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的歷史教訓應如何領受？

被前總統李登輝拔擢的前監察院長王作榮，在公元兩千年台灣政黨輪替以後更加活躍起來，不但寫文章、上電視，最近更出版專書，批評李登輝、罵台灣人，把個人的窮通恩怨與社會的是非混為一談，其在媒體的曝光率之高，顯示他頗代表某種省籍情結與褊狹心態，值得在今年紀念二二八的時候，當作反面教材評論一下。

王作榮習慣把自己的信仰當作客觀的真理，卻禁不起驗證。他標榜自己從來沒有排外思想，「因為我是儒家文化培養出來的，『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其實這類的格言在世界上其他國家、其他宗教莫不有之，那麼世界上果真無人有排外思想？何況「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的夷狄華夏思想算不算排外？標榜儒術的中國帝王有沒有窮兵黷武殃及鄰邦的？恐怕王作榮都沒有認真想過。

王作榮又說：任何一個有前途、有希望的國家及民族，內部都會有一種自我清洗的機制，不斷的在掃除這些政客垃圾──他質疑「台灣有這種文化嗎？」他肯定「中華民族與中國是有這種文化的，不然不會有五千年的歷史。」僅憑五千這個數字，以及「人與制度都是文化的產物」這種無關緊要的命題，就能推論出中國具有自我清洗的機制？不知道蟑螂在地球存活的年代數字，能推論出什麼偉大「文化」來？

王作榮認為台灣社會已無是非正義可言，戰後台灣「民窮財盡」，充滿「啼飢號寒的慘狀」，胥賴廉潔有能的國民黨政府，逐步進行經濟、社會、政治的建設，才有後來的富裕安定，但是所有這些（功勞）在過去十二年來，一聲外來政權，一聲白色恐怖，便全部被抹殺掉了，王作榮還顧影自憐地說：那些建設台灣、為人民打拚的人，一夕之間都變成了中國豬，真是天理何在。其實只要是公平的政治、經濟或歷史學者，應該都不否認戰後初期台灣的發展程度，超過當時中國絕大多數的省份，日治五十年的基礎絕對是台灣後來快速發展的主因之一，王作榮膨脹國民黨的偉大功績也就罷了，他還忽略政治安定、經濟發展的背後，是犧牲多少台灣人的生命自由、多少農民的利益所換來的；兩蔣主導的特務系統如何迫害人權，也是愈來愈清楚的歷史事實，王作榮卻以一句「廉潔有能」的政府，就把所有罪過「全部抹殺掉了」，如此握拳頭、喊口號的王作榮，有什麼資格批評台灣知識份子對歷史帶著「偏激意識型態的分析與評價」？

吾人不知王作榮在何時何地、聽到那些台灣人對外省人罵「中國豬滾回去」，如果新國民黨連線（或新黨）多年前到南台灣辦活動，挑起激情的群眾對罵，可以把帳算到所有台灣人頭上，那麼九○（或九一）年台北中正紀念堂有一群外省籍「愛國××會」份子當眾強迫那些參加學運的大學生向中華民國國旗下跪，可否把帳算到王作榮的頭上？

族群間的歧視和輕蔑，重點其實不在於誰對誰罵過一句什麼話，而是在於制度性的壓迫。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發生前夕，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二十多位一級主管之中，只有一位教育處的副處長宋斐如屬本省籍；當時國民黨政府領導人總是把台灣與中國的文化差距歸因於「日本奴化教育的餘毒」，必須予以清除，所以有後來走火入魔的「請說國語」運動；而打破世界紀錄的萬年國會，更進一步坐實外來政權的指控。所幸，解嚴以後除了政治日趨民主，也有愈來愈多的外省人認同台灣，自認是台灣人，成日「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這原本是長久共同生活之後少數族群向多數族群融合的自然現象，王作榮卻對此感到難過悲哀，且以「亡國奴」相責！

二二八事件與五○年代白色恐怖政治案件比較起來，除了同屬「國家恐怖主義」造成的不幸以外，二二八特別帶著族群矛盾、族群衝突的色彩，從而牽涉到認同層次的問題，不是空喊口號就能超越的。進入二十一世紀且號稱民主自由、進步繁榮的台灣，如果歷史反省的主流聲音，是由若干矯情的台籍政客高喊寬恕包容，以及王作榮式的褊狹心態來代表，那麼不但台灣社會應同感羞恥，而且也應為二二八的陰霾尚未揮別感到憂心。

原載於2001年2月21日自由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