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泉主祭靖國神社
台灣人輔祭？

受迫害者應以「同理心」開展人道胸懷

而非永遠沈淪於本能式的情緒反彈

林立／淡江大學歐研所副教授

因為遭受中國殘虐的歷史經驗，使一部分台灣人將認同轉而投向日本時代「那美好的往昔」，進而百分之百地美化殖民統治及軍國主義的一切作為；這種舉世特殊的現象，雖然是心理學上「可被理解的」，但卻不是道德上「可被正當化的」。而這些自稱愛台灣的人，恐怕是連真正台灣史的全貌都未窺得半邊。

因為求學而多年浸淫在德國及西方國家對歷史反省及人性尊嚴極度謹慎及敏感的氛圍中，對國內獨派中部分人士在「靖國神社問題」上不可思議的輕率態度，及習慣性地一律放入統獨二元對抗的意義架構中、視為與統派又一回合對陣叫罵的良機，真讓人驚駭地感到這些人世界觀的狹隘與「受虐情緒發洩慾」的無限氾濫。

悲哉！事實上，這問題和統獨無關，也暫且不必和「中國人也很可惡」掛勾。而對這些人士的錯誤，獨派知識份子似乎也鄉愿地無人敢攖其鋒，不知是因為早已不敢領教他們可預期的非理性猛烈反撲以及亂扣帽子的習慣，還是無奈地認為對一個受過傷害的民族改不掉的情緒只好一律加以憫恕吧！

德國有一個「國殤日」，這個紀念節日子在過去不外乎是被政府拿來灌輸帝國主義思想、吹捧因奉行羅馬詩人賀拉斯（Horace）的名言「為國而死是最甜美而端莊的事」而捐軀的所謂「英雄」。但是在二次大戰後，此節日蛻變為對戰爭的沈痛反省；而對戰歿者，更是發展出「受害者」（victim）與「加害者」（harmdoer）「同一性」的詮釋觀點：年輕的生命，受帝國主義的驅策而消失在烽火中，固然可哀，然而他們執行侵略的罪行也帶給其他民族無法估計的痛苦；但其惡行又源於政府的逼迫或洗腦，所以似乎又應得憐憫寬赦；但是政府乃是得到人民支持才能存在，所以仍又必須歸咎人民本身的愚蠢；但吾人又難以想像古代的人類能夠擺脫生存競爭、種族中心等等本能式的意識形態。

總而言之，就在這種「正反辯證思考」的邏輯中，反省到人類因愚昧與自私所造成的悲劇絕不可再重複、歷史的經驗必須教人類放棄傲慢與偏見、懂得尊重與友愛。由是，如果日本人能移走神社中的戰犯級人物，並且用上述這種道德哲學去紀念戰歿者，可能世人都能接受；可惜日本國民並未給人真正達到這種境界的感受。

而數十年在國民黨「左派人道思想鎖國政策」下成長的台灣人民，就更難奢望能培養出這種胸襟了；正如德國人說的，大家都「左耳聾了」，連以爭取人權起家的民進黨之文宣部竟然也會為了表示「敢說出自己的主張」而抬出希特勒，台灣人民國際知識之普遍貧乏就可想而知了。

納粹時代，法蘭克福學派哲人們因其猶太血統背景而紛紡逃往新大陸，但是其中阿多諾（Ardono）對於慷慨提供他生命庇護的美國社會，卻因為其多元的種族與文化，使他感到極度不適；因為阿多諾是個西歐文化中心主義者，對於世上其他人種及文化，根本不屑一顧；而其同時身為音樂學家，對於源自黑人音樂的爵士樂深惡痛絕，稱之為「商品異化」；而對他所歧視的黑人，則說：「黑色的皮膚，像薩克斯風管閃閃發出黑光一樣，無非是一種色彩的遊戲」；又對其所憎恨的爵士樂（Jazz），用一德文諧音字Hatz（「放一群狗追獵物」的意思）稱之。

阿多諾這種源自優越感而流露的莫名其妙的偏見與仇恨，既令人搖頭歎息且欲噴飯；對這位認為跨過了奧得河（德國與波蘭的界河）向東就沒有理性動物生存的人，他本身之所以沒有成為一名超級大納粹，只不過是因為他自己剛好是猶太人、恰巧是受迫害民族之一員而已。同理可知，那一小部分對人性尊嚴渾然無知的台灣人，在向國民黨怒吼其人權遭受迫害時，卻常常以其沙文主義心態去漠視、甚至粗暴地踐踏島內外「非我族類」的人權，也就不是什麼不可理解的怪事了！

原載於2001年8月15日自由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