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寶村（中央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時序進入一九九五年，「台灣百年」為主題的活動陸續開
展，台灣在這百年當中前五十年是日本殖民地，後五十年則為
中華民國的「遷占國家」（Settler state）政權統治，今年有
一連串的日子可供吾人一起進行集體歷史記憶的回溯，透過昔
今對話回顧過去瞻望未來。這些有代代性的日子如四月十七日
馬關條約簽約日、五月二十五日（台灣民主國成立日）、五月
二十九日（日軍近衛師團登陸澳底日）、六月十七日（日本始
政日）、八月十五日（終戰日）、十月二十五日（「光復節」
）。接踵而至的九六年總統選舉，九七年香港「大限」，歷史
的關鍵年代刀鋒逼向台灣，台灣人須積極勇敢地穿越跨世紀的
台灣歷史，開創出頭天的時代。
台灣總督府依六三法集中行政、立法、司法大權，進行威
權統治，兒玉源太郎與後滕新平（一八九八至一九六年）八年
多搭配主政下，奠定殖民地統治基盤，舉凡治安、土地、林野
、戶口、舊慣之調查整理、貨幣財稅、交通及產業、醫療衛生
與教育等均有卓績。一九一九年起改派文人擔總督，台人因教
育較普及民智漸開，乃不斷發起文化、政治、勞農結社抗爭運
動，至一九三五年遂有半地方自治的選舉，台人也初嚐自治之
味。作為殖民地的台灣，政治固然有差別待遇，但法令齊備，
行政運作抵依循法治、制度而行，使台灣成為重視法治秩序的
公民社會。
日人為獲得台灣的資源進行殖產興業的經濟建設，振興米
、糖生產，建設水利灌溉工程（如嘉南大圳、桃園大圳），擴
廣新品種（如蓬來米）、肥料、農業技術、農業發展在一九二
年代的綠色革命已達高度水準。一九三年代則進行工業化，如
鍊鋁、石化、紡織、機械、窯業、水泥等發展迅速，一九三九
年的工業總產值甚至凌駕農業產值。尤其日人著力最深的鐵公
路、港口、郵電等基礎建設，還有日本財閥與本地資本的投入
，均對經濟發展提供有利的條件，一九三七年台人的年均所得
為一一五美元，是日本本土（一九一美元）的六成，而中國則
是二十二美元。台灣的經濟發展，殖民母國受益最多，當然台
人也可分享自己的努力的成果。
就社會文化的銳變而言，由於治安秩序的維持，產業開發
、病疫防治、醫療衛生改進、交通發達、教育普及等因素，台
灣人口穩定成長，人民平均餘命由一九五年男性平均二七•七
歲及四五•七歲，而同一時期日本男女性分別平均四六•九歲
及四九•六歲，而中國在一九四二年男女平均餘命為三三•八
歲及三十八歲，如以平均餘命作為社會進步的指標，則台、日
、中三地的先進後進性差異顯而易見。教育文化方面，基於同
化、內地化、皇民化的殖民教育政策，日人相當重視國民基礎
教育。台人透過教育、書刊、報紙接受新的文學、藝術、音樂
、戲劇等，台灣的文藝與思潮亦由傳統的前近代型式轉為現代
型式。
國民黨政府在一九四五年接收台灣，四九年內戰戰敗而移
治台灣，在政治上同樣是實行威權政治，法政制度仍是外來的
，其不依憲法而治，戒嚴軍管、情治機構嚴密控制人民，人民
政治、結社、言論、出版等權利受到剝奪，不民主無法治猶勝
於日治時代，在經濟方面接收日產轉化為黨國資本主義的壟斷
經濟，或是國防經濟，箝制民間自由經濟的活力，台灣由日治
時代的南進轉變為反攻復國或統一中國基地。在社會、文化的
改造方面，國民黨政府掌控教育與傳播媒體，進行「中國人化
」的社會改造，與日治後期的「皇民化」運動相似，強迫統一
台灣的語言，灌輸大中國的文化、歷史、地理，以及三民主義
的黨化意識形態，藉文化道統來維繫其岌岌可危的政治法統。
在台灣的四大族群已在台灣有極長的生活歷史經驗，即使
是所謂的「外省人」在台灣的時間也均超過在中國的歲月，至
於土生土長的新住民，或是「芋仔」、「蕃薯」混種的新人類
也都生長於美麗島上，早已建立身土不二人地相依的命運共同
關係，這種命運共同體所衍生的現代國民意識，正是可以加速
已具備人民、土地、政府、主權明確條件的台灣成為一個名符
其實的新國家，只是因中華民國仍為了維持虛幻的法統，自陷
一個中國的死胡同。甚至制定未經民意認可的國統綱領，硬要
將台灣推向隨時要併吞台灣的霸權中國，適值「台灣百年」運
動之際，也應推動廢除出賣台灣的國統綱領，台灣才能免於任
人宰割的命運。
一九九五年是二次大戰終戰五十年的紀念年代，半世紀前
有極多的國家因終戰而脫離殖民地體制，如韓國終戰日就是他
們的光復日，也是獨立日和國慶日，台灣在五十年前錯失了決
定命運的機會，從今年起台灣人應盡一切力量去掙脫中國的桎
梏，終結內部殖民主義的遷占國家體制，並以主權獨立國家姿
態進入國際社會，台灣才算是能穿越世紀的悲情，邁向新的二
十一世紀。
（原載民眾日報1995年3月31日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