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危機為轉機
海內外台灣人國是會議宣言
（1999年11月14日）
九年前台灣教授協會創立的時候，正當李登輝接班未久，老國代僭奪台灣主權準備進行修憲，當時台灣社會力勃發，連續數年台灣教授協會、台灣基督長老教會、諸多社運及學生團體時常籌組聯盟，進行反對老賊修憲、要求制訂新憲、反對政治迫害、廢除刑法第一百條、要求總統直接民選等等運動，其中除了制訂新憲的目標尚未完成，其他的民主改革大致差強人意。於此，李登輝總統的雄心與包袱，民主進步黨的成長與瓶頸，我們諸多民間團體可謂點滴在心、歷歷在目。
台灣即將邁向公元兩千年，面對今年夏天甫結束的科索沃戰爭，及東帝汶拒絕接受印尼統轄的公民投票，許多台灣人民正在思索小國生存之道的時候，李總統提出台灣與中國是「特殊的國與國關係」的說法，引起國際及國內一連串的震盪，中國不但以數百架次的戰機飛向海峽中線，而且公開炫耀其早已掌握的中子彈和核子武器小型化的技術，中止汪道涵訪台行程，要求世界各國對「一個中國」原則表態。美國雖然重申其對台灣問題應和平解決的關切，並有航空母艦戰鬥群在南海交會演練的動作，但是柯林頓總統並不改變其「三不政策」的立場，並且不改變台美中過去幾年既有的關係架構。台灣的國民黨政府最後是以不修憲、不修法、不收回作為兩國論風波的收尾，中國則認為台灣製造的障礙尚未移除，拒絕恢復海基、海協兩會的對話與交流。
表面看來，台灣又一次渡過了危機，但是眾所週知中國在對岸部署數百枚飛彈對準台灣，對我構成嚴重威脅，加上台灣社會存在長久的教育、文化弊病，尚未堅實的國民意識是否經得起台海危機的再度考驗？在明年三月台灣總統大選前夕，台灣教授協會、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及其他海內外台灣人團體，共同舉辦國是會議，願就下列幾項重大議題向政府當局及海內外鄉親發表看法：
(一) 主權與憲政
九○年代台灣的民主化，確實加強了台灣不屬中國、台灣人民有權決定自己前途的共識。但是在中國的壓力之下，台灣缺乏國際承認，在重要的國際組織沒有席位，「中華民國」如果是獨立的國家，那麼她的疆域何在？她的元首是否有出訪美日及其他主要國家的自由？當中國恫嚇兩國論不可入憲否則就要攻打台灣，台灣果然就沒有入憲，這是怎樣的一種「特殊國與國關係」？我們能滿足於這種「獨立」嗎？
當然我們理解到國際政治遷就大國意志的現實，目前台灣的出路除了充實國力、凝聚共識，尚須繼續以民主之理抵抗大國之力，我們希望檯面上的總統候選人都能坦白承認中華民國憲法及增修條文是不合時宜、半死不活的東西，若欲結束多年來的憲政亂象，新當選的台灣總統應該召開跨黨派的制憲會議，把廢國大、三權分立、妥善規範中央與地方關係、充分保障社會權的新憲草案，交由公民複決，以奠定長治久安的基礎。
(二) 外交與國防
今年的聯合國總務委員會雖然有英、美、法等常任理事國首次發言反對把「中華民國」入會案列入議程，但吾人應知部份原因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已取代中華民國成為聯合國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部份原因則是政府當局向來的外交政策過於消極被動，不願以主權獨立國家的身份，爭取國際上應有的地位。中國不斷在國際上孤立台灣，是長久以來的現實，台灣應該讓國際社會充分瞭解台灣的自由民主及崇尚人權，相對於中國的專制獨裁，世界上崇尚自由民主的人士應該公然為台灣發聲，不應成為專制獨裁一方壓制台灣的幫凶。做法上，台灣應開拓外交資源，例如靈活運用外匯存底，向東歐、中亞、亞太及拉丁美洲等國際市場進行投資，以創造更多的政經利益。
在國防方面，我們除了繼續必要的武器採購，目前應強化軍人的台灣國家認同並加強人員訓練，因為高科技的戰爭須要不斷的演練，才能發揮戰力，光有二代機和二代艦是不夠的，我們還需要「二代軍」。其次，由於資訊戰是未來戰爭型態的關鍵，我們應早日建立一套整合三軍作戰的管理系統，以便補救（例如）E2-T空中早期預警機與其他戰鬥機「直接通訊資料鍊」的能力。再次，應發展獨立自主的國防工業，使它植根於民間的產業結構，以便降低成本、減少對外依賴、並帶動其他相關工業。最後，就是在國防思想上，不應對美日的奧援抱持太樂觀的態度，以免反受框限；我們要有獨自抵抗中國武力犯台的心理準備，以追求新國家的建立。
(三) 經濟、社會與環境
經濟發展、社會安全與環境生態是台灣永續發展的三大支柱。欲達成永續發展的目標，對內必須改善投資環境、促進產業升級，包括破除國營事業的特權、將黨營事業收歸國有、修訂不合時宜的法令、加速經濟自由化、保障婦女與弱勢族群的生存權與參政權、建立健全的社會福利制度，為挽救生態浩劫，應及早制訂「台灣環境保護法」，並加強政府執行法規的能力；對外必須加強國際化，因為台灣利用中國市場的程度已經高居世界第一，為避免過度依賴、發展受制於人，台灣對中國的投資應予以審慎規範。換言之，在中國尚未放棄對台武力威脅，台灣尚未克服內部的認同危機之前，我們應放慢西進的腳步，以免落入「大中華經濟圈」的統戰圈套，台灣應將中國市場視為全球市場的一部分，以國際化的策略來化解經濟「中國化」的危機。
(四) 文化與教育
根據學術單位所做的民調發現，1994-1999年日漸自由化、本土化的台灣社會，自認是台灣人的比率由兩成多增加到四成多，自認是中國人的比率由兩成多減少至一成左右，這個趨勢雖然令人欣慰，同時亦令人感慨：為什麼數十年來有那麼多土生土長的台灣人自認是中國人？況且，如果沒有台灣國民意識，所謂台灣人的意涵與廣東人、四川人的分別又有何不同？
台灣意識的薄弱與歷史教育有絕對的關係，就像日治時代的台灣被日本化一樣，國民政府來台以後亦致力使台灣中國化，不但學校教育充滿大中國色彩，壟斷的媒體也在打壓台灣文化，台灣作為「復興基地」、「反攻跳板」、「統一中國」的工具性存在，沒有自我如何能產生自尊和自信？現在雖然有較多的自由化和本土化，但是過去的包袱仍在，社會大眾對於「國家vs.民族」或「文化vs.政治」的認同頗多混淆，以致族群和統獨問題明明尚未安頓，多數總統候選人卻不敢正面處理，競相以模糊策略爭取選票，所謂「台灣總統」的選舉豈如是乎？
為今之計，除了加緊改造台灣的歷史教育，同時應該進行正名運動，即地名、街名、學校名的中國圖騰應大量減少，增加台灣本土意涵的名稱，進而塑造全民接納、符合事實的國家圖像符號。此外，應該鼓勵淨化人心、追求公義的宗教和社團，輔導新興宗教或民俗信仰避免流於巫術化、財團化、政商操控角頭化，俾為民間自主公共領域的形成創造較好的條件。
總之，即將邁入公元兩千年的台灣，蘊釀著和平獨立的希望，亦隱藏了終須一戰的危機；呈現著腐化落後的現象，亦包含了改革進步的契機。我們除了關心明年的總統大選，是否能透過政黨輪替，開啟真正改革的契機，我們更警覺到︰台灣與中國正在進行一場激烈的競爭，克勞塞維茨說：「戰爭發生以前數十年的國家政策，早已決定戰爭的勝負。」我們不是、也不必和中國做軍備競賽，我們衷心期望與中國和平共存、友好合作，但前提是要能保衛自己、建設台灣成為民主自由、進步公義的國家。在目前的僵局中，我們要做最壞的打算、最好的準備，才能夠化危機為轉機，為台灣開創光明的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