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論情治機關在二二八事件中的角色

陳翠蓮 淡江公共行政學系副教授

近年來二二八紀念日逐漸成為一個儀式性的日子，每到這一天，有關「和平」、「寬恕」、「希望」等字眼成為共同的語言，彷彿不這樣就是在挑起仇恨、製造對立，不這樣就不足以顯示自己的寬大為懷、悲天憫人。但是究竟這起讓台灣人民付出慘痛血淚代價的二二八事件是怎麼一回事？事件中諸多離奇矛盾的現象要如何解釋？要求政治改革的行動為何會造成成千上萬性命的犧牲？如果沒去釐清脈絡、究明真相，追究責任並且記取教訓，所謂的寬恕只不過是教人遺忘，忘卻歷史教訓的人民又何來希望？

去年檔案管理局動員多位學者專家，全面徵集二二八檔案，而獲得可觀的成果。從這些檔案的出土，二二八事件部份疑團可以獲得進一步的釐清。筆者長期以來對二二八事件中情治機關的角色與作為有高度興趣，以下擬針對此焦點加以討論。

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在事件中代表民間立場與政府部門談判，但是處委會治安組忠義服務隊的角色卻十分詭異，原本應該是維護治安功能的該隊，卻是民間眼中「公然打劫、威脅良善、結隊橫行、假公報私，勒索案殺」的流氓。（引自林木順，台灣二月革命；蘇新，憤怒的台灣）原來，忠義服務隊是警備總部之下的單位 ，在新出土的檔案中這個事實得到印證。忠義服務隊總隊長許德輝在呈軍統頭子、保密局長毛人鳳的「台灣二二八事件反間工作報告書」中，詳述他於2月28日晚經軍統台灣站站長林頂立、陳儀之弟公銓引見陳儀，面准創立忠義服務隊應急制變的經過，乃召集台北二十二處角頭流氓成立二十二分隊，加上特務隊三十名共二百五十人，許氏為總隊長，台北市警察局第一分局為總隊部。該隊經運作設於二二八處理委員會治安組之下，而不知情的台灣大學及中等以上學校學生共一千二百名與之共同負起維護治安之責。但忠義服務隊中的流氓實則在燒殺擄掠，燒毀外省人商店、毆打外省人，一方面造成民眾對處委會的懷疑，一面製造中央派兵鎮壓的藉口。（引自吳濁流，台灣連翹）而可憐的是，諸多單純的學生在軍隊上岸後被集體屠殺於圓山，成為忠義服務隊的代罪羔羊。

軍統方面的「台灣二二八事變報告書」中著力誇大該系在事件中的功勞，指忠義服務隊的反間工作在「台中、台南、高雄、花蓮各地亦有如法進行，收效宏大」。陳儀當局一面向中央誇大事件的嚴重性，一面又透過特務與流氓翻雲覆雨、擴大暴亂，忠義服務隊僅是其中一例，這是什麼樣本質的統治當局？

利用流氓、特務介入政治事件、打擊政敵與對手，這在國民黨統治經驗中不是特例，從三○、四○年代的政治暗殺、七○年代的美麗島事件到八○年代的江南案，都有類似的痕跡。以陰狠權謀操弄控制人民，二二八事件讓台灣人見識到這種中國前近代式治術的恐怖與毒辣。

情治機關所做的工作還包括一、栽贓誣告：例如指二二八事件是政治建設協會蔣渭川等人在25日及密議排擊外省人煽動所致；指郭國基策動爪牙涂光明等發動高雄地區動亂；指林獻堂等十五人是台中區之罪魁首等等。二、誇大危情：謊稱8日軍隊開到後暴徒成立司令部控制台省全境，數度圍攻長官公署與警備總部，情勢危急，建議空運部隊飛台鎮壓。又指稱暴徒計劃按戶清查人口、搜索外省公教人員與商人，欲施行大屠殺，幸中央洞悉其奸，派遣大軍鎮壓，使外省人免遭大難。三、羅織罪名：包括軍統與警務處系統的情報都一再強調二二八事件是奸黨暴徒竊奪政權的叛國行為，要求台灣獨立，絕非民變，並建議嚴懲，以振綱紀。四、派系鬥爭：軍統人員向南京陳送之密報一方面誇口其在事件中運作特務成功之功，一方面指控陳儀政策失敗，處置無方；又指黨部（即中統）為反動份子所把持、大肆活動；台中憲兵隊受中統利用以致憲警對立；中統人員勾結流氓，報復警方與軍統等等，派系鬥爭之激烈躍然紙上。而中統方面的台灣省黨部調統室，據稱在事件中也是日日急電中央，建議火速派兵，（趙毓麟，中統見聞及功過錄）相關檔案目前仍未出土，有待於國民黨黨史會開放研究。

另一個引起諸多議論的問題是，事件鎮壓過程中究竟有無「黑名單」？警備總部在四月份提出了一份「二二八事變叛逆名冊」，將全省分為台北、新竹、台中、台南、高雄、屏東、花蓮等各區，羅列了近千名「叛逆」，有關這些人的姓名、性別、年齡、籍貫、原職、擔任之逆職、罪行、住址等詳細資料一應俱全，事件中立場溫和的林獻堂名列叛逆之首，包括半山人士李萬居、連震東、黃國書等都在其中，幾乎台灣叫得出名號的人士都難逃羅網，打擊面之廣，令人驚心。

軍統與中統兩大情治機關直接聽令於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卻在事件過程中危言聳聽、爭功諉過、擴大打擊。做為國民政府最高當局的蔣主席並不是沒有管道聽到真實資訊：台灣民意機關如台灣省參議會、台灣省全體參政員等都屢致電最高當局，力言台人「出乎愛國至情，絕對擁護中央，除求省政之革進，國家民族之興隆外，別無希冀」；「外傳託治及獨立，並非事實」；「民眾實基於公憤，做無計劃之暴動」；希望「速派大員來台處理，勿用武力彈壓」。而民間團體台灣省政治建設協會也透過省黨部轉美駐台領事館致電蔣主席，籲請「剋派大員蒞台善處，以副眾望，千祈勿派軍隊鎮壓，庶免驚動民心」；在大陸的台灣同鄉會等諸多團體或上書蔣介石、或召開記者會為台灣人傳達心聲。但是，蔣介石並未將之入考量，3月5日下令派兵後，在特務機關種種緊急情報下於6日又追加赴台兵力。他甚至在給陳儀的電文中提到接獲政治建設協會請美國領事館代轉切勿派兵之請，但是「余置之不理」。（引自大溪檔案）

流行的一種看法認為陳儀治台受派系掣肘，其實他是個清官，二二八事件中情治機關與派系大施手腳，他完全無法控制。但是陳儀治台失敗、官逼民反是事實，又以前述陳儀對警備總部忠義服務隊等情治運作的掌握為例，又豈能將責任推得一乾二淨。而做為國家最高當局的蔣介石縱容派系惡鬥株連；又聽信情治特務誇大危言率爾派兵，將生民請命「置之不理」；事後不但未追究罪吏陳儀之責，反而提拔他出任浙江省主席，蔣氏在二二八事件中所應負的政治責任自不待言。

台灣社會向來追逐熱潮，台灣民眾缺乏歷史意識；即使像二二八這樣讓台灣人付出慘烈血淚代價的重大事件，也逐漸消費化、娛樂化，各方政治人物一年一度，行禮如儀一番，漸趨空洞的形骸化令人驚心。如何讓所有的犧牲轉化成為集體的智慧與社會共同的資產，理解她、釐清她是第一步，而新檔案的徵集出土提供了一個有利的基礎，有待大家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