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五台灣自我定位
走向新時代關鍵年
▉鄭欽仁（台大歷史學教授，台教會會長）
「戰後五十年」
還是「馬關條約一百年」
一九九五年對台灣或全世界都是一個重要年代，以全世界
來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五十年間，許多殖民地地區獲
得解放，建立新的國家。以日本來說，由戰敗而亡國，由亡國
而重新建立起新國家，進而發展成經濟大國；今後的課題在於
如何對過去做一個總檢討而重新追求國家社會新的藍圖。所以
自去年起，朝日新聞已經陸續的報導，並派許多人員遍歷亞洲
各地採訪，擬在今年作系列的報導。
美國方面，最近有許多歷史學家對於第二次大戰重新檢討
，並且批判原子彈投下日本是不人道的行為。人類經過許多浩
劫之後，對於基本人權、生存權、環境權、自決權應有的尊重
以及國家權力的不當使用都漸有了反省；但在另一方面卻出現
霸權國家的貪婪（尤其是領土的野心），而目前的台灣正面對
這樣的威脅，在這種情況下台灣人民如何面對和尋求自我的定
位？
然而面對戰後五十年，台灣各界卻異口同聲的說出馬關條
約一百年，在四月十六日舉辦告別中國大遊行，顯然與世界各
國之紀念戰後五十年大為不同。
一百年對台灣人來說，正好劃分成兩半；前五十年定位為
日本帝國主義殖民地統治，但後一半的五十年如何給予歷史定
位？這個定位不僅是關係歷史問題要如何詮釋，還關係到對現
代政治如何去瞭解，以及台灣人追求的是什麼？所謂追求，並
不只是歷史、文學、藝術等的走向而已，還關係到社會運動、
政治運動要採取什麼方向。當然台灣更應該有一指導方針，訂
下國家的藍圖。
「殖民地時代的延長」
還是「後殖民地時代」
戰後五十年，國民黨政府「接收」台灣不僅是延續殖民地
統治，而且自一九四五年起便是軍事佔領體制。當時陳儀要來
接收，在重慶成立警備總司令部前進指揮所，實際上是軍事戒
嚴體制，四七年有二二八事件，再度公布戒嚴令，但其後不管
戒嚴令有否公布或取消，戒嚴體制還存在，實際上是一九八七
年逼於形勢才真正取消的，戰後的行政體制，是「台灣行政長
官公署」，二二八事件後才改為「台灣省政府」；省政府的長
官要到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三日選舉才由官派改為民選，由主席
改稱省長。這樣的軍事體制與具有殖民地總督之行政體系的逐
漸解消，幾乎耗費了戰後五十年的時間。
至於戰後的殖民地統治性格，不僅如上所舉的軍、政性格
，經濟上壟斷了國有企業、及坐大黨營企業，大都由民營（如
銀行）或日產轉成的；這只有靠具有運事佔領性格的武力（征
服）配合政治的統制力才能達成的。
政治如此，而文教方面，都是中國大陸至上主義的文教政
策，甚至在統治上用語言的差別統治就足以將佔領區的人撇開
於文教之外，尤其高等教育更是如此。有關這方面，在此只能
籠統的敘述，因篇幅所限不能詳述。
如此看來，戰後五十年是應該定位為「殖民地時代的延長
」還是「後殖民地時代」？這個問題，如上文所述，不只是關
係馬關條約後的一百年歷史的詮釋問題，還關係今後台灣的發
展和知識人與民眾的意願，以及政治的走向。所以對這個時代
定位的問題，從現在開始要深入的討論研究，而不是慶典式的
熱鬧一番，時過境遷就算了。
戰後體制下的歷史教育
和定位問題
然而，為什麼人們對馬關條約以來一百年或戰後五十年的
歷史缺乏瞭解？這關係到戰後五十年的文教政策，由於對台灣
歷史教育的閹割，使台灣人民成為「喪失歷史記憶的民族」，
而「歷史學」本身成為「佔領體制下的歷史學」。台灣人民不
能從容的屹立於自己的大地（本土，母土）上去學習台灣和瞭
解中國史；在「反共（反攻）史學」下，台灣以一個海島做為
光復大陸的跳板。直到今天雖已拋棄反共，仍舊以台灣被中國
併吞為職志，這種情形目前表現在四月八日國統會的「中華國
協」、「聯邦」以及李登輝總統的所謂「民族」（nation）的
「統一意願」上，但這是一種出賣﹗而這種出賣台灣人的思考
，是建立在閹割台灣人的歷史，以及佔領體制下的歷史教育之
上所獲至成立的。而其思考，脫離不了「中國式的封建傳統」
，但卻不是基於國際社會普遍接納的「近代國家論」的理念。
而所以如此，不外是台灣自一九四五年起的全盤中國化。而這
個中國化是基於一九四、五年代的中國現狀所產生或呈現的「
中國化」，當然，台灣的全盤中國化有一部份是與上述的歷史
教育與歷史意識相關連。可是這五十年來，台灣受世界文明的
影響；資訊的發達與國際化使世界各國都在改變，台灣自不能
例外，但是一九八七年戒嚴令廢除後，意識形態有快速轉變的
，實際上只限於一部分人而已，在文教與政治的保守體制下要
建立台灣的主體性還是百般的困難。
台灣必須在教育層面與文化層面做一總清算，脫離過去意
識形態的羈絆，才能建立正確的思維，並且在政治改革上發展
出正確的國家目標，脫離中國的文化霸權和政治霸權。面對馬
關條約一百年的今天，一九九五年是台灣歷史定位的關鍵年代
，同時也是台灣起步走向新時代開端的年代。
台灣教授協會通訊第二期
回台教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