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材公投是泛政治化現象

  解決「認識台灣」內容的紛爭

    教育部要勇於任事不該暫時不置可否

廖炳惠/清華大學外語系教授


  近幾年來,台灣社區瀰漫了公投風氣,小從鄉鎮的環保生態,大到國家的認同定位、修憲條款,都常透過公投的形式去解決、舖陳。這種公投主張,日前已延長到了國中《認識台灣》的課題上。面對一群新黨人士及大中國意識形態者的叫囂,教育部長吳京提出年後由學生、家長決定教材前途的看法,希望假藉調查與問卷,以片面公投的手段,去推諉、擺平教材的爭議,讓大眾參與,解決教育、學術上的問題。

  如果年後這種教材公投政策真的執行,那麼《認識台灣》的解決之道可能在世界教育史上創下特例,又為台灣學術、教育泛政治化的情況,提供一個令人啼笑皆非的見證。

  也許有些人會認為吳部長的說法是明智的策略,先做了,來日再議決《認識台灣》的前途。雖然,表面上看,這種「先教了再說」的作法,似乎是肯定、支持的意見,但是,問題的爭議及其責任所在,卻留給時間及所謂的「民意」去交代,其實是斬暫時不置可否的態度,乃是教育客隨政客的步伐起舞,不敢堅持立場的虛假辭令。

  事實上,既然這些意識形態之爭是針對教材中的措詞、史實及其處理方式(或詮釋角度),雙方是有相當程度的討論空間,平心靜氣地比較、新、舊教材之間的得失,對照其學術確效程度,驗證其選材、意義的標準,並與香港、韓國、日本、中國的相關課本相互參考,不應該讓教育大業交給政治及時間去解決。目前,教育界往往流行所謂的「社會價值混淆」的說法,彷彿大家一起都亂了,何必堅持是非。正是由於這種觀念的普及,此次《認識台灣》的教材之爭更能發揮其破邪顯正的社會教育功能,使大眾明白:教育、學術不能與政治鬼混。也就是:有比較真確、站得住腳的方式,去認知台灣的歷史、社會、生活、地理,進而體會本身的文化經歷及其與外在世界(含中國大陸)的關係。

  就學者與政客的爭辯而言,大眾很清楚看到那些人不敢面對公共學術的討論,如李慶華不斷聲討教科書的編審委員,說他們「反華」、「親日」、「數典忘祖」,但是彼此有機會研究這些大帽子之下的史實及學術方法,拋開政治、意識形態時,他卻缺席了。這些人毋寧在背後編織莫須有的罪名,以所謂的「民族大義」去辱罵認同這塊土地、勤奮耕耘的學者、文化工作者。教育部及社會大眾怎能對這種污蔑作法袖手旁觀,讓時間及「民意」來解決,繼續推諉責任,使是非更加混淆不清!?

  難道我們的下一代不能客觀地理解台灣的族群歷史及各種統治史?只能把台灣視作「反共抗俄的跳板」,「中華文化的繼承人」,不少人是飽讀了舊教材的意識形態教育,直到遠赴國外觀光、深造時,才發現其片面、荒謬的只知舊教材有關文化道統、民族救星及世界局勢的篇章,拿來與《認識台灣》的內容相互參照,我想絕大部分有學術、文化良心的人,都很容易明白新教材不僅有其本土性格,更有其學術性。例如,舊教材提及「炎黃子孫」的說法,目前即使在大陸,也只挖出夏朝的遺物,上古史仍無法證實,因此應該存疑;倒是日本學者、本地學者在台灣各地發現許多考古資料,顯示台灣族群文化淵遠流長,很值得大書特書。

  其次,「日據」與「日治」(或「日本殖民統治」)之爭,只要明白台灣是滿清政府於馬關條約中讓與日本,有其國際法律規定,便不至於一定要說「日據」又而「日本殖民統治」則是從台灣反抗外來政權的觀點,未必與「日治」史實相違背。類似這種詞彙的描述、詮釋用法,其實應放在教材本身的敘事脈絡去理解。如果純是斷章取義或望文生義,便漫加指責,那是很要不得的社會教育方式,遲早會遭淘汰。

  針對這些紛爭,我想教育部與大眾都不應姑息、旁觀,再讓是非持續混淆下去,年後訴諸民意,暫時把社會教育、學術觀點擱置一邊,並不是解決之道。

(原載於1997年7月27日台灣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