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在這邊 未來在台灣
彼岸教授政論集《民主台灣VS.共產中國》
清流激起風聲水響 歡迎阮銘加入台灣人行列
李筱峰／世新大學教授
上個世紀的最後十年，台灣在結束蔣家威權統治之後，開始有了大幅度的民主化轉型。不僅國會得以全面改選，到了1996年也出現台灣史上的第一次民選總統；而各項自由人權，也逐一落實而有所保障；到了2000年更出現政黨輪替的局面，民主的成果普受世界的肯定。美國的人權組織「自由之家」（Free House）發表2000到2001年世界各國自由度調查報告，把世界各國分成「完全自由國家」、「部分自由國家」以及「不自由國家」三個等級。台灣被列為第一級的「完全自由國家」，與英國、日本、法國、德國等國並列同級。而對岸掛名「人民共和國」的中國，則名列在第三級的「不自由國家」的倒數第二名，與盧安達、喀麥隆等國同級。民主的台灣與專制的中國，儼然已經發展成兩個體質互異的國家。同樣做為華人國家的台灣，卻能夠以和平的過程完成民主化轉型，這是台灣繼「經濟奇蹟」之後，又一項傲視國際的「政治奇蹟」。
舊勢力掌控媒體 腐蝕人民的信心
然而，當台灣的民主成果普受世界肯定的同時，台灣內部卻出現有一群人在台灣民主化之後反而寢食難安。我們不幸發現，過去專門打壓民主運動的舊勢力，現在卻反而利用民主的成果，在進行政治鬥爭，唯恐天下不亂，腐蝕台灣人民的信心；過去，那群專門擁護蔣家政權打擊言論自由的人，現在卻利用他們掌控的媒體，以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公開辱罵國家元首。民選的總統李登輝、陳水扁，被他們辱罵成「專制獨裁鴨霸」。回想在五○年代蔣介石的白色恐怖統治下，兩、三千名知識分子遭槍斃，八千多人被判重刑，那群人卻歌頌蔣介石為「民族的救星、時代的舵手、世界的偉人」；九○年代的李登輝順應民主運動的潮流，使台灣民主化，然而在他們心中卻變成「專制獨裁」。尤有甚者，當民主台灣的元首被他們辱罵成專制獨裁的同時，他們對於一黨專政、人權淪喪的專制中國的政權，卻網開一面。他們對於那個用坦克機槍對付學生運動、連人民練法輪功都要抓起來的政權，不僅不敢苛責半句，卻經常趨往朝拜，誠惶誠恐，殷勤諂媚。從他們前後矛盾的雙重標準中，我們不難發現民主政治並不是他們真正的鍾愛，反倒是族群意識及民族主義才是他們的指標。
僵硬意識形態 阻礙民主自由
當民主台灣獨立於專制中國之外，已是理所當然、勢所必然的歷史趨勢，但這是他們無法容忍的，因為這是嚴重違背他們長期以來被灌輸的中華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這種僵硬的意識形態，若以國民主權為基礎的現代國家觀點來看，完全是「前近代」的遺物，是相當落伍的。國家存在的目的，如果不是在保障民主自由的內涵，是沒有意義的。同文同種也不是國家成立的充分且必要條件。今天海峽兩邊存在的問題點，不在於種族血緣的問題，而是民主自由與否的問題。顯然，台灣內部這群抱持中華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的人，並不體認這一點，因此民主台灣始終不是他們願意認同的國家，而專制中國卻仍是他們心目中永遠的故國。他們抱持的這種意識形態，與強調中華民族主義的北京中國當局，都共用著相同的方程式，形成裡應外合的關係，這是民主台灣今後要永續發展的最大障礙與憂患。然而，當這種僵化落伍的民族主義像土石流一般傾洩橫流之際，我們喜見一股清流在台灣湧現。阮銘教授就是這股清澈的流水，為台灣人激起了風聲水響。最近這幾年，在台灣而沒有聽過阮銘的名字的人，我一定不客氣要笑他孤陋寡聞；讀過阮銘的文章，聽過阮銘的言論，而不被他熱愛台灣的心情所感動的人，我一定不相信他是認同台灣的人。然而，與其說阮教授熱愛台灣，到不如說他熱愛民主自由，對民主自由充滿著信心。
阮銘先生舌戰群奴 是空谷足音
近幾年來，我們經常看到阮銘教授在台灣的報章上面為文論政，分析共產中國的專制本質，肯定台灣的民主成就；我們也數次看到在電視的call in 節目上面，當一些生於斯長於斯的政客在極力打擊台灣的主體地位、用中共武力威脅台灣的時候，來自中國的阮銘先生反而挺身而出，舌戰群奴，為台灣的主體立場講話，為台灣的民主成就發音，為台灣的民心士氣打氣。阮教授之所以仗義執言，不是基於任何的民族主義的情緒反應，而是基於民主自由的價值的肯定。這種言論，如果出自像我這樣土生土長的台灣人之口，恐怕毫不希罕；但是出自一位來自中國，而且曾經擔任過中共重要幹部的阮銘先生，簡直是空谷足音。
阮銘教授於1931年出生於中國上海，194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48年考入北京燕京大學，1949年到1958年之間，先後擔任燕京大學、清華大學（當然是中國的清華大學，不是台灣冒名頂替的清華大學）的青年團委書記，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第三屆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1958年到1961年，調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工作，先後擔任《宣傳動態》編輯、調查研究室主任、中央宣傳部文化革命委員會主任。然而卻在1967年文革時期被打倒，隨後接受軍事管制小組隔離審查；1969年起在寧夏賀蘭縣農場接受監督勞改，直到1973年因胃出血到北京治病。1977年應胡耀邦之聘到中共中央黨校任學術委員會委員兼理論研究室副主任。阮銘的思想言論逐漸表露開放改革的態度，1982年，任中共中央黨校校長的老軍人王震解散理論研究室，阮銘的工作被撤銷，翌年遭開除黨籍。1988年以後，阮教授離開中國，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密西根大學、哈佛大學、普林斯頓大學訪問研究，目前在台灣淡江大學擔任客座教授。
言論得罪北京當道 是一個無國籍的人
阮教授出身中共，洞悉共產中國的本質，又具世界性眼光，近幾年又細察台灣政情，因此經過兩相比較，多方觀察，他對於中國動向、兩岸關係、台灣前途，皆了然於心，自有其獨到見解。雖然阮銘教授對於台灣現狀和未來的論述，與台灣本地的部分台灣獨立論者的論述不盡然相同，但是他對台灣的主體地位卻相當肯定。從廣義的意義來說，這也是台灣論述中的一種論述，很值得關心台灣前途的人參考。他對於兩岸關係與台灣前途的看法，可以用一篇他的大作的題目做結論，那就是「時間在這邊，未來在這邊」，這邊就是台灣。今年（2001年）４月８日，在廖中山教授夫人林黎彩女士的安排下，我有幸與『「外省人」台灣獨立促進會』的幾位朋友一起和阮銘教授餐敘。那次的會面，真有一見如故的感覺，經過四小時的長談，我們把中飯吃成晚餐。阮教授溫文儒雅、和藹可親的態度，讓我印象深刻，他對台灣前途的關心，更讓我感動不已。席中他說他的言論得罪北京當道，已經回不去了，在台灣又沒有設籍，所以是一個沒有國籍的人，雖然這麼說，我覺得他和我們之間毫無隔閡，更遑論有什麼省籍情緒。
我與阮教授的相會，又再次說明，那些刻意將台灣獨立扭曲成族群對立的說法，是一種惡意中傷。阮教授才來台不久，我們覺得他已經是台灣人了。那次會面，我建議阮教授將近年來的文章集結成書，我願意幫忙推薦給出版社出版。阮教授非常客氣說，「不好意思讓出版社虧錢」。回來後，我立刻向玉山社的總編輯魏淑貞小姐交涉，魏總編沒有詳細考慮盈虧，慨然答應出版。出版社不僅以能出版他的書為榮，我們還要攤開雙手，敞開心胸，歡迎阮教授加入台灣人的行列。
（原載於2001年10月15日台灣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