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新出土的檔案談二二八歷史的研究
許雪姬
一、楔子
前年底（1999）本人參與國檔案局委託找尋政府各大機關所存有關二二八的檔案，並於去年（2001）二月二十八日在國家圖書館重點展出，本人還奉命為陳總統導覽，目前這批二二八資料放在國史館，聽說國史館有意選擇部分檔案出版，只是迄今未見跡影。去年的資料搜尋工作已告一段落，是不是再也沒有公家的二二八資料？而這批資料雖出土了，到底又有多少人去使用？有什麼具體成果呢？在二二八的這一天，來回顧這些事情格外的有意義。
二、全國性檔案搜尋工作的評量
這次奉陳總統之命搜尋到的資料，最重要的收穫是得以了解各政府相關部門的檔案管理，由參加這個工作的成員必備有口罩、袖套、抹布、肥皂、工作圍裙，即可知這些檔案的「管理」，此舉或可刺激管理單位使其做有效改善；再者是出土一些確實前所未見的史料，如有關許德輝及其所組的忠義服務隊，得到確實證據，他們確實是軍統滲透下的組織；也有所謂的「二•二八事變叛逆者名冊」這名冊分區製作，包括姓名、性別、年齡、籍貫、原任職別、擔任逆職（指二二八事件期間）、罪行（實際參與情況）、住址、備考。這份名單明顯是事後的調查，名單中有上千位，有的已在事件中亡故，有的被補，也有沒有被逮捕的嫌疑者。以這份名單來說林獻堂排名第一，他擔任的逆職是「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常務委員」，罪行是「僅被叛徒挾持捏名為委員，未實際參加工作」，這一系列的名單讓我們很清楚受難、受害者被指控的罪名，更有趣的是很嚴重的罪名卻不一定是「死亡」或被判刑，這其中的玄機還必須要參透。
又例如二二八事件前台中地區中統、軍統、憲兵、國民黨市黨部之間的嫌隙與互鬥，也可在調查員「張秉承」的報告資料（才週午政情台一二二號）看到。
由於這些資料滿珍貴的，因此本人利用一些關鍵資料在去年國史館召開的「二十世紀台灣歷史與人物學術討論會」中宣讀＜二二八事件中的林獻堂＞一文，近史所的黃克武和洪溫臨合作寫的「悲劇的歷史拼圖—金山鄉二二八事作之探析」一文，至於是否還有人利用這些資料撰寫成文發表，則有待進一步查證。
然而不得不說遺憾的是，這次資料以地方區域性的資料為多，而關鍵性、有助於解謎津的資料相對的不多，就是政府在第一階段從事二二八研究時所提供影印本的原件（尤其是警備總部的資料）卻未曾「出土」，究竟警總走入歷史後，檔案資料到那裡去了？何以這次清查不出來？
大費周章的搜尋資料究有何所得？如果以檔案管理的角度來看，割裂機關檔案的完整性，並不是明智之舉，而原件集中放在國史館，真的比放在原單位方便使用嗎？這也可以評量，最麻煩的是，每一個參加這個搜尋計劃的學者角度不同，認識不同，「二二八相關」史料究竟要擴到多大，沒有固定的標準，有些組「見獵心喜」將白色恐怖時期的檔案資料也一併歸入，有的組則將戰後到二二八間的文件通通納入，因此「二二八」資料的定義可以擴到很大，也可以縮到很小，標準不一致，卻又割裂檔案完整性的壞影響會陸續發現。
三、二二八研究的反響
當1992年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出爐後、各界對「報告」大半不滿意，尤其是有四十六件信件直接寫給當時的行政院長郝柏村，郝院長則將這些信轉到近史所檔案館，由於工作小組只有我服務於近史所，因此由我負責看這四十六封信並予以歸納答辯，然後在「行政院研究二二八小組」中討論。研究小組看有關我提出的「行政院研究二二八小組（工作小組）的應作法」後決定工作小組可以不改動報告內容。這四十六封信中，大部分都是「一群愛國者」、「一群愛好和平統一中國的人民」等名義來函，歸納以下有十個意見：
（一）「報告」完全站在台灣人的立場，有台獨傾向，沒有提及外省人受難的情形，不客觀、不公正，會使本省人痛恨外省人，亦不能以今日的價值觀來批判當時政府的處理失當。
（二）沒有將中共、台共在背後操縱的情況寫出，中共的陰謀是二二八事件發生的原因。
（三）應請公正學者執筆。
（四）民進黨因此報告出爐，得以把責任推給政府，好為其選舉造勢。
（五）二二八是暴民叛亂，軍隊奉命鎮壓，毫無不當，應對因而死亡之官員撫卹。
（六）政府不能自失立場道歉、立碑、撫卹，如有此舉將帶來無窮的後患。
（七）向大陸要求軍隊來台鎮壓的不是陳儀是黃朝琴。
（八）陳儀的錯誤在讓軍隊調回大陸及身邊有匪碟。
（九）彭孟緝奉命行事，何罪之有？但因報告公佈使無知群眾集體到他家園擲石騷擾不堪，這公理何在？「研究」還要落井下石，令人不解？必須為陳、彭、柯三人洗清。
（十）二二八事任當年的惡棍頭子殺人下惡貫滿盈、罪不可恕，被法院判決伏法是天經地義的事，一了百了才好，現在民進黨是當年二二八的遺毐，才會惡鬼翻案。
上述歸納出十個意見中，歸結來說其重點在：1.外省人在二二八死傷慘重比本省人傷亡還多，如七十師、六十二師裁掉四五萬人留在台灣沒有回大陸、中興輪的旅客大半受害（其實這兩師整編的工作在中國大陸進行；而中興輪未讓乘客下船即駛回上海）。2.軍隊當時的鎮壓完全合法。3.向大陸請兵的是黃朝琴，不是陳儀；換句話說殺台人的不是外省人陳儀，而是半山黃朝琴。
外省人或對二二八事件不瞭解者到報告公佈後十年，新史料出土一年，上述誤解是否有了改善，看法是否有所改變呢？
舉最近我臨危授命評論的一篇文章為例，可以感覺「誤解」是很難消除的。
中研院黃彰健院士在去年（2001年）在高雄開研討會時提出＜彭孟緝與高雄事件真相＞一文，主要在指出彭孟緝二種以他的名義保存下來的回憶錄《二二八事件之平亂》、《台灣省二二八事件回憶錄》兩書中有關電文部分是假的，但他的目的不在此，而是藉此來說明彭孟緝當時鎮壓高雄是「正當的，而且除此一途也別無辦法」，並指責「報告」中有關塗光明持槍行刺彭孟緝一事「不必存疑」、「這是不必的」等等。我原打算去參加並擔任主持人，不過當天我主持的「櫟社一百年學術研討會」在霧峰召開，我無法分身，故請主辦單位請另外的學者擔任評論。但因事涉高雄，且「報告」中有關高雄的部分是我執筆，因此我只好勉為其難，給了篇「讀感」代替「評論」提交大會（看附件）。
由上述加上「報告」出版後坊間出版的《你所不知道的二二八》或《台灣歷史研究的新精神》等站在完全不同立場的出版品，我們應該更加努力研究二二八事件，而非將二二八事件的平反僅止於報告出爐、補償、恢復名譽、每逢二二八開紀念會即結束。
四、二二八新史料出土後我們可以做什麼研究
（一）研究事件中外省人的情形（包括軍隊、普通人民），如受害、受難情形，以及受到台灣人保護情形更有其必要。二二八事件的研究不僅在了解史實真相，也在追求公平正義，既然如此，應該明確，讓對此有誤解的外省朋友有所改變。如不明究理就說外省人受難者比本省人多，且沒有賠償；或說鎮壓是合理的。尤其在事件中有不少台灣人基於情誼及對生命的尊重、物資的維護，而救助外省人，這次新出土的史料中相關這類的檔案很不少，應該可以進一步研究。
（二）有關陳儀政府當時以「救卹」名義來安撫外省人，共用去四千二百二十四萬零一百四十五元，這些錢到底救卹了誰？被救卹的人除死亡者一個人二十萬外，究竟得到多少損害賠償？這部分也應該有更深入的研究。
（三）戰後初期台灣的社會狀況：這部分的研究若不深入而充分，則難以說明二二八事件發生的背景，若能使用雜誌、報紙及充分利用去年出土的1945~1949年的資料，相信可以做出相當好的研究。
（四）事件發生後警總、各要塞司令部、駐軍間的互動以及陳儀與中央之間的聯繫，以及中統、軍統的網絡，都必須澄清，尤其應鼓勵研究生研究二二八事件中的陳儀、彭孟緝、史宏熹、黃緒虞、何軍章、劉雨卿、白崇禧個人扮演的角色。
五、多餘的話
二二八史料的出土，應該引起廣泛而深入的研究，然而我們並未在學界看見這一個風潮，也許只有二二八補賞基金會因而得到一些重要的證明而使過去因無檔案資而無法賠償的二二八受難者或受害者得到補償，算是這批史料出土較重大的意義吧！如今二二八紀念日要不要放假成為一個爭執點；而台北市的二二八紀念館這一、兩年來並沒有發揮應有的功能，反而成為最濫用二二八的地方，檔期的展出有「掛羊頭賣狗肉」（這是觀眾在留言版上寫的），展雷震，我們看到相關的照片只有六幅，灌了不少水，而雷震又和二二八何干？去年館中策劃要在該館做高雄二二八事件的展示，也和高雄歷史博物館聯繫，但館方因換了人，而將過去的策劃全部取消而易以黃榮燦的版畫，甚至要在二二八帶隊去追悼黃榮燦，這種種的吊詭都不是一言可以道盡。請大家用點心協助監督台北市二二八紀念館，否則有一天我們會失去以台灣人的立場為主的二二八解釋權。
致歉：
本人因撰寫＜誤讀乾隆、誤解帝國—王芬的官家記戴與民間傳說＞一文，擬於二月二十六日到二十八日到鹿港、沙鹿兩地有王芬廟處做田野，因王芬的祭典正好是二月二十八日，而一年只有這一次，錯失這個機會會影響到上述文章的撰寫，因此無法參加這次的座談會，謹致歉意！我的發言稿將請薛化元教授代為宣讀，發言資料僅憑印象寫作，故謹供參考，請勿引用、傳佈。
〔附件〕「彭孟緝與高雄事件真相」讀感
許雪姬
中研院黃彰健院士在退休後仍持續研究工作，並研究過去他從未涉及的二二八事件研究，令人佩服之至。
黃院士撰寫本文的目的是要說明警總留下來彭孟緝和陳儀之間的電文才正確，由彭孟緝所出的「二二八事件之平亂」（以下簡稱「二」）、「台灣省二二八事件回憶錄」（以上簡稱「台」）中所載的電報是假的。有關此點黃院士充分發揮了判讀史料的敏感性，不過本人在處理二二八事件高雄部分時，盡量引用檔案，因此受前述彭造假的史料的影響而誤判的情刑不多。黃院士指出
《「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下冊，頁三六五）說：請參看頁十六，事實上正式出版的《「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頁四一0~四一一，早已做了修改，而黃院士不查。
事變發生時之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在三月六日下午二時採取斷然鎮壓手
段，使南部亂事不致擴大。就政府立場而言，彭氏之功績甚大；然在高雄市
民看來，彭氏下令鎮壓，軍人無差別的掃射，造成民眾大量的傷亡，確有疏
失可議之處。事件過後政府竟拔擢其為台灣〔省〕警備司令，更造成民間深
刻的恐懼與不安。
其次黃院士要證明涂光明是帶槍行刺彭司令的，因為警總電報談及（但沒提涂光明），李佛續先生的訪問中也說聽到士兵高喊「有槍」，彭並在電視上將那把槍亮相，故對涂持槍不必存疑，頁十六：「《「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對涂持槍一事竟予存疑，這是不必的。」如果作者有前述檢驗資料的仔細，就知道本人對涂以槍行刺彭一事抱著保留態度的原因：
1.「二二八事件之平亂」與「台灣省二二八事回憶錄」論到涂行刺時說法不同，
「二」描述涂「突用暗藏於西裝上衣內之手槍謀刺」，「台」則言涂「已探手
脅下，拔出手搶」，而「二」未曾言此槍保留。如果按黃院士分析彭造假顯
示其英勇「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何妨再塑造另一個「英勇」退敵的畫面？何況彭展示該槍和涂欲行刺的槍是否同一把，誰能辨認？
2.以當時涂是日產清查室主任身上有槍也許不是不可能，問題是有沒有拔槍的
動作？彭說另兩位後來被判死刑的范滄榕、曾豐明兩人身上也有手榴彈，何
以彭留了槍沒有手榴彈？更令人疑惑的是何以見彭司令時竟然沒有搜身？
黃院士寫說李佛續見喊「有槍」，但為何沒有繼續往下看，李佛續說「我也
沒有看到槍」；當時彭還活著，對李佛續的證言，何以未見駁斥？
3.如果「二」、「台」兩文中的電文彭都能造假，彭何以不可能再造假？更何況
我看了當時的《中華日報》、《國聲報》、《台灣新生報》，彭司令多次公開說
高雄二二八事件時，獨獨漏說了這一段事實。
基於上述理由我只能對涂行刺彭之事提出合理的存疑，本人只是本著史家的謹慎態度，不知黃院士以為然否？
本人見了黃院士之大作，佩服之餘也有一件事要請教黃院士的，就是頁十五所言，「彭及彭的幕僚大概不知道，政治解決，陳係奉蔣的指示。」這個史料的來源黃院士沒有註解，能否略談一、二以釋群疑。
事實上彭孟緝的提前鎮壓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是情報做得太差，本人在《「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就曾寫到，彭誤信原台籍日本兵有十餘萬人，而原住民和日本人在六日到要攻左營、壽山：還說高雄市火車站地下道關的都是外省人，還說高雄第一中學學生把外省人綁在窗口，有了這些誤判才會在六日中午出兵，而黃院士也引彭對「暴徒」的陳述是烏合之眾，組織不嚴密，因此「一經接觸，即行崩潰」；黃院士表面雖批彭偽造電報，指責研究報告的作者未發現「限電到即撤回營」為偽電，實則在證明彭孟緝鎮壓高雄是「正當的，而且除此一途也別無辦法。」也希望黃院士以人民的生命為重，執行國家的政策為輕。
另，張申福而非「甯」，此查職官表即可解決。
再題目用「高雄事件」似乎令人聯想到美麗島事件，正確的說法是「高雄三二事件」，或二二八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