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經驗與台灣人集體意識

▉戴寶村（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

　　七月初開始國民黨政府發動一項紀念七七抗戰與台灣光復五十年的運動，前後達三個半月，說不定為「選情」需求還可往後延續。這個活動非常有效率，七月七日行政院長連戰即赴忠烈祠致敬，另外決定在台北市新闢的大安公園豎立七七抗戰紀念碑，建碑委員會的經費亦準備就緒，一年後就可完成，這種行政效率與數年來民間要求建二二八紀念碑，屢經波折阻難，直到今年才達到「有碑無文」的成果，兩者相比較實在有天壤之別。　　　　　　　　　　　　　　　　　　　　　　　

　　這一連串的紀念活動除了可與中國共產黨爭取對日抗戰主導權，又可安撫國內「中國派」人士，紀念「光復」台灣五十年，也能加強詮釋「中華民國在台灣」的合法性，並藉此教育台灣人民導向八年抗戰的歷史成為台、中一體的集體記憶，顯然是一政治目的為主軸的活動。　　　　　　　　　　　　　

爭抗戰領導權以維持正統

　　戰爭是人類群體包括族群、國家之間的武裝攻擊，也是國家暴力的合法化行動，對人類的生命、財物、心靈有極大的傷害，戰爭經驗中的傷亡、饑饉、亂離、恐慌也往往是一個社會群體建構共同命運與集體意識或民族主義的基礎。中國以一朝代國家稱霸東亞世界，一八四０年之後，清國一再敗於列強諸國，飽受不平等條約的屈辱，終而激發華夷之別的民族主義，民國初年的軍閥混戰，也掀起反軍閥背後勢力之帝國主義，一九三一年起日本出兵滿州、華北、至一九三七年中日進入長期戰局，戰爭使中國人民與政府相合，以對抗外敵，政府與軍民的遷移也使安土重遷的中國人打破地域觀念的藩離，外抗強敵，內部人民互動的頻繁，使中華民族主義急速發展，第二次大戰結束後，中國共產黨借助此種民族主義來反帝（反美），終於在國共內戰中取得優勢而達成建國的目標。　　　　　　　

　　中日八年戰爭當中國境內有滿州國、華北政府、南京汪精衛政府、延安中共政府、重慶國民政府，一九四九年之後中華人民共和國與在台灣的中華民國均強調其為領導抗日戰爭者，藉此以取得政權的正統與法統地位。不過這種歷史角色地位常隨著國共關係改變而有不同的辯證論述，如中共方面以國共第一次合作完成北伐使中國統一，第二次國共合作而獲得抗戰勝利，目前則期待第三次國共合作完成「祖國統一大業」，這是一九七九年之後的論調。　　　　　　　　　　　　　　　　

被動的反共至主動的「抗中」

　　近代中國民族主義高漲昂揚的時代，台灣由開港通商而進入世界經濟體系，一八九五年之後則編納入日本的國家體制，一九一二年中華民國建國，然而台中人民是異國異民身分，中國大陸的內憂外患其實與台灣人並無多大牽連，中國的八年抗戰與台灣人的太平洋戰爭是完全不同的戰爭經驗，自然難以形塑共同的集體歷史記憶，無法融匯入中華民族主義的氛圍，只有一種文化的、想像的祖國觀。　　　　　　　　　　　　　

　　國家宣傳機制與親中國的媒體利用紀念七七抗戰與台灣光復五十年的活動，將第二次大戰期間，台灣人被日本徵調去當軍人、軍夫，原住民當「高砂義勇隊」，台灣遭受空襲（美機？盟機？），戰爭帶來的傷亡、亂離等痛苦經驗比附於中國大陸的八年對日抗戰，吾人若深加思考即可看出其間呈現出「歷史時空錯置的誤謬」。終戰之後台灣未像其他的殖民地國家得以自決或獨立建國，循至今日還在年年慶祝台灣「光復」，美化外來政權的合法性，實在真的是台灣人的悲哀。　　　　　

　　台灣人在歷史的過程經過清治時代的抗官與族群分類對抗的戰爭，至日治初期的武裝抗日，至二二八事件的被鎮壓，以至被動員去反共，始終未曾為了真正自己的國家而戰鬥，如今面臨霸權中國的威嚇，加上要出賣台灣者的應外合，台灣人是否更該醒悟︰昔日是被動員去反共，今日應該主動去抵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併吞行動。　　　　　　　　　　　　　　　　

（原載1995.7.15台灣時報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