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正鋒（淡江大學公行系）
「歷史是為勝利者而寫，歷史是由勝利者來寫。」也就是 說，只有戰勝者能宰制歷史，這是弱肉強食的人類社會中，顛 撲不破的現實。
在戰前，台灣是亞細亞的孤兒，是日本的殖民地。沒有自 己的國家的台灣人，當然無從知道為何而戰？為誰而戰？
對於戰後出生的這一代來說，二次大戰只是祖父母或是父 母口中述說的走空襲、疏開、Yami（黑市）、南洋軍伕，只是 彷彿電影般、沙龍式的遙遠記憶。或許，是因為台灣不是戰爭 中的重心，盟軍從未登陸作戰，原子彈的浩劫也幸而未降臨。
但是，我們可以膚痛身受的是，隨著日本戰敗，台灣人也 淪為被擊敗的民族（defeated nation）。「狗去豬來」的口訣 反映出當時台灣人滿胸的憤懣，因為簞食壺漿所迎接的王師， 竟然是以征服者的心態前來接收的；而台灣既是中國的戰利品 ，自然法定面臨所有被佔領地的悲慘命運，一九四七年的二二 八事件作了最不幸的見證。
國民黨政府在一九四九年內戰失敗遷台。這個時空倒錯的 外來政權自稱為「自由中國」，卻是以國家安全為藉口來合理 化其軍事獨裁統治。對於統治者來說，台灣只是一個工具性的 「反攻基地」，沒有為自己存在的理由。在強而有力的國家機 器支配下，脆弱的民間社會只有順服。我們會問︰這是我們的 國家、政府嗎？
戰後的大部分時候，我們是在秘密警察魚肉下成長的。白 色恐怖的陰影長期扭曲台灣人的人格，剝奪台灣人的自主性， 使我們不敢捫心自問願意當什麼人，只能極端卑微地問別人同 意我們作什麼人，最後才敢問我們可以作什麼人。這不是國家 認同的問題，而是個人的自我認同，是作為一個人，起碼應該 享有的權利。
對中國人來說，二次大戰是「八年抗戰」；在對日抗戰勝 利後，台灣是被「光復」的。在這種選擇性的宣傳之下，台灣 人似乎永遠欠中國人一個還不完的人情債。
事實上，是歷史對台灣有所虧欠，因為自從威爾遜倡議民 族自決以來，殖民地陸續獲得獨立，惟有台灣，從來沒有人問 過他們未來要如何走，硬生生地交給中國送作堆。
在戰爭其間，美國雖曾考慮過「讓」台灣獨立、或由盟國 暫時託管，但是最後羅斯福還是決定交中國，作為戰略性牽制 日本的酬勞，並取得列強在「開羅宣言」（一九四三）與「波 茨坦宣言」（一九四五）的同意。
這種以國家利益所作的權力政治考量，乃美國外交政策的 一貫原則，也支配美國的對台政策。當美國與台灣的利益相輔 相成時，會予人錯覺，以為美國是一個仁慈的老大哥，而小老 弟自然要心悅誠服，在接受其軍事防衛的同時，要扮演「海上 不沈的航空母艦」，為圍堵共產主義而效大鳥之勞。
但是當兩者相互抵觸之際，自是以美國為優先。因此，從 一九六０年代起，美國亟思與中國結盟以對抗蘇聯，勢必要順 中國之意，逐漸與台灣疏遠。近年，我們不滿長期在國際上的 孤立，急欲以加入聯合國來肯定自己，大多數人浪漫地期待美 國伸出援手而不可得，原因是美國不願得罪中國。
美國的立場分明，台灣海峽的分分合合，應該是由雙方自 己去解決，它不願意被捲入。美國不願公開支持台灣獨立，卻 似乎又不希望中國併吞台灣，因為它堅持的「一個中國」政策 ，隱隱約約不排除「一個獨立的台灣」。
台灣在戰後無端捲入國、共內戰，與美、蘇冷戰，中共才 開始視台灣為其「神聖不可分的領土」。它在一九五０年代後 半幾度犯台不成後，開始改採外交封鎖；在一九七０年代與美 國修好以來，它雖然口口聲聲「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卻已 大大降低對台灣的敵意。目前中國無非把台灣當作是凝聚民族 意識的稻草人罷了，並無重大歧見。
二次世界大戰決定了我們當前的台灣。終戰五十年，我們 的紀念若是有任何意義，有必要以較寬廣的視野來問自己︰我 是誰？我們是誰？我們要怎樣的政府、國家？我們要如何與美 國、中國定位？如果我們不願永遠作被擊敗的民族，應該勇敢 地面對這些問題，尤其是在這個後冷戰時代。
（原載1995.8.17台灣時報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