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永熾（台大歷史系教授）
大清帝國與日本國因甲午戰爭簽定了馬關條約。馬關條約
在中國歷史上是中國喪失東亞霸權的開端，也是中國步向改革
與革命之爭的契機。但是，無論改革或革命，都沒有給中國帶
來新的希望，魯迅對中國國民性的失望勿寧是起自對革命的懷
疑。在台灣歷史上馬關條約則是被賣與自我認知交錯的開始。
被賣乃源於大中國（中原）中心主義者視台灣為邊陲，是中原
中心主義者的負荷，一如越南給中國的負荷一般，所以棄置時
反抗中原的台灣，等於卸下了身上的負荷。然而，歐美與日本
這些近代形態的國家，反而承認台灣是鳥語花香的美麗島，與
中國的認知相當不同。
因此，大清帝國急著把台灣送給日本，馬關條約可以說是
第一回出售台灣的單據，永懷大清的台灣民主國表面上是尋求
不被異族統治的獨立之道，其組成份子則為清國到台灣做官的
人員如唐景崧與劉永福之流，以及科舉及格的台灣士紳階級；
他們的清國心勝於台灣情，建民主國只是為大清抵制日本的殖
民，而非建立屬於台灣人自己的國家，其年號「永清」就是明
顯的象徵。因為缺乏永續的台灣心，只是局勢不可為，自然棄
台灣如敝履，紛紛逃往中國。台灣再度被這批永懷大清的中國
中心主義者出賣。所以，不管拘於何種理由––維繫地方勢力
或既有利益––，不管被稱為「土匪」或抗日份子，真正對殖
民政權加以抵制的還是和台灣這塊土地有感情的人。
一般認為，馬關條約讓台灣變成了日本的殖民地，事實上
台灣在大清帝國時期也一樣是殖民地，大清對台灣的觀點，旅
台做官者對台的剝削樣態，歐美國家關心台灣才逼使清廷在台
建省的被動情勢，在在都證明台灣在大清時代的殖民情境。若
以孫文等將滿族視為異族的觀點來看，台灣的漢族當然也是滿
族殖民的對象。大清帝國把殖民地台灣割讓給大和民族，當然
不會有所吝惜。若從這個觀點來看，自馬關條約以後，台灣與
中國已各自展開了脫離殖民地自我建構的獨立之道。中國方面
，漢族經辛亥革命脫離了滿族的殖民統治，又自我中心把滿、
蒙、回、藏等締結為一，組成中華民族，做為中華民國（簡稱
中國）的建國基礎。在台灣的漢族則與中國毫無關聯地自我展
開抗日的脫殖民地運動，並且逐漸形成以台灣意識為基礎的島
國意識。
大清時代，台灣是閩粵各鄉人馬到台拓墾的時期，所呈現
的是活潑的動態社會，爭執械鬥自然難免；大清政府無法強力
掌控下，各社會集團各自為政的現象依然極為明顯，馬關條約
簽定後的武裝抗日分別進行，沒有進行全島性的聯合，可以為
證。這跟戰後二二八幾天內就形成全島性的反抗，相當不同。
馬關條約後，台灣人民連續被出賣了兩次；日本政府也以
國籍選擇來考驗台灣人，當然也希望台灣人全部「回歸」中國
，騰出台灣的天地給日本人移民。但是，台灣人民卻出乎日本
政府的意外，居然只有幾千人遷出台灣，絕大部分的台灣人都
認同了台灣。往昔，台灣人民在大清的無政府狀態下，只有社
會內部的族群或集團之分，而無以台灣島為中心所形成的內外
之分。日本的殖民統治卻讓台灣人民感覺到了內外之別。而內
外之別又很吊詭地和中心與邊陲關連在一起。例如，當時稱日
本人為內地人，此內地含有大和民族中心論之意，於是台灣變
成邊陲，而此邊陲又自我主體化，變成了「本」島人，日本人
反被疏離出去，變成與台灣人不同的異族。這種內外意識逐漸
強化後，台灣與日本的差異意識乃形成台灣視日本人為「四腳
」的差別意識，極端的台灣意識。日治後期強迫性的皇民化運
動，可以說是要抹除此一差別意識的另一極端表現。
日本明治維新後，強力推行本質主義政策。資本主義化的
基本原則是把一切都變成可交易的商品。這些商品也必須有一
體性的交易網路，所以必須積極推動以交通運轉為主的基礎建
設。日本在國內從明治維新後即積極展開此一資本主義化政策
。日本殖民台灣之初，雖強調「日本工業，台灣農業」，依然
沒有脫離資本主義化的範疇，要剝削台灣更不能免於此。後藤
新平的土地改革雖是明治初期土地改革的翻版，也不外是要把
土地商品化；縱貫鐵路的舖設和橫向小火車的連續，都讓台灣
形成了一體的剝削網絡或交易網絡。這些措施更助長了內外之
別的自我意識之形成。文化協會與農民組合的全島性串聯，也
許可以說是此一台灣意識的呈現。
馬關條約是台灣漢族和中國的漢族各自追求自己幸福的分
歧點。中國漢族推翻滿族，建構新的中華民族，做為新國家–
–中華民國及其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基礎，與台灣沒有
太深的關係。台灣漢人脫離滿族統治後，進入大和民族的殖民
統治，而與大和民族形成內外之別，激發了台灣人自我主體化
的契機。台灣人也開始追求自己的幸福，但因不能充分認知馬
關條約以來與中國漢族已形成不同的「民族」（nation）意涵
，竟為同族（race）意識所魅惑，再度淪入同族殖民的悲慘境
域。馬關條約給我們的教訓是不能把希望寄放在別國的善意上
，追求中國的善意將變成二二八的夢魘。
（原載1995年4月16日台灣時報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