 

陳翠蓮/淡江公共行政學系副教授

 


近年來二二八紀念日逐漸成為一個儀式性的日子,每到這一天,有關「和平」、「寬恕」、「希望」等字眼成為共同的語言,彷彿不這樣就是在挑起仇恨、製造對立,不這樣就不足以顯示自己的寬大為懷、悲天憫人。但是究竟這起讓台灣人民付出慘痛血淚代價的二二八事件是怎麼一回事?事件中諸多離奇矛盾的現象要如何解釋?要求政治改革的行動為何會造成成千上萬性命的犧牲?如果沒去釐清脈絡、究明真相,追究責任並且記取教訓,所謂的寬恕只不過是教人遺忘,忘卻歷史教訓的人民又何來希望?

去年檔案管理局動員多位學者專家,全面徵集二二八檔案,而獲得可觀的成果。從這些檔案的出土,二二八事件部份疑團可以獲得進一步的釐清。筆者長期以來對二二八事件中情治機關的角色與作為有高度興趣,以下擬針對此焦點加以討論。

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在事件中代表民間立場與政府部門談判,但是處委會治安組忠義服務隊的角色卻十分詭異,原本應該是維護治安功能的該隊,卻是民間眼中「公然打劫、威脅良善、結隊橫行、假公報私,勒索案殺」的流氓。(引自林木順,台灣二月革命;蘇新,憤怒的台灣)原來,忠義服務隊是警備總部之下的單位 ,在新出土的檔案中這個事實得到印證。忠義服務隊總隊長許德輝在呈軍統頭子、保密局長毛人鳳的「台灣二二八事件反間工作報告書」中,詳述他於228日晚經軍統台灣站站長林頂立、陳儀之弟公銓引見陳儀,面准創立忠義服務隊應急制變的經過,乃召集台北二十二處角頭流氓成立二十二分隊,加上特務隊三十名共二百五十人,許氏為總隊長,台北市警察局第一分局為總隊部。該隊經運作設於二二八處理委員會治安組之下,而不知情的台灣大學及中等以上學校學生共一千二百名與之共同負起維護治安之責。但忠義服務隊中的流氓實則在燒殺擄掠,燒毀外省人商店、毆打外省人,一方面造成民眾對處委會的懷疑,一面製造中央派兵鎮壓的藉口。(引自吳濁流,台灣連翹)而可憐的是,諸多單純的學生在軍隊上岸後被集體屠殺於圓山,成為忠義服務隊的代罪羔羊。

軍統方面的「台灣二二八事變報告書」中著力誇大該系在事件中的功勞,指忠義服務隊的反間工作在「台中、台南、高雄、花蓮各地亦有如法進行,收效宏大」。陳儀當局一面向中央誇大事件的嚴重性,一面又透過特務與流氓翻雲覆雨、擴大暴亂,忠義服務隊僅是其中一例,這是什麼樣本質的統治當局?

利用流氓、特務介入政治事件、打擊政敵與對手,這在國民黨統治經驗中不是特例,從三○、四○年代的政治暗殺、七○年代的美麗島事件到八○年代的江南案,都有類似的痕跡。以陰狠權謀操弄控制人民,二二八事件讓台灣人見識到這種中國前近代式治術的恐怖與毒辣。

情治機關所做的工作還包括一、栽贓誣告:例如指二二八事件是政治建設協會蔣渭川等人在25日及密議排擊外省人煽動所致;指郭國基策動爪牙涂光明等發動高雄地區動亂;指林獻堂等十五人是台中區之罪魁首等等。二、誇大危情:謊稱8日軍隊開到後暴徒成立司令部控制台省全境,數度圍攻長官公署與警備總部,情勢危急,建議空運部隊飛台鎮壓。又指稱暴徒計劃按戶清查人口、搜索外省公教人員與商人,欲施行大屠殺,幸中央洞悉其奸,派遣大軍鎮壓,使外省人免遭大難。三、羅織罪名:包括軍統與警務處系統的情報都一再強調二二八事件是奸黨暴徒竊奪政權的叛國行為,要求台灣獨立,絕非民變,並建議嚴懲,以振綱紀。四、派系鬥爭:軍統人員向南京陳送之密報一方面誇口其在事件中運作特務成功之功,一方面指控陳儀政策失敗,處置無方;又指黨部(即中統)為反動份子所把持、大肆活動;台中憲兵隊受中統利用以致憲警對立;中統人員勾結流氓,報復警方與軍統等等,派系鬥爭之激烈躍然紙上。而中統方面的台灣省黨部調統室,據稱在事件中也是日日急電中央,建議火速派兵,(趙毓麟,中統見聞及功過錄)相關檔案目前仍未出土,有待於國民黨黨史會開放研究。

另一個引起諸多議論的問題是,事件鎮壓過程中究竟有無「黑名單」?警備總部在四月份提出了一份「二二八事變叛逆名冊」,將全省分為台北、新竹、台中、台南、高雄、屏東、花蓮等各區,羅列了近千名「叛逆」,有關這些人的姓名、性別、年齡、籍貫、原職、擔任之逆職、罪行、住址等詳細資料一應俱全,事件中立場溫和的林獻堂名列叛逆之首,包括半山人士李萬居、連震東、黃國書等都在其中,幾乎台灣叫得出名號的人士都難逃羅網,打擊面之廣,令人驚心。

軍統與中統兩大情治機關直接聽令於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卻在事件過程中危言聳聽、爭功諉過、擴大打擊。做為國民政府最高當局的蔣主席並不是沒有管道聽到真實資訊:台灣民意機關如台灣省參議會、台灣省全體參政員等都屢致電最高當局,力言台人「出乎愛國至情,絕對擁護中央,除求省政之革進,國家民族之興隆外,別無希冀」;「外傳託治及獨立,並非事實」;「民眾實基於公憤,做無計劃之暴動」;希望「速派大員來台處理,勿用武力彈壓」。而民間團體台灣省政治建設協會也透過省黨部轉美駐台領事館致電蔣主席,籲請「剋派大員蒞台善處,以副眾望,千祈勿派軍隊鎮壓,庶免驚動民心」;在大陸的台灣同鄉會等諸多團體或上書蔣介石、或召開記者會為台灣人傳達心聲。但是,蔣介石並未將之入考量,35日下令派兵後,在特務機關種種緊急情報下於6日又追加赴台兵力。他甚至在給陳儀的電文中提到接獲政治建設協會請美國領事館代轉切勿派兵之請,但是「余置之不理」。(引自大溪檔案)

流行的一種看法認為陳儀治台受派系掣肘,其實他是個清官,二二八事件中情治機關與派系大施手腳,他完全無法控制。但是陳儀治台失敗、官逼民反是事實,又以前述陳儀對警備總部忠義服務隊等情治運作的掌握為例,又豈能將責任推得一乾二淨。而做為國家最高當局的蔣介石縱容派系惡鬥株連;又聽信情治特務誇大危言率爾派兵,將生民請命「置之不理」;事後不但未追究罪吏陳儀之責,反而提拔他出任浙江省主席,蔣氏在二二八事件中所應負的政治責任自不待言。

台灣社會向來追逐熱潮,台灣民眾缺乏歷史意識;即使像二二八這樣讓台灣人付出慘烈血淚代價的重大事件,也逐漸消費化、娛樂化,各方政治人物一年一度,行禮如儀一番,漸趨空洞的形骸化令人驚心。如何讓所有的犧牲轉化成為集體的智慧與社會共同的資產,理解她、釐清她是第一步,而新檔案的徵集出土提供了一個有利的基礎,有待大家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