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所謂「一中」問題的批判

台灣教授協會創會十週年會員大會聲明

（2000年12月9日發表）

台灣教授協會會員大會　　　通過

台灣教授協會創立於1990年12月9日，當時雖已解除戒嚴，但仍有懲治叛亂條例，刑法一百條等惡法存在，本會之成立實具有挑戰台獨禁忌的意義。

十年來本會歷任會長為林玉体、林山田、林逢慶、鄭欽仁、張國龍、沈長庚、黃昭淵、黃宗樂等教授，2000年12月9日的十一屆會員大會在台大應力所大樓召開，選出新任會長楊維哲（台大數學系）、副會長陳儀深（中研院近史所），並通過大會聲明，對當前熱門的「一中」問題提出批判。茲將聲明摘要及全文公布如下。

聲 明 摘 要

近來不論朝野內部，主張「一中」的聲音，透過媒體的報導，都有日漸加溫的現象。甚至有人把台灣經濟發展、股票市場的漲跌都和所謂的一個中國架構掛鉤，認為新政府只要承認一個中國，對於台灣未來整體的發展就是正面的決定性因素。這樣的論調除了希望以一個中國的架構，解決台灣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目前的緊張關係外，更認為在一個中國的架構之下，台灣與中國大陸的三通以及其他的經貿往來便可以順利展開，從而使台灣不論是經濟的總體面，或是股票市場都可得到活水源頭。在此，我們首先必須指出：若是主張台灣獨立，在邏輯上固然不能接受台灣與中國大陸同屬一個中國架構之下，更重要的是，若主張中華民國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也絕對不能接受一個中國的架構來處理中華民國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

其次，我們認為今天的景氣衰退，失業率偏高，部分原因乃是產業大量外移，投資中國，造成國內資金失血所致。而國內投資環境惡化乃是造成產業外

移與資金外流的主要原因。因此，改善國內投資環境才是留住企業與資金的根本之道。接受「一中」與調整戒急用忍政策，遠不如改善國內投資環境來得重要。而要改善國內投資環境，則朝野都有責任。新政府有必要繼續掃除黑金，以改善治安。同時也應積極推動改善生活環境的公共基礎建設，如全國的污水下水道工程，一方面可以改善生活環境，另一方面又可創造生產與就業機會。又如，災區重建工程更應加速進行。

總之，國家的建立是一長遠的政治工程，立足於立憲主義的「國民國家」，將個人從民族神話裡解放出來，奠定個人無可取代的價值，由此建立以個人為主體的人權保障體系，方為吾人所當追求的立國型態。若一味拘泥於語言、民族等自然因素，而以「一個中國」為前提，高唱「憲法一中」、「一中各表」、「一國兩府」、「一國兩區」、「一國兩治」乃至「一個中國兩個對等政治實體」等與國家概念格格不入的說法，將嚴重影響我國的憲政發展及國家安危，實不容掉以輕心。解決之道，理應透過憲政改革取消分裂國家模式，確立台灣為獨立自主的「國民國家」。

聲 明 全 文

一、政黨輪替必使兩岸關係有所調整

公元2000年3月18日的總統大選，台灣人民熱烈參與，投票率高達82.69％，從五組候選人之中選出民進黨提名的陳水扁、呂秀蓮，成為中華民國第十屆正、副總統。

在投票日之前的幾個月中，兩岸關係一直是熱門的競選話題，就比較具有實力的三組候選人而言，連戰一方面不敢否定李登輝總統定下的「特殊國與國關係」的調子，而主張邦聯模式，另一方面極力以「台獨è戰爭」打擊民進黨的陳呂配，凸顯自己的反台獨立場；宋楚瑜則把兩岸關係定位為相對主權的準國際關係，主張簽訂三十年互不侵犯和平協議，然後兩岸各以主權國家身份仿效歐盟模式二十年；陳水扁認為兩岸是互不隸屬、統治、管轄的兩個主權國家的特殊關係，主張接受包括政治性議題的談判、推動兩岸直航、但強調任何欲改變現狀的決定，應經由台灣人民同意。如果以北京的一個中國三段論來衡量：「世上只有一個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唯一合法代表→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顯然以上三組候選人的立場都與此相距甚遠，除非北京政府改變立場，否則任何一組候選人當選之後，必無法根據所宣示的立場形成可操作的政策。

此種現象可以解讀為：台灣選民的民心向背，與北京政府的期待相距太遠；三組主要候選人所捕捉的主流民意，是欲與中國保持距離的，包括被視為「統派」的宋楚瑜陣營，提出所謂互不侵犯的準國際關係或歐盟模式，皆然。

選舉結果，被連戰、許信良乃至對岸的朱鎔基指為「台獨è戰爭」的陳水扁獲得台灣多數選民的支持而當選。陳水扁雖然屢次澄清他當選不會宣布台獨、不會更改國號云云，但他的從政歷史以及民進黨保留的台獨公投黨綱，為國人所共知共見，他仍然獲得多數選民的支持而當選；他的立場在五組候選人之中與北京的立場相距最遠，亦為國人所共知共見，而他卻當選了。可見，中共的領導人如果像一般文明國家領導人一般尊重台灣人民的意願，則選舉的結果已拉大了兩岸關係的空間，中國國民黨既不能要求民進黨政府蕭規曹隨，中國共產黨更不能以要求（曾與它有兄弟歷史性情誼的）中國國民黨的標準來要求民進黨。

雖然有人認為陳水扁的得票只近乎四成，或只贏宋楚瑜31萬票，遂質疑他改變重大政策（如核四案）的正當性，殊不知依照民主政治的原理，是制度創造了正當性，即便是只贏對手一票，亦屬獲勝而取得政權。例如此次美國總統選舉，高爾儘管在選民票方面略勝小布希，但若因佛羅里達州小輸三、五百票而失去該州的25張選舉人票，民主黨亦當然拱手讓出政權，根據經驗可以預見小布希的未來四年亦不會因此而捉襟見肘。

此外，還有人認為中國國民黨在立法院內仍擁有多數席次，若依現行憲法所接近的法國雙首長制精神，陳水扁似應任命中國國民黨籍閣揆，以形成左右共治。姑不論現行憲法在九七年修憲時已把立法院的閣揆同意權拿掉，且就法國歷史上的三次左右共治而言，都發生在國會改選之後，因總統所屬政黨選舉失敗，喪失國會多數黨地位，而在尊重最新民意的前提下，才把總理職位讓與他黨，此事若在台灣發生，也應在明年年底立委改選之後，看看中國國民黨能否繼續在立院取得多數席次而定。

總之，經過公元2000年3月的總統大選，既然由民進黨提名的陳水扁取得總統職位，從而取得行政院長人選的決定權，即是完成一般所謂的政黨輪替。政黨輪替的意義，當然不只是人事的更動，更重要的是國家的大政方針因而有所改弦更張的可能，而兩岸關係與台灣人民的福祉乃至政經發展息息相關，陳水扁當選之後，新政府的中國政策自不能與選前的陳述或承諾相差太大，亦即意味著中國國民黨主政時代締造的兩岸關係有調整的空間，具體而言，過去中國國民黨應許的統一方向或所謂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九二共識」云云，陳水扁總統沒有義務概括承受。

二、中華民國若是主權獨立的國家就不能導向「一中」

近來不論朝野內部，主張「一中」的聲音，透過媒體的報導，都有日漸加溫的現象。甚至有人把台灣經濟發展、股票市場的漲跌都和所謂的一個中國架構掛鉤，認為新政府只要承認一個中國，對於台灣未來整體的發展就是正面的決定性因素。這樣的論調除了希望以一個中國的架構，解決台灣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目前所謂緊張關係外，更認為在一個中國的架構之下，台灣與中國大陸的三通以及其他的經貿往來便可以順利展開，從而使台灣不論是經濟的總體面，或是股票市場都可得到活水源頭。此種論證是否具備足夠的理論或實證的基礎，在本篇聲明的其他部份已經論及。在此，我們必須指出：若是主張台灣獨立，在邏輯上固然不能接受台灣與中國大陸同屬一個中國架構之下，更重要的是，若主張中華民國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也絕對不能接受一個中國的架構來處理中華民國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

就歷史的發展而言，中華民國在1912年成立以後，是繼大清帝國之後中國的合法政權，直到1949年為止，中華民國政府統治中國的正當性及合法性，在國際上幾乎沒有受到質疑。不過，第二次界大戰結束以後，中國共產黨採取以武力奪取政權的方式和中國國民黨展開國共內戰，中國國民黨主政的中華民國政府在中國大陸試圖以武力勦滅中共勢力失敗，而中共政權在叛亂成功之後，在1949年正式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民國政府則輾轉播遷到台灣，使得聯合國的中國代表權問題成為國際舞台的爭議點。就此一歷史絡脈而言，若是中華民國政府仍然存在於台灣，則世界上出現兩個宣稱代表中國的政府，也就是現實上有兩個中國的存在，其始作俑者就是中共政權。

從1949年中華民國政府遷到台北以後，基本上認為中國大陸的中華人民政府乃是一個偽政權，是一個叛亂的團體，因此延續1947年動員勘亂體制直到1990年。此種不務實的態度，在國際現實的條件改變之後，特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長期統治中國大陸的事實，終於導致中華民國政府代表的一個中國的主張在國際舞台失去市場。力爭一個中國不成，甚至出現「賊立漢不立」的現象。1971年，失去聯合國席次是其中重要轉捩點，對中華民國政府而言，與其說是宣佈退出聯合國，毋寧說是聯合國不論中華民國願不願退出，都會以表決的方式決定中華人民國共和國繼承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席次。換句話說，中華民國在國際舞台上許多重要場合不僅不再被視為中國的代表，甚至時有被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的現象，中華民國的存立問題面臨嚴苛的考驗。

此種不務實的政策，直到李登輝上台後，才出現政策轉變的可能，特別是動員勘亂時期的終了，不僅宣佈臨時條款體制必須走入歷史，展開台灣自由化、民主化的改革，另一方面，也無疑承認所謂中共政權叛亂成功，不再視中華人民共和國為偽政權，或叛亂團體。

至此，中華民國政府一方面持續宣示自已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在另一方面，也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統治大陸的現實。根據國統綱領的架構，中華民國既是主權的國家，而又要求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中華民國必須採取對待，是兩個對等的政治實體。在邏輯上，中華民國既是主權獨立的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當然也是主權獨立的國家。而在國際現實上，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基本上更沒有人質疑，也就是說中華民國不可能在國際舞台上反對此點，而只能力爭自已也是主權獨立的國家。就此而言，二者的關係，自然從過去中華民國堅持自已是代表中國唯一合法政權，而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偽政權的「一個中國」情況，朝向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兩個主權獨立國家的現實發展，如此，自然不適合再用「一個中國」的架構來定位二者的關係，而只能採取國與國的關係，或是特殊國與國關係的角度來定位。

我們必須指出：前述以承認中華民國是一個主權獨立國家作為前提，探討從原來只有一個中華民國的現實，在歷史發展出中共政權叛亂成功繼承中華民國在中國大陸的政權，而此一國家繼承關係，並不及於中華民國統治下的台、澎、金、馬，也就是所謂國際法的之不完全國家繼承關係。因而，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也就存在著李登輝所謂的國與國關係，或特殊國與國關係，易言之，除非是承認中華民國不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否則不論在理論上、或現實上，乃至於歷史的考察來看，都明白顯示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絕對不可能用一個中國的架構來涵蓋。

當然，前述的推論乃是以中華民國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作為前提所導出的結果。不過我們也必須指出：由於中華民國發生國共內戰，導至中共叛亂成功，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至少是中國大陸的中華民國，此一說法，在國際上，或國際法原則上既已成為定案，如此維持中華民國的名稱，便可能無法脫離原來國共內戰的格局。更嚴重的是，一旦國際已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繼承中華民國在國際舞台上的地位，那麼中華人民共和國繼續根據此一原則，要求將所謂的台灣問題納入國共內戰架構下來處理，就必然會影響未來台灣的生存空間。正因為如此，素來反對中共政權而強調中華民國地位的雷震，在出獄之後，面臨中華民國國際地位的重大轉變，在1970年代初期才明白提出，為了避免中華人民共和國併吞台灣，必需要變更國名為中華台灣民主國，制訂新的憲法，才能維持台灣獨立於共產中國之外。當然雷震並非所謂的台獨份子，他也期待有一天中共政權會崩潰，可以重新回到一個中國的時代，但是他的意見指出了一個重要的關鍵：那就是想維持台灣獨立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外或是維繫未來的可能生機，那麼維持一個中國的架構是一條走不通的道路，甚至維持原有的中華民國國名及憲法的架構也可能對台灣的生存帶來危機。

三、所謂「憲法一中」是開歷史的倒車

國家定位與認同一直是朝野爭論的話題，也是台海兩岸糾纏不清的癥結。跨黨派小組為化解統獨的對立態勢，一開始即鎖定「一中」議題，試圖建立共識，營造國內和諧氣氛，開創兩岸和平發展契機。經過三個月運作，跨黨派小組終於在十一月二十六日達成「三個認知、四個建議」共識。既然是「跨黨派」，又是「共識」，按理即使未能贏得各界一致讚賞，至少應該也會受到朝野多數認同。然而，事實並非如此，除了民進黨中常會發表聲明，肯定跨黨派小組的用心與努力，以及陳水扁總統對該小組表示肯定與感謝之意，認為共識好不容易達成，這是一個好的開始外，各在野黨派普遍露出不友善態度，甚至出現嚴厲批評。至於中國方面，更是強烈反彈，以潑婦罵街方式指其「不三不四」、「不倫不類」，充斥著廢話和空話，完全是文字遊戲云云。

平心而論，該「共識」表明「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互不代表」，延續前總統李登輝的兩國論，確立台灣的國家地位，自有值得肯定之處。惟其建議「依據中華民國憲法增進兩岸關係，處理兩岸爭議及回應對岸『一個中國』的主張」，因未宣示兩岸是「一個中國」，所以統派政黨及中國方面的不滿，一點都不意外。當然，其未明白採取一台一中的立場而使獨派感到失望，也是可以理解的。問題是，現行憲法對兩岸關係及「一個中國」究竟抱持何種態度，如果不予解明，今後陳水扁總統即使接受跨黨派小組的建議，也將無所適從。

無可諱言的，一九四六「中華民國憲法」原本係以大中國為對象而制定的，屬於一個中國架構，殆無疑義。然而，一九四九年中國大陸變色，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後，「中華民國憲法」實際上已無施行可能，播遷來台的中國國民黨政府雖然宣稱該憲法效力仍及於中國大陸，卻只是空口白話而已。依據法理，此時整部憲法已失去實效性，妥當性也因之不復存在；一部法典不具有實效性及妥當性時，其法的效力當然喪失，即使未經正式廢止，亦歸於消滅。因此，一九四九年後在台灣運作的雖然名義上仍稱為「中華民國憲法」，其實與一九四六制定的「中華民國憲法」全然不同，乃是另一套新的憲法秩序，舊憲法的部分規定雖然繼續適用，但只能視為由新憲法重新賦予效力，屬於新秩序對舊法規的承繼或繼受，非謂舊憲法以原來的身份繼續有效。憲法中有關大中國的部分，因與事實不符，自然不在承繼或繼受範圍，應該只是具文，並無法的意義或效力可言。

之後，一九九一年第一階段憲改時雖然引進「分裂國家」模式，但該次「修憲」係經由欠缺民意基礎的萬年國大所完成，且因一黨修憲，違反現代國家憲改常規，因此不論從國民主權或代表制等憲政原理來加以檢視，其正當性均存有嚴重瑕疵。更且，無論從歷史或國際法角度觀之，台灣皆不隸屬中國，即使憲法增修條文前言揭示「為因應國家統一前之需要」，似隱含過去及未來的「一個中國」主張，但憲法不能竄改歷史，憲法也不能無視國際法的存在，所以該規定充其量只是修憲老賊的囈語，不可當真。我們希望執政當局認清事實及法理的真相，切勿陷入中華民國憲法的迷思。

申言之，台灣在一八九五年因清廷戰敗，與日本訂立馬關條約而割讓給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雖有一九四三年的開羅宣言及一九四五年的波茨坦宣言聲明中國所有被日本佔據的領土，諸如滿洲、台灣、澎湖，都必須歸還給中華民國，但這兩個宣言因皆屬政治上的宣示，未具有法律上的效果。其後，在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五日中國國民黨政權雖依據聯軍最高統帥麥克阿瑟一般命令第一號接管台灣，但因為主權並未發生移轉，這項行為只能構成國際法上「無主地先佔」或「事實上佔領」的效果，尚不得謂為已取得對台灣的法理管轄權。之後，一九五一年以美國為首的盟軍與日本簽訂舊金山和約，一九五二年中華民國與日本簽訂中日和約；在這兩個具有法律效力的條約中，日本均只放棄對台灣、澎湖的主權，而未指明其歸屬。此後，五十餘年來，台灣已獨自發展成一個國家，台灣的主權當然屬於由台灣全體人民所構成的國家。

有鑑於此，執政黨的黨綱明確主張：「台灣主權獨立，不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且台灣主權不及於中國大陸，既是歷史事實又是現實狀態，同時也是國際社會之共識」。詎知，執政黨主席謝長廷竟於十一月十八日表示「憲法本身即是一個中國的架構，民進黨作為執政黨必須有所調整」。我們相信，謝長廷所以提出「憲法一中」的說法，目的係為宣示中華民國的存在，並藉此回應對岸的「一個中國」主張，以緩和兩岸的緊張情勢。但是，自聯合國一九七一年通過二七五八號決議以來，國際社會對「中國」的普遍認知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並且對所謂「世界只有一個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的「一個中國」內涵表示「認知」（acknowledge）、「理解」（realize）或「尊重」（respect）。在這種現實環境下，呼應「一個中國」的說法，簡直大開歷史倒車，不啻於自掘墳墓。

多年來，我國政府及國民經常陷入國家定位與認同的迷思中，究其因乃在欠缺「國民國家」（Nation State）觀念，故往往無法跳脫「一個中國」的思維模式。過去「Nation State」常被誤解為，以血統、語言、宗教及文化所界定的民族為抵抗外國侵略、維護民族的生存獨立而形成的「民族國家」；但在近代立憲主義下的「Nation State」，實指由參與制憲的全體個人，為抵抗政治壓迫及社會不平等，以追求人民的政治自律與自由，而透過社會契約所組成的「國民國家」。立足於立憲主義的「國民國家」，將個人從民族神話裡解放出來，奠定個人無可取代的價值，由此建立以個人為主體的人權保障體系，方為吾人所當追求的立國型態。若一味拘泥於語言、民族等自然因素，而以「一個中國」為前提，高唱「憲法一中」、「一中各表」、「一國兩府」、「一國兩區」、「一國兩治」乃至「一個中國兩個對等政治實體」等與國家概念格格不入的說法，將嚴重影響我國的憲政發展及國家安危，實不容掉以輕心。解決之道，理應透過憲政改革取消分裂國家模式，確立台灣為獨立自主的「國民國家」。總之，採取一台一中、兩岸兩國互不相干的明確立場，方為釜底抽薪之計。

四、接受「一中」主張無助於挽救經濟衰退

近幾個月來，台灣又掀起了一波「西進」中國的投資熱潮。國內景氣衰退，關廠歇業頻傳，失業率創新高，股市跌跌不休，銀行逾放比率惡化，一場本土性的金融風暴似乎正在醞釀中。以王永慶為首的工商業界頻頻向新政府施壓，要求鬆綁「戒急用忍」政策，開放大三通。在野黨則呼應對岸的「一中」主張，要求新政府回歸九二年共識，並接受「一中」原則；而跨黨派小組也曾努力尋求「一中」共識。才下台半年的中國國民黨的態度則有一百八十度的轉變，也主張鬆綁「戒急用忍」，開放三通。一時之間，好像「戒急用忍」是造成國內景氣衰退的元兇；好像只要接受「一中」原則，鬆綁「戒急用忍」，開放三通，就能使國內經濟起死回生。難道真的是這樣嗎？

其實，早在1993年5月辜汪會談之前，有識之士就憂心忡忡地指出：長期而言，台商的中國投資熱將強化中國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而嚴重威脅台灣的出口產業；它將造成台灣產業空洞化，並使台灣喪失在經濟方面領先中國的優勢；它將促使台灣落入中共「以民逼官、以商圍政、以通促統」策略的陷阱。如今，這些令人擔憂的現象似乎都一一浮現了。事實上，今天的景氣衰退，失業率偏高，部分原因乃是產業大量外移，投資中國，造成國內資金失血所致。

台灣產品在美國市場的佔有率自1998年以來就低於中國產品的佔有率的一半；在日本市場的佔有率更自1997年以來就低於中國產品的三分之一。根據中央銀行的資料估計，目前台商赴中國投資的金額已達七百億美元，而民間的估計則高達一千億美元。折合台幣，高達二兆二千億元至三兆二千億元被中國的黑洞吸走。台灣資金大量失血，當然會對國內投資產生排擠效果而導致產業空洞化。同時，資金大量外流也是造成股市失血，股價跌跌不休的主要原因之一。台商赴中國投資，由沿海擴張到內陸，由下游產業延伸到中游，再延伸到上游，如果沒有「戒急用忍」政策的稍微煞車，恐怕台灣早就產業空洞化了。

台商對中國投資形成單向資金外流現象，已經造成台灣失血。而目前我們並無任何能讓台商投資中國後會有資金回流的機制。台商投資中國，如果發生虧損，根本就不可能會有資金回流；如果產生利潤，便會繼續擴大投資，也不可能會有資金回流。因此，除非我們能建立一套週延的機制，從嚴謹的會計制度、要求投資公司發放現金股利或課徵營利事業所得稅等方面著手，否則資金是不可能會自動回流的。

其實，國內投資環境惡化乃是造成產業外移與資金外流的主要原因。因此，改善國內投資環境才是留住企業與資金的根本之道。接受「一中」與調整戒急用忍政策，遠不如改善國內投資環境來得重要。而要改善國內投資環境，則朝野都有責任。新政府有必要繼續掃除黑金，以改善治安。同時也應積極推動改善生活環境的公共基礎建設，如全國的污水下水道工程，一方面可以改善生活環境，另一方面又可創造生產與就業機會。又如災區重建工程更應加速進行。

然而，改善投資環境也需要在野黨的配合。如果在野黨處處掣肘，為反對而反對，甚至不斷地進行政治鬥爭，則造成政局動盪不安，投資環境便不可能有改善之日。例如，中國國民黨執政時反對將每週工時調降為四十四小時，但一下台後，便透過其掌控立法院過半數席次的優勢，一下子將工時大幅調降為每兩週八十四小時。這完全是意氣用事，故意給執政黨難看。結果讓企業界跳腳，也更加速驅動產業外移。事後中國國民黨才又希望此項工時調降案延緩實施。真是兒戲！

又如在行政院張院長於十月二十七日下午宣布停建核四廠後，在野聯盟（泛中國國民黨）認為此舉違法又違憲，但不循憲政體制進行倒閣或聲請釋憲以解決立法院與行政院之間的爭議，卻執意要推動罷免總統與副總統。即使在陳總統公開向中國國民黨連主席及全國人民致歉後，在野聯盟依然不肯罷休，還要繼續蠻幹到底。這是一場赤裸裸的奪權政治鬥爭！在野聯盟口口聲聲說是要安定政局，說是要代表主流民意。然而，百分之六、七十的民意皆曰不可，他們卻還要繼續蠻幹，這是代表主流民意嗎？罷免案的政治惡鬥，搞得整個社會雞犬不寧，人心惶惶不安，投資環境惡化，股市跌跌不休，傳統產業也連帶受創慘重。在野聯盟究竟是在安定政局，還是在製造動亂？

當國內投資環境因政治惡鬥而無法改善之時，又要接受「一中」原則，並鬆綁戒急用忍政策，開放三通，豈非是要將台灣加速推向「一個中國」的懷抱！我們可以預見，接受「一中」的結果，不但無助於挽救經濟衰退，反而將使台灣邊陲化、香港化，使台灣加速失血，加速產業空洞化，失業率也必然更創新高。難道這是台灣二千三百萬人的意願嗎？

陳儀深、薛化元、許志雄、王塗發 聯合執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