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兩國論風波看台灣建立新國的處境
陳儀深
中研院近史所副研究員，台教會法政組召集人
題 綱
一、
引論
二、
關於「特殊國與國關係」的詮釋
三、
中國方面的壓力
四、
以美國為主的國際反應
五、
台灣在野黨派的對策
六、
討論與結語：匍伏前進、曲折達陣
一、 引論
戒嚴時代的台灣，在「反共復國」意識型態的籠罩下，約有三十年之久的台灣反對運動是以民主為主要訴求，例如著名的郭雨新，在要求省長民選的同時，亦基於「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道理，認為「反共復國的責任是無可逃避的」[1]。到了1970年代，國民黨政權雖遭逢被逐離聯合國及一連串斷交事件的衝擊，中國法統的代表性備受質疑，但代表反對運動的《台灣政論》與《美麗島》雜誌，仍然以民主作為訴求主軸[2]。為什麼住民自決的共同政見要到1983年才出現？為什麼「台獨公投」的條文要到1991年才寫入民主進步黨的基本綱領？根據學者的研究，除了逾越禁忌必受鎮壓的因素以外，台灣社會由於反共復國意識型態的薰陶，加上戰爭危機事件的強化，已漸接受中華民族及動員戡亂時期的政治想像，這樣的民族想像及因此發展出來的政治社會情境，使得反對人士即使在「外來政權」及不公體制的統治下，仍然以忠誠反對的立場發動有限度的挑戰，而沒有採取較激烈的的政治訴求；換句話說，「運動的共識動員（consensus mobilization ）必須和民眾的集體歷史社會經驗達成某種程度的共鳴，才可能有效。」[3]
然而在1987年解除戒嚴、1991和1992年分別舉行國民大會及立法院的全面改選之後，昔日自由化、民主化的要求大都獲得實現，民進黨並未進而高舉台灣民族主義的旗幟，而是在紛擾的路線爭議之中，迅速捨棄改造論或使命型政黨的想法，採取順應論或掮客型政黨的方向[4]，即使是以社運和體制外台獨運動起家的「新潮流」派系，在1993年以後也幾乎全面轉入體制，「外造屬性的逐漸消失，正意味著選舉路線已成為民進黨的主流。」[5]揆其原因（撇開權力使人腐化之類的道德感嘆），除了前述台灣社會的「政治想像」一時不易轉變[6]以外，李登輝領導下的國民黨不斷自我調整，在相對公平公開的選舉競爭中，國民黨仍然獲得過半數的國會席次，似乎使民進黨更沒有理由不接受選舉總路線。
關於國民黨的轉型，在1993年新黨出走以後更趨明顯，無怪乎1995年11月初—即全面改選第三屆立委前不久，民進黨文宣部主任陳文茜宣稱：李登輝正在建立新的國家體制，民進黨首度面臨與完全本土化的國民黨競爭。陳氏認為，李登輝透過重新詮釋228事件，並以加入聯合國議題、國際化策略，化解台灣優先與一個中國的難題，已經是一種新國家體制建立的模式[7]。國民黨是否已經「完全本土化」？要求以中華民國重返或參與聯合國又能證明什麼？固皆不無疑問，但李登輝的確在營造本土化的形象，北京的領導班子甚至認為他是台獨份子，1996年首屆總統民選他獲得「超黨派支持」的54%選票，俱是事實。
1999年7月9日，李登輝總統接受德國之聲的訪問時，對台灣與中國的關係做了以下的說明：「自從1991年修憲以來，已將兩岸關係定位在國家與國家，至少是特殊的國與國的關係。」「1991年以來，兩岸已非一個是合法政府，一個是叛亂團體，或一個是中央政府、一個是地方政府的一個中國的內部關係，所以北京將台灣視為叛離的一省，完全昧於歷史與法律上的事實。」「我國在1991年修憲，將憲法的地域效力，限縮在台灣，並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大陸統治權的合法性。1992年的憲改，更進一步規定總統副總統，由台灣人民直接選舉，使國家機關只代表台灣人民，國家權力統治的正當性，也只來自台灣人民的授權，與中國大陸人民完全無關。」「正因為定位在特殊的國與國關係，所以沒有宣布台灣獨立的必要。」[8]以李總統的農經知識背景，似不會把「統治權的合法性」、「正當性」掛在嘴邊，以上這一段字斟句酌的說明，應係總統幕僚「強化中華民國主權國家地位專案小組」醞釀一段時間之後的獻策[9]。
儘管國民黨內部及政府高級官員紛紛對「兩國論」做了詮釋（後詳），並且與台獨劃清界線，但彭明敏教授說，在國外報紙和他本人的判斷，提出兩國論等於宣布獨立；反觀民進黨先前還在大談即使執政也不會宣布獨立，則顯得搖擺與退縮[10]。
根據國民黨自己的說法，兩國論的最終目標是統一不是獨立。但，它事實上已經衝擊了「一個中國」原則，把一變成二，在統獨光譜上的位置不言可喻。兩國論像一顆震撼彈，它使台灣的敵友紛紛現形出來表態，兩國論也像一個風向球，它測試了台灣建國的前景，究竟有多少助力和阻力，本文嘗試描述分析這些現象，希望對世紀末台灣追求獨立建國的條件或處境，能有一客觀的估計。
二、 關於「特殊國與國關係」的詮釋
先回顧一段歷史，1988年2月李登輝先生在接任總統的首次記者會上說：「我們中華民國的國策，大家要瞭解，就是只有一個中國，而沒有兩個中國的政策。只有一個中國，我們必須要統一。」[11]1991年2月20日國統會通過「國家統一綱領」，3月7日由行政院公佈，李總統對國統綱領十分稱讚，說它文章好、內容好、公佈時機也好，甚至說「主張一個中國沒有錯，以後怎麼辦，就是一個中國到底。」[12]不過，1994年2月他為了實踐務實外交展開東南亞國家的「破冰之旅」，作八天的訪問，同年5月又進行十三天的「跨洲之旅」，在哥斯大黎加大談主權在民的觀念，在南非針對中共領導人處處阻撓我國際發展空間，批評其想法僵化、腦筋「控固力」；也許就在這種心情之下，他呼籲大家「應該儘量忘記一個中國、兩個中國這種字眼，中共就是以這個來講主權問題，主權問題扯不清，少談為妙，否則永遠講不完。」[13]
這就是說，李登輝總統對兩岸關係的定位有一個轉變過程，從原來強調一個中國，轉成避開一個中國、兩個中國這種字眼。經過1996年3月總統大選前夕中國的文攻武嚇，他在5月的就職演說中特別澄清自己的立場不是台獨：「去年以來…中共對登輝個人發動一波又一波『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的誣蔑，但是登輝忍辱負重，不予理會。」「中華民國本來就是一個主權國家。海峽兩岸沒有民族與文化認同問題，有的只是制度與生活方式之爭。在這裡，我們根本沒有必要，也不可能採取所謂『台獨』的路線。」[14]在這篇演講中他重申「追求國家統一的歷史大業」。如果說總統直接民選有助於證成台灣（中華民國）獨立自主的情狀，使北京的領導人寢食難安，因而李總統在就職演說中作一些「平衡」的處理，應屬自然之事。但當1998年夏天美國總統柯林頓訪問中國，明白提出不利台灣國際地位的「三不」政策，同時美國政府的智囊紛提「奈伊方案」、「中程協議」（interim agreements ）[15]之類的建議，對台灣構成相當的壓力，一般認為係李登輝總統終於在1999年7月進一步提出「兩國論」（以尋求突破）的主要原因[16]。
無論如何，「兩國論」提出之後，政府官員配合詮釋的「動作之大」在過去極為少見。首先，陸委會在7月12日下午召開記者會並發表新聞稿，指出李總統的這項宣示具有務實性——說出兩岸分治已是一個不爭的政治事實與法律事實；具有延續性——我國的「大陸政策」並沒有任何重大改變；又具有開創性——若能擺脫一個中國意涵的爭執，雙方在對等的地位上可以無所不談，而且由於民族情感與文化因素，以後雙方的關係一定可以比一般國家間的關係更為密切[17]。同時外交部官員亦指出，李總統對兩岸關係的重新定位，可能使外交部以更新的思維，創造出以一個國家身份中華民國，積極「加入」（而不是重返）聯合國的新訴求[18]。其次，新聞局長程建人亦認為過去政府對外所謂「一個中國、兩個政治實體」較難讓人明瞭，而今「特殊的國與國關係」則是清楚易懂，未來政府進行國際宣傳時會視情況調整說明[19]。
不過，關於兩國論的英譯，政府官員之間出現了歧異。首先是有總統府官員謂我國已將兩岸關係界定為「two states in one nation」，即一中兩國，或一個民族兩個國家的意思[20]，這個說法受到程建人局長證實，為「政府幾經研商」，決定統一以two states in one nation來說明兩岸關係[21]，但是陸委會主委蘇起卻否認此一說法，他說政府決策階層「縝密研商之後」確定對外宣傳語法是special state to state relationship，而一中兩國容易引起世人對「一個中國」的誤解故不宜採用，而「一個中華民族、兩個國家」雖有值得肯定之處，但蘇起認為今後不再以一個或兩個什麼的概念來定位，對外應強調「特殊的」部分[22]。表面上看來只是英譯方式的爭議，其實背後牽涉要不要以東西德關係的歷史經驗來設想兩岸關係，如果台灣方面接受一個民族及未來統一（事實上國民黨領導人早已如此）即能換取東西德般的互不侵犯及國際上的相互承認，可能會得到許多台灣人的支持，所以就兩國論的詮釋而言，一民族兩國家的說法其實是畫蛇添足[23]。7月30日北京方面所期待的辜振甫談話稿終於出爐，辜振甫一方面重申歡迎汪道涵來訪的意思，一方面認為把特殊國與國關係「簡化」為兩國論會扭曲李總統的原意，談話稿謂「一個中國」是未來的，兩岸現在是對等分治、同時存在，因此可以特殊的國與國關係加以定位[24]。可是當天下午中國海協會負責人立刻對辜振甫談話稿發表聲明，批評它「不倫不類」，只是進一步鼓吹李登輝的「謬論」，再次暴露了分裂中國的圖謀，已經使兩會接觸、交流、對話的基礎不復存在，故海協會不予接收，已正式退回；值得注意的是，海協會負責人認為1992年兩會達成的口頭共識是「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並不是辜振甫所說的「一個中國口頭上各自表述」[25]。陸委會主委蘇起在同日傍晚的記者會上表示：我們從未離開過「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立場，大陸可以提他們的看法，我們也有權利提我們的意見；「特殊國與國關係」並不是兩岸對話的先決條件，這個問題本身就可以談；兩岸只要把先決條件拿掉，將可無話不說、無所不談[26]。
蘇起的這一層意思，在8月1日晚上陸委會推出的政策說帖中有更完整的敘述，該說帖還明確申明：各項相關政策不變，自不存在所謂修憲、修法、修改國統綱領的問題，更談不上是改變現狀或製造麻煩[27]。這樣充滿防衛性解釋的低調立場，顯然與來自中國（乃至美國 ）的壓力有關，雖然9月中旬李登輝總統再度闡述兩國論的提出是為了使中華民國「重生」等正面說法[28]，但是國民黨終於歸納出不修憲、不修法、不收回（奇怪的三不！ ）作為處理兩國論風波的最後立場[29]
三、 中國方面的壓力
李總統發表兩國論以後，中國方面除了正在香港開會的海協會副會長唐樹備即時作一些表達立場的談話[30]以外，正式的回應是中台辦、國台辦發言人發表了近500字的談話，重點是指責李總統「再一次暴露了他一貫蓄意分裂中國的領土和主權、妄圖把台灣從中國分割出去的政治本質」，重申中國擁有對台主權，並警告「台獨分裂勢力，立即懸崖勒馬，放棄玩火行動，停止一切分裂活動。」[31]這些談話立刻在代表黨立場的《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及國務院主辦的《經濟日報》全文刊登，而且在當日（11日 ）中央電視台的晚間新聞聯播節目做出報導。
一個特別的現象是，競爭激烈的香港報業市場，喜拿台海緊張情勢來炒作新聞，例如《蘋果日報》以頭版頭條刊登的獨家新聞是「據可靠消息，北京擬攻台灣外島」，而《明報》也是把軍事演習的舊聞當新聞炒，而且以斗大標題報導一百多位台灣大專院校教授及研究人員緊急連署反對兩國論的消息，卻把台灣民意調查顯示百分之七十幾的民眾贊成兩國論的消息淡而化之，並以「民調誤導輿論」的小標題間接否定之。這種現象，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的王家英博士認為除了市場因素之外，「譴責台灣的代價很小，藉此而向北京交心，是最方便和容易的方式，以交換其他方面的自由度」[32]。
台灣目前各大媒體派駐中國的記者已經不少，如果有聞必錄的話，「傳聲筒」的效果其實不必假手香港。根據某報特派記者「北京16日電」引述北京「權威人士」的話：中共策略是先要求美日對台施壓再觀其變，台灣若不做出緩和或改變的解釋，繼續從言論層次推向既成事實，中共將「被迫」採取具體的軍事威嚇行動[33]。所謂推向既成事實所指為何？數天後的人民日報才有進一步的說明：台灣如果要把兩國論納入憲法，「是很危險且具挑釁意味的，如果台灣真的這麼做，兩岸要和平統一是不可能的。」[34]
除了新華社繼續發表三評、四評、X評李登輝，要求台灣收回兩國論之類的文章，言論上的武嚇也是一種施壓方式。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在7月15日發表36頁的官方報告，首度公開證實中國早已掌握中子彈（即以強烈輻射殺人而無損建築物 ）和核子武器小型化的技術[35]。又據《中國日報》對中國各主要城市進行的電話民調指出，有八成五以上的民眾認為，「如果有需要」他們會支持中共當局以武力方式解決台灣問題[36]。更有甚者，北京的《科學時報》更以聳動的標題「解放軍新制導彈可直搗李登輝辦公桌」造成報紙大賣[37]，而香港的《蘋果日報》又予以引述報導。其實巡弋飛彈欲達到五公尺之內的誤差，需要「全球定位」等相關措施配合才行，在明年中國發射衛星以前，應無此項條件[38]。
根據八月初的媒體報導，「過去三週來」中共和台灣曾出動數百架次噴射戰鬥機飛到台海中線附近，使台海情勢升到三年來的最高點，美國柯林頓政府擔心這種展示軍力的行動會擦槍走火，意外導致衝突[39]。一個星期以後，李登輝總統在陽明山對參加行政院國家策略研究班暨女性領導者研究班的學員精神講話時，首度證實中國空軍的確曾經因為「飛得太快」而兩度越過海峽中線，「一次五公里，一次十公里」，不過對方發現不對時就馬上掉頭走了，李總統因而希望國人「不要看得那麼嚴重」[40]。事實上同在八月初，台灣的報紙紛紛刊載「我擁有各式防空飛彈近2000枚」、「海峽兩岸先進戰機之比較」、「傳美兩航母戰鬥群（小鷹號、星座號 ）近日將在南海交會演練」[41]，隱約透露緊張的訊息。
中國自7月30日起因海協會退回辜振甫先生的談話稿而宣布停止與海基會接觸，在此之前，中共中央政治局自7月19日起召開的擴大會議，據報導曾經提出兩條底線：（一 ）如果辜振甫即將發表的說帖再出現「兩國論」的說法，則兩岸兩會的交流將就此關閉；（二 ）如果台灣不收回「兩國論」，並執意以此修憲，則中國將視為「宣布台灣獨立」，將以武力攻台[42]。可見停止兩會的接觸是有預警的，至於後者，香港《大公報》曾轉述中共軍事專家的話：台灣如修改憲法表明獨立，解放軍必定武力攻台[43]，北京《環球時報》（由《人民日報》所屬 ）除報導福建省進入高度戰備狀態，同時指出台灣若修憲獨立，解放軍「必定武力攻台」[44]。
其實台灣方面不論是陸委會的說帖，或李總統的公開宣示[45]，皆已表明不會把兩國論入憲。中國方面對台工作小組副組長、國務院副總理錢其琛，8月15日終於首度發表看法，他說大陸觀察到台灣不修憲不修法，即李登輝的言論沒有依據，兩國論是一個「廢案」，遲早要束之高閣；他們也知道要李登輝收回兩國論是不可能的，但相信這只是李個人的意見，「不是台灣同胞最大的福祉」[46]。對此，台灣的總統府高層官員表示，修憲與修法的問題將由民意機關決定，未來只要時機成熟，自然會水到渠成，沒有人可以保證今後將永遠不修憲[47]。
在錢其琛發表談話之前，8月9日結束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北戴河會議 ）已對台海問題訂了所謂「一批二看三準備」的策略，除了批李，「看」就是觀察；看台灣國民大會是否敢用兩國論進行修憲，看當選的領導人是否會糾正兩國論，以及看美國是否向台灣施加影響力，要求李登輝收回兩國論。至於準備，即是要做好最壞打算，做到最好的部署，在保持高度政治壓力的同時，也要施加軍事壓力[48]。
雖然要「看」到明年三月以後，但是中國官方暫作收束的動作也是顯而易見，除了上述錢其琛所謂廢案的發言，9月17日又有新華社評論員針對台灣不修憲、不修法的立場說：中國人民對李登輝以兩國論進行分裂行動的鬥爭已經「取得了初步成果」[49]。
四、 以美國為主的國際反應
就像《人民日報》評論員初評兩國論即指出「要害是破壞一個中國原則」[50]，《紐約時報》亦以頭版處理「台灣放棄一個中國」之說，《華盛頓郵報》亦在世界新聞版上以橫跨全頁的標題說「台灣擯棄一個中國模式」[51]。小國台灣由於缺乏國際承認，平常的行止難得受到國際大媒體的青睞，而李總統提出兩國論雖然備受中國打壓，卻引起國際的注目和同情，所謂「愈鬧愈好」或非虛言。
以《華盛頓郵報》為例，7月14日即以社論支持李總統提出的兩國論，謂「李先生的觀察無可爭辯」，「柯林頓先生應該做的，是讓兩岸領袖了解台灣人民有權決定他們自己的未來。」[52]7月21日又發表「中國神經緊繃的統治者」的社論，批評柯林頓政府總是急於安撫北京，要求台北方面解釋，其實中共不願民主化才是造成不穩定的根本原因；而阿布萊特近日與唐家璇會晤時，應會說明沒有一個民主國家願意去加入獨裁陣營，而美國也不會對其民主盟邦做這樣的施壓[53]。8月4日正當台海緊張之際，《郵報》又警告美國政府，若要防範戰爭、確保和平，應該摒棄「戰略模糊」，明確展示對台灣、南韓和日本等東亞友邦的堅定支持[54]。
美國官方的立場堪稱謹慎，首先國務院發言人傅理再7月12日面對記者時拒絕直接評論李總統的那段談話，強調這是應由中國人自行決定的問題，他並且不願意表示美國是否會透過管道約束李總統關於這方面的談話[55]。針對中共宣稱早已擁有製造中子彈的技術，國務院發言人魯賓則引述台灣關係法，警告北京「任何以和平以外的方式來決定台灣未來的努力，將被視為對西太平洋地區和平與安全的威脅，引為美國最大的關切。」當被問到台灣若宣布獨立造成與中國衝突，美國是否仍有義務防衛台灣？魯賓不願正面回答，只說「台灣的未來是中國人民的事，我們始終的興趣是和平解決。」[56]
極為重要的是，7月18日晚上柯林頓總統和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進行電話會談，雖然新華社報導說江澤民對柯林頓表示「我們不會承諾在此問題上放棄使用武力」，但日本《每日新聞》則報導柯林頓重申「一個中國」政策，認為這項會談使得當前中國以大規模軍事演習等方式對台灣施壓的危險性降低[57]，立委張旭成也認為柯林頓這通電話除了重申「三不」政策，也提出了第四不，即不同意中共對台使用武力[58]。緊接著，華府派高層官員分赴兩岸，以調解近期因兩國論引起的緊張，據《華盛頓郵報》報導指出：卜睿哲於22日抵台後，將試圖勸李修改立場，而赴北京的李侃如（白宮國安會亞洲事務資深主任 ）、陸士達（國務院亞太助卿 ）則將促請北京領導人勿對台動武，華府還企圖藉此改善與北京的關係[59]。卜睿哲則在舊金山轉機飛往台北之際，即向記者否認此行的目的是在說服李總統修改立場[60]。
儘管有媒體一度傳出美國考慮中止對台軍援和軍售的報導，卻立刻引起白宮、國務院、國防部口徑一致的否認，國務院發言人魯賓說，國防部代表團「延後一週」訪台不代表什麼強烈信號，只是和美國在台協會理事主席卜睿哲的訪問「順序互換」而已[61]。事實上，美國隨後不久即宣布向台灣出售包括E-2T預警飛機、F16戰鬥機零件在內的大量先進武器裝備，而引起中國外交部的強烈抗議[62]。
在國會方面，則有多位聯邦眾議員，為表達對兩岸目前緊張情勢的關切及對台灣安全的承諾，乃針對一項法案提出修正案，促請總統要求中共放棄對台使用武力，並在台灣面臨中國武力威脅時給予援助，這項法案在7月21日通過。另外，資深民主黨參議員托里西尼雖曾表示李登輝總統的言論是「不必要的挑釁」，但是他對台灣安全的承諾與關切不變，與赫姆斯共同提出的「台灣安全增強法案」仍將堅定支持[63]。最後，眾議院國際關係委員會主席吉爾曼（Benjamin A. Gilman ）及其他六位眾議員特地來台訪問，並召開記者會表達支持台灣之意，隨後傳統基金會會長佛訥（Edwin Feulner ）亦率領六位眾議員抵台訪問[64]。
前文述及，8月初台海緊張情勢一度升高，美國國務院亞太助卿陸士達曾經就此表示，美國已在48小時之內六度向北京及台北透過正式管道表示關切[65]，言下似有發揮調停作用之意。最特別的，還是8月3、4日兩天「星座號」航母戰鬥群繞過台灣東部外海的日本嶼那國島海域航向南海，它們是要開赴波斯灣接替「小鷹號」航母戰鬥群的任務；停留在泰國暹羅灣作短暫休息的「小鷹號」，則在8月11日由第七艦隊戰鬥部隊司令吉亭將軍在其甲板上舉行記者會，他表示：中共應該知道，美國航艦出現在這個地區，會有鼓勵穩定的影響，中共若在台灣等任何地區採取軍事行動，將會遭遇美軍，中共必須「非常地非常地」仔細考慮[66]。
以上，是美國在兩國論風波之中所發揮的積極、穩定作用的一面。然而吾人應知，美國基於自己的國家利益，其兩岸政策常有曖昧之處，柯林頓總統在7月21日的白宮記者會上，提到美國對兩岸政策的三個支柱是；贊成一個中國政策、贊成兩岸對話、台灣和大陸的紛歧應和平解決，其次他說「我還不能完全確定李總統的聲明想要傳達什麼訊息」，「我認為台海兩岸現在都體認到，他們必須在我們過去這幾年所遵循的架構中設法追尋它們的前程。」[67]過去幾年的架構是什麼？依美國前國務卿季辛吉的說法，二十餘年來美國贊成「一個中國」及「和平解決」的原則始終不變，這種關係架構在略經調整後仍可維持很長時間，台灣不應挑戰目前的關係架構；而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布里辛斯基則稱此架構為「複雜的談判協議」，台灣當局目前所提出的特殊國與國關係論，就是企圖片面改變這個模式，把中國事實上變成兩個國家，他說「我不認為中國會接受，我也不認為我們（美國 ）有權力要中國接受。」[68]
今年的聯合國大會辯論台灣入會應否列入議程時，美國代表打破多年緘默的立場，表明不支持台灣加入聯合國，助理國務卿魏爾奇事後解釋是為了釐清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不變[69]。相對於我外交部興沖沖把兩國論的措詞列入申請文件，卻得到此種挫折，足見國際空間的拓展，還不是水到渠成的時候。
五、 台灣在野黨的對策
民進黨總統候選人陳水扁，針對李總統提出的兩岸關係新主張，7月10日即透過幕僚李逸洋表示，李總統在《台灣的主張》書裡提出七塊論，把台灣視為中國的一部份，實與現在的國與國關係論相矛盾，李若有誠意應在今年修憲時直接將主權及領土範圍明定為台澎金馬[70]；7月11日陳水扁則親自表示「非常贊同」李總統的說法，認為李的說法完全肯定他今年4月在美國華府所說台灣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不相隸屬的兩個華人國家，雙方應發展特殊不同的國際關係[71]。接著，7月14日民進黨中常會在聽取中國事務部主任顏萬進的報告以後，肯定兩國論是既符合現實，又富有創造力的說法；陳水扁也在這一天說，李總統既然承認兩岸是國與國關係，為什麼憲法本文的固有疆域還不能配合國大修憲來修正？[72]
對於陳水扁或民進黨的「肯定」，總統府公共事務室副主任丁遠超反駁說，李總統指的是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特殊關係，但陳水扁與台獨人士不認同中華民國，主張建立台灣共和國，因此李總統怎會肯定陳水扁的兩岸立場呢？[73]此說似乎捅到轉型後民進黨的痛處，跡象顯示民進黨內部也在醞釀降溫的處置——包括與國民黨在國民大會達成兩國論不入憲的共識。就像郭正亮先生所顧慮的：李登輝講兩國論會把北京引入台灣的總統大選，民進黨會不會變成李登輝的鐵衛部隊、對北京的打手？李登輝讓民進黨與北京兩極衝撞，結果國民黨比民進黨更像中間路線，國民黨成為危機管理的平衡者，李連變成大贏家[74]。果然，7月15日陳水扁發表〈對等的關係、雙贏的開始〉的聲明，文中除了舉出東西德關係的歷史借鏡，肯定國與國的特殊關係將開創兩岸關係良性互動的新紀元，對亞太安全和平必有正面助益，此外已不再提及修憲確定領土範圍等進步主張[75]；而且，這一天陳水扁還批評丁遠超顛倒黑白，他說從提出基礎條約、卸職演說到今年4月美國華府的談話，「誰能在裡面找到台灣共和國五個字？」陳水扁重申民進黨不對未來預設立場，只是主張任何改變台灣現狀的方案，必須經由公民投票選擇決定[76]。
可見，關於國家定位的主張，不但國民黨向民進黨靠攏，其實民進黨也有向國民黨靠攏的地方。
正當民進黨肯定李總統吸納該黨主張的同時，建國黨主席鄭邦鎮則表示，兩國論仍未脫兩個中國的概念，而中華民國早已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所繼承，因而兩國論的定位根本行不通，反而凸顯台灣被香港化的危機[77]。7月25日建國黨主辦了「兩國論與台灣定位研討會」，會中鄭邦鎮再度提出「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指台灣是自由地區，中華民國也只是自由地區，不是國家，根本與兩國論矛盾。
問題是，李總統提出兩國論以後，不但引起中國方面的火爆文攻與武嚇威脅，美國方面亦不若1996年那般明快支持，台灣內部又有百餘位「統派」學者發表連署聲明要求李總統及行政院長停止推動兩國論[78]，新黨也為此舉辦了「和平反戰」痛批兩國論的遊行，獨派陣營還有什麼選擇的政治空間？無怪乎，7月16日就在媒體看到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議長許天賢、總幹事羅榮光聯名，發表對李總統兩國論肯定的聲明[79]，7月21日有台南縣長陳唐山發起「全國縣市長連署響應兩國論」的活動，以及台灣和平基金會、台灣教授協會、外獨會、國際扶輪社、台灣筆會等團體，以聯合記者會的方式呼籲全民支持李總統兩國論的正確方向[80]。同樣在7月21日，也在報上看到建國會會長彭明敏的「理性面對兩國論」的文章，文中除了說明台灣為什麼已經是主權獨立國家的理由，還表示「非常樂見台灣當局終於明確地向這一指標踏出一步」[81]。
7月23日，已經進行多日的國大憲改擴大諮詢會議終於要對「兩國論」有所處理，除了少數新黨代表指責兩國論違憲、少數民進黨代表主張配合兩國論修改憲法以外，國民黨與民進黨多數出席代表的意見是：對李總統所宣示之特殊國與國關係咸能接受；而國民大會是否針對此一情勢修改憲法，須審慎研議[82]。一般公文的習慣，所謂審慎研議就是擱置、不做的意思。
六、 討論與結語：匍伏前進，曲折達陣
九月在紐西蘭舉行的柯江高峰會議，關於台灣問題並沒有傳達什麼新意，而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朱邦造在會後的記者會說到：「現在已經有一百多個國家重申，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但是李登輝卻執迷不悟，頑固的堅持他的分裂主義立場。…我們沒有妥協的餘地。」「李登輝不能說是代表台灣同胞的共同利益，他是台灣同胞利益的背叛者。」「十二億人民絕對不會接受兩國論。」[83]如前文所述，中國政府一方面在北戴河會議決定以「一批、二看、三準備」保持對台壓力，一方面以台灣並未針對兩國論修憲修法作為下台階，說已取得了初步成果。其次，據中國國防大學科技教研室主任張召忠說：「八月間的對台軍演，協調了各兵種聯合作戰能力，試驗了新式武器裝備，對台獨勢力產生一定的嚇阻作用。」[84]也有報導指出，中國此次的文攻武嚇比起九五、九六年大有不同，此次是有計劃的進行全民動員、統一部署，中央國務院且已召開對越南作戰以來首次的全國交通戰備會議，換言之，其對台政策已從「和平統一、不放棄武力」改為「追求和平統一，準備武力打擊台獨」[85]。這樣的「轉變」到底有多少事實基礎，似還有待觀察，但當台灣的國大憲改擴大諮詢會議討論兩國論的時候，國、民兩黨多數代表之所以決定暫不針對兩國論修改憲法，或明說或暗示乃與中國的壓力有關，可見此次風波之中中國的對台鬥爭策略相當細緻，它不是籠統的文攻武嚇而已，而是具體介入台灣的政治議程，成功的阻擋了進一步的修憲修法動作。
美國在此次的兩國論風波之中，除了迅速派人分赴兩岸預防進一步的危機發生，而且堅定地依照台灣關係法出售武器給台灣，甚至以航母戰鬥群在南海「交會演練」的動作，向中國表達反對以武力解決台海問題的決心，這是台灣作為美國長期朋友可以感到欣慰的地方。可是，美國為安撫中共畢竟又重申其一個中國的立場，而有不贊成台灣挑戰當前架構的意思；且從9月份台灣尋求參與聯合國的提案遭到美、英、法等常任理事國發言反對，可見一斑。在參與國際組織方面已然如此，若台灣進行更改國旗國號的明顯台獨動作，會不會逼使美國在「放棄台灣任由中國武力統一」與「為保護台灣而與中國全面開戰」的兩難中作一選擇？[86]難怪美國會有不獨、不武之類的中程協議提法。
這就是說，中國方面的大一統封建思想及窮兵黷武行徑竟然相當程度影響了美國，從而設定了框限台灣的所謂國際新秩序，在這個冷酷的現實上，除非我們準備投降，否則即應支持台灣的領導人以提出兩國論之類的作法尋求突破的可能。如果不加批判地接受上述的「國際新秩序」，就是連台灣人民決定自己前途的權利亦實質放棄。所以，吾人不贊成台灣內部竟有政論家把兩國論指為「急獨」[87]，亦不贊成若干媒體以嘲諷態度指兩國論得不到國際支持、只有自取其辱云云。說這些風涼話的人，若不是對台灣的真實處境無知，即是故意置身事外。
其次應該檢討，台灣的媒體在兩國論風波之中，除了發揮「守望」的功能，有時也助長文攻武嚇的氣燄。例如輕率引述香港媒體的匿名消息，謂中共將攻佔台灣外島，或把7月下旬卜睿哲訪台硬說是來「施壓」要求修改兩國論，連標榜台灣、本土立場的報紙亦犯此毛病。就像報導震災和綁架新聞要有一定的規範，攸關國家安全的敏感新聞難道不必知所節制？
再次，政府和政黨當然要負主要的責任。吾人一方面感嘆「這樣的內政問題若也屈從對方，豈有什麼國對國關係的『事實』？」但另一方面亦知形勢比人強，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要求台灣的政治領導階層做出冒險而突破的動作，似亦不切實際。必須檢討的是，台灣能否像中國的手腕那樣，具體介入對方的政治議程——譬如鴿派與鷹派、民主與反民主的勢力消長？而經過兩國論風波以後，就台灣定位或國際地位的追求而言，是進兩步退一步、或是進一步退兩步？
要想影響對方，先要確定自己的目標。換言之，方法手段可以靈活，目標何在卻不能游移不定，李總統過去曾坦言「有人說國民黨的大陸政策不明確，其實『模糊』就是我們的政策，為什麼要模糊？因為要靈活運用。」[88]現在提出特殊國與國關係的說法，已經使立場更為清晰，較能避免各方面的「誤會」，但是後來陸委會提出的說帖又回到「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立場，雖較符合美國二十年來所習慣的關係架構，但長期而言是否符合台灣人民的利益，不能無疑。
民進黨方面，近年來轉型的內容之一就是台獨目標的模糊化，雖說運動的共識動員必須和民眾的歷史社會經驗「程度」相呼應才可能有效，但民眾的「程度」在變化中，這幾年反而李登輝總統更能掌握民眾的脈動、開創主導性的議題，在前端和「中間」之間遊走。在這次的兩國論風波之中，民進黨依然是扮演追趕的角色，（豈是反對黨應有的角色？ ）難怪不待九二一大地震的衝擊，在8月中旬的一次民調已經顯示，連戰從7月中的14%上升到21%，而陳水扁則降為19.2%[89]
不過民進黨仍是個複雜的組合，在今年5月該黨的全代會中，就是在相當分歧的情況下通過了〈台灣前途決議文〉（該決議文被認知為既不修改台獨黨綱又要接受中華民國符號的折衷處置 ），根據調查，有46.2%的黨代表認為現況就是中華民國，在改變國號會引起台海危機的情況下，現階段應承認中華民國國號；但有35.7%的黨代表期期以為不可，認為這是動搖創黨精神的做法；另有18%的黨代表不表示意見[90]。決議文通過以後，中共在香港的喉舌《文匯報》和《大公報》，都在5月22日發表社論，批評民進黨換湯不換藥，「是一份在新形勢下策略有所調整，但立場更加頑固的台獨綱領」，「新瓶舊酒、台獨陰魂不散」[91]。
最後，台灣人民如何看待兩國論，恐怕比斤斤計較選票的政黨人物如何應對兩國論更為重要。既然是主權在民的時代，還是應回到民眾本身的好惡心向來看。根據學者研究：透過1991年至1996年長期的調查資料得到實證上的支持，台灣民眾是在一個理性、學習與批判的思考過程中揚棄了「統一」的選項[92]。在國族認同方面，政大教授陳義彥曾在論文中指出，根據政大選研中心自1994年至今年所做的四次民調，發現自認是台灣人的比率逐次增加：28.8%、29%、33.8%、44.3%，而自認是中國人的比率逐次減少：20.1%、21.1%、14.3%、10%；甚至外省人自認是中國人的比率，已由54.5%降至28.3%[93]。經過兩國論風波，行政院陸委會在8月27-31日所做的民調亦顯示，44.8%的受訪者自認是台灣人，13.1%自認是中國人，28%傾向獨立，18.7%傾向統一；尤值得注意的是，高達87.2%的人不贊成一國兩制[94]。
瞭解上述的民眾心向，即不難瞭解兩國論提出後的兩三個月中，各單位所做的民調為什麼顯示贊同兩國論的比率都在四成多至七成多之間，而且有民調顯示61%的人仍認為李登輝總統值得信賴[95]。可見中國方面想把「台獨的李登輝」與台灣人民區隔開來，是一廂情願的阿Q想法；當明年李登輝下臺以後，若有壓倒性的多數民眾投票支持新憲法，或支持以台灣的名義加入聯合國，不知道「寄希望於台灣人民」的北京政府還有什麼打壓的藉口？
民眾心向的轉變，應可歸因於政治自由化、媒體開放而發達以後，愈多人了解到北京統治集團的落後性、美國方面的持續支持、台灣在國際上受到不公待遇及台灣具有防衛自己的權利與能力。在台灣當權的政治人物若見不及此，只知匍伏而不知前進，只尚曲折而不想達陣，勢必要被台灣的選民所淘汰。
[1] 郭雨新，〈民選省長此其時矣！〉，《自由中國》半月刊第22卷第1期（1960年1月1日），頁11。
[2] 這是王甫昌先生對該二雜誌做了內容分析所得到的結論，見〈台灣反對運動的共識動員：1979至1989年兩次挑戰高峰的比較〉，收入《台灣政治學刊》創刊號（1996年7月），頁159。
[3] 同上註，頁164、165、190。
[4] 這方面的批評，詳見陳儀深，《誰的民進黨？》（台北：前衛出版社，1995年）。
[5] 郭正亮，〈選舉路線下的民進黨〉，收入游盈隆主編，《民主鞏固或崩潰》（台北：月旦出版社，1997年），頁208。
[6] 根據1991年年底中時晚報的民調，顯示台灣民眾認為「我是台灣人」的只佔12%，認為「我是中國人」的仍佔32%。
[7] 詳見1995年11月2日自由時報，第二版。
[8] 專訪全文詳見1999年7月10日自由時報，第2頁。
[9] 丁遠超接受台北之音訪問時表示，李總統的說法是經過強化主權小組長期研究的結果，見1999年7月14日自由時報，第2頁。
[10]詳見1999年8月23日中時晚報，第3頁。
[11] 李登輝，「面對問題、迎向挑戰」，《奉獻與奮鬥》（台北；行政院新聞局，1995年），頁326。
[12] 李登輝，「國家統一綱領的目標與意義」，《經營大台灣》（台北；遠流，1995年），頁367-377。
[13] 李登輝，「主權在民—1994年4月14日自由時報專訪」，同上註，頁448-449。
[14] 1996年5月20日李總統就職典禮演說，收入《行政院大陸委員會民國85年年報》，頁72-74。
[15] Joseph S. Nye是美國前國防部主管東亞政策之助理部長，現為哈佛大學甘迺迪學院院長，所謂奈伊方案大致是「台灣不獨立、中國不動武、美國予以認可」的台海和平架構。又，「中程協議」是指終局協議確定以前的過渡性、臨時性協議，目的在降低衝突的可能。關於美國方面各種過渡性協議主張內容比較，可參考國策研究院文教基金會出版，《國策專刊》第11卷（1999年7月15日），羅致政所撰文，頁3-6。
[16] 華盛頓郵報曾有這樣的報導，詳見1999年8月2日自由時報第4頁。另見張旭成，〈美國如何看「國與國關係」〉1999年9月2日自由時報，第15頁。
[17] 詳見1999年7月13日民眾日報，第2頁。
[18] 1999年7月13日台灣日報，第2頁。
[19] 1999年7月13日中國時報，第3頁。
[20] 1999年7月14日台灣日報，第2頁。
[21] 1999年7月16日台灣日報，第2頁。
[22] 1999年7月16日民眾日報，第2頁；1999年7月17日中國時報，第4頁。
[23] 詳見陳儀深，〈一民族兩國家，畫蛇添足說法〉，1999年7月23日中國時報，第15頁。
[24] 談話稿全文見1999年7月31日自由時報，第2頁。
[25] 海協會發表的〈退函聲明〉，1999年7月31日自由時報，第2頁。
[26] 同上註。
[27] 1999年8月2日自由時報，第1頁。
[28] 1999年9月18日自由時報，第1頁。意指中華民國已經不是國共內戰時的中華民國，五十年生聚教訓已經過「再生」的變化，成為政治民主、經濟自由的國家。
[29] 在國民黨的一次黨政運作研討會中，政策會執行長洪玉欽，把蘇起的說明作了歸納，宣布這「新三不」是國民黨的政策立場。1999年9月16日民眾日報，第2頁；先是，兩國論已經納入國民黨十五全大會的決議文，事實上也無法「收回」了，參見1999年8月31日民眾日報，第3頁。
[30] 1999年7月11日台灣日報，第5頁。
[31] 1999年7月12日中國時報，頭版頭條。
[32] 鄭漢良分析稿，1999年7月20日中國時報，第14頁。
[33] 1999年7月17日中國時報，第4頁。
[34] 1999年7月22日台灣日報，第2頁。
[35] 1999年7月17日自由時報，增頁第1頁；該報同日同版亦引述香港經濟時報的匿名消息謂，北京可能考慮佔領一兩個隸屬台灣的外島，以迫使台灣收回兩國論。
[36] 1999年7月21日中國時報，第14頁。
[37] 1999年8月23日中國時報，第14頁。
[38] 1999年8月22日台灣日報，第2頁。
[39] 1999年8月4日世界日報（曼谷版 ），頭版頭條。
[40] 1999年8月11日民眾日報，第1頁。
[41] 1999年8月4日中國時報，第2頁；8月5日台灣日報，第3頁，同頁還報導「F16配掛飛彈飛，民眾心慌慌」。
[42] 1999年7月24日中國時報，第2頁。
[43] 1999年8月3日中國時報，第14頁。香港大公報8月2日發自北京的這篇聳動的訪談稿，據悉並未得到官方授意，完全是記者自作主張，「以左邀功」，但經此帶頭後，大陸和香港傳媒卻跟風大炒戰爭新聞。詳見（朱鎔基反對打台灣—北戴河會議的三大問題〉，《開放雜誌》總第153期（1999年9月），頁11--14。
[44] 1999年8月13日中國時報，第14頁。
[45] 1999年8月12日中國時報，頭版頭條。
[46] 1999年8月17日中國時報，頭版頭條。
[47] 1999年8月18日自由時報，第2頁。
[48] 1999年8月11日自由時報，第2頁。
[49] 1999年9月18日中國時報，第14頁。
[50] 中國時報特派記者泉州13日電，1999年7月14日中國時報，第14頁。
[51] 傅建中分析稿，1999年7月14日中國時報，第14頁。郵報原題為Taiwan Jettison "One China" Formula.
[52] 全文見1999年7月15日台灣日報，第4頁。
[53] 1999年7月22日中國時報，第14頁。
[54] 1999年8月5日台灣日報，第2頁。
[55] 1999年7月13日中國時報，第3頁。
[56] 傅建中16日專電，1999年7月17日中國時報，第4頁。
[57] 1999年7月20日民眾日報，第2頁。
[58] 1999年7月20日台灣日報，第2頁。
[59] 1999年7月22日中國時報，第14頁；台灣日報，第2頁。
[60] 1999年7月23日民眾日報，第2頁。
[61] 1999年7月23日台灣日報，第2頁；民眾日報，第2頁。
[62] 1999年8月3日中國時報，第14頁。
[63] 1999年7月23日中國時報，第2頁。
[64] 1999年8月11日自由時報，第2頁。
[65] 1999年8月15日民眾日報，第2頁。
[66] 1999年8月12日台灣日報，頭版頭條。
[67] 1999年7月23日中國時報，第2頁。
[68] 1999年9月16日民眾日報，第6頁。這是國際戰略研究中心舉辦的中國研討會上的發言。
[69] 1999年9月18日聯合報，第4頁。
[70] 1999年7月10日中時晚報，第2頁。
[71] 1999年7月11日聯合晚報，第2頁。
[72] 1999年7月15日中國時報，第2頁。
[73] 1999年7月12日中國時報，第2頁。
[74] 1999年7月15日台灣日報，第4頁，朱鈴惠澳門專訪。
[75] 1999年7月16日民眾日報，第3頁，聲明全文。
[76] 1999年7月16日台灣日報，第2頁。
[77] 1999年7月11日自由時報，第2頁。
[78] 1999年7月19日中國時報，第2頁。
[79] 1999年7月16日自由時報，第15頁。
[80] 1999年7月22日中國時報，第3頁。
[81] 1999年7月21日台灣日報，第9頁。
[82] 1999年7月24日中國時報，第3頁。
[83] 1999年9月12日中國時報，第2頁。
[84] 1999年10月14日中國時報，第14頁。
[85] 1999年9月16日中國時報，第14頁。該報紐約新聞中心記者何頻分析。
[86] 翁明賢執行編輯、林正義審校，《未來台海衝突中的美國》（台北：麥田出版公司，1998年），頁106。
[87] 郭正亮，〈台灣急獨反而促成急統〉，《亞洲週刊》（1999年8月2日-8月8日），13頁。
[88] 1997年12月4日自由時報，第3頁。
[89] 這份民調是由環球電視台及《新新聞》周刊民意調查中心委託山水民意研究公司，在8月5日、6日，針對設籍台灣20歲以上成年人，以電話訪問方式所做成，有效樣本1130人，誤差值為2.98%。這份民調還顯示，25%的台獨支持者表示明年大選將支持連戰。1999年8月13日中國時報，第4頁。
[90] 《新新聞》週報第635期（1999年5月6日-12日 ），頁26-27。
[91] 1999年5月23日中國時報，第14頁。
[92] 徐火炎、陳明通，〈搜尋台灣民眾統獨態度的動力〉，《台灣政治學刊》第3期（1998年12月 ），頁65-114。
[93] 1999年5月16日中國時報，第2頁。
[94] 1999年9月4日自由時報，第4頁。
[95] 這是山水民意研究公司、環球電視、新新聞週刊公佈的民調，1999年8月12日自立晚報，第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