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麼是泛政治化?

張忠棟/台灣大學名譽教授

國民黨又在推卸責任了。昨天國民黨中常會之後,其高層領導人士透過發言人,要求大家對白曉燕案不要泛政治化,要大家不要因為白曉燕案作各種政治揣測,提出各種政治要求,以致影響妨礙到政府的其他重要政策和措施,並容許政府先以一切力量破案。

政府努力破案,這是政府應做的事情,不容作任何的規避。問題是幾個月以來,先有劉邦友案,後有彭婉如案,政府為這些案子忙得不得了,還是找不到線索,還是破不了案。現在白曉燕案又發生了,大家也看到政府在忙,警政單位查出嫌犯的姓名,軍警動員大批人力到處搜查,兩個多禮拜過去了,主要的嫌犯還是抓不到,白曉燕已慘遭撕票。政府在半年多以前做出整頓治安的承諾,斬釘截鐵的表示要在六個月內交出漂亮的成績單,但是所有的大案都破不了,請問成績在那裡?誰該來負責?政府難道可以丟下責任的問題不管?

政府的責任有行政責任,有政治責任。政治領導人物丟下政府的責任問題不談,不先求諸己,反過來要大家不要泛政治化,這就是逃避,就是推卸。在民主法治的國家中,這種逃避和推卸,絕對要受到人民的質疑。人民會懷疑政府的信用,人民會懷疑政府的能力,最嚴重的時候,人民會在下一次選舉之中,請你現在政府下台,他們另外再選一個比較可信和比較可靠的政府。

回頭說到大家可能泛政治化。幾天以來,有沒有人說白曉燕案是政治案件呢?沒有。白冰冰說,她的女兒是一張白紙,不應該受到任何傷害,這是最冷靜最理性的反應了,除此以外,白冰冰只是不解,並沒有作更多的猜測。白曉燕的喪事正在辦理,負責辦理喪事的多是演藝人員,他們公開表示不要政黨插花,不要政治人物作秀。他們為什麼要這樣做,難道不是為了要把喪事純淨化,不要讓它有過多的政治牽連?

更值得注意的是整個社會的反省。白冰冰表示要退出演藝工作,要組織基金會,發動社會的力量照顧今後婦女兒童的安全。演藝人員深深悔悟他們過去表演,太過重視賺取更多的財富,今後他們要撥出時間拿出金錢來,多做一些公益事業。許多的爸爸媽媽過去都不太管小孩上學放學的問題,這幾天在小學裡,甚至在中學都可看到,這些爸爸媽媽早晨把孩子送到學校,下午把孩子從學校接回家,開始對孩子們付出更多的關心和親情。這些現象代表甚麼?大家在反省,甚至有自責,政治人物不了解也就罷了,還忍心責備大家泛政治化?

中央研究院長李遠哲昨天發表談話,責備政治人物過去做壞了榜樣,所以社會腐化,人心敗壞,所以白曉燕案的幾名凶嫌也會那樣的兇殘。乍聽之下,這些話好像有些泛政治化,但請政治人物仔細想想,李遠哲說的難道不是事實?多年以前,大家希望台灣走向民主開放之路,幾年下來,表面上有民主,實際上是議員賄選,是縣長貪污,是在上位的人充耳不聞,為的只是選舉的表面勝利、只是政治權力的繼續把持。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看到政治人物的表現,越來越多的人是嗤之以鼻,雖然也有一些人要有樣學樣。李遠哲說得一點都不錯,政治人物不能因為他的話難聽,就說他泛政治化。

(原載於199751日自由時報)

白曉燕事件的反省

莊淇銘/淡江資訊所副教授

此次白曉燕被撕票案,引發全國譁然與憤怒,朝野政黨都有人士要求相關首長負責下台,此外,民間諸多發動抗議與遊行等行動,對政府無能治安表達嚴重的不滿,這其中,民意代表、媒體及社會均將矛頭指向政府及警察,好似自己都沒有責任,這是本案另一個值得反省的地方。

警政預算偏差立委難辭其咎

此次逮捕歹徒行蹤走漏,其原因之一就是警察的通訊設備不夠精良。但是,若看到國家預算中警政預算是如此龐大,就讓人不解為何警察的通訊設備會如此落後?其主因就是警政預算偏頗,以八十七年度警政預算為例,警政總預算二百九十二億五千萬中,七個保安警察總預算占二百零三億四千萬,約為警政總預算69.4%,也就是說,近七成的經費用於保安警察業務,更嚴重的,處理群眾運動、集會遊行等業務的保一、保四、保五總隊之預算,高達一百一十九億九千萬元,約占總預算40.8%。

相反的,職司打擊犯罪,如海上治安、掃蕩黑槍、防範走私及毒品等任務的保七總隊預算才二十五億九千萬,約占總預算8.7%,想想,拿這麼高比率經費對付多為善良的遊行請願人士,卻以如是低的經費打擊犯罪,台灣的治安又怎麼好得起來?要知道,治安的敗壞與警察偵辦犯罪的設備,當然有相當密切的關連。今天,立委諸公坐視警政預算如此偏差的運用,難道不該負監督不週之責?

同是可貴性命卻受不同待遇

今天,社會上會對白案如此重視,最主要就是大官們重視,媒體日夜報導,引發社會感同身受的痛苦及不安全感,然而,大家有沒有想過,如果白曉燕的媽媽不是白冰冰而是一般的人民,大官會如此重視,媒體會如此關心嗎?台灣每年失蹤婦女案件高達兩千餘件,有幾位被如此關心過?

當李登輝總統及連戰院長到白冰冰家探視安慰白冰冰時,有沒有想過還有數千個同樣遭遇的頭家,根本未受到關懷與重視?官員們這種大小眼心態更叫人不寒而慄!竟有媒體在報導檢驗遺體的過程時說:「希望不是白曉燕」,不希望是白曉燕,那請問,是希望誰呢?需知,任何一具屍體背後都將導致其一家人終身的悲痛,是以,看到生命慘遭剝奪,都應生同理心而關懷,這種對生命選擇式的關心,是對人道極大的污衊!再者,媒體幾乎可說是日以繼夜接連著報導此案,試問,這對其他的受害者又公平嗎?為什麼其他的生命就如此不受重視?

要官員下台 誰支持上台的?

此案爆發後,要官員下台的聲浪高漲,中央研究院院長李遠哲亦說用選票來行動,筆者常期為文,要求政府官員要有責任政治觀念,當然對要相關官員下台是舉雙手贊成,但是,有時候真想問問支持國民黨的人民,如果現在要他們下台,為什麼當初支持他們上台呢?自己支持他們上台,然後才後悔,又要其下台,看到官員不下台,又氣呼呼,早知如此,何必當初?

不過,亡羊補牢,猶未晚矣,如果這些英明的官員無人負責下台,別忘了,往後還有許多選舉,大家只要照李遠哲院長所說的,用選票讓其下台!

(原載於199757日民眾日報)

苦楚下的荒謬和掙扎

──白案痛醒台灣人了嗎?

林碧堯/東海化學系教授

四二六,在台灣炸開來的新聞不是「車諾堡」而是「白冰冰獨女被綁」!

當天早上,部分較自律的平面媒體還找不到這則消息,但中午起,整個電子媒體氾濫了!知名的藝人,創記錄的贖金,受創母性的泣血哀號、控訴與乞憐,令人不忍卒視!心裡頭興起的問號:台灣爛到底了嗎?接下來,近乎一個禮拜的翻騰,官員的嘴臉,民代的無恥,處處「見機勇為」幾乎到群魔亂舞的地步!整個社會看不到「起死回生」的徵兆!

一、生命的尊嚴在荒謬中蒙塵

四月廿八日,白曉燕証實已被撕票,鏡頭上看不到哀傷淚乾的母親,自宅成了台灣的新聞中心,空氣中充斥了神聖自己,斥責別人的聲音,台灣的社會只有荒謬兩字可以形容!荒謬到連「痛苦的謊言」都被神聖化了。

以華語發音的電子媒體,在此荒謬的漩渦中幾乎都慘遭滅頂,白宅附近,聚集了蒼蠅般的「觀眾」以及賺「蠅頭」小利的攤販,固可看出台灣社會的荒謬,電視台的SNG車,何嘗不也凸顯出科技的另種荒謬?

一窩蜂式的追逐報導,感官刺激的競逐,巨細靡遺的挖掘,延續著蔣家時代培養出來的特有媒體風格,至今歷久不衰。即使有所謂的「同文同種」的文化性格,然而斷指裸照都不放過,這又是那門子的「文」和「種」呢?實在荒謬到連人和豬都混淆不清呢?

廟堂之上,立委們真正關心的依然是白曉燕的死,會不會影響到台灣的經濟發展?巨賈殷商更是擔心五○四遊行會不會影響投資意願?執政黨更是說漏了嘴,擔心沒人下台會不會影響年底的選舉?白冰冰為何喪女?白曉燕為何喪命?歹徒何以如此泯滅人性?似乎都不是主流派關切的焦點!台灣這種「正義」式的荒謬,比起聖經羅馬書的內容,實在有過之而無不及!在此體制下,官員是否下台只有政黨危機的考量,而不是社會危機的針砭,焉非荒謬!

二、亂世的禍根在掙扎中失焦

白案所揭開台灣的爛相,利用鐘擺效應,往往成為執政者脫罪的最佳技倆。因為在「民心可用」下出師,模糊焦點,便宜行政,趁機打劫往往容易得逞。例如亂世用重典,幾乎已成「全民共識」,「重典」更成為「民之所欲」;執政者巧妙地擺脫了造成「亂世」的責任。值此時刻,譴責警察無能,固是理直氣壯,但要警政單位承擔處理整個司法沈淪的罪孽,不表示司法及行政院部可廢除嗎?「亂世」並非理當如此!

在文明社會中,沒任何人是「該死」的;但在野蠻叢林中,被謀殺、被撕票、或被槍斃,都在「充分」的理由和邏輯下被判「該死」。即使猶太人被押入毒氣室,在納粹心目中,那個不「該死」呢?在歹徒心目中,白曉燕不也「該死」?但在社會上絕大部份不都認為她不「該死」,否則怎會引起這麼大的震撼呢?在這荒謬的社會裡,無心的協助政客脫困,不也是一種罪過?

三、痛楚的代價喚起人民覺醒

台灣的亂,看不到理想,找不到生機,只繼續爛下去,如此爛局什麼時候爛到底呢?那看台灣人何時覺悟清醒而定。英國人讓保守黨執政了十八年,即使經濟略有起色,英倫的尊嚴卻在消失中,英國人已受不了,不讓英倫再爛下去,於是蟄居多年的工黨一夕之間取而代之,布雷爾不圖「聯合執政」,風風光光地站起來,否則不知有多少英國人會「該死」呢!

政黨輪替是民主政治的防腐劑。台灣的民主政治在「安定牌」麻痺劑下腐爛了!白案已讓這個麻痺的社會感受到了痛楚,但台灣人清醒了沒?掙扎是為了解救這個社會,而不是讓不義的政權官僚繼續讓人民受罪受難!

生存權已面臨最大的挑戰與威脅,台灣人的明天呢?

(原載於199758日民眾日報)

法治不辨是非
認知與生活脫節
蒼生難安

鄭先祐/文化生物系教授

時過穀雨,將入立夏,生靈正旺。可惜,如同背負「中國」原罪的台灣,法無是非,天地無常,蒼生難安。

台灣環境的惡質化,已經是達到人人可體會的境地。許多溪流不僅是污染嚴重,有些甚至是宣告「死亡」。於核能電廠出口水發現的「秘雕魚」,陰影未消。最近於淡海新巿鎮海域發現的綠蠵龜,代表「長壽」的龜,竟然會全身長滿腫瘤。豬隻「口蹄疫」空前的大災難仍未了,農委會現在又來拉「狂犬病」的警報。這次來勢更兇,學者說:「只要被感染,這個人幾乎就是死定了」。若是發生疫情,國內的死亡人數估計將達一萬三千人。怎麼會這樣呢?難道是死難的豬隻找貓狗來反撲嗎?這些坐領高薪的高官,有盡到其維護社會安全與健康的基本職責嗎?

承辦周人參電玩案的檢察官向媒體公開表示,其直屬長官檢察長對他施壓,並且曾經把他寫的起訴書當面丟在地上。面對這個指控,檢察長如是說,這只是說要慎重辦案,絕對無施壓,而且這位檢察官已經向他表示道歉。針對這個事件,法務部長則表示,這無關「是非」的問題,只要他們兩人好好「溝通」就好了。有無施壓,是非對錯,這是法的基本要素。怎可說只要「溝通」就好了?這是否意味著,有關法務,凡事只要「溝通」就好了。如此的法務,真的是「看著辦」?能「溝通」的,就沒事;無能「溝通」的,那就會有事了。如此的法務,一般的小老百姓可真會有「溝通」上的困難。

高手過招,勝負往往就在一霎那間。就在雙方對峙期間,雙方看似不動,但私下卻是異常的繁忙。為求得勝利,必要動用所有可獲得的資源,除了要有最高效率外,特別是要力充分瞭解對方,並且化自己的行動於無形。

秘魯政府可成功的救出被劫持長達126天的七十多位人質,可能就有把握到「掌握對方」的致勝原則。首先是運用高精密度的竊聽器與紅外線等現代科技,充分瞭解對方所有可能的資訊。同時秘魯政府至少挖了兩條地道直通大使官邸,並且策劃至少兵分五路的奇襲行動。這次奇襲之所以成功,另一項要件就是「絕對保密」。就在爆開地道進入官邸的開口時,就立即炸死僅有14名成員的其中8名。這可能就是致勝的第一個重要關鍵。

反觀國內檢警單位偵辦「白曉燕」的被綁架案,同樣是事關人命,但卻是消息一再的走漏。被綁架的第二天,就有媒體搶先報導。緊接著,甚至是半截指頭與半裸的照片都出現於電子媒體,以及檢警的各項行動都有許多記者跟班。案情發展不到十天,雖然人質與主嫌仍不知去向,但是整個檢警單位的偵辦過程就已經是大公開。造成這種「極荒謬」的情況,相關媒體確實須要嚴厲的檢討與譴責。然而,握有第一手資訊的檢警單位更是「禍源」。如此的將自己陷入「敵暗我明」的困境,而且逼綁架者無線可連,那人質的命可保嗎?想想過去司法單位對綁匪的判例,就會更令人擔心人質的安危。這種大公開的偵辦方式,不僅是「無知」,更是「可惡」到極點。檢警單位如此這般的辦案方式,能讓人民放心嗎?

火場的勘驗,竟然會沒有發現或許還可能活著的人體。講究安全與紀律的軍營,也會發生爆炸和大火。因吃大拜拜,中部的苗栗和大甲地區傳出80多人,因為食物中毒送醫急救。台北市警局,分屬三個分局的三名刑事偵查員,竟然都於上個月先後猝死。國小學生竟然就會持刀棒勒索,且這僅是為要得到區區10元新台幣。主掌治安的警政署內,則也傳出有帳目弊案。維護海權的保七總隊,表示無法驅離來自中國進入我海域的漁船。中國船員不但不理,而且會反駁說,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所以當然可以在這些海域作業。

就在過去的近10天來,花點時間剪報,就可有如此多的「怪事」。為何會如此呢?或是說,如何才能改變如此惡質化的趨勢呢?這是所謂「心靈改革」的問題嗎?或是須要去故鄉「掃地」的問題嗎?明顯的都不是。一再反覆的思考,問題可能是出在「現實」不等於「真實」,「認知」與「生活」脫節。如此生活於「虛假」世界裡的人們,當然無所謂「是非對錯」,因為這是可任意制定的。反正只是一場GAME。當GAME OVER後,再投錢就可再玩!一切高興就好!然而,真實的世界可不是如此!

(原載於199759日台灣時報)

亂世用重典的反思

劉幸義/中興法律系教授

最近連續一些重大刑案不能偵破,引起社會大眾的注目,心理上需求良好的治安,以免生活於惶恐之中。在一項民意調查中,更顯示出,超過百分之七十的人贊成亂世用重典,以維護治安。雖然相當多人主張治亂世用重典,然而必須思考的是,重典是否能夠消除亂世?也就是嚴刑重罰是否有充分的嚇阻力,足以使社會成員不敢為惡、不敢侵害他人,在最理想的境界甚至到達沒有人會犯罪的情形。對於此問題,可以由刑罰嚇阻力的界限及其反效果等方面來觀察。

其一,刑罰嚇阻力的界限問題。維護社會的良好秩序,是絕大多數人的共同願望。強盜、擄人勒贖,或其他施強暴脅迫的暴力犯罪,尤其是持槍去犯罪的行為,這些行為必須處罰,沒有人會有異議。且不可否認的,刑罰本身具有嚇阻犯罪的作用,依照剝奪財產、自由、生命,而各有不同的嚇阻程度,然而,刑罰的嚇阻力並非絕對的,其力量的強弱,還需考慮經濟、社會、政治以及價值觀念等因素。

如果我們以過去的經驗來看,就可以知道刑罰嚇阻力並非像一般大眾所想像的大。例如貪污治罪條例,和制定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均採用嚴刑重罰,但二者並沒有因嚴刑重罰而減低。又如懲治盜匪條例的處罰規定,可以說是全世界數一數二的嚴刑峻罰,有許多唯一死刑的規定,但搶劫、強盜、殺人、擄人勒贖各式各樣的重大犯罪,三十多年來也沒有因為嚴刑重罰而消失或逐年減少。這些實際經驗明顯的告訴我們一個事實:想要單純靠嚴刑峻罰的法律,並不能達到社會治安的目的。

其二,重刑的反效果問題。刑罰有嚇阻犯罪的作用,這是毫無疑問的;但如前所述,刑罰嚇阻力並非是絕對的,嚇阻力有一定的極限,並非萬能;有極端情形下,重刑也可能出現反效果,恰好與刑罰的預防功能背道而馳。以最嚴厲的處罰:死刑而言,原本應足嚇阻力最強大。但在唯一死刑的情形,當行為人知道將來被捕必死無疑,如此,則使犯罪人一不做二不休,更無顧忌繼續犯罪;因為橫豎一死,做一票算一票,被抓之前能享受就享受。在「多犯罪多享受」的背景下,更加強行為人繼續犯大罪的決心,而且也使治安因而更加惡化。

另外,極端重刑也會造成行為人更勇猛且更有「必要」使用激烈手段。遇到警察逮捕時,有「必要」殺傷或殺死警察,以減低被捕的可能性。犯罪人的這種考慮,往往種下基層警察被犧牲的潛因、伏因。更甚者,若一群亡命之徒結成集團,相信警察絕非其對手,因為在你死我活的局面下,驅走或殺死警察是他們唯一的「自救、求生」之道。

由此可知,刑罰不但嚇阻力有其極限,而且也可能有反效果存在。刑罰愈重,愈加強行為人反抗公權力的必要性,也增加被害人受到更大侵害的可能性,為社會製造更多之問題,這對刑罰的嚇阻功能而言,適得其反。在此情況下,我們能夠說重典比較能夠保障安份守己人的生命、自由、財產嗎?

其三,嚴刑重罰尚有其他的不良作用。在司法方面,刑度過重也可能使法官及其他同法人員,不敢、不忍或不願認真執行或使用刑罰,造成「立法從嚴,執法從寬」的現象,對法律威信有損無益。在民眾方面,當一個人蒙受過重的處罰,或者認為大官違法無事,小民亂紀必罰,此時民眾即使不敢反抗國家的刑罰權,對法律很容易產生不服的、排斥的心理,這對建立法治、守法觀念,維護整個社會秩序而言,是負面作用的。

在觀念方面,很容易造成機械化、制約式的思考方式,如果只是常聽人說「亂世用重典」,而且未去思索刑罰嚇阻力的界限,日子一久很容易造成「重刑」等於「有效」的思想習性,而不再進一步尋找亂因何在的問題。相對的,重刑用慣了,往往會使主政者與警察減低甚至喪失內省的機會。更甚者,主政者以嚴刑重罰向人民表示他有在做事,有決心對抗暴徒,而藉此掩飾其施政無能,導致社會大亂。

面對台灣的治安亂象,當務之急固然需要展現公權力的權威性,而建立公權力的權威性,並不在於重罰,而是在於立法與執法是否正當、公平、合理。再者,破案率高,也可以使歹徒無僥倖之心。最後要說的是,民主制度的優點與缺點並存,端視人民的知識、判斷力與政治智慧而定。充分瞭解社會安定秩序主要並非依靠刑法;亂有亂因,欲消除亂世,應對症下藥。要做到此點,執政黨必須有整體性的施政規劃,針對政治、社會、經濟、政府的公信力、破案率、教育、文化、價值觀等多方面著手。當人民能夠瞭解這些,且要求政務官負政治責任時,台灣的民主政治就開始步入成熟的階段了。

(原載於1997512日台灣時報)

難道教育界沒有責任

──從林來福說起

林玉体/師大教育系教授

白曉燕悲慘也令人憤怒的命案,至今提出反省檢討的不少,但指責的聲音來自於教育界的不多。其實,社會毒瘤、政治腐化的罪魁禍首,是教育,尤其是學校教育。台灣教育早就被評為「癌症」了,連官方都這麼說(前教育部長朱匯森的名言),但這幾年來有所改進嗎?明言人看得一清二楚。說句不客氣的話,歷任教育部長,廳局長都應繩之以法,才能消國人的火氣。

惡劣教育政策種下「仇恨」

十幾年前,十大槍擊要犯林來福的案件,是極為轟動的大案。彰化籍的林來福為害台灣社會之大,可以與近日台灣的重大慘案比美。這位人神共憤的兇手經過警方的懸大賞之下,終於被押解在牢房中等著被槍斃。林來福也知悉自已罪有應得,死命難逃,他在結束人生四十多寒暑前,記者去採訪,他什麼都不說,只淡淡但十分無奈也不解的道出一件事。原來他小時候在鹿港讀小學,學校教師規定要說國語,說一句台灣話要罰一塊錢,林來福這個原本天真活潑且本性純樸的鄉下小孩,覺得說台灣話沒有什麼不對,為什麼政府作這種無理的要求呢?這個孩子個性強,他偏偏要說台語,結果被罰七十元之多。當時七十元已經是大數目,尤其林來福家境貧窮,他無法繳交罰款,要命的是老師還到林家去向他爸爸要。林來福父親不知有否抓起他孩子拳打腳踢,只知林父向左鄰右舍,親朋好友商借七十元大鈔還給教師。林來福在告別人間之前,幽幽的向記者說,他不知當時他的爸爸交給教師的七十元,到底對學校有什麼幫助,又有什麼意義,林來福在數十年歲月的短暫日子裡,只有這件童年事件讓他耿耿於懷,久久不能忘記,這種惡劣政府所規定的教育政策,卻在林來福心中種下了「仇恨」,他開始恨老師、恨學校、恨社會、恨政府,從此走入歧途,因為此種教育措施,台灣社會竟然要花那麼大的代價來承擔,想來真令人痛心疾首。

可惜無正義感及教育愛的老師

可惜的是,當時林來福學校的老師,沒有一個有正義感及教育愛,發揮慈祥及勇氣,知悉林來福委屈冤枉,要是有一個師長了解林來福內心的苦衷,「來福啊,過來,過來!」用關愛的眼神看他,摸摸他的小頭,「老師同情你,你不要生氣傷心,老師口袋裡有點錢,給你幫幫忙」,此刻,相信林來福會感動得失聲痛哭,他會覺得人間仍有溫暖,他會在被逼形成仇恨的同時,懸崖勒馬,並且視那位敢挺身而出的教師為大恩人,設若當時有了如此的教師,他給台灣社會造了多大的福,全國上下應該感謝這位教師才對,至少,這位教師已活在林來福心中,這是教育工作最引為聖潔的所在。

要是這陣子的兇手就擒時,如也指出了他們在國小國中唸書時,遭受到類似林來福的經驗,則大家在怒不可遏時,是否應該冷靜的來思索,什麼才是兇手的禍「因」,林來福還沒入小學時,原本是個可愛善良的「璞玉」,竟然小學「造就」了他成為「十大槍擊要犯」,許多人都承認,國中已是培育少年犯罪的溫床,此問題不「釜底抽薪」,則黑道抓不勝抓,因為陸續的黑道走出校門,只作「揚湯止沸」,那是「治本之道」?根據桃園地區教師的反應,目前劉邦友案的嫌疑犯,都是中壢或內壢地區國中畢業生,當時在他們唸國中時,已有明顯跡象會幹大案,教育改革者不把焦點放在這裡,而儘作些諸如「女生上成功嶺」或「大學改為三學期制」這種本就爭議的話題打轉,全國上下在懷疑警方「能力」有問題之際,我們更有理由來懷疑教育部長及行政院長「能力」是否平庸愚劣。

教育官員置身度外叫人

數十年來錯誤的教育,形成教育過來人對台灣社會的反撲,這是報應,台灣人何其不幸,白曉燕等人何其無辜,但教育官員一副置身度外的模樣的嘴臉,看了真叫人噁心!難道他們不應下台以謝國人?

(原載於1997515日民眾日報)

誰在殺人喊救人?

──看新黨在五○四遊行的舉動

張正修/淡江公共行政系講師

白曉燕被綁匪撕票,經由國內媒體大幅報導後,全國國民大為震撼,也因此促使社運團體等,於五月四日舉行為為台灣而走的大遊行,據報紙媒體之估計,約有五萬人參加此次遊行,可說相當成功的一次遊行。

為新黨造勢的「政治遊行」

社運團體於五○四大遊行前曾聚集協商:對於政治低調處理,並希望各團體,尤其政治團體不要大肆張揚旗幟。結果,五○四大遊行一走下來,許多獨派團體的旗幟不是不見了,不然就是改拿小旗。相反地,新黨大肆動員其支持者,除「旗幟也到處飛揚,在統派電視媒體(台灣幾無所謂獨派電視媒體)的配合下,這一種遊行宛如是主辦單位配合新黨,利用其他團體為新黨造勢的一場「政治遊行」。走完這一場遊行之後,許多民眾與團體才發覺到,被所謂「不講統獨」的主辦單位騙了!

台灣今天治安的惡化,李登輝有其不可推卸的責任,連戰更應負起政治責任,下台鞠躬。但治安問題的產生,難道只是這幾年才有的現象嗎?它產生 的遠因何在?如果新黨所代表的兩蔣舊國民黨是治安問題的真正元凶,一個舊日的加害者竟以被排除於權力圈外的「受害者」,大喊別人是元凶,這樣的社會還有正義、公理可言嗎?

無可諱言地,李登輝在蔣經國過世之後,即不斷引進地方勢力與非主流派進行鬥爭,甚至為了鞏固政權,他也在八九年的立委增額選舉,九二年與九五年的二屆、三屆立委選舉大量引進財團,以及地方的黑道角頭,使得黑金政治從地方層級向上繁殖到中央政權,這是李登輝無法推卸責任之處。但是我們要繼續追問的是:台灣各地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的黑道掌控地方政治。更因此危及地方的治安,使得犯罪事件層出不窮呢?其實很簡單,這正是國民黨分化台灣人的政策所造成。

國民黨將台北市「中國化」

國民黨逃亡至台灣時,為了鞏固其政權,必須使新住民形成一新的命運共同體,產生一新的共同意識,為了達成這個目的,國民黨必須將新住民最集中的地方─台北市加以「中國化」,使之與台灣其他地區區隔開來。於是國民黨就以日本人在台北所做的建設為基礎,不斷將公共資源投入於台北市的建設,甚至於一九六七年將台北市升格為院轄市,使台北市在官派市長的領導下,可以更充足的財源配合中央的政策,擴充更多的地方建設。結果台北市的各種軟體、硬體設施的擴充,使得台北市的生產力提高,生活方便,於是在這種有意不均衡的公共投資之下,中南部人口開始大量往北移動,促使大台北都會圈的不斷擴張,但也造成傳統地方人口的解組,地方的知識菁英,技術菁英大量移入都市,造成地方菁英於焉流失,更造成農村人口結構老化,教育水準低落,地方士紳退化,相對地,村里長、鄉鎮市民代表、鄉鎮市長、鎮市議員、省市議員乃至農漁會、水利會之選舉卻至為頻繁,並有巨額空缺待選,在選民水準低落,選舉文化敗壞,賄選問題嚴重的情況下,黑道遂乘機大量投入地方選舉。兩蔣時代的國民黨甚至為了勝選,不僅提名黑道,以勝選確立其外來政權的合法性與正當性。而黑道歷經一九七○年代以後快速的都市化,與一九八○年代以後的金錢遊戲,在國民黨自己利害的考量與放縱之下,更是壯大。這正是台灣犯罪問題最根本的原因,也是新黨的老祖宗─兩蔣時代的國民黨對台灣人所犯下的最大「原罪」!

在國民黨分化的政策下,台北變成中國的代名,是有文化水準的地方,其他地區則代表台灣,台灣的文化就是黑道、犯罪、嚼檳榔,統派文化更是透過媒體,並以各種方式來嘲笑台灣人,甚至像徐宗懋之類的人物,在中國時報上表示,一大批沒有治國能力卻很「愛台灣」的人,輕易地進入權力核心,黑金腐化被容忍,「愛台灣」的人越來越多,治安卻越來越敗壞。

硬把台灣人子弟轉變成中國人

言下之意,只有「中國人」統治台灣,台灣才會安定,而「台灣人」根本沒有治國能力。中國知識份子用教育、媒體,硬把台灣人子弟轉變成中國人,甚至讓台灣子弟嘲笑自己沒文化的父母親,更讓台灣人子弟必須痛恨自己犯罪的同胞兄弟,台灣即使民主化了,台灣人還是永遠被中國人玩弄於股掌之間,要自己嘲笑、痛罵自己。更可悲的是,李登輝自己要奉兩蔣為正朔,導致舊日的加害者顛倒身分變成被害者,再以比舊日更狠毒的加害手段搞政治遊行。台灣戰後的歷史,如不趕快清算,中國人將永遠無是無非地逃避責任,踐踏台灣人!

(原載於1997513日民眾日報)

 

為了台灣 四面八方在一起
各行各業
在一起

深沉的憤怒能否喚醒傲慢與自大

林萬億/台大社會系主任

沒有鑼鼓喧天,沒有旗幟飄揚,只有低沈的音樂與控訴的吶喊;「總統認錯」「連戰下台」的聲音此起彼落!綿延四、五公里的遊行隊伍,數萬人中大多數是來自四面八方,各行各業的小市民,有父母親帶著小孩來的,有年輕的高中學生,這些人過去較少參加遊行。這一次他們出來了,在人群中不熟練地喊著口號,但可以看出,他們是生氣了。有一位家長說:「讓小孩子都必須走出來抗議,只有台灣這種國家才有。」這恐怕也是許多父母的心聲。

自從解嚴以來,大大小小遊行抗議已不下二千次。唯獨這次人多,而且涵蓋面廣,六個大隊中有五個隊是婦幼、社團、學生、大眾。雖然,一百三十幾個團體都試著動員,除了民進黨、新黨有較大能力動員黨員參加外,其餘社團其實都不是人力充沛的。可是,現場至少有數千學生、數千婦女、少年與兒童,可見有許多參加者是個別的參與者,顯示這個議題是普受關心的。

過去十年來,遊行抗爭的議題從解嚴之初的社會議題夾雜著政治訴求,或多或少被執政者或執法者界定為製造亂源、浪費社會成本。九○年代初的「三月學運」,以及稍後的「反軍人干政」、「廢除刑法一百條行動聯盟」,將台灣的社會運動激發到最高點。這些以政治為訴求的抗爭隨著民進黨逐漸進入體制內而意興闌珊,學生連動也不再有「野百合」的衝勁。

社會運動的疲弱,轉而將政治與社會議題交由體制內的議會去折衝。然而,政黨政治能解決的往往受制於體制的限制,體制就成了過去幾年來政黨抗爭的標的。體制的問題未解決,社會、經濟的問題卻早已等得不耐煩。經濟的低迷、社會失序、失業率爬升、貧富差距擴大、治安敗壞、黑金掛;在短短半年內,劉邦友案未破,彭婉如接著被殺,口蹄疫流行,白曉燕被棄屍。每一樁社會事件都深深地震撼人民的心。人民的恐懼憤怒,終於到了臨界點。學生站了出來,婦女不再躲起來哭泣,知識份子又開罵了,這就是「五○四為台灣而走」。

生澀的遊行參與和指揮,並沒有降低遊行所吐現的民意壓力。雖然,稍有偷跑的黨旗與口號,但是,來自社會中底層且自發的集結,展現了人民力量某種程度的成熟。主辦單位的領導者一再提示要自制,這在遊行抗爭中是相當卑微而有禮的。相對於過去一段時日,執政者的傲慢與自大,實是天壤。這正凸顯了遊行訴求中一再地重複,且用低沈幾近訴苦的聲音說道:「我們選出來的政府,卻無能保障我們的生命安全。」於是,人民怒吼了,下台聲不絕於耳。下台有用嗎?有!止民怨,負責任。然而,遊行者要的是無能的人下台,讓有能力的人去解決政治腐敗的問題。就大多數參與者來說,先把治安做好的承諾是必要的,並非下台了事,執政者還能推託嗎?

(原載於199755日聯合報)

用腳愛台灣 用腦別中國

廖中山/海洋航技系教授

由五○四為台灣而走,經五一八用腳愛台灣,到五二四為台灣守夜,劃下完美的句點。「句點」不是終止,而是另一段落的開始。

感謝台灣人民,因著白曉燕以及近半年來幾件重大刑案,總算開始對台灣現況及未來有所關懷和行動。台灣人民在中國國民黨一黨專政的中華民國體制(以下簡稱作「黨國體制」)長期「安眠統治」之下,這次如「大夢初醒」般的走了出來。但是,初醒畢竟是「暫態」,台灣最迫切需要的是全民完全覺醒;否則,只是睜一下惺松的睡眼、動一下麻木的四肢,腦袋依舊昏迷,定會再度入睡;到了窒息的地步,再掙扎求救就來不及了。

假設李登輝先生在五○四當天能像自己競選或為同志輔選一樣,走進人群向現場民眾問候並誠懇的說聲「對不起」(讓民眾生活不安),同時宣布內閣立即重組(按黨國體制的法定程序,新內閣成立最快也是三個月以後的事),接下來應該不會有後續的行動;如此,天下就太平了嗎?不僅不會,連明天會「較」好的可能性也不大。

大家都說「台灣病了」,而且病得很重,然則: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或病急亂投醫,均非良方,找出「病因」才是根治之道。探討病因,不僅要細說病人本身的從前,還要深入了解其家族成員的宿疾。

台灣社會的主要症狀是:治安惡化,犯者手段兇殘、氓滅人性。輿論的診斷是:黑金政治造成公權力不彰,足證政府無能,主政者「李、連」應道歉、下台,換人執政。群眾(含專家學者」的處方有二:台灣心的人,寄情於李登輝先生的改革,中國心的人,則是藉人民求治心切之勢,緬懷兩蔣,甚至郝柏村時代「安定、繁榮」的錯覺,換由純正「中國人」執政,以確保「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之政策不變,甚至願讓「中國」(當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統治也在所不惜,就是不能讓台灣成為台灣。

治安惡化,始自何時?

談到治安,這次數萬人走上街頭,是因為這三大刑案的被害者的社會地位和知名度特殊,才能震撼久已麻痺的人心。直際上,並非「正黃旗」執政時台灣的治安很好,到了「非正統」治安突然惡化,或慢慢變壞了。僅就社會秩序而言,從中華民國佔領台灣開始,社會、人心問題就每況愈下。

撇開公權暴力在五十年前製造的二二八、清鄉,以及全面敗退來台後數十年的白色恐怖期間,所實施的各種兇狠殘忍的事實不談;早在一九五○年代初期,就曾發生過「焚屍案」,因主角黃孝先是戡亂先烈之後,總統特赦結案;以後的「分屍案」,在即將宣布破案前,偵查方向急轉彎而懸案至今,據說:可能是一位領有青天白日勳章的將軍涉嫌;喧騰一時的「八德鄉滅門血案」,曾擬用「穆萬森」做替死鬼,因翻案而懸疑,後來「穆」又因另案處死。

現年卅歲以上的台灣國民應該記得:一九八○年二月廿八日中午在台北市鬧區發生的林家血案,手段之殘酷比最近的撕票案猶有過之,且是在情治人員全天候監控下,光天化日登堂入室行兇。接下來,陳文成自殺疑案、余登發命案、王康陸離奇車禍等…,不都是在治安良好,甚至治安內閣時發生的嗎?誰負責任了?

前述均屬近半世紀台灣治安史上的「大事」,其他慘死、冤死,被勒索、尋仇及搶劫案件,受害者因恐懼未報、或報而不理、或迄今未破者,每年少說也有上百件,只因這些受難者的社會地位或知名度不夠,在大中國心態(國家至上、權勢優先)的媒體看來,全是不值一提的小事,最後就像不曾發生過一樣。

人心墮落、治安敗壞,是黨國體制的特產,現況只是由原來官方包辦,逐漸變成官民合辦甚或個體戶各自經營而已,其殘暴、不義的本質,卻是一脈相承的。

黑金問題是誰造成的

談到「黑金」問題,更是黨國體制的首要特色,有史實為證。

從興中會到中華民國,大部分的重要角色,不論是軍特或黨政系統,多半分屬不同幫、會、門、派。門有門規、幫有幫法,希望他們實施民主、法治,豈非緣木求魚?逃來台灣之後,在英明領袖統領之下,各江湖門派,無分是由外地遷來或本土興起的外省掛和本省掛,在鞏固領導中心的大前提下,各自分治、統一分配;在老頭子及其繼承人統治時期,根本是黑白一體、利益均衡,當然看不見黑金問題,但不表示沒有這種問題。

黨國體制一向是:國庫通黨庫再到家庫,執政為金錢、有錢者執政,是它運作的基本規律。一九四九年以前,蔣宋孔陳四大家族的發展史,等同於中華民國史,當時掌權者少有超過孔宋的財團。曾掌中華民國財經大權的孔家後代,於一九六○年代,在美國德州興建的地下核子避難所之規模、設備,至今仍為世界之最,十足的富可敵(美)國。可嘆的是:中國統治者仍以「蔣介石席捲全中國的錢來到台灣,台灣才有今日」的歪論教導中國人,真是天理何在!

黨國體制逃來台灣的前二十年,整體的政經資源全由蔣家掌控,當然無所謂金權政治。自一九七○年代經濟起飛至今,由全民(含中小企業)創造的財富,逐漸透過黨國體制,達於依附於它的私人財團,形成今日的金權政治。

黑道也好、金權也罷,李、連只是使用者,始作俑者卻是中國文化形成的黨國體制,應是合理的診斷。

黨國體制的正統領導人,雖曾有「吹台青」政策,收買人心的樣板而已!從謝東閔到李登輝,雖被選為副手,但絕非心目中的接班人,故無緣接近與正統治的資源─「黨產」與「黨務、情治與軍隊」三合一的幫派綜合體系。經國先生晚年心目中應有其「正統」新生代(現在的中生代)菁英人選,所以「輔助」單純的樣板副手,盡力維護黨國體制及救星家族的權宜與歷史位置。在不少的菁英中,幾經明暗謀術之後,宋楚瑜先生應該是足以擔負「中國」歷史使命的不二人選。

宋先生學成歸國,受經國先生親自訓練後,廿年來歷經掌控輿論的新聞局,進入黨中央文工會、副秘書長、秘書長的實務演練,藉選舉提名、資源分配之便,在各地方派系、特別是本土的角頭老大、廣置班底。當他自忖能全盤掌黨機器之後,藉當年擁立黨主席的曠世功勳,反而稱登輝大學畢業生,憑其特優的績效,改換省政跑道,進一步與本土財團、黑道緊密結合,為確保「台灣是中國一省」,作更深入的掌控。在正統黨國體制中,無論是由主流變成非主流的元老,或是離家出走另成「新家」的聯盟,就受本土黑、白、金團支持的程度而言,他們都望塵莫及。有一天北京為台灣選舉董建華,宋楚瑜當是優先被考慮者之一,因為兩人的血緣、成長、人脈、教育及思考模式等背景,均十分相似,僅有政、商之別和宋的台灣話,不論是河洛、客家及原住民語言,比董的粵語遜色很多。

長篇累贅無非是要說:現在台灣黑金政治的公開化,是起源黨國體制的建立與確保的需求。在領導人更換之後,新主席為掌握實權,大膽和熟悉黨機器及黑金系統運作的宋先生合作,互助支援,造成雙贏戰果。請平心而論,目前許多黑金事件的主角,雖然都是主席提名,但是誰規劃、誰牽的線?各地支持李連的樁腳及輔選系統,不都是宋省長競選的原班人馬嗎?台灣人把李連當成抗議的對象,沒錯!但是,如果不能認識到「黨國體制」才是台灣真正的亂源,進而推想到幕後策劃運作的權謀高手,台灣人更大的災難還在後頭呢?李宋相輔相成,因要和舊勢力妥協,而維護中國式的黨國體制,對台灣人是禍是福?對登輝先生是否為飲鴆止渴?相信不久就可印證。

長治久安之道

不能告別中國,台灣人永遠逃脫不了中國社會的「亂」,一再用重典也無法改亂世為治世。曾經用腳愛台灣的兄弟姊妺,應該認清「中華民國害台灣」(現在進行式)的事實,為避免被中國併吞(未來式),必須先向中華民國說「不」。

(原載於199769-10日自由時報)

治安惡化、倒李無理

李筱峰/世新大學教授

「五○四」與「五一八」的一次大遊行,都是為了治安惡化而走。如果遊行的目的,是在告訴全民,治安惡化是全民要共負責任、同擔惡果的事,進而喚醒民心,不要只顧自掃門前雪,則這種遊行是絕對有意義的。可是,我們發現這兩次遊行的訴求,都只強調「李登輝道歉」、「連戰下」,整個治安惡化的責任全部集中到李連身上。儘管李登輝已做過兩次道歉,連戰也表示七月後下台,但他們仍咬著不放,說李登輝雖道歉,但誠意不夠,聲言「五二四」還要再來一次行動,「倒李」倒得欲罷不能了。

只是,這種故意模糊焦點、借機窮追猛打的「倒李」行動,連我這個平日不習慣幫權者講話的人,都忍不住要說兩句話了。

不客氣的說,把治安惡化的責任全部歸咎李、連,這種想法如果不是因為太愚蠢,就是出於惡毒的政治鬥爭。

容我舉一個歷史實例來說明:中國西漢末葉,朝政腐敗,末尾連續的幾個皇帝─元帝、成帝、哀帝、平帝,是中國史上著名的爛皇帝,國政搞得烏煙瘴氣,最後王莽取得政權,大力推動新政,試圖力挽狂瀾,可惜西漢末葉積習多年的沉O重病,不但無法在一時間治癒,反而在王莽主政時總爆發。王莽的政敵當然把整個責任歸咎到王莽身上,後代的史家受傳統的「正統論」歷史意識的影響,也跟著咒罵王莽,大概只有頭腦比較清楚的學者像胡適、李定一、柏楊等人,才會為王莽叫屈。

同理,李登輝承接了兩蔣政權的爛攤子,今天的許多癥結,其實是在蔣介石獨裁政權時代早已種下的孽因,今天才在開惡花、結惡果而已,其中以交通、治安猶是,要李登輝、連戰負起全責是沒有道理的。

所謂「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治安惡化並非一朝一夕之故,過去數十年來欺妄的教育、腐敗的政風、橫行的特權,都是問題的肇因。蔣介石自從在上海起家,就一直與黑金掛勾,掛到台灣來,直到蔣經國時代,不是還編列經費給竹聯幫活動嗎?不是還派黑道在殺人嗎?誰說黑道是李登輝的專利?

我看到兩次遊行的隊伍中,有人喊出「連戰下台,郝伯伯回來」,簡直不知恥,郝柏村不正是當年專門效忠黑道出身的蔣介石的貼身侍衛長嗎?我又看到郝柏村在電視上大言不慚地痛罵李登輝說,「今天治安之所以惡化,是因為李登輝不實行憲法的結果。」這些蔣政權的餘孽,忘記了當年他們的中華民國憲法被凍結,被一個「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的怪胎僭越,不正是他們所效忠的偉大領袖蔣介石的傑作嗎?

台灣的小孩被黑道綁架,我們走上街頭示威,沒有不對。但若因此成為政治鬥爭,那就太卑鄙了。如果小孩被黑道綁架,我們知道關心,則整個台灣快被外否大黑道梆架,應該更關心才對吧?讓我們拭目以待,看看這次「倒李」大遊行的人,六二八「反對中國併吞台灣」的大遊行會不會一起來「向中國說不」。

(原載於1997524日自由時報)


台灣教授協會通訊第十五期
回台教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