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賄賂」中國可以換來和平嗎？

──對於經發會兩岸組初步結論的不安

陳儀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宋朝的蘇洵因為不滿當局對契丹、西夏納幣苟安求和的政策，寫了一篇「六國論」借古諷今，文中說韓、魏、楚採取割地求和路線是導致滅亡的主因，齊國附秦也是苟安，燕、趙抗秦雖有成績惜已「智力孤危」，所以說「賂秦而力虧，破滅之道也」。

經發會的分組會議已經告一段落，各組的初步結論引發不少社團的疑慮，包括焦點是否太集中於解決目前企業界的短期困境，缺少長遠的發展規劃，以及是否犧牲台灣環境與勞工權益等，都有待經發會「大會」予以澄清或修正；吾人則對於「兩岸組」的初步結論重點，放在積極開放、有效管理「取代」戒急用忍，感到不安。眾所周知，所謂開放戒急用忍和直接三通，已不是單純的經貿問題，而是具有高度的政治性，並不適合由經發會片面決定；多年來中國政府的對台「陽謀」是以通促統、以商圍政、以民逼官，迄今明顯地寸步不讓，如今台灣經濟遭逢困難，包括產業出走、失業增加，其實與十年來兩岸經貿互動頻繁，台灣日益依賴對方有關，若純粹從經濟面考量，必須更重覓強本（包括金融財政改革，改善國內投資環境），而不是更放鬆西進；何況，若沒有透過談判即無法進行更密切、更「互惠」的交流，而冷酷的現實是：我方若不接受對方的一中原則，即不可能重開談判之門。

換句話說，假設前進中國市場是解救台灣經濟的必要條件、首要條件，那麼，接受對岸的一中原則豈不成為必然的、當然的結論（否則單方面所謂積極開放云云不過是一句空話）？難道最近來自執政黨以及陳總統的「憲法一中」說法，已隱然為這個歸趨鋪路？

平心而論，陳總統上任以來不但受困於經濟蕭條、天然災害，更有來自島內在野黨呼應對岸所造成的壓力，最近媒體報導國民黨人士赴中國訪問的曾多次要求北京當局勿與台灣的陳總統打交道，即是一例；一些政客總是罔顧實際的經貿數字以及小國應有的自保之道，把戒急用忍說成故步自封的「鎖國政策」，又是一例。惟陳總統既然來自民進黨，而民進黨承續過去黨外「民主、自決、救台灣」的香火，豈能因執政反而不再抗壓、反而自失立場？

總之，昔日六國苟安求和、意志不堅而招來滅亡，可做為小國求生存的殷鑑，台灣領導人應挺直腰桿，不可向一中原則屈服；經貿官員也不應見風轉舵，藉全球化之名、行中國化之實。這樣的抗中─維持一個不受中國併吞的台灣，比昔日的抗秦更有堅實的理由，即不但為了維護自己的主權獨立，同時也是為了捍衛民主自由的普世價值。

原載於2001年8月23日自由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