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英杰／台灣大學電機系教授
李登輝總統提出「台灣與中國是特殊的國與國關係」的主張，看似石破天驚，造成台海情勢洶湧，其實若了解美國、中國、台灣五十年來國際關係的歷史的政策，走向「兩國論」是台灣唯一生存發展之道。
形成「一個中國」政策的歷史，是在1949年蔣介石外來政權逃亡到台灣，將國共在中國的內戰帶到台灣，使台灣淪為內戰的「叛亂」省份。前四十年前蔣氏父子利用此「內戰」狀況，對內施行戒嚴統治，以合理化其一人一黨的獨裁專政，對外高喊「一個中國」的外交政策，企圖在美、蘇冷戰對峙中，謀取其政權生存利益。蔣氏政權四十年長期戒嚴，對台灣人民與土地的傷害，罄竹難書，但是都比不上「一個中國」政策對台灣所可造成的危害，「一個中國」是「漢賊不兩立」，也就是你死我活的政策，以台灣與中國懸殊的國土、人口比例，為了台灣的生存發展，正常的國家領導人是不會採取這種策略，但蔣介石為了個人政治私心而將台灣千萬人民的生命拿來豪賭，蔣經國則背負歷史的包袱，無力扭轉，台灣人民便糊裡糊塗被「一個中國」魔咒緊箍了五十年。
在美、蘇冷戰，資本與共產主義兩大勢力對壘下，由於意識形態與國際利益分明，國民黨的「一個中國」政策在美國支持下尚有生存空間，但越戰結束後，美國國力大傷，正好中、蘇交惡，美國急於拉攏中國對抗蘇俄，國際形勢丕變，美蘇對抗界線從台灣海峽中線消失，接著台灣、美國斷交，一夕之間台灣竟成了亞細亞孤兒，最後美國為其亞太利益，以「台灣關係法」來維持台海的安全。這種歷史變局顯示兩點事實：
第一、「一個中國」政策的危險性，將台灣隨時置於中國的併吞威脅下。
第二、台灣過度倚賴美國，缺乏自主性與彈性。
這二十年來，國際形勢依然多變，蘇聯政權於十年前解體，美蘇冷戰暫時結束，中國經改成功，勢力崛起，與美國利益衝突下的「中國威脅論」隱約形成，但中國經改是朝市場機能走，不強調意識對抗，也無「革命輸出」，美國基於冷戰經驗，寧可採取「交往」策略而捨「對抗」，拖住中國，進入國際秩序後，再逐漸「和平轉變」。在美國這種「交往政策」主導下的國際新形勢，國民黨五十年來的「一個中國」政策不僅無法將台灣脫離中國威脅的陰影，反而逼使台灣走向談判桌，由所謂「中程協定」走向被併吞的死胡同，最終結果便是台灣被中國接收統治。李登輝總統深知「一個中國」政策已將台灣陷於泥淖，再不思突破，恐將愈陷愈深，不可自拔。他選擇了科索沃戰事，美中交惡後，中國「統戰大使」汪道涵訪台前，向國際媒體宣佈「對策」原則的「兩國論」，企圖與「一個中國」政策脫𥽋，在時機選擇上國內外政評家皆曰高明。然而美、中、台關係最新的平衡點，勢必由三國的國際力量來決定。有利於「兩國論」的因素自然是科索沃戰事與「中國大使館誤炸」事件造成美、中基本理念與利益的差異，不利於台灣的是現階段美國「交往」政策已成主流，不願見到與中國的關係有所退化。
但無論何種情勢，台灣都缺乏主動性，因為長期以來，台灣一直仰賴美國的軍事保護，所以「兩國論」能否落實，已不是國際現實與法理的問題，而是被動地要看美、中之間的「交往」來決定，台灣若要爭取主動權，則要下定決心，建立自主性國防，才可能確保自身的主權獨立。以台灣的人口與土地自然不可能建立與中國相等的軍隊規模與之抗衡，但以台灣是全世界第十位科技研發水準，是美國第五位貿易伙伴的經濟實力，斷然沒有理由發展不出足以嚇阻任何敵國（包括中國）的戰略武器，例如中、長程導彈飛彈、巡弋飛彈、及核子、生化武器。即使科技遠落後於我國、全國生產毛額不及我國十分之一的北韓都已發展出洲際飛彈，以台灣的國力更有可能建構足夠的戰略武器系統。導致今日台灣缺乏嚇阻侵略的戰略性武器，主因是國民黨過度依賴美國的結果。長期以來，美國一方面協防台灣，一方面也限制台灣戰略武器的研發，即使在 1979年台美斷交後，雖以「台灣關係法」提供台灣自衛軍備，卻仍箝制台灣的國防武力發展。在1981年（民國七十年）中科院的「青蜂計畫」完成了三百公里射程的導彈飛彈後，接著發展一千公里射程中程導彈飛彈的「天馬計畫」，便橫遭美國阻止。核彈的發展更遭美國全面監控，在1980年代，中科院核能所設備遭美方拆除，1990年代的核能所副所長為美方CIA收編而叛逃，研發又告停頓。
在蔣氏政權高喊「反攻大陸」的時代，美國不給台灣任何攻擊性武器。今天台灣不再持「反攻」政策，發展任何戰略武器，只是為了自衛以保障台海和平，美國既無法給予台灣具體的安全保障，當然沒有任何理由限制台灣的戰略武器研發，台灣應廣為告知美國人民「中國飛彈威脅論」的事實，爭取民意與國會支持，擺脫美國行政部門的無理制約，全力發展必要的嚇阻武力，以建立自主的國防，確保國家的主權。
（原載於1999年8月12日自由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