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於台灣風土的救災系統觀

八掌溪事件引起全台灣民眾的關心，多少也讓人懷著一種恐懼。民眾關心此事，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因為這件事牽涉到生命無價的本質，也關聯到可拯救而未能加以拯救的疏忽；所謂多少會懷著一種恐懼，主要是整個事件已變成政治鬥爭的籌碼或推諉責任的藉口。在政治鬥爭中，行政責任和政治責任分辨不清。在政治責任方面，我們看到不該下台的人下台了，該引咎謝罪的反而無事人一般。游錫曍以剛成立才開始運作的救災委員會主委身分引咎辭職，但整個過程又以副院長辭職引人注意。顯然，救災主委在職責上似乎與八掌溪事件沒有太大關係。一方面所謂救災大都屬事變災難前的預防與災難後的處理，跟事件過程中的處理沒有太大的關聯，八掌溪事件是事件處理的過失，而處理單位又跟救災委員會沒有行政關聯，由游錫曍負起這樣的責任似乎有點不倫不類。但我們不能不佩服游錫曍為新政府的穩定，毅然負起了一切責任。

但是，八掌溪事件最引起我們關注的是兩個方向。第一個方向是生命價值問題。第二個方向是台灣風土問題。這兩個問題是相互關連的。李登輝以前曾引用日本哲學家和珷哲郎的《風土》觀指出台灣與中國的差異性。其實，台灣的海島性格讓台灣必須時時面對風災、水災和地震的威脅，去年台灣面臨了地震的大災難，造成許多人命的喪失；此外，每年都會遭遇到若干次的水患及水患衍生的土石流，一旦遇到颱風，更容易讓台灣受到更大的傷害。認識台灣的風土，營建台灣的救難系統，應該是主政者的主要戰略之一。有了生命價值觀，這種戰略意識應該會提升得更高。但是，很遺憾，台灣戰後史中，只有大陸型的戰略意識，缺乏建構於台灣風土的海島意識。大陸型風土較少風災、水災和地震之類頻發的災難，對救災之類概念與海島型國家自然有所不同。中國外來政權自來就以大陸型風土觀思考台灣的處境，加以戒嚴體制下，對人命的草菅本質，對台灣的救災戰略思考與系統，也就不十分在意。

李登輝主政十二年，雖然強調台灣主體性以及由此產生的風土意識，但是台灣的風土意識及其衍生的戰略意識，並沒有落實於台灣教育與文化，反而常被統派的中國意識及其想像中的大陸戰略意識所扭曲轉移；台灣風土所形成的生態觀反而不受重視。李登輝的台灣風土觀以及應該由此衍生的救災系統反而變成日本人所說的李登輝「一人相撲」，不僅沒有成為舊政府建構救災系統的基礎，去年遭遇百年來的震災，也沒有促成舊政府救災戰略思考的轉換；更大的遺憾是，陳水扁及其組構的新政府標榜「新思維」，但幾乎全無李登輝基於台灣風土的戰略思考，依循舊政府的思考，將災難視為不得已的現象，政治人物互相攻擊，推諉責任。事情一過，必然又是老神在在。八掌溪事件可以看出新政府和舊政府處理事件的方式幾乎沒有什麼改變，以辭職了事。這樣對台灣毫無意義。

反之，在野黨的政治攻勢也同樣沒有新的救災戰略思考，只是藉八掌溪事件做為攻擊的政治目的，攻擊中看不到一絲一毫的建設意義。國民黨空有李登輝的風土觀，卻無繼受此一風土觀所形成的救災系統；親民黨也只有攻擊而沒有進一步的思考模式。宋楚瑜說如果沒有精省，這種事情就不會發生。事實上在他任內也有類似的事情發生，縱使沒有同樣的事情發生，宋的這一席話也毫無意義，因為他根本沒有基於台灣風土的整體救災系統觀，一旦發生災難，充其量只有腳痛醫腳的「走透透」觀點。

基於台灣風土，台灣必須有新的救災觀點與體系，絕不是設備足夠就可以發揮救災功能。新的救災觀念必須拋棄戒嚴時代草菅人命的觀點，以生命無價作為思考基礎。有了生命無價觀，就會覺得生命無階級，不會因高官困在電梯或某一情境，就拚命拯救，小老百姓困在暴漲水洲中，卻各自推託，讓可救的生命消失於大水中。有了生命無價觀，一個國家的政府與人民就應該思考這個國家的風土，建構有效的救災系統。台灣屬於常有水災、風災與地震的風土，台灣人民的生命常會暴露於此一災難中，因此我們必須放棄大陸型的風土思考，建構屬於自己的風土思考。有此認識，教育與文化的思考也必須有新的思考。陳水扁滿腦子都是宋楚瑜式的「走透透」思考，缺乏李登輝的戰略思考。從應對八掌溪事件的方式觀之，陳水扁在戰略思考上似乎還不如李登輝。總之，陳水扁應該沈潛下來，真正構思自己的戰略思考，才能美其名為「新思維」。八掌溪事件只讓我們看出陳陣營的舊思維，毫無新思維的氣象。

（原載於2000年8月2日自由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