撩撥族群瘡疤的不是金美齡

三月九日中日時報時論廣場刊登陸容之教授的〈聖女貞德與慈禧太后的認同錯亂〉一文，認為金美齡「認同錯亂」的根源是想要身兼革命分子和貴族兩種對立的身分，所表現的「冷靜與傲慢」就像台灣政壇上那些以天命自居的政治人物，該文質疑新聞媒體「是否有必要以特寫鏡頭對準一名思想光譜上相當偏極的境外人士？」因為她「口沒遮攔，實際上是在不斷刺激台灣全民隱忍的族群瘡疤。」陸教授的心理分析或有深入之處，但是對《台灣論》或金美齡風波的理解不免有因果倒錯、是非不分之嫌。

小林善紀的《台灣論》漢語版在二月中陸續上市以後，受到的批評打壓令人目不暇接：要求許文龍資政辭職、要求查禁該書、公然焚書要求書店不要公開販售、禁止小林善紀入境……打壓的策略是把慰安婦的片斷放大，訴諸政治的正確，連「幾個」慰安婦不是「遭脅迫被強行帶走」的描述也不可以說。如果真是關心女權，那麼隨後被提出的中華民國軍中樂園問題，何以得不到那些人些微的關注？當初台北市政府堅持繼續發照給公娼，為何不見那些人出來追問娼妓「是否自願」的問題？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這是一場歷史意識的戰爭。儘管小林善紀真正關心的是「日本戰後所產生的反戰和平思想、軍隊過敏症以及危機意識的低落，看來已經蔓延到行政的中樞！」（頁40）希望外務省能改變「眼前這種光拍中國馬屁的屈辱外交」（頁14），希望藉著來台見聞以幫助日本的年輕人「更了解日本」（頁22），但是他透過許文龍、金美齡、李登輝等老一輩台灣人的眼光所認識到的，是「中國老師當眾吐痰的行止」（頁19）、二二八事件「國民黨政權在一個月當中便屠殺了兩萬八千名以上的台灣人」（頁15），台灣四百年史當中影響最大的是日治時期的五十年，為台灣人帶來「守秩序、摒棄陋習、衛生習慣的萌芽、守時以及教育的普及等等……台灣人開始發展出中國所沒有的公德心與公共意識」（頁75），這樣的觀察角度和感情趨向，當然與戴國煇、王作榮之類的「揚中抑日」南轅北轍，兩相對照正好顯示二二八悲劇發生以來即存在台灣社會的兩種代表性、對立性的史觀，這種對立在學術上可以好好論辯、在生活上應該互相尊重。但是自從二月下旬以來，「揚中抑日」的一方一路追殺《台灣論》，就像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發生前後，國府當局一直怪罪「日本奴化教育的餘毒」而決心予以清除一樣。是誰在撩撥族群瘡疤？內政部做出禁止小林善紀入境的決定以後，按捺不住的金美齡才飛抵台灣展開反擊。早已沉浸在勝利氣氛中的「揚中抑日」一方不免感到錯愕，金女士來台第一天傍晚，我在台北就聽到一家新聞電台的主持人連「金蒼蠅」的字眼也罵出來了；其實金女士只不過把她數十年來一再講過的理念重複一遍而已，「時間不連續」的不是金美齡，而是長期一面倒的台灣主流媒體。內政部的決定貽笑大方，若有上級交代更是該罵（如果純從治安考量，也不必用這種粗魯的方式），金女士大半生為台灣奔走奉獻，也是有投票權的選民，這時候為什麼不能要求官員道歉？

最可笑的是，那幾位立委殺紅了眼。先扣上雙重國籍的帽子，等弄清楚金女士只有中華民國護照，遂又抓住「不認同中華民國」做文章，果真「愛國是惡棍的最後一塊招牌」。電視節目中有一位劉姓立委、咄咄逼問金女士：當年王清峰率團去日本為慰安婦討公道的時候，你人在哪裡？其實金女士既不是政府官員也不是慈善團體，何必樣樣應付週到，真想建議她回答：九二一震災的時候，我捐兩百萬新台幣協助救災，你捐多少？

撇開歷史意識不談，李登輝擔任總統以來的基本情勢是：面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威脅，「中華民國」和「台灣」成了競合狀態，現實上必須攜手合作，並不是中華民國作為「國家」已經毫無問題。統派人士向金美齡「拷問」國家認同問題，如果不是暴露自己對歷史和國際法的無知，就是在撩撥族群問題。

原載於2001年3月13日台灣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