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欽仁
幾年來我們要求加入國際社會、要求加入聯合國的主張，
雖然一時不能達到目的，但執政當局為符合國人的要求，在現
實外交行為的體驗下，似乎漸感到「政經分離」政策之不可行
。今年六月上旬李登輝總統美國之行，可以看出已由過去的「
政經分離」政策轉向「政經合一」；這也就是最近中國（北京
）不斷瘋狂謾罵的原因。執政當局是否因此而打算走回頭路難
於預料，但是國內仍舊有人自我矮化，對中國（北京）主張「
政經分離」，以不得罪北京為理由，以期攫取個人某種利益。
我人應堅持政經不得分離，在此試就這個問題加以檢討。
但是問題在於國民黨政府不能循名責實，實事求是，而要
以中華民國代表中國代表權，所以在聯合國擁有席次期間需要
繳納巨額的費用。再說，一個國家在「國際社會」中政治與經
濟本不可分離，才能行使主權，但因以中國自居而不被國際社
會認為是中國，因此也就被排斥國際社會之外，隨即而來的便
是影響到與國際間的經濟關係（利益），因此常以不具國家名
份的經濟體從事國與國之間的交往；美其名為「彈性外交」，
用這個口號做為掩飾。
然而由於國際間不能脫離現實主義的經濟互惠，以及因冷
戰時代對共產主義抵制的必要，台灣參與國際事務上雖然逐漸
萎縮，還留有一點餘地。但這些年來北京政權積極走入國際社
會，而國民黨政府仍舊以中國自居，使北京有圍勦的機會，終
於逐漸淪為地方政府的態勢，所以不能不「務實」而實事求是
，尋找國際上的生存空間；但仍舊不能乾脆的主張「台灣即台
灣，中國即中國」，以期脫離困境。當然，這是國民黨政府不
能拋棄其外來政權隨身俱來的包袱，成為台灣人民的負擔和災
難。
所以「江八點」將台灣「擴大生存空間的活動」指為搞兩
個中國、一台一中；對台灣與外國發展民間性經濟、文化關係
表面上說不持異議，但民間的經濟行為不能不與APEC（亞太經
濟合作）與GATT（關稅暨貿易總協定）的組織關連，使北京有
藉口採破壞手段。甚至對體育、文化活動，也不斷破壞我方之
國際交流，「亞運」的情形都是有目共睹的。其次，北京的策
略使國府仍舊維持政經分離，在外交上喪失「主權國家」的地
位而矮化成地方政府。「葉九條」時北京打出「國共和談」的
策略，使台灣仍舊綁在中國的內戰體制的下，以待時期成熟時
吞併台灣。到了「江八點」敗改變成政府對政府的談判；即是
北京為中央政府而台灣為地方政府的談判。
也因為視台北為地方政府，所以不得有外交，這就是目前
猛烈批評李總統美國之行的原因。另一方面也因為視台北為地
方政府，所以不得擁有軍備；要廢掉台灣的軍備，則從斷絕台
灣對外採購武器著手。但台灣畢竟有相當的實力而一時沒有什
麼更好的策略，故以批鬥、謾罵為嚇阻手段，企圖引起對台灣
的分化與內應的目的。
再說，國民黨的黨政官員一向不是太有志氣，所以在李總
統美國之行的前後，再三強調不是在搞兩個中國。搞兩個中國
與否，不必向北京解釋；何必自取其辱。這種「不搞兩個中國
論」未免喪失國家尊嚴，使人民感到恥辱。當然，先前外交部
長錢復的「不談一個中國論」，終究也不是太高明。
國民黨政府一直怕人家說是搞分裂、搞兩個中國、搞獨台
或台獨，在統戰策略上一直居於挨打的地位。筆者在一九九Ｏ
年國是會議的「大陸政策與兩岸關係問題」的分組會議上表示
︰所謂「兩個中國」乃是北京政權製造出來的，即「一九四九
年十月一日中共在北京天安門前集結了卅萬人，宣稱『中華人
民共和國』的成立，並改國旗為五星紅旗，以義勇軍進行曲為
國歌，由於如此，造成了兩個中國」。由此看來，兩個中國是
北京搞的，國民黨政府何必負荊赴死？
國民黨政府為了要在國際社會中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有
所區別，目前使用「中華民國在台灣」。這個名稱不但不能做
為正式名稱加入聯合國，與「日本帝國在台灣」一樣，俱有外
擊政權殖民地統治性格；因此，應以改國號為宜。
兩個中國政策要嚐試，唯一的途徑就是確定主權、人民、
領土的範圍；其範圍應界定台、澎、金、馬及附屬離島，放棄
中國大陸的範圍。要有國際法人格的國家必須是︰（一）有恆
久的住民，（二）一定的領土，（三）政府以及（四）有外交
關係能力者。最後總是有外交關係能力，簡單的說是具有「對
外主權」。所謂「政經分離」是只能以經濟體，對外不能行使
國家主權的主張。
台灣教授協會是主張台灣主權獨立的社團，對將來不論是
立法委員或總統選舉，都不宜同意「政經分離」的主張；在選
舉到來之前，必須先確立我們的「基本原則」，不能因人而異
，以其不違背本會的章程。但對上述不排除兩個中國的嚐試，
並不是意味著將來放棄國號的公投，這一點有必要附帶在此說
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