豈只是「維持治安」而已
——論國民政府對台灣二二八事件的回應
陳儀深（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台灣教授協會副會長）
最近讀到某位歷史學者研究北部某鄉鎮二二八事件的結論，他說：「就政府的立場觀之，維持社會秩序為其基本責任，由於肩負此一任務，因而具有武力使用的合法性。二二八期間，╳╳╳顯然有某種程度的失序，執政者因而以武力肅清『動亂』，其後的清鄉更是以鞏固統治、維繫治安為目的。」「從前被指稱為引發『暴動』之『暴徒』，如今多已獲得平反；而以往政府解釋為維護社會安定的鎮暴行為，則遭受多方指責，視為血腥屠殺。顯然『暴動』——『屠殺』的二元對立思考，或是此而非彼、或是彼而非此，均為特定政治背景下的產物。」像這種表面看來理性客觀，的論調，其實是罔顧歷史情境中的是非，例如為了維持治安，可以「無差別的掃射」嗎？可以「以地方豪強為對象」進行有計畫的逮捕，以「剷除地方勢力」，又可對一般鄉民有「殺雞儆猴」之效嗎？除非能證明當時的台灣人正進行武裝革命，兩軍對陣殺戮難免，否則實在是泯滅良心、缺乏常識的說法。
政府之所以在九０年代進行建碑、道歉、補償，應已覺察到1947年二二八事件遂行的是國家恐怖主義，造成一般大眾「噤聲五十年」，不利於今天的社會和解、有屈於人間的公道是非，因而須要以具體行動彌愆補過。九０年代以來陸續公佈的政府檔案，雖然是國家民主化的副產品，其實也是政府願意（逐步）負責的表現；而2000年國家檔案局籌備處所訪查徵集的五萬多件二二八相關檔案，對二二八研究者以及對台灣社會而言皆是難能可貴。雖然這些檔案有的尚未解密，有的還在搬遷，還不到方便利用的程度，但是在2002年紀念二二八的各種活動當中，儘可能利用新出土的檔案，談談二二八的核心議題，應是很有意義的一種紀念方式吧。
一、 台省軍政首長的因應策略
歷史學者吳文星，曾經把事件爆發之後長官公署的因應策略歸納為：先是採分化、滲透之策，以求化解危機於無形，並掌握為首份子之動態；繼則當分化未收到預期效果時，進一步以武力鎮壓（吳文星，1993：109）。個人則認為，南京政府蔣介石「加派援軍」的決策固然擴大了二二八的民眾傷亡，但台省軍政首長的觀念行為，已經是造成二二八悲劇的直接原因。
首先，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就是始終認為鎮壓屠殺有理的人，三月二日他在市政府的會議上與民眾代表言語不合，回去以後就認定事件「正由陰謀份子在幕後進行有組織、有計畫、有政治背景的陰謀活動」；三月四日由於與台北電話仍然不通，從收音機聽到陳儀長官呼籲政治解決，要求部隊撤回營房，就以為「政府機關似乎已經完全為『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所劫持」，並且正由所謂『南進同志會』妄圖建立軍事力量。」所以他在「未奉到任何指示或命令」的情況下決定採取軍事行動，果然在三月六日下午二時開始向市區發動攻擊，「經過四小時戰鬥後，火車站、市政府及憲兵隊部等都先後收復」（中研院近史所，1992：58~71）。據一份新出土的國家安全局檔案，提到高雄要塞司令部計擊斃「匪」五六百人以後，高雄市的交通、工商機關才漸平復（拂塵專案第十七卷附件）。
其次，參謀長柯遠芬也是在三月四日的日記寫道：「我經過周密的考慮後才決定速作軍事上萬全的準備。一俟他們叛國的罪證公開後，馬上用軍事力量來戡亂」（1989：248）。同日，國民黨省黨部主委李翼中也認為：「為今之計，唯有籲請中央，然後臨之以威，綏之以德，自可速平而免糜爛」（李翼中，1952：8）。繼而，三月六日行政長官陳儀給蔣介石的報告就強調，二二八事件「顯係有計畫有組織的叛亂行為」，「對於奸黨亂徒須以武力消滅，不能容其存在」（總統府，1995：57-58）。由於國民政府留台的兵力不足，陳儀、柯遠芬即使要訴諸武力也必須「不現一點形色」，一方面等待「他們叛國罪行暴露後」（柯遠芬，1989：249-252），一方面等待蔣介石指派的援軍登陸。這是為什麼三月八日中午，憲兵團長張慕陶還親赴中山堂向處委會宣稱：「本人決以生命保證，中央絕不對台灣用兵。」（台灣新生報，1947年3月9日）結果當天二十一師就在基隆港靠岸登陸了。
比較起來，警察機關的鎮壓行動最不符國民政府的期待，一份情治單位的報告稱：「叛亂自台北一隅發生，不數日間即波及全省，而負全省治安使命之警察機關幾全被繳械與佔領，其失職與受害冠全省各機關。」因而「台灣警政非徹底改革不可。」（拂塵專案附件：事變期間台灣省警察權力運用情形調查資料）另一份報告又說「政府人員及未被繳械之軍隊均趨避城郊，台籍警察則參加暴動陣營。」（拂塵專案附件：台灣事變遠因調查資料）二二八事件的本質就是族群衝突與官民衝突夾纏（陳儀深，1992：55），省籍界線有時還壓倒官民界線，由此可見一斑。
二、 蔣介石派兵決策之作成
關於蔣介石在二二八事件的角色與應負的責任，李筱峰教授曾經做了清楚的說明：在台灣的秩序漸趨恢復的情況下，竟貿然派兵來台；於派兵來台前，不能明察實情；於派兵之中，得到國際及台民重要警訊……反而一意孤行……；縱容地方上的軍憲特務，濫捕濫殺；而於血腥整肅之後，不但沒有懲凶糾謬，反而獎惡賞瀆（李筱峰，1998：467）。不過對蔣介石何時下達派兵的指令，則因資料紛歧而有待研究。據當時擔任整編第二十一師副官處長的何聘儒的記載，三月三日在駐地江蘇崑山即已「奉主席蔣電令」：該軍（師）全部開台平亂，限三月八日以前到達，抵台後該軍（師）歸陳長官指揮。依他描述的行程，三月四日率領中級軍官和一個汽車排運送公文到崑山車站，五日車運吳淞軍用碼頭，同日四三八團、四三六團先後登船出發，何聘儒則在六日中午上船出吳淞口，八日中午及下午四三八團、四三六團分別登陸基隆，何則於晚上隨軍（師）部船隻在基隆港靠岸登陸（何聘儒，1991：189-191）。但是依二十一師師長劉雨卿的記載，是在三月六日早晨，於崑山司令部奉劉兼司令官湯轉「主席蔣（36）寅微創畏耳電」命二十一師劉師長率師部及了兩個團先開往台灣（中研院近史所，1992選輯（一）：196）。
此外，《悲劇性的開端》一書則根據《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認定這樣的日程：三月五日，星期三，蔣介石下達最初的決定，從三月八日至十日，也就是星期六到星期一之間，國軍陸續登陸台灣（賴澤涵、馬若孟、魏萼，1993：247-250）。不過，不論是三日、五日或六日決定派兵，都不是如蔣介石當時在三月十日「總理紀念週」所講的：「故此次事件，本可告一段落，不料上星期五（三月七日），該省所謂『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突提出無理要求，……已踰地方政治之範圍，中央自不能承認。而且昨又有襲擊機關等不法行動，相繼發生，故中央已決派軍隊赴台維持當地治安。」（鄧孔昭編，1991：367）
蔣介石所派之援兵，除了整編第二十一師，還有來自福建的憲兵一營、來自上海的憲兵第二十一團、四團各一營，已有學者注意到，三月七日蔣還指派海軍立即支援：包括太康艦、伏波艦開赴基隆歸陳儀指揮，美頌、美樂二艦開赴左營聽海軍司令黃緒虞指揮（吳文星，1993：118）。但實際情形更為複雜，因為事變中海軍單位或已受到攻擊（的威脅？），黃司令曾向總司令桂永清請示，桂永清在三月七日即打電報給黃：「飭中權移錨水產館附近，相機協助、不准撤退；此間已飭太康星夜兼程前往鎮攝矣。」（國防部史政編譯局，序號1，流水號42164）。
同日桂永清亦致電太康艦艦長高舉：「密奉主席諭太康艦著即刻開基隆聽陳長官指揮。」（國防部史政編譯局，序號2，流水號42159）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是在三月十五日致電海軍總司令部：「太康中海兩艦已於真元先後抵基隆。」（國防部史政編譯局，序號3，流水號42216）陳儀又在三月二十二日致電桂永清：「本省此次事變承派三艦來台協助平亂，至為感荷。茲太康號高艦長以台局日趨平定，面請解除此間任務……。」（國防部史政編譯局，序號，流水號42246）為什麼只提三艦？美頌、美樂後來是否開赴左營？或不歸陳儀指揮就不提它？還有待探究。
三、 綏靖清鄉
三月九日早晨再度戒嚴以後，據柯遠芬的報告「至十五日，全省各縣市秩序先後恢復，政府機關亦已照常辦公」（中研院近史所，1992選輯（一）：231）。但查緝「奸偽」、「暴徒」的工作正全面展開，警備總司令部自三月二十一日起，將全省區分為台北、基隆、新竹、中部、南部、東部、馬公七個綏靖區，分由張慕陶少將、史宏熹少將、岳星明少將、劉雨卿中將、彭孟緝中將、何軍章上校，以及史文桂中將擔任各地區的司令官，各率轄境內的陸軍部隊、憲兵部隊和警察來執行清鄉任務。
中研院近史所出版的《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第三、第四冊（1993年）、第五冊（1997年）對於綏靖清鄉的執行及處理報告，有很多值得解讀的內容，包括人員編組、繳獲武器、損失統計表（對公教人員的撫卹救濟）、人犯名單，有些地方連廟會宋江陣用的「武器」也要收繳，可見當時之風聲鶴唳。
結語
關於事變後的一般人心及社會反映，也是情治單位向南京報告的內容，一份來自恆春的報告稱：「一切行政較為便利，納稅較佳；過去街頭巷尾公共場所任意批評政府情形已無。」（拂塵專案附件，事變後台灣社會民心反應調查資料）從台灣人的角度來看這段描述，倍感辛酸。
但願蔣介石在1947年三月十日所謂派遣軍隊赴台只是「維持當地治安」的論點，不會在今天繼續流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