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會長的話 沈長庚

2 活動記要 本刊編輯

一、國發會座談會

7 從國發會的共識看國家前途

11 破除國發會的禁忌與盲點

二、國發會與國家憲政

18 望規劃百年大計的制憲會 許世楷

20 民主制度壓迫亞洲國家 陳茂雄

22 慎防混合制變成「擇其所需制」

陳鴻達

23 總統獨裁制要不得 張國興

25 淺釋國發會憲政共識的問題點

蔡茂寅

27 一套美中不足的憲政共識 游盈隆

30 誰是國發會真正的贏家 陳少廷

32 廢省與廢中華民國 莊勝雄

33 模糊共和國 沈長庚

35 誰都不能欺侮他 臧汀生

三、國發會與經濟

37 國發會與黨營事業 張清溪

39 國發會之後經濟發不發？ 王塗發

41 善用現有籌碼 處理兩岸問題 林向愷

43 引日本為台灣之戒 張國興

四、廢省與辭職

45 反對廢省算什麼台灣情 陳儀深

46 人治國家與接班體制 陳茂雄

48 歷史教訓是政治人物的借鏡 莊淇銘

50 宋楚瑜辭職，何不成全？ 林碧堯

52 解讀宋楚瑜「請辭待命」說 陳少廷

54 為宋楚瑜藉箸代籌 蕭家惠

五、宗教與統戰

56 宗教交流？宗教統戰？ 董芳苑

58 台灣，不需要「政治媽祖」 林碧堯

60 從中國媽祖來台看台灣人的

心態 李永熾

62 「利用」宗教，就是對宗教的

「大不敬」 莊淇銘

64 錯把惡魔當天使 陳茂雄

66 湄洲媽祖來台的啟示 張正修

68 詐欺可法辦，宗教不容侵犯 林建隆

70 課堂傳教，可否？ 陳黃義敏

72 是該「宗教掃黑了」！ 釋照慧

六、「二二八」五十年

73 在台灣史的脈絡中體會二二八

的意義 李筱峰

77 國民黨依然缺乏向歷史認錯的

精神 莊萬壽

79 二二八公義和平運動的省思 陳少廷

81 歷史責任、政治責任及

刑事責任 莊淇銘

83 我妻、我家、我國家 廖中山

85 香港、台灣、二二八 李筱峰

87 新住民與新二二八 陳茂雄

七、政黨體檢

89 台灣政黨體檢書 張國財

91 雙重標準，雙重國籍的政黨 莊淇銘

93 歷史發展下的政黨演變 陳永昌

95 建國黨與新黨 陳茂雄

97 質「新」黨的「舊」國旗 李筱峰

八、國防與外交

99 台灣周邊國防動向 張國興

101 迎向廿一世紀的台美關係 陳少廷

103 加油！台灣共和國人民議會 莊淇銘

105 早日為台灣千秋大業立命 莊柏林

107 「一國兩制」，香港之鑑 李憲榮

九、環保與生態

110 環保反挫的一年 施信民

112 「反對公害輸出」的原則是

不能妥協的 施信民

114 林務單位應該提昇層級 陳玉峰

117 整合衛星計畫 帶動產業升級 高成炎

十、健保與健康

118 健康維護組織不應

輕言放棄 李應元．陳鴻達

120 開業醫師不應輕言退出

全民健保 蔡墩銘

十一、教育與文化

122 大學運行應用的優先原則 劉福增

124 解構漢裔族群的迷思 沈乃慧

126 台語文字化政府勿會使放外外 何典恭

129 「腦內革命」與「台灣共和國」

莊淇銘

131 台灣需要什麼樣的心靈改革 鄭仰恩

　

　

會長的話

沈長庚

時間過得很快，在不知不覺中，接任已經四個多月了。台灣的變化更快，在這短短的半年內，台灣發生了劉邦友縣長公館集體槍殺案、彭婉如命案、白曉燕撕票案。令人感受到，台灣確實是病得非常嚴重了，病得連一般民眾都覺得非站出來說『總統道歉，連戰下台』不可的時候了。

另一方面，去年年底的國家發展會議在短短的幾天內，就達成了一百九十多項的共識，『國』『民』兩黨都希望從五月的修憲開始，將這些共識儘快加以實現。這些共識如果能夠落實，對台灣的影響當然極深且巨。

對台灣而言，每一瞬間都是一個關鍵的時刻，今年適逢香港回歸中國，更為關鍵的一年。做為一個知識份子的社運團體，台教會當然不能沒有聲音，更不能沒有行動。為此，在這一段時間內，本會主辦了『紀念二二八五十週年，不做中國人』大遊行，與各報社合辦有關『國發會共識』的座談會，我們也以記者會表達了本會憲改的主張。

這麼多重大的議題，這樣一個重要的關鍵時刻，我誠懇地請求本會的每一位會員和每一位會友，能提供您寶貴的意見，讓我們知道我們應該怎麼做，才能達成我們獨立建國的目標。我更祈求各位能更熱心的參與本會各項活動，以早日實現我們獨立建國的願望。

　

3月、4月活動記要

3月5日

台灣教授協會科技組座談會會議紀錄

時間：1997年3月5日下午6:00

地點：台教會辦公室

參加人員：李銘亮、高明達、沈長庚、許舜欽、張瑞吉、石豐宇、何建明、李漢銘、曾哲明、楊英杰

報告事項：

1.TNT電台星期一教授講台節目由李銘亮與莊庭瑞主持。

2.平面媒體撰稿由溫振華教授安排，被安排到的會友請儘力支持。

決議事項：籌辦科技政策研討會。

3月8日

甲、執委會

時間：1997年3月8日上午10:00

地點：本會會議室

出席人：沈長庚、溫振華、張維邦

高明達、謝志誠、吳成三

林正弘、范文芳、蔡丁貴

何清人、林美容、許主㝃

列 席：盧政春、許文輔

乙、迎新茶會

時間：下午2:00

地點：台北市府員工餐廳

3月19日

法政組會議

時間：1997年3月19日PM 8:00-10:00

地點：台教會辦公室

出席：李憲榮、管碧玲、陳少廷、

黃宗樂、許主峰

會議主題：憲政改造學術討論會籌備會

決議：

一、因時效考慮，憲政改造議題，擬在五、六月間舉辦三場座談會（原決定於五月底辦學術研討會則暫時取消），座談會若考慮與其他團體合辦，煩請管碧玲秘書長聯繫。

二、擬協調草擬一份“台灣知識份子對憲政改革的看法”的小冊子，說明並凸顯此次憲改對台灣長期政治不安定之影響，本冊子擬於六月中旬前完成，並配合6月29日蔡同榮會員所發起的運動中發放。

三、有關學術性研討會，待這一波憲改運動告一段落後，於八、九月間舉辦一場「政治改革和國家發展」研討會。

四、若有會員對相關議題有意見或活動構想，請不吝隨時保持聯絡。

其他意見建議：

1.許世楷教授：台中地區有望春風、第四台、建國黨、台灣文化學院等團體可參與合辦。

2.劉幸義教授：純學術效果不大，宜結合在野黨公職派代表說明評論相關看法。

3月22日

就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訪台事，本會發表聲明（附件一）。

3月26日

西藏流亡政府前內政部長甘揚寧（Jashi Jamyangling），本日上午10:30到本會拜訪，會長沈長庚及鄭欽仁、陳少廷、黃昭淵、高成炎、高明達、楊維哲、許舜欽、潘振輝等教授，及建國黨林朝義先生到本會接待，並以簡單午餐招待。會中談話氣氛愉悅。會後，會長發新聞稿如下：

西藏流亡政府前內政部長甘揚寧今日上午10:30到台灣教授協會拜訪。台灣教授協會會長沈長庚、第五屆會長鄭欽仁教授、楊維哲教授、陳少廷教授、黃昭淵教授等約十位教授接待。會中談到台獨與藏獨的協調與合作問題。甘揚寧部長並表示如果台灣教授協會能與西藏流亡政府大家合作來推動雙方的獨立運動則雙方將會受益無窮。他並提到如果台灣教授協會受邀為西藏流亡政府的顧問則對西藏流亡在外的獨立運動將有極大的幫助。他並提議雙方能作學術與文化的交流。

4月11日

本會與社運團體於建國會台灣國際會館舉辦“台灣共和國人民議會擴大籌備會”。

4月12日

召開四月份執委會

地點：本會會議室

時間：4月12日下午2:00

出席人：李輝雄、張維邦、謝志誠、

沈長庚、李銘亮、管碧玲、

林美容、吳成三、何清人、

許主峰、高明達

列席人：鄭欽仁、陳少廷、張正修、

陳儀深

請假人：蔡丁貴、范文芳

4月18日

本會與「民眾日報」合辦座談會。

座談主題：台灣如何因應九七香港之變局

綱 要：

一、九七香港被歸還中國之變局

二、九七對台灣政經層面之衝擊

三、未來台灣與中國關係之預測

四、針對九七台灣政府應採取那些因應對策與態度

參加人員：

人文組：鄭欽仁教授

法政組：陳少廷教授、許主峰教授

社經組：林向愷教授、張維邦教授

時 間：1997年4月18日（星期五）

下午3:00~5:30

地 點：民間電視台會議室

4月26日

夏令營籌備會

地點：本會會議室

時間：1997年4月26日下午2:00

出席人：許文輔、沈長庚，及13位學生代表參與籌備。

預定：8月初於北市舉行，活動預定4天3夜。

4月27日

於國民大會辦公室5樓博愛廳舉辦記者會

主 題：「總評三黨修憲方案」

主持人：沈長庚

出席者：陳少廷、管碧玲、李勝雄、

陳儀深

並發表聲明如附件二。

附件一

歡迎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訪台

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為爭取西藏人民統治西藏之自主權，並為保存發揚西藏之佛教文化，長期以來以無比之精神，奔走世界各國以爭取世界各國之認同與支持，此種精神，實為我等台灣人民所敬，尤為爭取獨立建國之台灣人民所應效法之楷模。

西藏人在世界高原上維續了佛教的傳承，並建立起至高無上的精神文化，為世界做出了鉅大貢獻，同時也為人類未來之發展提出重要的思索方向。遺憾的是，在中國人大沙文主義的殘暴肆虐之下，西藏高度的文明已被摧殘殆盡，甚至受到中國政權的任意扭曲變形，台灣人民雖較西藏人民幸運，已爭取到形式的民主，但與西藏人民仍有類似的境遇，外有中國併吞的威脅，內有統派官員，統派人士與中國的勾結及其對內的打壓。台灣教授協會在此謹以摯誠歡迎達賴喇嘛的來訪，並呼籲台灣人民以各種方式支援西藏獨立運動，更殷切盼望西藏獨立運動能與台灣獨立建國運動攜手合作，打破霸道中國權主義，為世界和平開啟新局。

　

附件二

總評三黨修憲方案

台灣教授協會關於當前憲改的聲明

最近喧騰的修憲問題，從國發會以來各主要政黨討論的過程可以發現：中國國民黨是「便宜行事，治絲益棼」：首先為了除去閣揆同意權的夢魘，引進所謂法國的雙重行政首長制，卻又不放心總統職權被行政院長侵奪，而汲汲把總統主持國安會議的優越權入憲；明知省制必須處理，卻夾雜中生代卡位之爭，弄出一個沒有民意基礎卻對縣市自治有監督權的省級組織；為了強化中央對地方派系的操控，卻假藉廢除鄉鎮市長選舉的方式博取美名，遭遇基層反彈則又想辦法使「表現優良者可續聘一任」，處處可見其便宜行事，治絲益棼的特性。

民進黨方面，是「權謀取向，為德不卒」：該黨主流派基於單獨執政無望的假設，早就推銷雙重行政首長制，以便在制度上保證聯合政府的必然性；當此事與國民黨一拍即合，該黨長久以來主張之廢省廢國大即可妥協成為凍結省級選舉而不廢省、改變國大選舉方式而國大職權照舊，顯見其權謀取向、為德不卒的特性。

新黨方面，則是「左右為難，進退失據」：到目前為止，該黨到底主張內閣制或總統制？其具體配套如何？俱不清楚，只在反對日本式單一選區兩票制及反對國民黨式的凍省等方面思與民進黨聯手，但是對於民進黨另一配套之「省及國大落日條款」則又興趣缺缺，顯示其意識型態包袱仍重。

本會長期以來主張台灣應制訂新憲才可能長治久安，目前上述三黨之修憲方案皆在中華民國憲法本文不變、只更動增修條文的前提下所為，實有延續中華民國體制，使台灣在理論上淪為「中國一部分」之嫌疑。惟目前台灣社會處於國家認同紛歧之過渡時期，若不得已，須在現階段選擇一比較合乎民主原理之制度，本會願提出下列主張：

(一)反對雙重行政首長制，主張總統制，以符合權責分明，以端正政治風氣。

(二)反對台灣省制及國民大會制變換型式繼續存在，支持落日條款的設計。

(三)反對廢止鄉鎮市長選舉，以免因噎廢食，破壞地方自治精神。

(四)反對在過渡時期「因應國家統一前之需要」的增修條文體制下進行憲改公投，以免傷害國民主權原理。

(五)反對任意延長現任立委、鄉鎮市長任期，以免破壞選舉契約。

　

從國發會的共識看國家前途

時間：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卅一日

地點：台灣時報台北分社會議室

台灣時報、台灣教授協會合辦

主持人：蘇進強（台灣時報總主筆）

沈長庚（台教會會長、台大教授）

參加人：陳儀深（中研院近史所副研究員、民進黨籍國代）

管碧玲（台教會秘書長、中興大學公行系副教授）

林向愷（台教會副秘書長、台大經濟系教授）

王塗發（中興大學經濟系教授）

記　錄：記者洪家興、楊璦如

憲政改革留下尾巴

權責不清美中不足

▲蘇進強：國發會才剛落幕，但許多問題才剛開始，到底台灣的前途會不會從國發會的共識，展開新的里程？這是值得大家共同來討論的，當然，這三個議題的共識，是否為台灣的前途帶來新的景象，也是值得注意的。

▲沈長庚：在國發會五天的討論過程中，達成了一百九十條的共識，這可說是在政治發展過程中，一個極為罕見的成果，這是給外界第一個明顯的印象，不過，在三大議題的共識背後，是否能給國家未來發展前途帶來新方向，也值得大家深思。

不過，在國發會討論三大議題的內容中，有許多是台教會過去一直關注的問題，例如：第一點部份，有關國家定位問題，一直在延續李登輝總統過去所採用的模糊理論，未在此給人民一個明確的交代，從共同意見中強調的「台灣是一個政治實體」的字眼來看，是否與「主權獨立」的國家有差距？「政治實體」是不是等於「主權獨立」的意義，在國發會的共識中又沒有做明確的表達，令人遺憾。

其次，有關政府體制方面，有關廢省、廢國大的結論，值得安慰的是，這一向為台教會所努力鼓吹的目標，不過，在憲政改革方面，仍有一些未釐清的部份，例如，在總統、行政院長及立法院三方面的相互關係，有討論出具體方向，但實質上如何來劃分彼此間的權責關係，要應該在什麼情況下，可以動用這些新憲政，未能明確地指出，這點，是美中不足的地方。

至於，此次國發會朝野政黨的協商過程中，國民黨運用了這種模糊理論來進行朝野協商，進而達成共識，而民進黨卻為了某些考量，來配合國民黨這種模糊理論，此一現象對一個反對黨而言，是有些可惜的。

政治實體是否即國家

定位模糊成意識包袱

國民兩黨合作成功

穩定多數帶來危機

▲蘇進強：這次的國發會中，我們都沒有把自己視為一個國家，如何來談「國家發展」？這點在中南部的民眾一直覺得很不可思議；所謂的「政治實體」是否等於「國家」？這點並沒有做明確的定位。

其次，有不少民眾的聲音認為，這次的國發會好像在修理宋楚瑜，尤其在「廢省」及「省虛級化」問題上打轉，最後更做出「凍省」的結論，在民眾的一般認知中，宋楚瑜做的也不錯，為什麼一定要把焦點鎖定在此。

另外，在憲政體制改革上，又呈現出拖泥帶水且「分期付款」的情況，這種手法也讓民眾質疑政府改革的決心。

▲陳儀深：國發會及各黨派的評價都有不同，各有立場，不過，站在台教會的立場，認為此次國發會以跨越體制的方式來討論國家未來的發展，是可以肯定的，但是這種跨越體制的做法，究竟要由誰來決定？這是值得深思的。

然而，在整個國發會討論出的共識中，如果是違背了憲政原理，或者是違背了民意，產生的落差太大，這應該就是一種批判標準，同時，再也不是合不合乎體制的問題。

就是否有違背憲政原理方面，此次提出的「改良式的混合制」政府體制，很顯然是要在保留五權憲法的體制下，來進行政府體制的改革。不過，在「民間國發會」的討論過程中，一直很強調憲政改革要和國家定位結合在一起。因此，在這次官方舉辦的國發會中，在沒有有確確定國家定位的前提下，也只好在保存五權憲法體制下，來進行改革，這些問題就產生一些意識型態上的包袱。

而如果從「廢省」及「凍結國大」的觀點來看，此次國發會，的確是有比以前進步的地方，因為省的存在，在整個行政體制的分級上，造成層級太多、效率不彰的情況，同時，選舉上，也會出現政黨的二、三軍參選，沒有較突出的人物出來從事政治改革。如今，做出了改變，是有改良情況的作用。

不過，就整體體制上的問題來看，不少在野黨人士及學者認為，原本制度上就有不少破洞，如今，用「補破洞」的方式來修補，這種做法是否有利於未來國家的發展？有人主張，乾脆就讓他破下去，等到那一天破洞太大了，再來全部換新，這也是目前朝野存在不同的意識型態之爭。

而以此次國民黨與民進黨達成的共識來看，也可以說是民進黨的主流與國民黨當權派合作的成功，這種情況，長期來觀察，國民黨與民進黨所結合成的「穩定多數」會帶來政局穩定的情況，因為已造成台灣目前的主流民意。但這種「穩定多數」似乎是在採取國家定位模糊意識的策略。

如果要去預測未來的衝擊，這種穩定多數意識的抬頭，對未來台灣發展的影響將會是危險的。因為，我們連最起碼的國家定位都搞不清楚，如何奢談其他？

修憲腳步大幅躍進

總統權限未受制衡

▲管碧玲：台灣在國民黨主導的憲改過程中，並不是採取外界認為「漸進主義」，而是突然地做大幅度修改，這點值得關切。如果我們回憶過去李登輝主導的修憲過程，實在不難看出此一現象。

而由國民黨所主導的台灣九○年代憲改措施，並沒有發現一個為未來憲政體制 可大可久的規劃，也沒有對怎樣的一個政府才是好政府，做一個長遠的假設。反面看到的是，一切為政治人物的私利，來做考量性的憲改。同時，也只為政黨執政方便的考量。

另外值得關切的是，每每修憲經過不久之後，憲政的運作就遇到困難，然後又要很快的修一次；五年之內，讓我們看到的是，修改憲法竟然比修改一部法律還頻繁。因此，如果憲政改革是採取菁英領導人方式，以討價還價的手法來進行，所呈現出的結果，就是如此。

而從此次的「雙首長制」的改良方式來做為國發會的共識，但仍看不出來此一制度的規劃，具有「權責相符」及「權力平衡」的特性，反而是總統更擴大了權力，無需面對制衡力量，所能制衡、監督總統的國會，又可能被總統下令解散，這種設計令各界十分不解。

更值得注意的是，雖然，此次國發會對未來國會的權力加重了，但相對的也形成了一個絕對強勢的總統，總統可以不必接受國會監督，卻可解散國會，而國會只能以倒閣權來監督總統的代理人，這實在看不出「權責相符」的目標。

換言之，如果以此次國發會對總統、行政院長及國會三者間互動關係所作成的結論共識，可以直言的是，總統權力更加擴張，對其監督、制衡的力量可說微乎其微，總統只不過是以一個代理人（行政院長）來面對所謂的「國會監督」。

人民權益受到忽視

經濟議題緩不濟急

▲王塗發：關於國發會所涉及的經濟議題。

無論是民進黨贏或國民黨勝，人民是否能夠獲得更高福祉，或促使台灣經濟全面發展才是真正的重點。

九六年經濟景氣普遍低迷，原因包括：中共導彈威脅、政府行政效率低落、土地價格飆漲導致取得不易。另外，黑金政治、治安敗壞以及公設不足更使得民眾對政府失去信心。最嚴重的莫過於許多投資機會遭到黨營事業壟斷，截斷企業商機，這些非經濟因素干擾經濟的痕跡相當明顯。

國發會所達成的一百三十四項經濟改革共識有許多議題都只是老生常談，事實上大部份結論都是政府早就該施行的政策。這次經由國發會所提出的結論，實際上未能解決任何問題，遺憾的是國、民兩黨並未能拋開私利，大刀闊斧進行改革，反而忽略人民的權益。

以土地問題為例，民國七十九年起土地價格炒作，導致企業經營成本增加，競爭力及投資意願大幅降低。雖然國發會此次達成促進國土合理利用、加速清查被佔用的公有土地與未登錄土地等結論，卻未能真正有效解決土地價格偏高事實。

要解決土地價格高居不下，政府應該拿出決心，將公營事業土地歸還國有，如台糖、台鹽國有土地應全部收回，重新統籌規劃，並且以只租不售的方式承租給真正有心在台灣設廠經營的企業。也就是說，政府應將土地「使用權」與「所有權」分開處理，如此一方面降低企業經營成本，另外也可充裕國庫，解決政府財政赤字的問題，並且避免圖利財團的弊病。

國有土地釋出與公營事業民營化也有密切的關係。土地的釋出可以降低公營事業民營化阻力，並且減少土地被財團炒作、甚至淪落為黨營化的危險。由於公營事業經常會利用變賣國有土地以美化帳面虧損，因此推動國有土地收回更是困難重重，這些在此次國發會經濟議論中都未被真正重視，總體經濟更未能因此好轉。

黑金政治則是另一項嚴重影響台灣經濟的重要因素。眾所週知，國民黨藉執政之便，壟斷、獨占各項營利事業，獲得龐大暴利。更在選舉時利用黨、公營事業所獨占的經濟利益，結合地方派系及黑道份子，進行「佈椿」的動作，使台灣政經環境形成「黑白命運共同體」，導致民主政治更加惡質化。

事實上要掃黑就應先嚴格限制政黨不得經營營利事業，才能真正杜絕黑道與政治、經濟多重結合。然而在國發會中仍未提出任何具體限制黨營事業規模的限制，令人不禁懷疑國民黨提昇台灣經濟的決心究竟有多少？

同時，就國發會所做成，將由相關部會組成任務小組，分類列管追蹤各項經濟議題推行成效，也與會中所提簡化政府層級、縮短行政程序的決議背道而馳，整體而言，國發會針對經濟問題所達成的決議似乎有緩不濟急、避重就輕的弊病。

民進黨未堅守原則

背負黨營事業毒瘤

▲林向愷：事實上，台灣目前整體經濟的確出了問題。一般所謂的「經濟自由化」包括：一、解除不當管制與經營限制。二、公營事業民營化。三、金融與貿易自由化。這次國發會民進黨未能堅守「清算黨產」及「強制信託」兩個原則，竟和國民黨達成所謂的「共識」，事實上已經和國民黨一樣，背負了黨營事業的「毒瘤」。

（原載於1997年1月2日台灣時報）

　

破除國發會的禁忌與盲點

時間：一九九七年元月十六日下午二時

地點：民眾日報高雄總社四樓會議室

主持人：沈長庚（台灣教授協會會長）

吳春貴（民眾日報駐社主筆）

出席人：陳少廷（政大國關中心研究員）

許主峰（淡江大學教授）

楊澤泉（成功大學教授）

簡耿堂（東海大學教授）

整理紀錄：記者曾家倫、王志成

沈長庚：這次國發會的共識有很多，有一百九十幾項，其中有很多符合台教會多年所大力提倡的主張，例如廢省、廢國代等結論；但是，還是有很多淪於口號，看起來沒有重大突破，也未提出很合理的做法，造成國代、監察院、省議會都有反彈，尤其省長更是大反彈也是必然結果；要如何去解決這些亂象，需要大家思廣益在這幾年好好處理。

首先，我認為，這次國發會讓國家主權問題更為模糊化，幾乎就是國民與民進黨兩黨同唱「國家主權模糊化」的活動，民進黨在提出「台獨基本教義派」及至「聯合政府」的論調時，與台教會的主張漸行漸遠；尤其許信良對國家主權模糊化竟認為是台灣民意的主流，更是令人難以認同；民進黨為了追求台灣民意主流，準備與國民黨籌組聯合政府，民進黨是認為若不與國民黨組聯合政府，在十年、二十年都不可能執政，好像只要組聯合政府就可以執政一樣，但是這種想法非常令質疑。

台教會的觀點與民進黨不同，認為在憲政 議題中不能提國家主權，而在兩岸關係議題中的第五項「兩岸的互動政略與原則」中，才大致提到主權問題，並只是確定「兩岸為對等政治實體」的共識；我曾聽到許信良的演講認為，台灣是要獨立還是統一，台灣沒有能力去決定也不能決定，只有美國可以主導，我聽了這種說法讓我睡不著覺；總結國發會中，以模糊的台獨理論來談國家主權，想要有長久的安定和繁榮是不可能的。

對憲政議題提出廢省、廢國代的共識，這與台教會多來再三倡導的主張大致相同；但對中央政府總統與行政院、立法院的關係，總統可以解散國會，行政 院長由總統提名卻不需經立法院同意，院長還可以建議總統解散國會，這種相互之間的制衡關係若沒有嚴加規範，台灣未來會很亂。

我僅提出上述的看法，其他議題容後再提出論點，我們接下來進入各項議題的討論。

議題一──

如何制憲改造台灣

陳少廷：國發會的最大盲點，從幾個主題要談國家的改革，根本就是國民黨與民進黨妥協的產物；對國家主權、國土問題未引起討論，這是事前有心的避開，未能對國家主權禁忌有所突破，就國家主權和兩岸關係議題一直是有很大的爭執，才有國民黨與民進黨的妥協，但是禁忌就是盲點，這次國發會的盲點就是在國家定位未能有明確的討論，對國家未來發展則更是不能確定。

對兩岸關係發展方向，各黨意見不同，尚待尋求共識，但對兩岸是對等政治實體則是有共識，兩岸互動原則以台灣優先的共識，也是各黨之間較具體的共識；但是，對國家主權議題的刻意模糊化，卻是這次國發會的特色，會中是認為就是必須要模糊化才能做出事情、才能有共識結論。

在兩岸關係定位問題上，李登輝女婿賴國洲提出的「準國際關係」，凸顯國民黨強力主張將兩岸拉到國際關係上；但是還不是很明確定位，未來我們還是要更清楚把國家定位問題釐清楚。

憲政問題上，廢省、廢國代的問題已經吵了很久，就如過去總統選舉的方式到底要委任直選還是直接民選，也是吵了幾年才完成，最後直選也已經完成了，如今提出凍結共識已是形同廢除了。

我認為，這次憲政改革最大的特色這次是把五權憲法架構變成空的，定出的總統制是個「超級總統制」，當然是被指為「獨裁」；另外，朝單一國會制的走向也很明顯，將國民大會的創制、複決權還給人民，把監察院的審計權拿回給國會，讓國會的權力更為提高，這都是朝單一國會的設計；不過，總統增加可以解散國會的權力，必須嚴加規範和設限，例如規定必須在二年任期以上才可解散，同時一年只可以行使一次等，不能讓總統走向獨裁，應有制度來限制。

有人說國發會的憲政設計已形同制憲，事實上，這樣的改革下去最後就是制憲了，李登輝說這是「中華民國第二階段台灣經驗的開始」，也有人說這是台灣的「第二共和時代」的開始。其成就是落實「主權在民」的憲政設計，主權已不在國民會，而是在人民了。

我認為，立法院應該制定公投法，來做為人民創制、複決權的行使方法，對國家定位問題，應該透過公投來決定，也以公民投票走向制憲，確定台灣主權，把舊的「中華民國時代」拋棄，走向台灣憲法的目標。

楊澤泉：對國發會我們看到其中的過程和許多反應，這是一九九一年國是會議後的會議；台教會的立場一直就是要制憲，但國民黨是要修憲，這是兩者最大的不同。

若要打分數，我給國發會的分數是勉強的六十分，在政策上是及格，但是還有四十分是如何落實的部份，還待努力。其中的單一國會、二級政府都是進步的做法，也是台教會向來所主張的，這證驗台教會是先知。對總統的擴權、單一國會以及二級政府的結論，是將憲法改掉了，但是還是留下一些尾巴；對國民大會、五院的結構也有改變，將內閣制拿掉、將部份監察權拿掉等等，這種憲政改革已有達到制憲的效果。

不過，在廢省的共識中，卻引發新的退出、省長宋楚瑜的反彈等，雖然國發會是突破了一些禁忌，但所帶來的效應也非常值得深思。從宋楚瑜的反彈動作，我們可看到光是他一個人就可以引發這麼大的衝突，宋不是葉爾欽，只是國民黨的代理人，他沒有葉爾欽的實力，就可以將反彈的力量擴散到鄉鎮市，在國民黨廢省的大勢已形成，宋楚瑜還能有如此大的反彈，其背後的問題還是非常嚴重。

我認為，凍省的未來問題還很多，禁忌還是要繼續突破。國發會只是提出要凍省，但是並未提出該如何做，省府二十六萬員工該如何處理、廢省後的相關措施該如何進行，光是善後就是很大的問題，這形成不只是未突破台灣的一些問題，更反而是擴散了問題，其中還是有很多盲點；雖有局部達成目標，未來還是必須繼續打破盲點。

許主峰：國發會開五天，有人說是有如對台灣投下一塊大石頭，是「吹皺一池春水」，也有人說是投下一顆地雷，未來還會有持續性的震撼。事實上，國發會舉行的機制有其效果，讓國家的許多問題大家攤開來談，既不是要決定什麼重要政策、也不是要票決什麼法案，因此可以有很大可談的空間；但是，它最大的盲點在自我設限，想太早得到結論，因此把一些禁忌事先拿掉，避開不去談它，也造成許多的後座力，即使要談也不超過國民黨主流派的底線。

例如，對兩岸關係是對等政治實體的問題，並沒有突破目前的政治格局，對主權、外交、兩岸問題都設有很多的禁忌，對經濟間發展的討論，也有許多禁忌如政治勢力掌控經濟的問題、國民黨黨營事業的徹底檢討等沒有提出來；不能大鳴大放的討論，是最大的缺點。

我認為，國發會的共識是採取漸進式的改革，排除風險大的革命式改革，以「創造性的模糊」來進行具有挑戰性的改革。當然到底是漸進式改革或根本式的改革誰較好還是有爭議。

議題二──

為國家發展擬定策略

為了政治現實，台灣的憲政改革一直是拆拆補補，拿憲政開玩笑；事實上，台灣的憲政應該重新架構，但是要制定新憲法又會引來台獨的質疑，這是台灣要解決憲政問題最困難所在。

國發會是由國民黨主導，看來是要廣納意見、大膽提出改革，但它又是非正式的，這也是李登輝相當有創見的做法；我認為，國發會具有可以試探民意、整合折衷國民黨內意見、整合跨黨派的支持力量、做為選擇性改革運動的準備等四大功能，可以肯定的是，李登輝是最大的贏家。

許主峰：國發會的結論必須將反制行動減輕，才能推動國家發展；全民性的制憲可以扮演全民思考未來國家發展的行動，國發會是政黨的代表性，但卻不是含蓋全政黨協商的氣氛濃厚，未能充份發表意見，讓人民知道國家未來的發展如何。國家改革方向不只是提出發展目標，只推動過程也很重要，國家發展需要時間來討論，並讓人民了解，但這次國發會卻沒有這方面的功能。

楊澤泉：國發會召開的背景是國家競爭力出了問題；但是國家發展中的「國家」本身就是個問題，因為台灣的定位未能定好，要去定出國家發展策略相當困難。這次國發會的成就將政府層級扁平化成二級政府，顯示領導者對國家競爭優勢的條件已經重視。

台灣的實力在全世界是排名第二十幾名，絕對有條件成為強國，但是在國家定位不明情形下，卻往往像在做人家的「細姨」，因此，國家定位不處理好，要定發展策略將是大問題。

陳少廷：廢省的過程比建設更難，付出的社會成本很大，我認為民進黨應該參加省長補選，透過參選過程來進行廢省，並全力投入廢省的工程中，廢省成功對台灣的發展才有功能。這次國發會的舉行，許信良表示，聯合政府是執行推動憲政改革的必然途徑，但是，我認為，這是將國民黨由黃昏政黨變成東方不敗，民進黨若是在有利國家發展的政策上與國民黨合作，我們會支持，但若要組聯合政府，我們是反對的。

議題三──

推行經濟自由化國際化

沈長庚：將台灣主權問題國際化，推動公民投票來決定台灣主權題，也是一項很重要的策略。台教會也會在未來一年中，透過會內的專家學者提出台灣的經濟發展策略，將台灣的經濟條件推向國際化。

陳少廷：台灣經濟要更加自由化，第一個要件就必需加入WTO世界關貿組織，成為世界關貿組織的一員，才能使台灣的經濟更為自由化；但是台灣要加入WTO組織，第一個條件需要獲得美國的支持，否則台灣要加入WTO成為組織的一員將有很大的困難性。

不過，只要我們能加入WTO組織，將有助提升台灣在國際經濟的競爭能力，因為這樣可直接及間接擴充台灣在國際的貿易市場，單就這一點對於台灣的經濟就有很大的衝擊，所以台灣如果遲遲無法進入WTO組織，對未來台灣經濟體系及發展將影響極大，因為台灣未來經濟發展必需朝國際及自由化路線邁進，一但無法加入WTO組織，就將使台灣國際化及自由化的經濟發展路線大大受限。

楊澤泉：在我認為國發會在經濟議題較沒有深入進行探討，雖然在國發會中達成國家經濟發展需朝自由化、國祭化路線邁進，但對細節缺乏研討，喪失其探討意義，所以我頗為擔心國發會所研討出來新的經濟政策，將變成以下種種弊端。

第一為自由化將成為「縱容化」，因為目前大家都以為將國營及黨營事業都民營化，將是改善台灣經濟體質的萬能藥，但這個想法是錯誤的，因為即是將黨產股份限制不能超過百分之五十，或者是將百分之五十的黨產股份降低至百分之二，國民黨還是有辦法控制住這個事業。

而國發會所探討的國際化則將可能演變成「個體化」，這是我較為擔心的地方，反觀之，前陳少廷教授所提到台灣未來加入WTO的問題，我比較不會去煩憂台灣會變成中共在國際舞台上的工具，因為台灣未來要加入WTO是以已開發國家的名義去加入，而中共則是以開發中的國家去加入，所以在WTO多邊限制下，和聯合國的精神比較相似。

第三則是民進黨主席許信良所說的「大膽西進」的經濟政策是錯誤的，因為不管是西進、北進、南進或者是東進對台灣而言都不是辦法，唯有上進，對自我提升生產力及國際競爭力，才是上策。不過，要如何上進，用說是很容易，但用做的就變的很難，因為這必需將技術密集發展，使協力廠商得以生存，才能使國家整體經濟快速發展起來。

簡耿堂：關於此次國發會所探討經濟議題，對於土地、環保及企業體等相關問題皆沒有去提及和探討，雖然我們一直寄望台灣企業體能將根留在台灣，並製造出公平的產業環境，來提高企業界將根留在台灣的意願，但是政府目前對於這方面問題仍無法找出具體的辦法，是影響經濟發展最大的關環。

另外，國發會研討出來的經濟自由化，就黨營事業問題曾進行討論，並限制其不能參與政府工程投標工作，但是在我認為執政黨的黨產應該經過立法強制信託才行，這是政府及執政黨必需做的工作，讓台灣經濟環境在政黨帶頭下，更為公平及自由化，也較能獲得民心，這是政府在國內經濟改革問題必需做的事情。

許主峰：國發會對於經濟問題，比較不重視過去的傳統方式，因為以台灣過去加工出口區的模式，確實帶給台灣相當深厚的經濟基礎，政府在企圖做經濟轉型時，仍不能略掉這些基礎。

但是在我認為台灣在八、九○年代錯失很好機會，來培育更雄厚的經濟基礎，因為在那一段時間，全球正處於全面不景氣的狀況，但唯獨台灣股市一直在狂飆，加上台幣大幅升值，在世界經濟一片不景氣浪潮當中，台灣反能反其道蓬勃發展，其實就是台灣多年深植產業基礎所呈現的結果，但可惜的是台灣並沒有利用那一段時間，重建台灣經濟基礎，也沒有提升產業的結構，使台灣經濟發展並沒有因此一口氣衝出來。

但在我認為台灣要解決現有低迷經濟景氣，不仿可以仿效美國總統所施行的經濟振興措施，第一則是在不景氣時，擴大政府公共工程投資率；第二則是加強國民教育訓練，尤其是電腦高科技人才，因為有些產業並不是不要提供就業機會，只是他們想要的專業人才，所以要提高國家競爭力，就需先培養相關人才。

許主峰：台灣社會福利問題確實是此次國發會中較被忽略的議題，從最近台灣所發生桃園縣長劉邦友命案、彭婉如命案等，一時間讓大家感覺到社會一下子出了很多問題。

但是依體制而言，要改進社會問題還是需要尊重專業，尤其是教育是最基本的方法，像目前社會上有很多犯罪人口，都是因為一時的慾望及情緒才去犯罪，尤其一些弱勢族群更容易發生這種現象，而一些上流社會為了擴展其更高的慾望，也會將自己犯罪手法更加無限延伸，所以還是需藉重教育的模式，來疏導一個人的行為及表率，並進一步改進台灣現有社會環境。

簡耿堂：台灣會發生眾多的問題，最基本的根源所在還是教育問題，從很多地方可以看出這幾年來所施行教育成效，搶劫、綁票事件層出不窮，所以要改造台灣現有社會環境，最重要的還是需要把生活教育做好。

但是這幾年，說台灣教育是否成功，對國民黨而言是成功的，但是對社會面而言卻是失敗的，如目前台灣生活教育都過於重視口號化及表面化，但實際的生活教育根本等於零，最基本的根源所在在於老師身教本身，一些老師在要求學生拿東西時，都忘了以身作則向學生講「謝謝」，那又如何教導學生做好生活教育，所以這一點教育問題如果政府仍然忽略，對於其所衍生的社會問題，是政府必需注重的地方。

議題四──

台灣社會改造與重建

楊澤泉：台灣目前社會問題只能以發生重病來形容，我相信距離六十分及格的目標仍有相當的距離，尤其外國人視台灣現有惡質生活環境為「地獄」，相當不適合人去居住，所以國發會沒有去探討如何改進現有社會環境是較可惜之處。

不過，依政府在最近連宋楚瑜辭職事件，已經事過將近十多來天，都無法獲得解決之道，其效率之差已經讓不少人大為搖頭，相對的要談如何改進其他人民其他民生問題，我看可能要等上十幾年才會見到初步的改善工作。

但基本上，要改善社會問題就必需從教育方面著手，尤其台灣經濟體系不健全所衍生出的種種社會問題比比皆是，皆是過去教育制度不良所致，所以現有台灣的社會是處於發燒期，如果連最基本的教育問題不做改善，恐怕台灣社會問題會發燒成「阿達」。

陳少廷：台灣會發生這麼多的社會問題，主要還是和過度重視經濟發展有關，加上台灣在發展中對社會福利制度並沒有做好完善的規劃，使百姓在過度追求經濟的路線中，發生侵越法律的現象，使貪汙等問題層出不窮，所以台灣才會被國際戲稱為冒險共和國或者是貪汙共和國之稱。

台灣未來社會問題會變成如何，是值得大家去省思，美國有一政治家即曾說過一句話指出「有道德的人，沒有道德的社會」，應該是未來台灣未來社會問題的最佳寫照；不過，不管怎麼，政府對於社會福利問題應該加以重視，不要把社會救濟等福利問題全都交給民間慈善機關去做，如果政府能落實歐美進步的社會福利制度，不僅可以減少因為經濟蓬勃發展所衍生的社會問題，也對於台灣要邁入二十一世紀新國家、新社會、新文化等氣息帶來一線光明。

（原載於1997年1月20日民眾日報）

望規劃百年大計的制憲會議

許世楷／台灣文化學院院長

在國家發展會議關於憲政體制民進、國民兩黨所達成的共識，引起民進黨內「一套西裝換四條內褲」和「一套破西裝換來四條鑲金的內褲」的評價爭論。「一套西裝」是指現有立法院對總統提名行政院長的同意權；四條內褲是指共識中：①立法院得對行政院長提出不信任案，即倒閣權；②國民大會對總統、副總統的彈劾權改屬於立法院；③監察院的審計權改屬於立法院；④立法院增加調閱權及各委員會聽證制度。以上是關於立法院本身權限的增減而講，沒有言及削減立法院權力的總統得解散立法院的新權限。

自由民主主義政府的設計最用心的是權力分立和其互相制衡，其中因為政治效果的直接性，立法權和行政權的關係最受注目。以立法權（立法院）對行政權（總統＋行政院）的制衡關係來觀察：

第一、取消立法院對行政院長的同意權，使總統的行政院長提名權變更為單獨行使的任命權。在現在的政情之下，某一黨或某單一政治勢力要控制立法院的過半數越來越困難，所以總統提名要得到立法院同意的困難越增加，取消立法院的同意權等於解除這一個困難。反過來看，國民黨一黨獨大時對立法院控制自如，同意權等於是儀式性權限，現在漸漸變成立法院在野黨實質性權限，即在朝者不得不尊重在野黨時，卻要丟掉該權限。

第二、所換來四條內褲的①倒閣權：即不信任案必須立法院的過半數以上才能通過，但是在上述政情之下將很困難行使。②彈劾權：彈劾（impeachment）和行使倒閣權的不信任決議（resolution of nonconfidence）不同，不信任決議是表示立法機關不信賴現任行政機關，要換人，理由是政治性的；彈劾是表示對某官吏，這裡是指總統或副總統有失職或違法行為時，要罷免或處罰之，理由是法律性的。反過來講，只是政治見解不同是不可以行使彈劾權；而且也需要立法院的過半數以上通過。換句話說，國民黨將需要過半數以上才能行使的權限，等於可看不可穿的這兩條內褲讓給立法院。

第三、③審計權：立法院本來就有預算權；理論上審計權附隨於預算權，屬於立法機關。尤其是監察院失去民意基礎以後，這一個權限遲早應該由立法院收回的。④調閱權及聽證制度：做為一個立法及監督機關的立法院，本來不只是調閱關係文件的權限，應該有更廣泛的調查權，而調查權就包括傳喚關係者使其做證言的聽證制度，這些權限理論上應該是屬於立法機關的。所以可以說，所換來的另兩條內褲是時勢所趨，遲早應該歸屬於立法院，不必付出代價換來的。

第四、立法權和行政權互相制衡的常道是一方有解散權即另一方有倒閣權，這是內閣制的特色；立法權、行政權互不侵犯，只以所司功能即立法、行政互相制衡，是總統制的特色，各有其整套原理。這一次的共識，即總統對立法院得行使解散權，但是立法院的倒閣權卻只對行政院長，而對總統只能行使法律性的彈劾權。總統具有憑一己判斷的立法院解散權、行政院長任命權，立法院卻只拿到受過半數以上的限制，等於不可能行使對總統的彈劾權。顯示這是總統有權無責的制度，有何制衡？這就是所謂雙首長混合制的混亂所致。其實這一次的憲政體制共識，說是採取什麼制度，不如說是在那裡做「西裝換內褲」胡亂政黨交易的結果。

憲政體制應該要站在國家長期展望之下規劃，但是國民黨政權一向沒有展望，只顧眼前，胡亂擺弄憲政體制，不著眼於規劃建立一個長久的自由、民主、公正、保護生態的政府。無怪乎朝令夕改，一兩年修改一次憲政體制；最離譜的一例就是這一次會議的共識之一：調整精簡省政府，凍結省級的選舉。因為省和中央政府管轄地域幾乎重疊，早就有廢省的聲音，至立法院總改選以後甚至也有立法委員的立案等。但是國民黨政權充耳不聞，兩年前逼著立法院通過省縣自治法，浪費龐大資源選舉省長、省議員，現在卻要凍結選舉，這是顯示國民黨政權的短視，連兩年後的展望也沒有。

台灣人民所希望的不是如國家發展會議之類的政黨胡亂交易，而是憑據民意追求理想規劃百年大計的新憲法制定會議。

（原載於1997年1月16日自由時報）

民主制度壓迫亞洲國家

陳茂雄／中山大學電機系教授

國發會後，政府體制成為熱門話題，在各種體制中，除了立法單位含有行政權，行政單位含有立法權的委員制與我們距離太遠，沒有討論外，其他內閣制、總統制以及雙首長制均頗有爭議，三種制度都有不適合在台灣實施的理由，它不是制度上的問題，而是亞洲國家的背景出了問題。

民主潮流東移衝破專制體制

自從新航路新大陸發現後，歐洲的霸權就向世界各地伸張，工業革命後，更產生新帝國主義，亞洲國家也成為被侵略的對象，在政治及經濟方面一直被壓迫。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這些壓迫相繼消失，但跟著而來的卻是民主體制的壓迫，亞洲國家原來均屬專制體制，也安定了幾千年，自從民主潮流東移後，才衝破這種體制，但由於背景不同，除了日本借用外力推動民主，且有相當成效外，其餘國家均出現相當大的阻力。

英國是民主國家的鼻祖，其所以能推動民主浪潮，主要原因有二：第一、歐洲社會比較有人格平等的思想，不像亞洲國家，國王往往被神格化。早期國王總攬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在國王被神格化地區，要衝破王權，的確不易。第二、英國王室只講血統，不問國籍，只要血統的條件符合，外國人亦照樣可當英國國王，王權因而容易轉移，例如喬治一世來自德國，而諳英國語言，也沒興趣主持內閣會議，而由首相主持。英國民主化的過程是漸進的，依當時的背景自然演化。英國人個性保守，且維持兩大黨競爭，加上倒閣權與解散國會權適切的互動，形成穩定的內閣制。

英國內閣制的國會與內閣是一體的兩面。人民選出國會議員，再由國會組成內閣，孟德斯鳩卻誤認為它是三權分立，乃著法意（spirits of law）一書，他在法國提出三權分立，但真正推動的卻是美國。三權分立的總統制所以在美國實施得相當成功的原因有四：第一、受英國民主理念的薰陶，不易產生獨裁者。第二、華盛頓是偉人，建立軍人不干政的風範。第三、美國人遵守制度，獨攬行政大權的總統不會利用公家資源建立個人勢力，不但不會形成利益共同體，而且還保持行政中立。第四、聯邦制國家，地方政府擁有相當大的權力，降低了行政首長獨裁的機會。很顯然的，美國能有成功的總統制，也是有它獨特的背景。

法國第三共和是內閣制，因倒閣權及解散國會權的互動不平衡，形成強勢國會，弱勢內閣，加上小黨林立，致使在六十多年中，內閣改組八十八次。第四共和雖增強解散國會權，但未充分發揮。在第五共和，增強總統權力，以平衡強勢國會，而形成穩定的雙首長制，也產生有權無責的總統，但法國民風自由，不受他人左右，不易形成利益共同體，有權無責的總統難以影響立法及司法權，也算是成功的體制。

台灣受到中國人治文化的影響，相當不守制度，而且追求特權的心態奇重，很容易形成利益共同體，若實施內閣制，必然形成分贓政治，政界乃以利益及意識形態為主流，而前者比後者還嚴重，政黨之結合非基於政策，而以利益取向。若實施總統制，由於未脫離人治思想，擁有行政權且對立法單位議決的法案有否決權的總統，將以利益共和體影響立法權及司法權，形成獨裁集團。法國第五共和雙首長制有內閣制及總統制的優點，但在台灣若推動這個體制，由於背景特殊，必突顯內閣制及總統制的缺點，形成分贓政治及獨裁政治。上述三種制度乃以總統制對台灣傷害最小，因為利益集團獨裁不同於軍事獨裁，輿論界的壓力及啟蒙工作，將促使利益共同體收斂，逐漸走入真正的民主化制度。

打倒了專制卻未建立真正民主

在人權之觀點，專制體制不是一個好制度，但在人治社會的亞洲，卻也使社會安定了幾千年。歐美文化入侵亞洲之後，大家只接受了民主制度，並沒有吸取民主精神，雖然打倒了專制，卻沒有建立真正的民主，造成社會的紛亂，這應算是歐美民主制度對亞洲國家的一種壓迫。

（原載於1997年1月25日民眾日報）

慎防混合制變成「擇其所需制」

陳鴻達／淡大講師

林濁水立委在元月八日對外公開表示：混合制是歷史處境的產物，大多數國家則因先天條件的限制，以致於無法像英美兩國一樣，實施純粹的內閣制或總統制。林立委對歐洲各國的憲政發展，有深度的觀察，然而其接受混合制的論點，卻很容易被人利用，作為「擇其所需制」的合理化藉口。影響深遠，不可不慎。

所謂「擇其所需制」是指當局宣稱要引進某種制度，然而卻掛羊頭賣狗肉，利用眾人對該制度內涵不了解的弱點，大肆曲解該制度的內容，並強灌輸入為自己量身而訂的設計。利用易為人接受的制度名稱，來偷渡鞏固一己之私的制度設計。

以這次引爆渲然大波的混合制為例，國民黨自詡是本諸法國第五共和設計出來的。然而我們若仔細的審察可發現，國民黨只是斷章取義，擇其所需的片段規定而已。例如國發會中決議：總統任命行政院長，不需經立法院同意。然而在法國第五共和語，雖然憲法沒有明文規定總統任命總理需經國會同意，但實際運作上，總統一定要提名一個國會多數黨支持的人。也就是說當總統與國會多數黨屬同一黨派時，總統是該黨派的頭號人物，總理是二號人物。若總統與國會多數黨分屬不同黨派時，總理由國會多數黨第一號人物擔任。

此外，不管是內閣制國家的總理或是總統制國家的幕僚長，沒有不需經國會同意的。大概只有總統的機要秘書不需經國會同意。

至於國發會第二項決議：總統於必要時得解散立法院，而行政院長亦得咨請總統解散立法院，但需有必要之規範或限制。這又與法國第五共和憲法規定相距遠矣！法國總統需於諮詢總理及國會兩院議長後，方得宣告解散國民議會。在實際運作上，最近兩次的總統解散國會分別在一九八一年及八八年，而解散原因都是因為總統與國會的任期不一致，新當選的總統把任期過半，且敵黨為多數黨的國會解散掉。

前述兩次的解散國會皆為密特朗所為，他的正當性是為避免總統與總理分屬不同黨派，於是運用最新民意（新總統）來終結舊民意（任期過半的國會）。因為正當性十足，所以兩次解散國會後的大選，同屬密特朗的左派聯盟皆獲大勝。

與純內閣制或總統制相比，法國雙首長制複雜多了，但該制度不管是在監督制衡上，或是民意反映上，皆是遵循傳統的民主理論。因此我國若要全盤的引進法式混合制，本人也贊成。但若只是掛羊頭賣狗肉，混水摸魚的只擇其片面所需，那麼民主憲政將很難順利運作。

（原載於1997年1月12日民眾日報）

總統獨裁制要不得

張國興／日本久留米大學教授

為表示異議，建國會在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十四日至十五日主辦一場「台灣國家發展會議」，強烈主張「國家定位問題是台灣一切問題的根源」、「我們的國家是台灣」；以此挑戰中國國民黨政權所主導的「一個中國」、「兩個對等政治實體」歪論。

國民黨黑金統治下的「中華民國憲法」體制，在九七年六月底香港主權被中國收回後，必定更難維持下去，於是李連政權不得不再一次演出體制「國家發展會議」（十二月廿三日至廿八日，國民、民進、新黨及其他人士共一七○人參加），以大拜拜方式通過事先決定的一九二項「共同意見」（其中一三四項為經濟發展項目），想由此確立台灣總統獨裁制。

恐怖的貪污共和國

國民黨的黑金本質已為國際社會所認識。所謂ROC，已由RepubliC of China演化為ROCaSinO及ROCorruption，即賭博貪污共和國。對筆者這些六十歲以上的人而言，台灣社會之亂、治安之壞，實在最令人痛心疾首。經中國國民黨「人治文化」的洗腦，台灣住民已大量香港化、中國化，台灣社會越來越沒有安全感，台灣人的國家意識含糊不清，情況越嚴重。

貪污是中國官場的特質之一。連比較清廉的日本高官，九六年也爆發「絕對的權力絕對腐化」的眾多貪污事例。台灣的情形呢？在「國發會」大拜拜期間，先後有前台中巿長張子源（中油董事長）、前台中巿議長林仁德（省政委員）因八期巿地重劃弊案，涉嫌圖利二五、六億元而被訴（十二月廿日），檢方求刑六年。屏東縣長伍澤元等人因四汴頭工程弊案，收賄二億多元，伍被板橋地院判無期徒刑（十二月廿三日）；同案另有李登輝送過「功在黨國」匾額的國光公司負責人鍾太郎，因潛逃國外而被通緝。桃園巿長李信宏涉嫌收取二千多萬元回扣，被檢方起訴求處無期徒刑（十二月廿六日）。屏東巿長黃清漢涉嫌卅五件工程弊案，被求處無期徒刑（十二月廿七日）等，不一而足。這些人都是「國王人馬」，哀哉！繼九○年之後，於九六年十二月底召開的第二次全國治安會議，更反映出台灣治安已壞到極點。

依警政署統計，刑案發生率由一九九○年的每萬人四二、四八件，增至九五年的七六、二七件；犯罪人口率由九○年的每萬人有四二、八七個，增為九五年的七三、三五個。警察機關處理強暴案件，八九年為六○五件，九五年增至一一三九件，其中被害女性未滿十八歲者，多達八二九人，真恐怖！

分析法務部統計資料，可發現刑案總數由九○年的八五、九四五件，增至九五年的一六一、八一○件，速度驚人；尤以搶奪案由九一○件增為六、五四九件，煙毒案由一、○五三件增至九三年的一三、一六○件及九五年的五、五五二件，最具有警示意義。

應召開台灣制憲會議

在此惡劣的社會背景下，國民黨召開為其政權背書的「國發會」，建議總統不經立法院同意就可任命行政院長、總統得解散立法院，立法院有審計權、總統彈劾權；凍結國代及省級選舉、國代由政黨比例產生；鄉鎮市長官派；法官應退出政黨等等。

其用意在於想建立「中華民國在台灣」之總統獨裁制，這是大多數台灣住民無法接受的一種政治設計。

吾人基於「人民自決權」的世界潮流，認為「中華民國憲法」體制與台灣住民的政治選擇無關係，台灣住民有權利召開台灣制憲會議，決定未來的台灣政經文化制度。

台灣宜選擇總統制，行政院長及各部會首長人選應經國會同意，採行台灣國中央政府、縣市、區鄉鎮村。原住民自治政府三級制，各級政府首長及議員均應直接民選；總統及國會議員任期四年，連任期數應作合理限制；法律明定地方自治政府財源；司法獨立、大法官於國會大選時應接受選民的信任投票；國會為一院制；建立對各級政府及議會的監察制度（Ombusman）；住民每廿萬人選出一名國會議員。

根據上述認識，在未能召開台灣制憲會議之前，應朝下列方向努力：廢國代、監院、考院、省府會；開發台中為未來的台灣首都；制定「政經資訊公開法」、「公民投票法」、「各級監察制度法」。中國人不要基本人權，那是中國人的事。

台灣人要人權，就必須建立受國際社會承認的台灣國。台灣建國並不意味「省府」級公教人員統統失業，台灣政府應僅量予以就業機會。但台灣議員人口密度世界最高，這點非改革不可。

（原載於1997年1月18日民眾日報）

淺釋國發會憲政共識的問題點

蔡茂寅／台大教授

靡資鉅萬的國家發展會議，在日前大張旗鼓的召開，轟轟烈烈的閉幕，並且出人意料地達成許多共識。其中憲政組的共識計分中央政府體制和行政層級兩部分，前者業因違反憲政學理而引起學界嚴厲的批評，後者則似乎較能博取一般的贊同，但仍非毫無問題。此次達成的共識，如若真能透過「修憲」的方式落實，則粗略計算之下，中華民國憲法中有關政府組織的部分，將幾乎全部遭到凍結，其條文數恐怕會達到一百條以上，占中憲比例的五分之三左右。如此情形，即令以增修條文的「修憲」方式行之，恐怕實質上都已有「制憲」之實。執政黨有無面對此種基於國民主權原理而來的制憲權之行使的現實，恐怕仍然難以令人樂觀。

凍結省級選舉乃向現實妥協

改革總是伴隨痛苦，因為它不免剝奪既得利益，改變舊有秩序。即以本次國發會有關行政層級的共識而言，停辦省長以及省議員選舉，即遭到來自省府以及省議會的強烈反彈，甚至演變成省長宋楚瑜辭職抗議的風波。但是平心而論，廢省在台灣的政治現實下，本有其急迫的必要性，只因意識形態的糾葛，遂退而求其次．而以「凍結省級選舉」作終。此種作法乃是一種與現實妥協，不得不然的最小限度改革，不知反彈者除了政治上的欲求之外，還能提出什麼具實質說服力的理由？

再以停辦鄉鎮巿級選舉而言，因為「省縣自治法」的公布實施，才被正式賦予合法地方自治團體地位的鄉鎮市組織，此次所以遭到「剝奪自治權」的嚴厲處置，除了提高行政效率的中性考慮之外，最大的原因還是在「黑道橫行、金權當道、選風敗壞、派系把持」的癥結點上。然而．停辦選舉固然是對抗選風敗壞、派系把持的一劑特效藥，對於黑道橫行、金權當道則並不能收戢止之功。質言之，只要黑道的資金源不被斬斷，要遏止黑道的惡勢力即屬緣木求魚；即令廢除鄉鎮巿級選舉，黑道勢力經過整編之後將會往縣市發展，只要黑白勾串、肥私害公的基本構圖不變，則黑道勢力進一步坐大，牽制地方的惡夢殆將不遠。因此其回歸立法院不會引起爭議外，其餘各項共識可說均是問題重重。

首先，就總統可解散國會，不經立法院同意而任命行政院長，而立法院可行使倒閣權之點而言，此種設計雜揉總統制和內閣制的特色，鎔於一爐而治之，明顯的是一種大雜燴，其不合學理之處實無待乎批駁。單以總統可解散國會一點而言，吾人實難想像民意基礎不同的兩種機關，竟可任令總統質諸民意追究立法院的民主正當性，此寧非咄咄怪事？再以立院的倒閣權而言，既然此後行政院長之任命不必經過立法院的同意，行政院長對立法法院負責的設計也必然會有所更易，此時的倒閣權有何意義，即不能令人無疑。要之，此次國發會的共識可說是進一步的推進了「混合制」（或稱「雙首長制」）的建構，對總統擴權有推波助瀾之效，允宜廣受公評！即以混合制的母國法國而論，當初制度的起因，也是迫於政治現實所致，該制度雖然沒能根本廢除，但在法國廣受批評早已是不爭的事實，不如為何我們還要堅持取法乎下！

審計權歸屬立法院並不完美

其次就審計權的歸屬而言，不論審計權歸屬何方，重點都是在必須維持其行使職務的獨立性與公正性。目前因為決算的審核與到立院備詢的責任都落在審計長身上，遂造成執行預算的行政院反而不必對立法院負起決算責任的弊端，改革之道有將審計部歸屬立法院與行政院兩種選擇途徑。將之歸屬立法院，從對財政作用的民主統制觀點來看，似乎還不是最佳的選擇。

（原載於1997年1月4日民眾日報）

一套美中不足的憲政共識

游盈隆／東吳大學教授

國發會決議成果令人嘖嘖稱奇

甫落幕的國家發展會議，在短短五天當中，就三大議題共達成九二項共同決議，單就數量來說已足以令人嘖嘖稱奇。惟就質的觀點來說，對台灣未來會發生最重大影響的，實乃國民兩黨的憲政體制部份所達成的改革共識。國、民兩黨這套憲改共識的意義為何？它對台灣現實政治的影響是正面的多一些，還是負面的多一些？都很值得做一個審慎且持平的評估。

在國發會達成的多項憲改共識中，最關鍵的是以下五個方面：第一、中央政府體制的重整；第二、建立全國性公民投票的制度；第三、精簡省府功能，凍結省級選擇；第四、取消鄉鎮市級民代選舉，以及鄉鎮市長改為官派；第五、中央民意代表選舉制度改成「單一選區與比例代表並行的兩票制」。現且針對中央政府體制的部份略作分析如後。

重整後政府體制多了三個特質

明顯地，重整後的中央政府體制，增添了法國第五共和「半總統制」或「雙首長制」的三個重要制度特質：(1)總統任命行政院長不需經立法院同意；(2)總統有權解散立法院，但須有一定的規範與限制；(3)立法院得對行政院長提不信任案，也就是說有倒閣權。若純就學理來說，這樣的制度設計確實有助於化解可能出現的行政與立法部門的僵局。由於立法院擁有完整的行政院長的人事任命權，但實質上必須提名一位能立法院多數人接受的人選，否則，只是徒增政局的紛擾與動盪。對總統不見得有好處。當然，總統也可能斧底抽薪，適時解散國會，訴諸民意重新選舉。但一來總統的解散國會權的行使應有嚴格的管制，例如法國第五共和憲法明文規定，總統得解散國會但一年不得超過兩次，如此避免了總統可能的濫權；再說，選舉結果往往是不可測的，總統一旦解散國會並重新改選，無異是一場豪賭，賭贏了固然可增強總統的聲望和權力基礎，賭輸了則成為破腳的、弱勢的總統。因此，儘管總統擁有上述憲法權力，但在正常情況下不會輕易動用。就解決行政與立法部門的憲政僵局而言，法國式的「雙首長制」顯然優於美式的「純總統制」。如果再進一步考慮台灣當前多黨政治的複雜性，及其可能造成的經常性立法行政僵局，那麼，某種兼顧分權與制衡的健全雙首長制應是合理的選擇。

假如我們接受上述的論斷，是否意味著我們應全盤接受國民兩黨所達成的那套憲改共識？答案是否定的。理由是，國民兩黨所達成有關中央政府體制的共同意見並不等於我們所說的「一個兼顧分權與制衡的健全的雙首長制」。一個兼顧分權與制衡的健全的雙首長制，不但要有一個強有力的行政權，也要有一個強有力的國會。但在國發會所凝聚的憲改共識中，仍不足以建構一個能夠監督、制衡龐大行政權的強而有力國會。這是因為國民兩黨的憲改共識，基本上是一個妥協的產物；民進黨在一定程度上遷就了李登輝的改革包袱，維持了形式上的五權憲法體制。結果，立法院雖被賦予了多項新的職權，包括倒閣權、審計權、調閱權、和對總統、副總統的彈劾權，但距離完整立法權的建立仍有一大段差距。

從另一個角度說，假如未來的國會是個一院制的國會，因監察院和國大皆已廢除，新國會的名稱不管是不是叫立法院，它除了擁有目前立法院的各項立法權力外，再加上完整的調查權、修憲權、彈劾權（彈劾對象不僅限於總統、副總統、還包括各級政府官員、司法官等等）、和部份人事同意權（如大法官、大使、情治首長等），那麼新國會才足以和行政權分庭抗禮，到那時，一個兼顧分權與制衡的健全的雙首長制或「半總統制」本可望成形。這是我們所期待的。遺憾的是，國民兩黨的憲改共識雖然建立了正確的大方向、大原則，但距離理想的、具體可行的憲政體制仍相當遙遠。有待努力之處仍多。

最後，除了中央政府體制的共識外，國發會其他四項重要的憲改共識，有些應得到適度的重視與讚揚，有一些則應被嚴重的質疑。例如，以後全國性的重大事務可以直接由公民投票決定，這等於是落實台灣反對運動的傳統訴求；精簡省府功能，凍結省級選舉，亦可看成是往「廢省」及鄉鎮市長改為官派等措施，雖容或有爭議，但在面對數十年來遭黑金勢力扭曲的台灣地方政治問題時，此一非常手段應有其正面意義才是。

憲改共識 人民須睜大眼關注

在國發會的憲改共識中，人民必須睜大眼睛去關注的，其實是中央民意代表選舉制度；它的重要性不下於中央政府體制的選擇和廢省議題。目前在這項議題上的共識只有一項，就是「單一選區與比例代表並行的兩票制」。但政黨比例佔應選總額多少，並無定論。國民黨目前主張百分之二十由政黨比例產生，其他百分之八十由單一選區產生。這當然是基於黨整體利益的考慮，但卻不利台灣整體民主政治的發展。可預見的，這項問題很快會成為各黨的決戰點，因為選舉制度的選擇會決定政黨的力量與命運。我們認為若考慮台灣整體民主的穩定與發展，單一選區和政黨比例應各佔百分之五十較合宜。

（原載於1997年1月6日民眾日報）

　

　

誰是國發會真正的贏家

陳少廷／政大國關中心研究員

李登輝總統在國發會閉幕前夕，設宴款待與會代表。他在致詞時說：「這次的國發會是，中華民國有史以來最成功的會議」，並稱中華民國三十年後的發展和成果，要靠此次國發會所獲得的共識。最後李總統以感性的口吻說，他要乾三杯以感謝大家，「因為三十年後我可能看不到了，但大家一定看得到！」

李登輝給予國發會如此高度的評價，並喜形於色是理所當然的，因為他實際上是國發會這場超級政治大戲的導演。所以，就個人而言，李登輝是國發會的大贏家！

立院只能倒總統「分身」不能倒他「本尊」

順從李登輝的意志所精心設計的「改良式混合雙首長制」，賦與總統大權，今後他任命行政院長不需立法院同意，還有權力解散立法院！雖然立法院也增加了倒閣權、審計權、調閱權、彈劾正副總統之權，但卻失去了閣揆同意權。誠如立委沈富雄所言，這好似立法院以一條長褲換來四條小內褲，得不償失。復因總統有解散立法院之權，這使得倒閣權、彈劾權形同虛設，因為立法院只能倒總統的「分身」，不能倒他的「本尊」，猶如「隔山打牛」，制衡不了總統，於是總統乃變成超強總統！

凍結省長選舉是國發會最突出的結論。「廢省」是民進黨一貫的主張，諷刺的是，此次「廢省」之議係由國民黨的「層峰」所發動的。眾所周知，宋楚瑜是李登輝的「愛將」，而凍結省長選舉，其實際的政治意義是「廢宋」。準此以觀，宋楚瑜無疑是此次國發會最大的輸家！

如就各政黨的輸贏而言，新黨顯然是最大的輸家。新黨原本想發揮「關鍵性少數」的角色，但在發現國民兩黨已取得「妥協」之後．便知道大勢已去，於是匆匆宣布退出，以便為日後餘留抗爭的空間。對李登輝來說，新黨之退出席在其意料之中，也是他所希望的，因為只要拉住民進黨為他背書，結成穩定的多數，形成社會主流意見，則新黨將毫無反撲的能力。

許信良對國發會的成果也感到相當滿意，認為是「雙贏」。平心而論，民進黨此次「以小搏大」，取得國民黨相當幅度的讓步，吾人應給予肯定。凍結國代選舉、削減監察院權限，使國大與監院形同虛設；並增加立法院權限，使我國憲政體制朝三權分立的「單一國會」發展。對黨營事業，雖未能達到全面禁止、沒收清算黨產之目的，但也訂定了不得經營壟斷性事業、承接公共工程、參與政府採購及赴大陸投資的四項「禁止條款」，達到消極防弊的作用。在兩岸關係方向，雖未能強烈主張兩岸為國際關係，但在「共同意見」上未讓國新兩黨所希望的「一個中國」、「統一」字眼出現，並力言台灣並非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建議設立兩岸關係決策諮詢機構，其確保「台灣安全」之苦心，值得稱許。

國民兩黨是否「雙贏」尚言之過早

然國發會所達成的「共識」，對國民兩黨是否為「雙贏」，現在言之似嫌過早，因為這些「共同意見」尚需經由修憲修法才能落實。這中間還有很大的迴旋空間。目前國民兩黨內部對國發會的結論，都有相當的反彈聲音，如果黨內不能形成「共識」，則將來在修憲時，可能一敗塗地。所以整合黨內不同意見。允為國民兩黨主事者的當務之急。

監督李登輝勿讓「改革火車」意外出軌

李登輝在國發會的閉幕會上宣布，總統府將成立國家發展諮詢機構，設立憲政體制、經濟發展和兩岸關係三個研究小組，必要時將再增設其他小組，適時邀請政黨及社會各界代表研商國家發展課題，凝聚共識，共謀對策。這一方面顯示李登輝有很旺盛的企圖心，要繼續主導國家發展。另一方面也顯示，李登輝已認識到「一人治國」、「一黨執政」的時代已過去，國家未來的發展，有賴全民的共識和協助，才能順利推行。

身為國民黨主席、蔣氏舊政權的繼承人，李登輝應為被改革的對象，但今日竟成為改革者。因之，我們希望在野的「台灣派」勢力，應整合所有的力量，監督李登輝，不要讓他所駕駛的「改革火車」中途意外出軌，以致無法抵達台灣人所嚮往的目的地。

（原載於1997年1月3日民眾日報）

廢省與廢中華民國

莊勝雄／中興大學副教授

台灣有個台灣省真是不倫不類，就像中國沒有中國省，加拿大沒有加拿大省，美國之內也不見有美國州，道理是很清楚的。台灣有個台灣省政府，就像人體內長了一塊瘤肉，割掉了，人自然會健康起來。

「中華民國在台灣」這個名稱，也是多了「中華民國在」這個累贅。在國際社會上，它實在是讓人感到莫名其妙。「蘇俄在中國」或是「美國在台灣」也許還有其歷史事件上的含意。中華民國在台灣應是指某一事件，怎會是一個國家的名稱呢？而這個名稱與事件混淆的國名，也浪費了多少的台灣人民的資源。試想想看，台灣的經濟發展，多靠國際貿易，每一貨品、每一文件，都要標示上這累贅的「中華民國在」（R.O.C in）。不只浪費時間與金錢，更混淆了所在國的辨認。常常變成是在替中共做宣傳。有多少的函件物品，因為R.O.C.的緣故而被送到中國，發現送錯，再轉回台灣。此單純事件所浪費的台灣資源便是難以估計。

我們知道，全世界幾乎所有的電腦裡頭，記年代是以公元的後兩位數來計算的。因此到了公元2001年時，會被誤認為是1901年。光要改現有的軟體程式，據估計要花費數仟億元。在台灣，死硬的中華民國派，硬是不肯全面改用公元紀年的方式來計算年代，我們沒辦法估計，台灣人耗費在那「中華民國」與「公元年」之間的換算，或者兩者重覆標示，耗費了多少的資源，消耗了多少台灣的國際競爭力。

台灣這幾年來，競爭力每下愈況，排名不僅落於四小龍之後，更是被許多東南亞的國家所趕上，不合理的國家組織架構，不合理的國家意識形態與名稱，即是阻礙進步的大關鍵。

合理的組織結構，合理的辦事程序與原則，才能增進效率，提昇競爭力。廢省之後，更要全面的消除中華民國所帶給台灣的意識形態遺毒與競爭力障礙。凝聚台灣國人的國家意識，才能在國際上爭取生存空間，獲得國際人士的尊敬與支持。那麼李總統先前所言，要帶領台灣人民走向光明未來，現在更說，要做心靈上改革的理想，才能畢其功於一役。

（原載於1997年1月11日民眾日報）

模糊共和國

沈長庚／台大數學系教授

去年年底所舉行的國家發展會議，在短短五天內，完成了一百九十多項的共識，效率之高可稱世所罕見。無論在憲政體制與政黨政治、兩岸關係、或經濟發展各方面的議題，均有相當重大的決定。然而最為在野勢力所關注的台灣國家定位問題，國發會僅在兩岸關係議題的共同意見中提到：「自一九一二年起，中華民國即為一主權國家；自一九四九年中共政府建立後，兩岸即成為兩個對等政治實體。」所以在此次國發會中，所討論的是兩岸關係，而不是台灣在國際間的地位問題。

一、台灣情結VS.李登輝情結

當李登輝先生成為蔣家政權的接班人後，因其為台灣人的第一位總統，台灣人情結立即發酵為李登輝情結。尤其在一九九四年，當李總統藉由日本作家司馬遼太郎之筆在「台灣紀行」一書中，透露出其為「台灣人的悲哀」後，更引發了無數中老年人的共鳴，也因此讓許多「統一派」人士將李先生歸類為「台獨份子」，更讓許多「獨派」人士將之視為「自己人」。近日台獨大老辜寬敏先生的公子辜朝明於會晤李總統後，更公開著文聲稱：「李總統比我父親更為台獨。」因此又再度引爆了舉國熱烈的關切。在這些熱切反應中，我們依然看到各說各話，有人說以身為台灣人的立場，他應該也會主張台獨；有人說他已經公開說明了那麼多次，「台獨是一條行不通的路」了，你如何還相信他是「台獨」？總統府也立即聲明，李總統是一貫「反對台獨」的。然而在二月初接受德國第一電視台訪問時，他又表明：中華民國是主權獨立國家，絕不接受一國兩制。我們的總統先生對國家定位就是這樣讓人迷惑。中華民國應稱之為「模糊共和國」。

二、模糊導致錯亂

可能是由於台灣社會的「李登輝情結」使然，他的「模糊主權觀」也成為台灣政界的「熱愛」。連一向被歸類為「急統派」的中國新黨，也漸改口為「台灣優先」，其立院黨團召集人周陽山先生於二月五日甚至公開宣稱，新黨「早已主張建立新而獨立的國家認同」。民進黨主席許信良先生更將「模糊主權觀」解讀為：一、政黨要執政必須掌握民意主流，台灣民意的主流在求安定與繁榮。二、台灣民意主流認為台灣要有安定與繁榮，須避免與中共正面衝突；要避免與中共正面衝突，主張「模糊主權」是必要的。因此他認為民進黨要獲得民意主流，進而取得政權，必須與國民黨一樣主張「模糊主權觀」，並與國民黨大聯合，否則民進黨不可能執政。民進黨此一轉型主張導致了獨派陣營的大混亂。

三、主權在民論

許先生對「模糊主權觀」的分析在某些方面來說是正確的，但他忽略了李先生常掛在嘴邊的「主權在民」。李先生繼承了中國國民黨的政權之後，自有其政治包袱；他有責任為國民黨保有政權，讓它繼續執政，執政須靠選票，選票須靠民意，這就是「主權在民」。現今會有很多人認為台灣要安定繁榮必須避免與中共正面衝突的原因是：因為台灣在五十年前誤認中國為祖國，在二二八事件之後，又經五十年的白色恐怖統治，而使一般民眾多少懷有懼怕戰亂的心理。

事實上，大部分居住於台灣的民眾不願接受中國的統治，是不爭的事實，這才是民意的主流。我認為民進黨要獲得民意的主流，取得政權，應該讓居住在台灣的多數人知道：為避免與中共直接衝突，而一味主張「模糊主權觀」，並不能為台灣帶來永久的繁榮與安定。李總統已經說了好幾百次「台獨不可行」，也無法讓中共不對台灣文攻武嚇就是明證。我的意思是說，如果「模糊主權觀」是台灣的民意主流的話，那是國民黨經過五十年的「施政」與「教育」而產生的，如果民進黨無法去破解它，而去與之聯合，可能民進黨不只在「十年二十年內無法執政」，而是永久的在野黨。

（原載於1997年2月14日自由時報）

誰都不能欺侮他

臧汀生／彰化師大國文系副教授

擔任民主電台義工期間，曾有一位鄉音頗重的「新住民」CALLIN，表示對執政黨的批判頗有同感，卻絕對無法接受「台灣獨立」的主張。筆者與老先生的部分問答內容節錄如下：

「既然您那麼熱愛大陸，當年為何捨得離開故鄉來到台灣？」「逃難嘛！你不曉得啊！共產黨太可怕了。」「在台灣這些年來，您覺得怎麼樣？」「比起大陸好多了，這兒真是寶島啊！」「開放探親後你回去過嗎？那邊怎麼樣？」「當然回去看看啊，唉呀，那邊差多了，住不慣，又回來了。」「那麼，您難道願意被共產黨統一嗎？」「當然不願意，要不然也不用跑到台灣來了。」「既然如此，您為什麼反對台灣獨立呢？」「就是不願意被他們統一，所以我們才堅決反對台灣獨立嘛！」「老哥！這樣不是很矛盾嗎？」「老弟啊！你太年輕，沒吃過共產黨苦頭，不明白啦！共產黨太可怕了，台灣要是獨立，他們一定打過來，台灣這麼小，打不過他們的。」「可是，老哥，過去你們不是一直說要反攻大陸、消減共匪的嗎了？」「唉呀老弟！那時候我們有老美撐腰，他們不敢打的，我們只是喊一喊嘛，怕什麼？」「那麼老哥，讓我們打開天窗說亮話，您反對台灣獨立，就是因為鄉『怕』對不對？」「對！我們就是『怕』！唉呀老弟，你不曉得戰爭有多可怕啊，共產黨真是狠啊……」「老哥，最後問您一句話，假如老美撐腰，或是老共同意，或是聯合國出面保證尊重台灣公民投票的選擇，您會不會贊成台灣獨立？」「這樣子當然贊成，不過，這是不可能的嘛，對不對？……」

中國新黨其實就是主張「兩個中國」

一般說來，主張台灣獨立的人，往往對中國新黨立即三通的急切，懷有「裡應外合」的「吳三桂」疑慮；對台灣國民黨欲獨還獨的猶豫，深恐淪入時不我與的「香港化」下場。當然極少數政客或許基於政治利益，無所不能為；但是，我們寧可相信表面捍衛「中華民國」的中國新黨，其實就是主張「兩個中國」；而號稱「中華民國在台灣」的台灣國民黨，則是以兩個中國為過渡的「一中一台」。說得清楚些，堅持「中華民國」四個字的目的，還不是希望能夠「獨立」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外？只不過以「中華民國」所隱含的「中國」二字，冀望免於激怒中華人民共和國而引來武力進犯罷了。而昔日一向主張台灣獨立的民進黨竟然宣稱對台灣安全也有責任，而同意「自一九一二年起，中華民國即為一主權國家；自一九四九年中共政府建立後，兩岸即成為兩個對等政治實體。」隱含「兩個中國」或「一國兩府」的所謂三黨共識；則顯然是為了追求選票的成長，執政的機會，而附和國新兩黨，和大多數台灣人民對中國武力犯台的恐懼，委屈求全苟且偷安的心理。

恐懼之下畏言是非的社會大眾，尚且情有可原，掌握政權唯恐變動的執政黨，迎合人民的恐懼，也還可以諒解；但是，做為沒有包袱的在野黨竟然未能負起堅持是非，鼓舞人民的天職，未免太沒有格調。擺在跟前的是，中國已經明白宣示對台動武的「四個條件」，除了「台灣獨立」之外，還包括「兩個中國」、「一中一台」、「無限期拖延」；則所謂「中華民國」的堅持，「中、長程國統綱領」的規畫，難道不都是中國武力犯台的條件嗎？製造恐懼的政客只為維護可能利益而中國卻仍然沒有動手，則所謂條件說不過是「不能也，非不為也」，色厲內荏的藉口爾。因此，我們可以說，接受恐懼教育的人民或許是真恐懼，就製造恐懼的政客而言，充其量只是維護或謀求可能利益的藉口吧！而由「廢省」退而為「虛省」，再退而為保留恢復省級體制可能性的「凍省」，竟然都反對的個人與政黨，簡真連「藉口」都夠不上邊呢！

（原載於1997年1月9日民眾日報）

國發會與黨營事業

張清溪／台大經濟系教授

去年年底舉辦的國家發展會議，在原擬議題中並無黨營事業。但在民進黨內部討論，以及國發會籌備會議中，黨營事業逐漸成為「經濟議題」的核心。國發會經濟發展議題最後的總結報告，達成有關黨營事業的「共識」，是在「其他有關經濟發展的問題方面」所謂的「四不」，即「黨營事業不應從事壟斷性事業之經營，承接公共工程、政府採購及赴大陸投資。」原來在總結報告之前的版本中，尚有「其他意見」（即未達共識的個別意見）的「成立黨產清算委員會」，不知何故，竟然未出現在最後的版本中；據負責協調的林忠正委員與陳文茜女士所言，最後協調時大家專注於「共識」部分的文字，沒想到不需要國民黨背書的個別意見竟遭暗算。不少朋友警告我，這樣的國發會結論，是不是反而替黨營事業「漂白」了？為此，有關國發會與黨營事業的關係，有必要做個澄清。

　

政黨不應經營營利事業

政黨不應經營營利事業，就如同國發會上彭百顯委員再三強調的，其理由也是三歲小孩都可明白。我們從「公職人員財產申報」的觀念，即可清楚其間「舉輕明重」的道理。根據〈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為端正政風，確立公職人員清廉之作為，建立公職人員利害關係之規範」（第一條），因此，省市長、省市議員以上的中高級政務官及民意代表之財產，除了申報之外，還要強制信託（第七條）。為什麼要排除立法委員、政務官等人親自經營自有財產的權利呢？是不是我們先知他們操守有問題呢？不是的，而是因為他們有決策權力，倘若藉此而有內線交易或利益輸送，其防不勝防，不是司法所能偵查的，因此採用這種釜底抽薪之計。但是，相對於一向「以黨領政」的中國國民黨，其每週四中常會之決議「交由執政同志執行」的性質，比較之下，立法委員真是「小巫見大巫」。我們見微知著，理當限制政黨（特別是執政黨）經營營利事業。

國民黨沒有理由反對「黨產清算委員會」之設立

國民黨故意把別人的個別意見「成立黨產清算委員會」刪掉，就是不給別人表達個人意見的自由！其實國民黨沒有理由反對「黨產清算委員會」的成立。因為，儘管外界批評黨產應屬國家財產，應該還產於民，但國民黨一再辯稱其合法合理性。果真如國民黨所言，那何必怕成立「黨產清算委員會」呢？清算結果不正可以還給國民黨一個清白嗎？反之，如果黨產不清不白，國民黨還有臉來反對成立清算委員會嗎？當然，正因為它的不清白，國民黨才要暗算「黨產清算委員會」。儘管如此，善惡終須報，黨產之清算，或許時候未到，但也只是早晚而已。

國發會的共識無法落實

國發會上，雖然一堆官員、民代與商人不惜違背良心，維護黨產，但從徐立德第一次發言，就可清楚國民黨有意妥協。只是，誰都知道國民黨是不可能放棄黨營事業暴利的，因為那才是國民黨的命根子！也正因為如此，在「共識」筆墨未乾，黨營的中華開發就要率先染指高鐵，黨管會主委劉泰英居然辯稱，黨指派他當董事長的中華開發不是「黨營」事業、高鐵的BOT不是公共工程，還詈罵質疑者是得了「政治癡呆症」……。凡此種種，只是凸顯國發會的四不，原本就是聾子的耳朵，擺著好看。否則，「四不」要是認真執行，黨營事業必然關門大吉─君不見賺錢的黨營事業，那一個不是「壟斷性」的特權事業？最近剛成立的「北誼興」桶裝瓦斯黨營事業，可以無理漲價；若非壟斷，豈有此能耐？

黨營事業仍然是台灣的政經之癌

國發會有關黨營事業的共識，最多只有象徵性的意義，原本就不能解決黨營事業問題。不但如此，除非國民黨下台，上帝也解決不了黨營事業問題。這無關乎國民黨主管頭腦清不清楚，也不是他們有心無心；任何人只要進入國民黨決策核心，就馬上維護起黨營事業，因為那是國民黨的命根子。

只是，執政黨的黨營事業，絕對是台灣政經發展之癌。近日國民黨發放年終獎金，有超過半年薪水的，連虧損的景德投資也超過公教的一個半月。據說是因為整體盈餘超過七十億元，創造了歷史性的新高。相對於近年台灣景氣不佳，國家稅收嚴重不足、百業蕭條、失業率也達十年來的新高，為什麼黨營事業盈餘仍然滾滾而來呢？這樣損國利己的中國國民黨，為什麼台灣人還讓它萬年執政呢？

（原載於1997年2月5日自由時報）

國發會之後經濟發不發？

王塗發／中興大學經濟系教授

熱鬧滾滾的國發家發展會議（以下簡稱國發會），在國、民兩黨協商下，終於落幕了。有人認為民進黨是此次國發會的大贏家，其實不然。誠如蕭萬長所言，一切幾乎都按國民黨的底稿上演。因此，應該是國民黨大獲全勝。不過，無論是民進黨贏或國民黨勝，都不重要。我們所關心的是：台灣人民是否贏了？台灣的經濟是否會因而發展得更好？

看不出國民兩黨真正拋開私利

台灣在過去一年來景氣低迷，除因中國導彈威脅外，實肇因於行政效率低落、土地取得困難且地價偏高、黑金治國、黑道猖獗、治安敗壞、公共設施不足、不少投資機會被黨公營事業所壟斷……等因素。而這些大多屬於非經濟因素。難怪經建會主任委員江丙坤會大聲疾呼，要掃除非經濟因素，以提升國家競爭力，並贊成省虛級化，以簡化政府層級，俾提升行政效率。然而，由國發會經濟發展組所獲得的一百三十四項「共識」來看，雖有不少值得肯定之處，但實在看不出國、民兩黨真能拋開私利，而以大破大立的精神，大刀闊斧地改革，以解決上述非經濟因素問題。

以土地問題為例，癥結在於土地取得困難且地價偏高，導致企業經營成本偏高，而影響企業投資意願。國發會的「共識」要健全國土規劃體系，以促進土地合理利用，以及加速清查與處理被占用公有土地及未登錄土地，原則上雖然沒錯，但卻仍無法解決地價偏高而導致投資意願不振的根本問題。我們認為政府若有決心與魄力，只要將原本屬於全民所有的公營事業土地收歸國有，然後統籌規劃，以「只租不售」的方式，長期出租給有心留在台灣投資經營的廠商，作為建廠用地，即可根本解決土地問題。如此將國有土地的所有權與使用權分開處理，不但可以有效降低企業之生產成本，有利於提振民間投資意願，而且有助於充裕國庫，同時還可減少公營事業民營化的阻力，並避免民營化淪為財團化或黨營化的弊端，可謂一舉數得。

公營事業民營化有跳票危機

原本應屬於全民所有的公營事業土地，若不能收歸國有，則國發會的另一項「共識」─「五年內完成民營化」，勢必大跳票。喊了數十年的公營事業民營化，迄今成效不彰，原因固然很多，惟多數公營事業擁有龐大的土地資產應是主要原因之一。由於公營事業土地資產雄厚，即使經營不善，仍可靠處理土地資產來美化帳面盈餘，致其員工抗拒民營化，甚至還可搬出民營化會圖利財團之藉口。若公營事業土地收歸國有，則可消弭民營化可能圖利財團於無形，且可紓緩員工抗拒民營化之心態，自然可以加速公營事業民營化。此外，公營事業土地資產總值數以兆元計，若不先收歸國有，依目前民營化的釋股方式，果真在五年內完成民營化，則整個資本市場恐怕無法承受，其對總體經濟的衝擊實在非同小可。

台灣黑金治國與黨營事業有關

至於今天台灣之所以黑金治國、黑道猖獗、治安敗壞，追根究底，實與政黨經營營利事業大有關係。事實上，國民黨藉其長期執政之便，黨營事業專做獨占或寡占的生意，而獲取龐大的暴利。為了鞏固其政權，國民黨更不惜透過黨、公營事業之獨占經濟利益，攏絡、結合地方派系；選舉時即以地方士紳及黑道角頭為樁腳。地方派系則結合地方黑道幫派，以攫取不法經濟利益，而形成黑白命運共同體。因此，要掃黑以排除投資障礙，實應優先限制政黨不得經營營利事業。然而，在國民黨所主導的國發會中，卻未能對此項限制條款形成共識。此正足以顯示國民黨仍然缺乏改革的決心與魄力，而割捨不得此一龐大的經濟利益。由此看來，國發會之後，台灣的經濟是否會發展得更好，恐怕只有讓時間來檢驗了。

（原載於1997年1月4日民眾日報）

善用現有籌碼 處理兩岸問題

林向愷／台大經濟系教授

台灣國內反對台獨的團體或個人，向來都不願明確主張在所謂「中國統一」之前，台灣與中國是兩個擁有完整主權的政治實體。在一九九六年三月台灣首次總統大選後，「台灣是一個事實獨立的國家」的現狀成為朝野共識。朝野對未來國家發展方向的看法雖仍極為分歧，此種分歧狀態反而給台灣在處理兩岸問題更大的空間，更多的籌碼。

此次，國發會民進黨急欲擺脫「急獨」的形象，尋求務實的實質共識，朝野形成「自一九一二年以來，中華民國是一主權國家；自一九四九年中共政府建立後，兩岸即為對等的政治實體」的共識，此較前述現狀更為模糊，反讓台灣處理兩岸問題的空間愈形狹小。由於北京當局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不會同意對任何議題彈性或模糊解釋，除非如香港一般和中國訂定明確的統一時間表，不然北京當局不會給台灣在國際社會中任何空間。面對此種局勢，朝野應在現狀表述上力求明確，對國家發展方向採取彈性作法。反對黨應明確表述其國家發展的立場，為政府拉大更寬廣的處理空間；而執政黨應對不同的國家發展方向採取更包容的態度。而非如國發會朝野忽視各自在兩岸問題所扮演的角色，急切尋求實質共識，導致自我壓縮處理空間。

個別廠商依其企業發展需到中國投資，或基於商業利益要求三通，對台灣整體安全或未來發展都不會有立即而顯著的影響。但只要為數夠多的廠商都如此做，都有相同的要求，在兩岸定位不清的情形下，台灣整體安全與利益必然受到立即的影響。此時，台灣整體利益和廠商或產業利益就會出現衝突。也就是說，在兩岸關係未定位前即先行交流情形下，台商在中國經貿活動會產生外部效果，政府就有干預或介入的必要。過去，我們看到行政部門因未察覺外部效果的嚴重性而採取積極有效作法，造成今天兩岸經貿關係愈密切，政府與廠商看法愈分歧，政府處理兩岸問題空間愈小，所受的民間壓力也愈大。

沒有釐清定位之前，處理兩岸問題只有善用我們現有的籌碼：「國統綱領」三階段無特定時程的架構。在中國繼續否定台灣為一有主權獨立的政治實體，不承諾不對台灣使用武力和不在國際社會打壓台灣活動空間以前，兩岸還未達到進入「互信合作」中程階段的條件，三通自無可能。另一方面，「國統綱領」將「中國統一」設定為台灣國家發展既定方向。台、中雙方的經社條件仍未成熟前，統一並不符合台灣人民的利益，三通就成為台灣在處理兩岸問題的籌碼。更重要的是兩岸經濟發展已呈「我消彼長」的趨勢，若任此種趨勢發展下去，一旦中國經濟展現誘人的市場規模以及貿易機會，外國政府及廠商會因這些商機與利益而忽略台灣利益，則台灣在國際社會的空間會因中國經貿利益而被壓縮。

另一方面，過份依賴中國更迫使台灣經貿無法獨立自主，有礙現狀的維持，嚴重影響台灣的安全與利益。而改造國內經濟則是扭轉這個形勢的關鍵。

過去，朝野對兩岸問題看法相當分歧，其原因固在於朝野長期以來未認真找出尊重台灣人民意願的國家發展方向，一再以統獨做為選戰訴求，亦未尋求確立國家發展方向的程序。致使處理兩岸問題朝野互信基礎薄弱，並造成民進黨今日急於擺脫「台獨＝暴力」形象而在兩岸問題上尋求實質共識。

既然兩岸關係的發展並未採取「先定位，再交流」的模式，目前確保台灣整體利益與安全的作法應是朝野積極確立處理兩岸問題的程序共識。所謂程序共識就是「任何背離或改變現狀的兩岸政策，都必須經過民主程序認可，而國家發展方向的確立，則應在適當時機，交付全民表決。」，一個積極的作法是將此程序共識落實於「國家發展綱領」，並以此取代「國統綱領」。由於未預先設定時間表，僅對確立國家發展方向的程序做明確宣示。如此，方可重建朝野對國家發展方向的互信基礎；更讓北京當局了解到解決「台灣問題」不是由中國片面、單方面的意志所能決定，台灣問題應由台灣人民以民主方式決定；中國沒有直接決定權？由於這種程序共識尊重台灣兩千一百三十萬人的意願，一旦大多數人感受到「主權在民」愈強，個人行為將愈不會危害到整體利益。唯有如此，政府才有更廣闊的空間處理兩岸問題。

（原載於1997年1月9日自立早報）

引日本為台灣之戒

張國興／日本久留米大學教授

貿易順差首次高達二百億美元的一九八三年，日本政府答應至公元二千年時接受留日學生十萬人。八十年代後半，由於日圓大升值，股市房地產泡沫化，以中國學生為主的亞洲青年大量流入日本，其中不少人以打工為目的，留日學生由八三年的一萬人，增至九○年的四萬人。

但好景不常，九○年代日本泡沫經濟破裂，股價地價連年下跌，失業率九六年已達三％以上（以美國方式計算，為六％），日本的魅力減退。據日本文部省（教育部）統計，九六年四月底，留日外國學生共五二、九二一人，比一年前減少九二六人（1.7％）。日本物價世界最高，台韓等國理工科學生往美國跑，十萬留學生計劃，恐成劃餅。

日本政黨表現欠佳

與泡沫經濟破裂同時進行的是日本政黨的漂流和重組。八九年冷戰體系的結果，對台日政治來說，表示一黨獨裁制度的破產及政黨重組的開始。

九三年八月跳出中國國民黨的台灣「中國」新黨，在台金脈漸少，為爭相充當中國掮客而黨爭表面化。對不談台獨的民進黨失望者，也於九六年十月創立台灣「建國黨」，旗幟鮮明。

一黨獨大三十八年的日本「自民黨」，九三年七月大選慘敗，失去執政機會。此後由自民黨分裂出去的政客，或為選勝而組黨，或為爭取政黨補助金而另立門戶，黨名變來變去，有所謂日本新黨、先驅黨、新進黨、民主黨，而以太陽黨最為莫明其妙。各黨宗旨？日本國民率都不知其詳，因此大選投票率越來越低，九六年十月大選的投票率僅達59.6％。

政治如此，財經也半斤八兩。

壞帳拖垮日本經濟

九○年代台灣經濟成長率仍能維持六％，而日本以日圓計算時，九二至九四年度幾乎是零成長，九五年度僅成長2.4％。

日本金融機關盲目融資於日本國內房地產，將日本地價炒高至一個日本值四個美國，離經離譜太甚，以致九○年代泡沫經濟破洞，土地神話破滅後，日本經濟陷入失速狀態。日本金融界領導階層對呆帳的認識奇差，財政當局又不公開國家債務實況及銀行壞帳內容，結果使世人不敢相信日本財界的言行。九七年一月，日本股市及日圓也就雙雙重跌，大有拍賣日本之勢。

此一情勢，對韓國、台灣、香港都有驚示作用，吾人不可等閒視之。

日本壞帳的情形如何嚴重，可由下例看出。兵庫銀行在九五年三月決算時，列六百億日圓壞帳，但八月破產時呆帳則列一兆五千億日圓；九六年三月破產的太平洋銀行，壞帳由二五六億一下子增為一千七百億日圓，九六年九月決算時呆帳列四九四億的阪和銀行，十一月被勒令停業時，壞帳竟多達一千九百億日圓。

有此惡例在先，再加以九五年以來日本銀行重貼現率低至年利0.5％，日本錢被迫外流求高利，因此日本股市由九六年底的二萬一百多點，直瀉到九七年一月下旬的一萬七千多點，日圓兌美金，也由九五年四月八十日圓值一美元，貶至九七年一月下旬一二○日圓兌一美元。

財政赤字壓力沈重

大藏省（日本財政部）說日本只有三十五兆日圓壞帳，當然沒人相信。不過，日本個人金融資產多達一千二百兆，向外國債券投資逾七兆日圓，不折不扣是事實。

另一方面，九六年度國債及地方債高達四四二兆，外加國有鐵路舊債務等四十三兆，日本政府長期債務突破五百兆日圓大關，也是事實。九七年度日本政府預算案，看不出有心縮減債務負擔，四月起消費稅又要由三％提高為五％，難怪無人看好九七年的日本經濟了。

九六年十二月台灣房仲業比前年同月成長27％，九七年一月股巿恢復到七千二百點。但九五年六月多達一千億美元的外匯存底，九六年底仍未回復九百億美元大關，而且九六年還向中國投資19億美元，成長12％。日資外流的負面影響，可供台灣引以為戒！

（原載於1997年2月20日民眾日報）

反對廢省算什麼台灣情

陳儀深／中研院近史所副研究員

台灣省長宋楚瑜，以辭職的大動作來反彈國發會凍省的結論。溯自十一月初以來，宋楚瑜反對廢省的言論無奇不有，除了「相拄會著」、「不要先把人家的腳打斷，再跟人家比賽」之類的權鬥取向，就是以情感訴求為特色，例如「省長可以不做，但人不可以不做」、「一張票一世情」，吃台灣米長大「對台灣感情是以身相許」，首任民選省長處理凍省善後「情何以堪」等等。

如果我們不健忘的話，宋楚瑜是以反台獨的中國情起家的。一九七九年發生美麗島事件時，他擔任新聞局長，扮演吃重的打手角色；宣稱受傷軍警一八三人而民眾無一人受傷（翌日自立晚報報導「受傷民眾九二人」）；十二月廿八日在省黨部發表演講指責高雄事件是「由少數野心份子所製造」的暴力事件，並批評國外報刊報導不實，第二年夏天在耕莘文教院的演講，亦自我膨脹指責高俊明牧師保護施明德是「愛羊的牧人在家裡保護狼首，這恐怕也算不得什麼愛心吧？」其次，他在新聞局長任內推銷「龍的傳人」以致傳頌一時，一九八三年在國民黨中常會提出「中國非中共、中共非中國」亦令人印象深刻。擔任國民黨秘書長期間，輔選二屆國代的名言是：「台灣獨立後這張一千元的新台幣在國際上將成一張廢紙」。

宋楚瑜果真是擅長政治語言的大內高手，但最大的弱點是無法誠心面對台澎金馬這片土地和生息其間的人民，「台灣省」的存在完全是大中國制度或概念下的產物，選不選省長和台灣的民主發展無關，廢省與否應該回到地方自治的本旨來考量，如今的凍省結論或許挫傷了他的中國情懷，辭職就辭職，卻胡扯什麼台灣人的骨氣？

凡是有情的人都值得被矜恤，但明明是中國情卻要說成台灣情，這樣的矯情並不值得同情。

（原載於1997年1月3日自由時報）

人治國家與接班體制

陳茂雄／中山大學電機系教授

廢省問題，多數媒體已模糊了主題，將宋楚瑜塑造成被害者的角色，擁宋的政治人物也紛紛表態，這代表宋省長在台灣已培植出一股強大的勢力。擁宋媒體指出，要廢省，也應聽聽省長及省議會的意見，他們怎了解，聽取當事人的意見，就不可能有任何政革，當年開國是會議及大法官釋憲時，何曾尊重萬年國會的意見？廢省案的後續動作只不過是一場政爭，並非政策之相左，在人治的社會，政爭是必然的，在台灣，還未發生全面性的暴力介入政爭，已算萬幸。

郝柏村擔任行政院長初期，聲勢壓過李總統，有一大批老住民（戰前就居住台灣）政客積極投靠郝先生，這也是台灣人的特色，長期的外來政權統治，養成台灣人有奶便是娘的個性，只要有利可圖，可放棄理想、是非、意識形態等。郝先生當紅時，連學術界都有人卑躬屈膝乞求郝先生收編，郝先生拒收這些老住民政客後，他們才投奔李總統，當初郝先生若收編這些政客，李先生的政權恐怕不會那麼快就穩定下來。宋省長的政治智慧遠高於郝先生，他了解一個政治人物若不收編本土勢力，絕難成長，擔任黨職時期，他就積極培植個人勢力，省主席及省長任內，更利用公家資源，建立利益共同體，營造出浩大的聲勢，在國民黨中生代無人能出其右。

接班問題引起了這一場政爭，在宋省長心中，當年若非他在中常會發難，李先生接不了黨主席，更不能有今日風光的局面，算起來是李先生取得政權的第一大功臣，自己又有強大的政治勢力，取得接班地位應沒問題，因而在別人取得接班的地位後，頻頻砲打中央，就以財政收支劃分法為例，在省主席任內從不提出它不合理的地方，當了省長之後才發難，很顯然的，他認為以他對李先生的功勞及堅強的政治勢力，無法接受別人成為接班人，所以，利用廢省問題為引爆點發動政爭，廢省只是政爭之引信，並非問題之本體。

宋省長善謀，有高人一等的政治智慧，懂得如何利用公家資源建立政治勢力，可是出身世家，不甚了解台灣的政治生態。第二屆立委選舉時，與集思會的衝突就注定與國民黨主流派的疏遠，近日火爆的決定，更失去先機。雖然宋省長在政治圈已建立個人努力，但連院長也成功地繼承了國民黨的利益共同體。依台灣老住民的習慣，很容易被利益共同體收編，況且，有台灣情結的人，雖有很多人恐共，但他們反併吞的心態十分堅強。李總統與連院長喊出反台獨，台灣人仍然將他們歸類為「假統派」，但宋省長身分特殊，只要主張反台獨，民眾會將他列為「真統派」，只要拉長政爭的戰線，不利宋省長。

近年來宋省長的政治努力成長甚速，若他沈得住氣，不引爆廢省案，利用剩餘兩年時間，繼續以公家資源培植個人勢力，下屆總統提名之戰，鹿死誰手還未可知，但他提早與當權決裂，自行斷絕靈活資源，只要他的勢力被收編，則將淡出權力圈。

美國將總統制推行得相當成功，沒有產生獨裁總統，其原因，除了受英國民主思想薰陶以及出現華盛頓這等偉人外，美國人遵守制度是重要的因素。亞洲國家則相反，只有人治，不重視制度，倚賴聖賢來成就盛世，若腐化的人執政，就會產生亂世，盛世或亂世，乃取決於領導人，這種人治的國家就有接班的問題。以前專制時代，所謂接班，就是繼承武力，歐美民主思潮傳到亞洲後，只建立投票制度，並未消除人治思想，所以快速形成利益共同體，這個共同體仍繼續影響行政、立法、司法三權，雖有投票制度，但未脫離獨裁的氣息。所謂接班，就是傳承利益共同體，宋省長的廢省問題，只算是接班爭奪戰的引爆，並非政策的爭執，這是由獨裁走向民主的陣痛。

（原載於1997年1月7日自由時報）

歷史教訓是政治人物的借鏡

莊淇銘／淡大資訊所副教授

台灣省長宋楚瑜於日昨提出辭呈後，引發政壇震盪，台灣省議會決議要召開省發會及無限期休會至省長任職為止，來表示對廢省的抗議。一時之間，好像又掀起國民黨的流派之爭，同時，新黨亦前進中興新村舉辦演講反對廢省，再加上各種權謀說、鬥爭說，讓人民又彷彿聞到政爭的火硝味。有朋友問，會不會發生像以前一般的政爭，造成社會動盪，人心不安？回曰：不會，充其量只會產生一些小衝擊，不會有大政爭。友人再問，怎麼說呢？回曰：從歷史中找答案，此可從吾友吳錦發文中經常見到。

錯誤的政治制度是政爭的溫床

正常的民主國家，政黨透過民主的制度爭取執政，誰贏得多數民意支持誰就得到政權，乃天經地義之事。政治應該是競爭而非鬥爭，通常，政治鬥爭都是發生在政治制度上的權力，不是以民意做最後依歸的狀況。也就是說，不符民主的政治制度是政爭的溫床。以李登輝總統在第一次尋求連任時為例，那個時候由於總統是由老國代所選舉，而擁有選舉權的老國代，根本無法代表及反映台灣民意。所以當林洋港與蔣緯國搭配要參選總統、副總統時，由於可能得到多數老國代的支持，但卻因與當時的民意大相違背，因此才會造成國內延續數月之久的政爭動盪，更讓股市大跌千點以上。

而後，第二次稱得上政爭的是李登輝就職李煥辭行政院長時，於其時，老立委尚未退職，在立法院還是絕對多數，許多立委頻頻放話，若提名的不是李煥，則同意權將不會通過。在立委們的要脅下，亦持續一段紛擾政爭，最後李登輝在妥協下，提出郝柏村擔任行政院長才得到立法院的同意，但由於與民意有相當大的落差，遂引發反軍人組閣的遊行抗議。由上述例子可以看出，權力運作的機關代表性不足與民意差距落差太大，則容易引爆政爭，然，現階段的台灣權力機制中，幾乎都由民選所產生，當然也都會有來自選民的壓力與監督，因此要藉由任何一個權力機關引爆全面性的政爭，已不太容易。

省的政治權力尚差一截

在全面性的政爭不易產生之下，有那些位置之爭奪可能造成社會較大的動盪呢？就國家的權力機器來看，有兩個位置，一個是總統，另一個是行政院長，這亦可從前幾次的政爭得到驗證。因為國家的行政大權就落在這兩個位置上，其餘的位置在權力運作上並不是很重要。所以，吾人很難聽到說為了爭奪考試院長或監察院長而引發激烈政爭。

省雖然統轄了台灣百分之九十的地區，但是國家的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等權力全在中央且其所屬的縣市長亦各自擁有民意基礎，各有其權限，並不會像政府的官僚體系般必需聽從省的指揮。所以台灣省雖然名稱上掌管如此大的幅員，但是在國家機器的權力運作上，能發動的影響尚不足引以引爆劇烈的權力政爭。

逆民主大勢者，而今安在哉？

若從台灣民主改革的演進來回顧，當初推動民主改革的人士一一進入政壇帶領風騷，反之，捍拒改革的人士不管其曾否「權傾一時，大權在握」，終究在政治的舞台上被淘汰出局，想想，反對國會全面改選的，而今安在？反對台灣省及北高兩市開放民選的，而今安在？認為台灣領土包括外蒙古者，而今安在？反對總統直選的，而今安在？

在保守勢力如此龐大且國家機器的權力機關還是老國大老立委佔絕大多數時，這些運權弄勢的政治人物，只要違逆民主大勢的最後都淹沒於民主潮流中，試問，台灣省的權力怎與國家機器權力相提並論？再者，現階段的權力運作中保守勢力又剩幾許？是以想要頑抗廢省大勢的政治人物若不知悔悟，將來在歷史上，不過就是在上一段末再加上一句「反對廢省的人，而今安在哉？」罷了。

（原載於1997年1月7日民眾日報）

宋楚瑜辭職，何不成全？

林碧堯／東海大學化學系教授

一九九六年底，由總統府主導的「國發會」超級戲碼，經由體制外的「大和解」，形成了「四大政治共識」，即刻引爆了對體制內的「大震撼」。雖然對於「三民主義模範結構」的瓦解是全面性的，但是引爆中心卻在台灣的地理中心點──中興新村，震央也非省長宋楚瑜莫屬！

廢省，早成此次「國發會」的「共識」，居位國民黨中常委的宋楚瑜沒有「不知」的道理；不過在「國發會」期間，國民黨集中所有資源在台北，大意忽視了霧峰的省議會的「異常醱酵」。省長在面對省議員的「冷言冷語」也好，「熱心關切」也罷，正反雙向都進一步激起了「四百年來首位民選省長」的自尊心和湖南騾子脾氣。「層峰」（好個官僚封建用語！）關愛的眼神即使宋省長親赴會場作了「歷史見證」卻也漠然落空，帶回滿身落寞的落日餘暉，終於在十二月卅一日淚灑省議會議場──向其黨辭中常委，向行政院辭省長，為一九九七年掀起「體制改革」的新契機。國民黨中央承受了八級的震撼，民進黨終嚐「遺憾」的滋味，新黨那份「欲迎還拒」的中國情結則較為複雜，就是沒有「遺憾」！朝野共同反應是宋楚瑜終於搶佔了整個媒體的焦點─省長失蹤了！

「擁有四百萬民意」的宋省長在除夕夜失蹤後，一般猜測的「葉爾辛效應」並未發生，倒是震撼國民黨的宋楚瑜效應瀰漫了整個九七的元旦假期，雖然不是「戲力萬鈞」，但是地方與中央的攤牌，其劇情發展值得小老百姓拭目以待。

除夕夜，吳伯雄守候官邸，無功而返；黃昆輝和蔡璧煌也只能在媒體上尋找和放話。這些對宋而言，不只隔靴搔癢，甚至讓宋越聽越不是滋味，例如「已證實其為黨國不可多得之人才」─既是如此，又何以廢之；「勸宋省長相忍為國」─易言之，再待個兩年再說吧！這些「局外人」的「好言相勸」有如「火上加油」。林豐正即使「謹言慎行」，但身分已異，其黨中央日報即曰：「代表連戰前來慰留，辭意已堅的宋楚瑜，自不適合與他見面」：整個國民黨中央似乎已無牌可出，已往善當和事佬的「黨國大老」，這次個個噤若寒蟬，正值以宋係以「孤臣孽子」的心態作最後一搏，於是假期後的首條新聞即是「宋楚瑜最想見的是李總統登輝先生」，以免第三者將話誤傳，增加不必要的誤會。如比「效忠李總統」的方式，顯然與李總統的「改革」制度的美意，大異其趣吧！多次「變革」中，一些「不識大體」的「黨國同志」，其下場從李郝陳林，似仍不足為訓乎？看樣子，李登輝「主席」又要有「意外」的收穫了。

首次民選省長，動輒以四百萬民意自重，政界也一直以「葉爾辛效應」為慮；如今省長罷官，省民反而比國民黨中央鎮靜得多，「台灣省」並無葉爾辛的存在，國民黨文化下的選舉，進一步反映出選票和民意的差距，這也可能是李宋認知上的差異，以及導致心結糾葛的另外原因吧！因此即使省議會即將「有所動作」，充其量也只有「霧峰風波」罷了，「省發會」將進一步自暴其短──自欺欺人！宋省長所倚賴的四百萬「民意」，在此次攤牌中，顯然血本無歸，台灣的選舉文化足讓政客陶醉，也夠讓政客粉身碎骨吧！

這次省長和副省長辭職，新年假期後省長「請假」，台灣省政府實質上進入「虛級」的運作，這種「試驗」可以進一步印證「廢省」的正當性。「省政府」會群龍無首嗎？一個秘書長應足以應付；唯一無法運作的恐怕只有省議會吧？聰明的省議員最好提議「長期休會」，以免自取其辱。如此一來，正好是名副其實的「凍省」，為「修憲」鋪最好的途徑。李總統若能順勢運作，必將名利雙收，反對黨不上「和解桌」喝咖啡都有困難。剩下「歹剃頭」的只有建國黨而已！

綜觀此一政局的發展，李登輝總統極有可能發得「一桃殺三士」的戲劇性效果。站在台灣人的立場，若能擺脫國民黨的傳統思考邏輯，毅然接受宋楚瑜的辭職，重塑台灣的政治架構，這未嘗不是落實「憲改」的契機！

台灣，應該接受宋省長的辭職。

（原載於1997年1月6日自由時報）

解讀宋楚瑜「請辭待命」說

陳少廷／政大國關中心研究員

經過三星期的「閉關靜修」後，宋楚瑜終於決定銷假上班。在返回中興新村後，他立刻出席省政工作談話會，對省府同仁明志，並指出在長官不准他請辭的情況下，他不續假也不曠職，目前仍然處於「請辭待命」狀況，他的辭意並未改變。

但何謂「請辭待命」？既然已「辭職」為何要銷假「上班」？「待命」又在等什麼命令？一向以行事光明磊落著稱的宋楚瑜，也創造這樣模糊的名詞，讓許多人如墜五里霧中，不曉得他究竟在搞啥玩意兒？

宋楚瑜當然知道，省縣自治法第二條明定「省為法人」，法人是法律上的組織體，具獨立的法律人格，非如行政院各部會隸屬於行政院，部會首長要辭職，必須院長批准才生效。依省縣自治法之規定，行政院祇是省的「自治與監督機關」，故第六十條規定：省長辭職「應」辦理補選。（但所遺任期不足一年者，不再補選。）但第六十條只規定辭職應辦理補選，未規定如何解除其職務，其立法之理由係基於「省為法人」。再者，省長民選，祇有當選証書，沒有任命書，故省長一旦宣布辭職，即立刻生效，沒有長官准不准辭的問題。這與美國的州長宣布辭職就生效一樣，不必等總統的同意。

如果宋楚瑜要表示其辭職的決心，最乾脆的做法是，把戶籍遷出台灣省，六個月後自然喪失省民身分，屆時省長身分也將自動消失，誰也就無法教他「銷假上班」了。

宋楚瑜應知曉，他的辭職原初備受民眾的同情與支持，乃因他表現了政務官應有的風格。身為首任民選省長，在國發會討論「凍省」議題時，竟未被徵詢過意見，此讓他感到受盡侮辱，對玩弄權謀的卑鄙行為更為不屑。宋以辭職表示抗議，爭取一個人應有的人格和尊嚴，自然會受到民眾的同情和敬佩。

但宋楚瑜以乎並不清楚，「凍省」不僅是國民黨和民進黨的共識，而且已成為台灣社會的流共識。蓋無論從釐清國家定位、提升行政效率、消弭葉爾辛效應等觀點，「凍省」已是不可阻擋的大趨勢。這種情形，猶如以前主張國會全面改選、總統直接民選一樣，是台灣邁向民主國家所必須經由的政治改革。「順時勢者昌，逆時勢者亡」，這是國家發展「不易的真理」。如祇為保持個人的官位，而反對時代的大潮流，這將是必敗的。聰明如宋楚瑜者當然不會不了解其中的道理吧。

其實，李登輝總統才是國發會達成「凍省」共識的主導者，這個決定的背後，是否有國民黨中生代的卡位接班之政爭因素，身處國民黨權力核心的宋楚瑜自己最清楚。宋楚瑜一面痛訾有人在玩弄權謀，卻亦再三強調支持李登輝的改革理念，更是模糊了問題的焦點。而正由於把政爭與憲改糾纏在一起，所以乃有論者把宋楚瑜的「辭職上班」，研判為「縱虎歸山」？或「泥牛入海」？果如此，則吾人對我國的政治倫常和政治文化就深深她感到悲哀了。

宋楚瑜在發表「辭職演說一時曾強調，省長不需要同情，他辭職是求仁得仁、無欲則剛。他要表現咱台灣人所說的「骨氣」，要立下頂天立地的風格。這些言論確實令人動容。

然而在重返中興新村發表「辭職上班」演說時，他卻援引宋朝范仲淹「岳陽樓記」中的一段話：「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其實，宋氏不必有這麼多的「憂」，他應該了解，天底下絕無非我不可的事。明白的說，政務官只向政策負責，倘無法貫徹政策，就應該下台。至於政壇上有沒有宋楚瑜（或李登輝或連戰），太陽一樣從東邊升起，台灣的大地一樣欣欣向榮！

（原載於1997年1月26日民眾日報）

為宋楚瑜藉箸代籌

蕭家惠／嘉義農專教授

九六年最後一天，台灣省長宋楚瑜在省議會以「由首任民選省長親手處理凍省工作情何以堪」為由，突然宣佈請辭省長與國民黨中常委職務，消息傳來引起各界震撼，也令國民黨高層大為錯愕。於是各方試圖解讀宋氏辭職的動機：有謂宋氏辭職選在大法官會議解釋副總統兼任閣揆雖不違憲，卻與憲法本旨未盡相符的當天提出，不無以退為進，更上一層樓謀取閣揆的意圖；有謂為省長民選後之葉爾欽效應；有謂係對「廢省」等於「廢宋」之反彈；有謂在國發會中對廢省之議題，從未徵詢過當事人的他之意見，讓他對廢省之議無由辯說，置其尊嚴於不顧之抗議……等等。

觀之，台灣乃蕞爾小島，卻有舉世少有之四級政府，各級政府，尤其中央與省府之職掌及功能嚴重重疊，重疊之業務，增加了人事費，也膨脹了行政費用，更浪費了龐大的人才，致使行政效率不彰，阻礙了經濟成長。因此，為了提升國際競爭力、為了簡化行政層級，俾提高行政效率、節省開支、為了全民福祉，也為了確保台灣的永續發展，廢省確實有其必要性和迫切性，也是絕大多數台灣人民的共識。

但是，宋楚瑜請辭省長職務果如定案（辭職獲准或因遷移戶籍而生效），則依法必須於一定期限內舉行補選，而台灣為法治國家，理應一切依法行政。然而據選務機關估計，辦理省長補選將耗費五億元公帑，而各候選人之競選經貿總合也不下十億元，對目前經濟不景氣的台灣，必雪上加霜。何況誠如民進黨主席許信良所憂慮的，一旦辦理省長補選，將可能成為廢省的改革力量與反廢省的反改革力量的大對決，結果將造成社會的更大動盪及成本的浪費；而國民黨與無黨籍人士也有傾向不辦補選之共識。因而除了一向唯恐天下不亂、慣於煽風點火、趁火打劫的一小撮的某些政黨外，絕大多數熱愛台灣的人民，無分黨派都言行一致的懇切慰留宋楚瑜，以避免舉辦省長補選。

揆之近日發展，我們願意在此為宋楚瑜藉著代籌如下之愚見：

一、宋楚瑜為表達對李登輝總統改革之真誠支持，也真心珍惜與李登輝總統之「革命情感」，應在與李總統會面後，因已獲得適切的面子及尊嚴，而打消請辭省長與國民黨中常委職務。

二、國民黨在廢省的整個決策過程中，確實忽略了宋楚瑜的感受，這個決策瑕疵，應由國民黨負全責，宋氏如有不滿，則可以辭去國民黨中常委，去表現其風骨；而為避免造成社會之動盪不安，則不辭省長職務。

三、宋楚瑜如非並辭二職不可，則以其一向自承向全體省民負責，雅不願傷害台灣社會，則於辭去國民黨中常委後，儘速依法定程序親自辦理請長假手續，由政府指定確能貫徹廢省共識人士來代理省長，辦理凍省業務。如此，則依法有據，無需辦理省長補選，可以避免造成對國家、社會之傷害。對宋楚瑜來說，此乃上上之策，既已達成請辭之初志，也不違其一向開明改革之理念，更是國家社會之福，也是留名青史之舉，宋先生以為然否？

（原載於1997年1月14日民眾日報）

宗教交流？宗教統戰？

─正視中國「共產媽祖」登台巡境的問題─

董芳苑／台灣神學院

中國福建湄洲的共產媽祖─「天妃娘娘」（不同於台灣的「天上聖母」)，已經於一月二十四日登台入境。並且將在台灣做客百日，訪問那些願意捐獻一大筆新台幣給這位外來媽祖的廟宇。策劃此次，共產媽祖，登台壓境的台灣方面主導人有陳適庸、台南巿「大天后宮」主任委員呂松根，以及春池文教基金會秘書長黃靜。而中國方面的護駕人員則是具有官方身份的國台辦代表及湄洲媽祖廟董事長林文豪等近二十人之眾。據說那尊元朝出土的石頭媽祖本尊（自稱是元始湄洲媽) 凌風登台，因係國寶之故還必須中國共產政權的國務院批准。請來這尊軟身的「鎮殿媽祖」及其「媽祖御靈」 ，再加上那尊「石彫媽」國寶，主辦單位還給予投保中國的人民幣一千萬（約新台幣四千萬元) 。有趣的是：此次中國共產媽祖登台並非以「海神」本色「漂洋」過海而來，竟然是乘坐長榮航空公司的巨無霸客機騰雲駕霧抵此。

台灣方面的主辦單位一再強調，湄洲媽祖的登台是中國與台灣（兩岸) 之間的「宗教交流」。國內的各種大眾傳播媒體雖然提到「統戰」及「斂財」等等批判的聲音，卻多數做如是觀。甚至陸委會副主委許惠祐於丁丑年的元旦剛過之時，呼籲國人對於湄洲媽祖的登台應平實看待，也要摒除政治意識形態之考量，以期兩岸的善男信女藉此宗教交流活動來增加彼此了解。至於外傳之「統戰陰謀論」 ，民眾心中自有定見，故不必擔憂。事實上，中國湄洲媽祖登台巡境百日這件事，並非如同許惠祐所說的可加以單純化，只著重「宗教交流」，而不去考量「宗教統戰」的問題之嚴重性。因為對岸中國於湄洲媽祖出發之前擺明其政治目的是在：『宏揚媽祖精神，促進中國統一』。如此明目張膽的政治統戰口號，怎麼不教致力於維護台灣主權獨立的台灣人民擔憂呢？何況時下中國的共產黨政權根本沒有實質上的宗教自由，名義上有「湄洲媽祖廟董事會」之民間宗教團體組織，實際上均由官方主導與控制。試想，咱們這一群鄉愿難改奴性難移的台灣民間善信，一旦和那一隊喫媽祖飯做統戰秀的中國共產黨員相遇，在下委實想不通何從交流起？畢竟台灣與中國兩者尚處於敵對狀態，台灣人民不應該那麼健忘去忽視一九九六年初中國無情地以彈道飛彈射入台灣大門口「武嚇」之事。所以說，中國湄洲的「共產媽祖」登台百日其志不在於「宗教交流」，而是在於「宗教統戰」。當然主辦單位順便也要撈一筆新台幣百萬元贊助金，台北縣新莊「慈祐宮」就證實確有其事。這麼一來，中國的「統戰媽祖」又多了一個「斂財媽祖」的綽號。

嚴格來說，「中國媽祖」和「台灣媽祖」的神格是不同的，前者僅是保護彼岸人民的出海媽祖，後者則是與斯土先民在台灣開基落戶的移民媽祖。中國媽祖歷經宋、元、明、清各朝的封號，也只是玉女、娘娘、夫人、天妃與聖母而已，唯獨台灣媽祖於清康熙廿三年由施琅之奏請而被敕封為「天后」，比任何的一位中國媽祖都大。再加上「馬關條約」以後的百餘年間台灣與中國幾乎完全隔絕，時下的台灣媽祖已經不必在台灣海峽這道唐山過台灣萬分風險之黑水溝救苦救難，而搖身一變為工商業社會的「財神媽」了。因此其侍從神「千里眼」與「順風耳」雙手得捧著「金元寶」，藉以適應台灣社會之需求。此一事實，在於凸顯「台灣媽祖」的本土性格及「台灣化」之事實，也和那一尊保護中國共黨政權製造飛彈打壓台灣人民的「中國媽祖」全然不同。斯土斯民就是因為不明白個中道理，才會歡迎「湄洲媽祖」來矮化「台灣媽祖」。當筆者從電視媒體及報紙圖片目睹國民黨要員及民進黨縣長，恭敬地向湄洲來的「共黨媽祖」叩頭膜拜之時，只覺得“反共必勝、建國必成”的政治口號已經破功，他們真真正正已被中國共黨政權統戰去了。中國以「湄洲媽祖」統戰台灣之高招，於此表露無遺！關於兩國之間的「宗教交流」誰都不會反對，因為那是人類和平共存應有之趨勢。問題在於時下的台灣與中國正處於敵對狀態：台灣政府正忙於自保，中國鴨霸政權則要併吞台灣。台灣的宗教人很功利，一味想利用湄洲媽祖撈錢；中國的假宗教團體很政治，旨在利用湄洲媽祖統戰台灣。兩國的主導者既然各有目的，那會有什麼「宗教交流」可言？台灣的俗語說到“人是粧才美，佛是扛才靈聖”，所以「湄洲媽祖」不過是中國共黨政權造神運動的統戰工具而已，這和「台灣媽祖」被商業化的情形一樣的悲哀！凡是被獨裁政權所利用的神明都很可憐。中國的「湄洲媽祖」若真的要在此地做宗教交流的話，就得先認清自己在中國的處境，而後學習斯土的自由風氣。來日榮歸中國除了反共之外，也得和被壓迫的民眾站在一起，才算得上完成其宗教交流之使命。

1997年2月l4日于台灣神學院師廬

台灣，不需要「政治媽祖」

──正視北京「木馬屠城」詭計

林碧堯／東海大學教授

每年新年頭、舊年尾是全台灣媽祖信徒進香的季節，高潮多在媽祖誕辰前，形成了一股特殊的民俗文化，也是台灣特有的社區文化，構成民間交流互訪的鄉土活動，然而一九九七的「媽祖季」，卻顯得相當的政治化，因為湄洲媽祖元始金身，將巡台百日，部份媒體更以此作為「文化交流」的體裁，播報「祖國的信息」；同時再度掀起「香火正統之爭」，問題是現在的台灣需要「政治媽祖」嗎？

台灣媽祖是宗教信仰

媽祖，已成為台灣文化特色之一，全國估計有兩千多座媽祖廟，成為民間主要信仰之一；而且這項「廟口文化」更是沿海居民成長和傳承的主要動力。儘管媽祖如一，但已本土化的「媽祖生」都已具各地特有之社區特質，各地媽祖廟相互尊重，交流「刈香」。每年「大甲媽」的進香活動，更是台灣媽祖文化的典型。

不論如何，媽祖是台灣先民，棄國離家，橫越凶惡黑水溝來到台灣尋找生路的主要守護神，也是當時台灣人民尋求「自力救濟」的主要依靠；即使至今，相當多的台灣人民仍活在媽祖的保佑下，而不敢奢求國家存在的實質意義。這種現象可從媽祖廟香火鼎盛可以反映出來，各地媽祖廟無不以「黑面媽」自豪，例如鹿港媽的照片即以此特徵做為廣告素材。

至於各地媽祖廟之間的聯誼活動─刈香或進香，在信仰上確有「本尊」與「分身」之分；分身的每年「媽祖回娘家」也成了各地交流活動的主軸。以往北港朝天宮的進香活動成了造就北港發展的主要原動力，即使大甲廟亦以進香到北港為榮，不幸的是媽祖廟若成了「正朔之爭」，演變成「正副」、「大小」之辯，那也是媽祖「政治化」的開始，而「政治化」的考量就是「利益掛帥」，遠離信仰的表徵。北港朝天宮和大甲鎮瀾宮之間的「誤會」，導致疏離就是最好的見証與前車之鑑。可惜，政客們似乎樂此不疲，令人遺憾。

中國媽祖是政治產物

中國媽祖的出現，應在一九八六年台灣媽祖廟為爭「正統」而求助於「湄洲媽」開始的。根據造訪當地的「台胞」所述，福建人並不拜媽祖，因為他們用不著橫越黑水溝；根據報載，「台灣民眾每年到湄洲參拜的費用高達九到十五億元」，於是「湄洲媽」的分身應運而生，此即「紅面媽」（尚未沾到油煙和香煙）的來源。

顯然地，「中國媽祖」係應台灣信眾所產生，中國政府更於一九九二年十月四日發行了一枚媽祖特種郵票，這是標準的「政治媽祖」，其造形讓台灣人誤以為是觀音像。北港媽祖大樓的「分身」塑像，雖被稱為「白面媽祖」，但頗顯突兀，與當地社區文化亦格格不入！「白色媽祖」並未為朝天宮帶來彰顯「正統」的地位，反而落人「附庸」的格局，喪失社區自主的尊嚴，令人扼腕。

中國媽祖的文化從北京官方所述：「媽祖，是一位樂善好施，為救助海難而捐驅的林姓青年女子……。隨著海上漁業和交通運輸的發展，媽祖被視為海上保護神，逐漸形成一種民間信仰」，這段文化顯然和「台灣媽祖」不同；「媽祖文化是我國傳統文化瑰寶之一」，這種政治語言確也反應在為數可觀的「外匯」收入上，至於「媽祖精神體現了中華民國的驕傲和凝聚力」，更直說明了「中國媽祖」的政治意義了。

至於「千年元始金身」巡台百天，更不屬於台灣文化。台灣的媽祖廟，在傳統上「鎮殿媽」是不能隨意移動起駕前，出巡和進香多派「分身」前往。例如笨港媽後來重雕的奉天宮「大媽」，朝天宮「二媽」和六興宮「三媽」，據長輩所述，也只有以王得祿之「尊」，才將「三媽」請回湄洲進香而已！因此若真有「元始金身」亦不可能輕離主殿，更何況已有人質疑千年金身之可靠性，不用廈門大學教授的指證，單從報刊「紅面媽祖」的照片，要印証「千年」之古，似乎也只有「北京文化」才辦得到吧！

莫讓北京「木馬」得逞

九七年的台灣時局已夠「變化多端」了，「外交全面封鎖，文化全面挺進」已成北京政府對付台灣的策略。外交危機國人還感受得到；裹著「文化交流」外衣的侵台活動，國人多以「祖國」認同，甚至以迎「王師」之心態配合；此次「中國媽祖」以「會香」（也不像本地文化）方式「巡台」，幾乎就是「透過」媽祖的神轎，以「中央┘的心態巡會「地方」，這完全違背「慈航普渡」的媽祖文化，這樣的「政治媽祖」何異於西方「木馬屠城記」的改版呢了？

台灣，請珍惜自己的台灣媽祖文化，實在不需要北京主導的「政治媽祖」！

（原載於1997年1月23日民眾日報）

從中國媽祖來台看台灣人的心態

李永熾／台大歷史系教授

中國湄洲媽祖來台，已引起正反雙方的議論。這些議論大約可歸類為兩個方向，一方指出「凱撒的歸凱撒，媽祖的歸媽祖」，主張湄洲媽祖只是一項台、中宗教交流的現象，不必泛政治化。此一論述的問題點乃在於忽略了中國主政者的辯證思考方式。從過去的經驗，我們知道，中國一向都把政治和體育、政治與經濟等做辯證法的統合運用，所以奧林匹克不能懸掛台灣的旗子。在中國的辯證法運作下，要「凱撒的歸凱撒，媽祖的歸媽祖」委實艱難。當然，這種論述背後隱藏著一種「中國歸一」的見解。另一種議論可以建國黨和台灣教授協會為主，他們以中國統戰的伎倆觀察中國媽祖來台背後所隱含的政治意味，指出中國媽祖來台蘊涵統戰和斂錢的可能性，進而指出中國媽祖和台灣媽祖已因風土的差異而形成不同的宗教意涵。其中已含有人類學的論述和基礎，跟前一論述差異極大，值得吾人重視。

前兩種議論大抵從中國對台的策略觀察。「凱撒」類的實證主義立場其實就是一種中國主義立場，與中國統戰策略沒有太大差別，後一議論是從中國對台策略觀察，再佐以中國過去的統戰經驗，得出相當值得我們注意的觀點。然而，不論如何，這些議論都是從中國看台灣，如果我們從台灣精神史或心態史觀點來看湄洲媽祖來台的深層現象，我們不難發現台灣人的精神狀況很值得我們討論。

從宗教學的立場，信仰有其普遍性與特殊性，所謂普遍性是指神本身應超越其內在的侷限性，例如如果媽祖的信仰有其普遍性，那麼中國媽祖和台灣媽祖在「神」之一義應無差別，就像基督教的上帝是遍在的，不會因其出於以色列而與他地有所不同。但我們也不否認，宗教有其特殊性，因為一個宗教或信仰流入某一地域，難免會受到該地域風土人情的影響，在儀式或人文上會與其他地域有所不同。一個遍在的宗教不會因為風土人文形成的差異而有主從關係。所以，台灣的長老教會和日本的長老教會在信仰上相同，但彼此間又有所不同，此不同不會形成兩者間的階序；佛教亦然。但是，我們從這次湄洲媽祖來台的現象中看到了一個非常奇特的現象。赴中國迎接湄洲媽姐的人總有一種大宗、小宗的本末觀，認為始原才是至尊，始原流出的都是末流，媽祖的始原在湄洲，所以湄洲媽祖是大宗，台灣媽祖源自湄洲，所以是小宗。於是小宗跪接大宗，自是理所當然。在這觀念下，中國大陸永遠是台灣的大宗，不論台灣的歷史經驗與中國多麼不同，都永遠不能變易。這種封建的宗法觀很容易讓人想起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台灣人恭迎國民黨軍隊的「回歸祖國」景象。

我們知道，所謂大宗、小宗是中國宗法制度的基本，後來也成為家族構成的意識型態觀點。這種封建宗法制度是中國沒法現代化的最基本原因之一。台灣先民遺棄中國這種血緣的宗法關係，形成移墾的地緣流動關係，在理論上已克服停滯的中國宗法觀念，但是五十年來，國民黨復興中華文化的宗法封建觀點，在一再強調中國中心─台灣邊陲的大宗小宗觀，湄洲媽祖來台正象徵此一觀念的深層意義。迎接媽祖的主事者已說出交流是統一契機的話語，正表徵中國封建思想依然停留在許多台灣人的內心深處。

台灣的目標是追求一個新型的現代國家，而非封建宗法式的前近代國家。我們認為媽祖信仰是一種自由，任何人都無法加以否認；媽祖信仰可以超越地球，但不能有大宗、小宗之別，有此區別即意指媽祖信仰的非超越性，從恭迎湄洲媽祖一事觀之，台灣人的封建宗法思想還非常深厚，委實令人遺憾。

（原載於1997年1月25日台灣時報）

「利用」宗教，就是

對宗教的「大不敬」

莊淇銘／淡大資訊所副教授

湄洲媽祖來我國進行百日巡訪，引發社會各界諸多不同看法。有的強調上帝的歸上帝，撒旦的歸撒旦，不要將湄洲媽祖來台以泛政治化的眼光視之，有的則認為中國此舉雖以宗教為名，卻充滿了政治統戰之實，要國人不得不正視之。

若真無政治目的豈怕泛政治化批評？

在一個資訊公開的社會，要批評任何事件之前，最好將資訊收集清楚後再發言，否則將徒留笑柄。朱高正在記者會上說，不要將湄洲媽祖來我國之事泛政治化，那其立論基礎就是此事為單純的宗教活動，與政治毫無關連，也就是說，朱高正要說此話之前，至少要說明湄洲媽祖來台事件，沒有政治力介入主導及沒有政治目的，純為宗教行為。

先從政治力介入來看，既然純為宗教行為，那主辦單位當然該以宗教人士為之，應該讓宗教的歸宗教。然而，中國主辦此次活動的人士清一色是政治人物，有福建國台辦主任陳紫東，副主任梁茂淦，隨團到我國的張蘇杰則為中國國務院國台辦交流處長之職，要提醒的是，共產黨是唯物主義無神論的，文革十年將許多廟寺毀於一旦即為明証，由一群無神無宗教論者，而不是宗教人士，來主導此次的宗教活動，說這是純粹的宗教活動，莫非將台灣人民當傻瓜？尤其，梁茂淦在媽祖起駕時所說的「將產生強大的民族凝聚力」，「媽祖信仰乃是兩岸同胞的精神紐帶」，這是赤裸裸的政治統戰，與宗教精神相去甚遠。

心中那一尊，就是本尊

要知道，任何宗教必定要經由人的信仰與實踐，方能落實其教義，因此，讓一個人內心產生信仰，而受感化並推行其教義的那一尊即是本尊，何須執著於神像之外觀？因為縱有無數神像但並無信徒，又如何在人世間行其教義？看看，媽祖廟在台灣有兩百多座，其香火之鼎盛可說是全世界單位密度最高的。也就是說，台灣是奉行並推廣媽祖信仰最興的地方，如果台灣有一百萬人信仰媽祖，那在一百萬人心中就有一百萬個本尊，如果中國只有一萬個人信仰媽祖，那僅一萬個本尊，媽祖在我國與中國何處較興，且推廣較深遠還不清楚嗎？

人神不分，宗教與政治不明

另一個令人哭笑不得的就是強調媽祖是中國人，所以我們應是中國人，應該要統一云云，如果這種邏輯說得通，那信奉釋迦牟尼的不就該是印度人，且應提出要跟印度統一？那信仰耶穌基督的又該如何？要知道，選擇當那一國國民與統獨之決定乃是政治問題。然，宗教本質是無國界的，旨在精神面的層次與人為善，進而昇華人類之慈悲心，方有大慈、大悲、大勇之說，與西方宗教強調寬容、赦免、求真、求善、求美相似，硬要將形而上且無國界的宗教矮化到有國界有意識形態的政治，實叫人浩嘆！

在此要指出的是，宗教與神本就不該有國界，但是神或宗教若要影響人類，必定要進入人間，讓人類能與之接近並受其感召。所以，神在未成為神之前在人間當然是人，既然是人，當然要有出生地，如耶穌生於以色列，女媽祖生於湄洲，如釋迦牟尼生於印度，但是，這是他們入世度人必需經歷的過程。但，他們出生的過程不是宗教，真正的宗教是在他們為其信仰奉獻犧牲成仙成佛後，進而影響人類普渡眾生開始，職是之故，強調耶穌是以色列人或媽祖是中國人，從好的方面想，只是對宗教的認知相當貧乏，從差的方面想，就是利用宗教遂行至政治目的，殊不知道正是對宗教之大不敬！

（原載於1997年1月29日民眾日報）

錯把惡魔當天使

陳茂雄／中山大學電機系教授

湄洲媽祖來台，造成一陣騷動，支持者與反對者引起不小的論戰。本來宗教無國界，所以宗教交流算不了什麼大事，回教徒也到麥加朝聖，但任何國家均不會因回教徒的朝聖而引起生存的危機，但中國併吞台灣的野心從未間斷，宗教交流將引來台灣的危機。

被毒化的台灣人還是以中國為尊

朱高正說台灣也照樣可以統戰回去，台灣有了像朱高正這種人，要如何統戰？台灣所產生的國會議員竟說出「台灣是蕞爾小島，大陸才是大好河山」這種話，可知台灣人有尊嚴嗎？長期外來政權統治，已使台灣人失去自尊心，尤其是舊國民黨的媒體及教育，令台灣人誤認為自己沒有文化，一切以中國為正宗。事實上，中國只靠祖先的遺物撐門面，以今天世界各地的水準來比較，中國已屬落後地區，可惜思想被毒化的台灣人還是以中國為尊，這種奴才心態，只有被統戰，不可能統戰別人。

陳適庸說這次是宗教交流，未涉及政治，在中國方面，有哪一件事情不被政治左右？這次湄洲媽祖來台，陪著而來的官方人物難道是來觀光的？在台灣方面，某些宗教本來就是政客的工具，政客利用宗教活動獲取選票，爭奪政權，宗教人物也利用政客的支持，獲取政治利益或地位，他們算是一種互惠。多數宗教團體依附強權，常為獨裁團體背書，只有少數宗教轉體會維護弱小，筆者並非基督徒，但對長老教會十分敬重，因為他們有對抗強權與腐化的傳統：日治時代，保護弱勢的台灣人；國民黨據台後，他們反抗獨裁政團；民進黨路線偏差時，他們批鬥民進黨；將來若是建國黨腐化，他們也會照樣圍剿建國黨。他們一直站在公義這邊，可惜許多宗教卻聯合強權，欺騙弱小團體。

如果你不認為媽祖是神，則訪台的只是一尊偶像，不值得台灣消耗那麼多的人力財力；若認為是神，也不應將中國的媽祖捧為正宗，台灣的媽祖，至少都有幾百年的歷史，而中國的媽祖神像，可能只有幾十年歷史，文革時代，破壞廟宇力燒毀神像，哪來千年金身？再說，台灣媽祖庇佑台灣經濟繁榮，各地媽祖廟也香火鼎盛，中國的媽祖不但不能庇佑中國的繁榮，連自身都難保，無力對抗紅衛兵的侵犯，哪一邊比較靈驗，已十分清楚，捨台灣媽祖而就中國媽祖，已非正常人心態。

印第安人曾在目前的墨西哥及鄰近地區，建立文化頗高的阿茲特克帝國（Aztec Empire)，民間傳說將有白面的天神由天而降，來拯救被專制皇帝所統治的人民。在一五一九年三月間，西班牙人科德司（Cortez）率六百餘人入侵，阿茲特克人竟將膚色白皙的西班牙人視為天神下降，紛紛迎接，造成帝國滅亡，其所以會亡國，是將惡魔看成天使。台灣也面臨同樣的問題，將惡魔的中國，看成天使，近年中國為了統戰，稱媽祖為「兩岸和平女神」，在工廠中大量製造，以滿足台灣人對媽祖的狂熱，並建立和平的假象。若誤認為中國會與台灣和平共存，因而與其從事宗教、文化、經濟等交流，鬆懈心防，必將亡國：人治的專制國家，統治者往往以功業來穩定領導地位，人民也被訓練得具有侵略性，而注重人權的民主國家，則注重各地區住民的意願，人民更會反對政府侵犯他國。以中國的結構，政府及人民均不知什麼是人權，只要有能力侵犯他國，他們不會放棄機會，尤其是台灣之執政黨是屬中國的流亡政府。所以，中國將台灣視為他們的版圖，若台灣不知死活，未建國前與中國交流，必亡於中國手中。

只有大國分裂成小國 沒有小國合併成大國

依世界潮流，只有大國分裂成小國，沒有小國合併成大國。因為文化、生活習性不同的族群合併成一個國家，以民主方式決定政策，屬少數的族群必成犧牲品。台灣若被中國併吞，即使那時實施民主政治，台灣亦照樣成為犧牲品，有可能爆發第二度二二八事件。統派人士誤以為與大國合併有利於小國，這是錯把惡魔當天使。

（原載於1997年1月31日民眾日報）

湄洲媽祖來台的啟示

─從台灣獨立建國談宗教改革理論之準備

張正修／淡大公共行政系副教授

湄洲媽祖自去年農曆十二月來台灣之後已有一段期間，大家也都知道中國與台灣島內的統派人士本來就有意圖要利用媽祖做統戰工具，雖然島內有人以行動表示說媽祖是台獨的先鋒或提出媽祖早已本土化的說法，但這樣的說法到底有多大的說服力，實在難說。當然，這樣的講法，確實有某種程度可以阻擋統派的影響力。

民間的神很容易被政治化

其實，筆者以為要使媽祖本土化，應該要針對台灣人的宗教行為與媽祖背後所代表的宗教理論下手才會有效果。我們都知道，媽祖在世的時候，就開始修行，她救了許多人，也因此，在她升天之後，就受到福建一帶百姓的尊敬與崇拜。也因為媽祖非常受到百姓的崇拜，驚動了中國的王朝，讓朝廷也必須對媽祖封妃或封后。從上面這個現象來看，媽祖是一個好人，所以成為神讓百姓崇拜她，這顯然是一種將社會倫理道德轉換成宗教信仰的社會行為，也是漢人社會的特色，這樣的轉換行為對一個多神教的社會而言，未必是不好的現象，因為它使社會中的好人得到獎賞。只是問題出在：在漢人的社會裡，民間所產生的神很容易就被政治化，統治的王朝會將民間崇拜的神封官封職，甚至用宗教理論將所有的神變成一個王朝內的文武百官─這個宗教理論就是道教：道教抄襲佛教的教理，學佛教的教儀，將民間的眾神納入它的宗教體系裡面，並將儒家傳統「教忠」的倫理道德當做它教規的重心之一，最後再搬出道家的理論，將它的宗教變成有體系的宗教。這麼一來，道教就成為威權統治宗教化的信仰，與民間多神信仰結合而定根於漢人的民間社會裡面。因此，我們要使媽祖台灣化，最重要的就是要使民間所崇拜的眾神恢復其好人原來的面目，讓所有的政治干涉離開他們的身上。中國兩字不論在目前的中國或是在台灣統派的身上，其所代表的內涵正是「以上士教化下庶」的威權觀念，讓台灣民間所崇拜的眾神「去政治化」之後，這些神就變成是人民自己所選出的好神，而不是威權皇帝的臣子，當然就更不是「中國一這種威權政權的附庸。打破皇帝體制下的宗教理論─道教，應是擺脫中國與統派人士利用宗教做統戰工具最根本的辦法。

台灣宗教須世界化現代化

另一方面，創造或利用世界性的宗教理論來解釋台灣的宗教信仰，也是媽祖信仰本土化不可或缺的要務。一般來說，人對宗教有多方面的需求，譬如：求現實利益、求安心、求避難、求人性醜惡面的超越……等皆是，台灣人的祖先多為「賺食」之人，且需跨越黑水溝來台灣，因此對宗教需求甚強，缺乏更深層的宗教情操。結果，台灣在經過百年的工商發展之後，都市人因應付環境能力增強，對宗教需求相對減少，卻因為內心不安無法得到解決，反而造成都巿犯罪等更大的社會問題；相對地，農村的居民，仍像舊時一樣盲目磕拜眾神，結果造成神棍不斷利用農村居民的宗教需求到處騙錢，更嚴重的是：台灣越民主化、統派空間越小，結果他們反而利用他們以前所看扁的台灣民俗宗教做起統戰工作，強調台灣人所拜的神是中國人，所以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正因此，台灣宗教須世界化、現代化，更應推動本土宗教教育，打破中國意識強烈的宗教界掌控台灣宗教的現象。

應深入民間推動宗教改革運動

其實媽祖的行為本來就渡救眾生的菩薩行為，中國王朝封媽祖為妃為后，根本是侮辱媽祖、侮辱菩薩的行為，這種說法在民主化的台灣是絕對可被接受的。對一個多神教的社會來說，使用以個人主義為基礎的公共理論並配合宗教理論，對傳統的宗教信仰實施理論改革，是台灣「脫華」最要緊的課題。歐洲在十六世紀時，馬丁路德提倡萬人同祭說，使任何人可直接解釋聖經，直接面對上帝?打破了羅馬教會對各國政治的干涉，促進近代國家的形成；喀爾文倡導「救濟預定說」，主張任何人能否上天國，上帝都已經預定好了，任何人只有辛勤工作，才能證明自己是上帝預定救濟的選民，這樣提倡的結果造成人們努力工作，努力積蓄，使得資本主義在足夠的資本累積之下順利發展起來。歐洲的宗教改革造就了近代國民國家，也推動了資本主義的發展，台灣的獨立建國者，難道還不知道應深入民間推動宗教改革運動，才是建國運動最重要的關鍵嗎？

（原載於1997年2月16日民眾日報）

詐欺可法辦，宗教不容侵犯

──評薛維平檢察官的起訴邏輯

林建隆／東吳大學英文系副教授

轟動全國的宋七力事件，業經台北地檢署檢察官薛維平偵結起訴。起訴罪名：「常業詐欺」，起訴對象：包括前副總統候選人謝長廷夫人游芳枝。薛維平檢察官以「常業詐欺」罪起訴謝長廷夫人游芳枝，是否合乎一般人的常識，宋七力等是否真的構成詐欺，筆者不予置評，相信法官自有公斷。筆者關心的是，薛檢察官是否相當相當程度地受他「無神」的假設（須知無神也是一種假設），受他歧視新興宗教的態度所影響，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麼，薛檢察官的起訴不僅違憲，而且危險。

先說違憲。憲法第七條規定「宗教平等」，第十三條保障「信仰自由」。憲法為什麼要如此制定？因為連憲法的制定者也不敢否定宗教的「有神論」，因為「捕不到魚，便否定魚的存在」，這種思考方式，本身就是不科學的，是故，「信仰自由」應予以保障。而神性無小大，總不能說你回教的真主，大過我基督教的上帝，你新興教派的神力，強於我古老宗教的神蹟，所以「宗教平等」須予規定。

既然上位階的「憲法」如此制定，下位階的「法律」便須遵循。換句話說，薛維平檢察官必須嚴守法律和宗教的分際，純就宋七力等人的行為是否違法，加以偵辦，而不能以「無神論者」的主觀態度，對其教義和神蹟加以否定，將其教徒的信仰斥為無稽，否則即抵觸憲法第十三條「信仰自由」的規定。薛檢察官亦不能只要求新興宗教當庭展現神力，卻不要求基督教、佛教、回教等古老宗教證明其神蹟；不能只否定活人的神通，卻不質疑死人包括耶穌、穆罕默德、釋迦牟尼的神力，否則便違反憲法第七條「宗教平等」的規定。

薛維平檢察官是否妨害「信仰自由」？只要翻開他手寫的起訴書，便可明瞭。他在「分身顯像」、「身體發光」、「天人合一」、「光明體」、「超能量」、「舍利子」等一般宗教信徒堅信不移的神蹟之前，一律冠上「所謂」，兩個輕蔑和質疑的字眼，將「宗教」和「迷信」並列，甚至把「天人合一」的學說，描述成「揉合神怪玄秘及宗教迷信」，以此「炫惑世人」，「使信徒閱讀其中，洗腦思想，日久產生幻覺」。薛檢察官在毫無任何科學的佐證之下，僅憑自己的「無神」思想，即逾越法律的分寸，冒然否定宇宙神秘力量的存在，人體潛力開發的可能，並以此為起訴他人的理論基礎，這不是妨害「信仰自由」，又是什麼？

薛維平檢察官不僅質疑天人可以合一，不僅質疑舍利子的形狀、色彩和數量，並且在偵訊過程中，不斷要求被告展現神蹟，如果無法當面「表演」神通，即是妖言惑眾。須知法律之所以為法律，即在於它的一體適用。薛檢察官既無法要求基督教、回教和佛教當面顯現神蹟，即不能強求於新興教派。薛檢察官此舉無異於宣告：死去之人如耶穌、釋迦牟尼、穆罕默德等可以有神蹟，而活著的人，不可以有神蹟。同樣是教派，同樣是教派的創始者，薛檢察官卻厚彼薄此。這不是破壞「宗教平等」，又是什麼？

再說危險。如果薛維平檢察官「假藉神跡，妖言惑眾」的起訴邏輯可以成立，那麼，所有宗教的信仰者都必須面臨隨時可能觸法的危險。譬如信仰媽祖、關公者，信仰城隍、哪吒者，信仰地藏王菩薩者，信仰聖母、耶穌者，因其信仰，而以文字、圖畫、影帶、散播顯靈、托夢、分身、不孕生子、復活等神蹟於眾，「以此炫惑世人」，「洗腦信徒思想，使其日久產生幻覺」，而加入信奉供養的行列，致使金錢財物的損失，按照薛檢察官的起訴依據，不也都犯了詐欺？而且還是「常業詐欺」呢！又如李登輝總統，他相信耶穌死後三天復活，每逢困難，必看聖經，聆聽「神」的指示。總統大選期間，中共搗「彈」，李總統要我們「安啦！」因為「神與我們同在！」若按薛檢察官「無神論者」的起訴邏輯，李總統是否也有愚民拐「票」的嫌疑？

薛維平檢察官已將宋七力等人提起公訴，台北地方法院也已開庭審理，希望讓法律的歸法律，上帝的歸上帝，更希望所有的司法人員，都能以薛檢察官為鑑，尊重憲法，嚴守司法與信仰的分際，只以「人的法律」審度人的行為，至於宗教的正邪，信仰的對錯，就按憲法的規定，留給人心深處的那一把「尺」去裁決。

（原載於1997年1月29日民眾日報）

課堂傳教，可否？

陳黃義敏／長榮管理學院大眾傳播系系主任

課堂傳教作為校內道德教育的一環，是教授論壇從未討論過的主題。但面對台灣社會嚴重的道德衰敗，功利主義縱行，黑道治國，白道包庇圍標，貪官污吏，殺人放火報仇事件幾乎是每天報紙的主要標題，嚴重影響學子教育環境。筆者願意在此提出個人看法，希望能拋磚引玉，而有更多的社會關心人士與學者前輩來討論，以期建立社會共識並共同努力，讓善良百姓有較好的住處（a better place to live）。

最近接到一位匿名家長來信說，老師在課堂授課中批評政黨又從事傳教活動，他很不以為然，若這情形繼續下去，他要叫他孩子把講授內容錄音下來，並告到教育部去。教務長猜這可能是針對長榮管理學院必修課「人生哲學」說的，就邀請擔任「人生哲學」課的三位老師來談話。我們的焦點落在「甚麼是傳教活動」？我心裡想，如果這位家長真告到教育部去，不知教育部會如何處理？我可想像那不一定是很簡單的一件事，看他們怎樣認識這件事。

事實上中華民國憲法或一九七四年公布實施的私立學校法，都沒有說明甚麼是傳教活動，或禁止校內傳教活動？只是在私立學校法第八條明文規定「私立學校不得以宗教為必修課目。宗教團體設立之學校內如有宗教儀式，不得強迫學生參加」。在憲法中有兩個條文與宗教有關，且與可否在學校裡施行宗教教育有關的，即憲法第七條：「中華民國人民，無分男女、宗教、種族、階級、黨派，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以及第十三條「人民有信仰宗教之自由」。在行政院原草案說明部分，有簡單說明「本條規定旨在預防私立學校干預學生信仰」，目的是要預防學校干預學生的宗教信仰，在具體措施上禁止私立學校以宗教科目為必修課，就是表明在私立學校法第八條。

瞿海源教授在他一九九四年的研究報告「宗教教育之國際比較及政策研究」中指出，將禁止以宗教科目為必修課列入條文，就認定宗教科目之教授會干預學生的信仰，可能是有問題的。瞿教授指出宗教課有可能不影響信仰只傳授有關宗教的知識，另一方面非宗教科目對學生信仰也可能有影響。如比說來，瞿教授說，「三民主義也不應在學校教授，因為那會影響到學生的信仰」。他問，國語文、公民訓練、歷史等課文內容對宗教作介紹甚至評價，有可能影響學生宗教信仰，是否也要禁止？又問，教會學校對學生的宗教信仰容易產生影響，這算不算干預？或者雖未強迫學生，卻說服學生「自動」參加或「選修」宗教課算不算干預？長榮管理學院從四年前創校就為了實施創校理念與理想，決定「人生哲學」為必修課之一，為了讓學生充分了解他們「人生的環境」，包括宇宙的奧秘、生命的存在、生命的意義與目的、台灣的社會、歷史與政治環境等等都包括為學習範圍。因此在探討歷史與今日社會時，批評甚至指責某政黨的言詞在講授中出現是很自然的。課程架構除參考黎建球等教授著書「人生哲學」外，內容方面由擔任老師共同擬定。它不是宗教課，但宗教作為一項人生依據也成為探討對象，包括猶太教、儒教、佛教、道教、天主教、基督教、回教等等的中心教義、價值觀含義等。

在課堂裡探討及分享以宗教為基礎的道德觀、人生觀、價值觀等時，因沒有宗教儀式，就沒有違法的顧慮。其實我國傳統的道德教育中所強調的「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禮義廉恥」、「五倫」等等豈不都是儒教倫理？在國文課公民課裡探討這些時，依照這位家長的控訴是否在從事傳（儒）教呢？

台灣現已脫離威權時代，並進入人民自主、享受資訊開放、學習獨立思考的時代。尤其在大學裡學生當有更大的胸懷與寬闊的思想空間，知識的吸收是出於自動而不是被動，不要總以為人家對你傳教，而倒認為這是認識與了解另一種宗教的機會，並以客觀的態度接受有關資訊的接觸，不要怕它，因為它的真假還是靠你智慧的判斷，信不信這個宗教還是由你大學生理性的決定，何況今日社會宣揚崇高宗教情操的信仰已不多，瀰漫流行人間的理念多是以功利為出發點。

想到道德與今日社會普遍的價值觀，最叫座的電影、系列電視劇等究竟是宣揚甚麼樣的價值觀與道德觀，實亟待學者與教育當局的研究與了解。這豈不是一項重要課題？

（原載於1997年1月31日自由時報）

是該「宗教掃黑了」！

釋昭慧

嘉義縣竹崎鄉香光寺的尼眾，一向是宗教界的楷模，因為她們出身好，學歷高，戒行清淨，並奉獻身心，長期投入慈善、教育、文化事業，獲得教內外人士的一致讚歎。如今，她們受難了！在她們晨課靜坐的當兒，進來一批暴民，用燒香烙她們的頭，大踏步踩在她們的身上用震耳欲聾的鞭炮與鑼鼓，持續轟炸四個多小時，造成尼眾聽覺器官的嚴重傷害，是否會構成永久傷害？目前還不得而知。

這是不折不扣的宗教迫害與人身侵犯，這些暴行，犯了聚眾強暴脅迫、恐嚇、公然侮辱、褻瀆祀典等等刑事罪責，光天化日之下，警察在場之時，這一切公然違法亂紀的鬧劇，可以持續上演，受到侵犯的又豈僅是香光寺的尼眾而已？試問：一般民眾又焉能信賴公權力對吾人生命權、財產權與自由權的保障？

這兩天，香光寺相關新聞始終被定位成「信仰歧見」，甚至被說成是「佛道之爭」，這實在是模糊了問題的焦點！試問：觀音信仰是道教信仰嗎？在廟埕前公然大跳脫衣舞，這又是哪門子的宗教自由？說穿了，這只是地方派系的勢力，試圖伸入神聖的佛教殿堂之中，希望兵不血刃，就能佔奪成功，所製造出來的種種煙幕而已。所以這是「非宗教人士覬覦宗教不動產」的問題，把它定位為「信仰歧見」，真是太抬舉那些滋事者了！

雖然依佛教教義，不燒金紙、不跳乩、不奉祀血牲，但是二十年來，寺方在尊重民俗信仰的立場上，早已做了不斷的讓步。然而這樣的讓步，又焉能滿足那些「醉翁之意不在酒」的人呢？所以他們終於按捺不住，開始動粗了！他們試圖用暴力讓尼眾退避。說白一些，這叫做「食髓知味」！因為過去三十年來，多少寺院就是在地痞鄉紳威脅恐嚇、騷擾滋事的情況下，僧尼默然吞聲，黯然離開的。

然而，我相信，香光寺的尼眾姊妹們是不會接受要脅的！這不是她們想不想得開，要不要守護寺產的問題，這是良善習俗要不要向暴橫強梁低頭的問題，也是法律尊嚴要不要向非法要脅低頭的問題。法務部不是要「宗教掃黑」嗎？「宗教掃黑」，此其時矣！

（原載於1997年2月22日自由時報）

在台灣史的脈絡中

體會二二八的意義

李筱峰／世新學院副教授

一、認清台灣近代史的本質

台灣近代的歷史，充滿著海洋文化的性格。早在荷蘭統治台灣的十七世紀中，台灣已經開始了轉口貿易，成為遠東貨物的集散中心。三百多年前的台灣，就已躍入以經貿為導向的海洋文明體系，與中國大陸只停留在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有所分別。

明鄭退守台灣，鄭經在台灣建立「東寧王國」，依然重視國際貿易的發展，台灣仍保持海洋商業的根性。清帝國併吞台灣後，消極治台，又因清國係大陸封建古國，閉關自守，不重經貿，台灣原本自荷蘭以降的海洋經貿特色，因此大減，台灣的商業發展，由國際貿易轉變為區域貿易。「郊商」興起，往來台灣與中國沿海之間，輸出農產，輸入手工業品。十九世紀四○年代以後，由於台灣的煤、硫磺、樟腦等物產的誘惑，英、美等西方列強曾有意染指台灣。一八六○年以後，清國應列強要求，先在淡水正式開港通商，各國商船紛紛隨之而來。台灣貿易又迅速擴張。貿易發展的結果，在原本苦於貿易逆差的清國境內，台灣卻是一個貿易順差的地區。

一八七四年日本發動「牡丹社事件」，出兵台灣屏東，後經交涉議和。事後，清廷才較積極從事台灣的防務建設。十年後（一八八四），清法戰爭，法軍曾侵入北台灣，清廷有感於台灣地位不容再忽視，乃於戰後將台灣脫離福建獨立設省。首任巡撫劉銘傳，積極推展洋務建設，成果可觀，本來近代化起步較清國內地慢約一、二十年的台灣，成績卻後來居上，成為全清國最進步的一省。

一八九五年馬關條約割台，台灣士紳成立「台灣民主國」抗日，但仍不敵。台灣雖淪入日本殖民統治，但半世紀中，台灣產生結構性的改變。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第四任總督兒玉源太郎任內起用民政長官後藤新平，奠定日本在台的殖民地統治基礎。日治五十年間，在台灣建立了嚴密的各級政府、司法機關、警察機構、戶政制度、農會系統、金融財經體系，以及普及全島的初等教育、大規模的農田水利、公路鐵路交通、電力及其輸送系統等基本建設。

日本在台的經營，主要目的在推行其資本主義與殖民主義的政策，為了建立商品的交易網路（亦即殖民地的剝削網路），必須從事各種交通運輸建設，但亦因而促進了全島性的溝通聯繫，助長了十九世紀末葉已萌芽的全島一體的台灣意識，有助於一九二○年代台灣各項社會運動的發展。

儘管日本在台灣的五十年內有相當的建設，但其本質是剝削和壟斷的，除親日的台籍買辦之外，台灣人普遍受到歧視，因此抗日民族運動和社會運動風起雲湧。日本領台期間的前二十年，發生過二十起以上的武裝反抗事件（一九三○年，山地的泰雅族更掀起震驚世界的霧社事件）。而一九二○年代，因受世界性民族自決思潮，以及日本所謂「大正民主時期」民主主義風潮的影響，興起一連串的追求民主自由平等的抗日社會運動。「新民會」、「台灣文化協會」、「台灣民眾黨」、「台灣農民組合」、「台灣工友總聯盟」、「台灣地方自治聯盟」、「台灣共產黨」等團體組織，不一而足。一九三○年起，各項政治社會運動因日政當局的壓制而消沈，文學、美術、戲劇等運動代之而起。台灣新文化的追求，促進台灣知識份子主動思考台灣的圖像，激發台灣意識的茁長。

二、「光復」的果實

儘管台灣人知識份子在日治時代已形成台灣意識，甚至有「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的口號，但那是相對於日本而言，在面對原鄉的中國時，台灣意識並未排斥中國意識，兩者之間並無明顯的界限，以致於大部份的台灣知識份子們，不能了解到台灣與中國社會之間的落差。誠如史明所說的：「現實存在著的台灣．台灣人，與現實的中國．中國人雖屬於同一種族，但二者在社會上、意識上已成為不同範疇的二個民族集團……（中略）……當時【按指日治時代】的台灣知識份子，尤其是所謂「民族派」的前文化協會與民眾黨的主要幹部，不但不把這點認識清楚，反把現實的台灣社會及台灣人大眾（多數者）的心理動向（台灣人意識），跟他們自己

在腦筋裡所幻想的「祖國中國」、「中國的台灣」等抽象觀念混淆在一起，結果，不知不覺之間，卻以「祖國中國」的幻想為基本觀念來從事「台灣民族解放運動。」「他們所領導的解放運動乃不可能直截了當的提出『台灣民族獨立』，只是心理上在『祖國中國』的觀念世界打圈子。」（見史明，《台灣人四百年史》漢文版）

因此，終戰後，國民政府接管台灣，台灣人以一廂情願的熱情，迎接心目中的祖國。殊不知，二次大戰結束時，日軍係向聯合國最高統帥無條件投降，聯合國最高統帥指派中國戰區最高統帥蔣介石接受日軍投降。台灣就在這種情況下，由蔣介石派員接管（其實是暫時的軍事佔領），大家都毫無懷疑地稱之為「台灣光復」。「台灣光復」雖然在程序上沒有經過台灣住民的同意，但是就實際民情來看，甫「光復」之初，台灣人民對於「光復」多採歡迎，還滿懷期待以為終於「回歸祖國懷抱」。

不意，新來的中國政權卻以「征服者」的心態臨駕台灣，首先，無視於台灣人早有追求民主自治的歷史經驗，在台灣設立了無異於日本總督府的「台灣行政長官公署」的制度，是集行政、立法、司法、軍事等大權於一體，無異是日本殖民統治的延續。

在「台灣行政長官公署」的新殖民體制下，大陸人壟斷權位，牽親引戚、苟且循私，外行領導內行，「接收」變成「劫收」，官場貪污腐化之風，讓台灣人民開了五十年未開之眼界，在經濟方面，厲行全面的統制經濟，台灣的財富受到有系統的掠奪，米糧短缺，物價暴漲，失業人口激增，生產力大降，戰後第一年的生產指數，竟不及戰前的一半，台灣人享受到比戰前更民不聊生的果實；社會上，盜賊橫行、軍憲紀律敗壞，欺民擾民，作威作福，一派土匪作風。戰後第一年的刑事案件，竟增加了28倍。總之，經過一年半的蹂躪與掠奪，台灣社會倒退了三、四十年。因此，在所謂「光復」的一年四個月後，終於爆發了二二八事件，全島烽起，蔣介石派兵來台肆行鎮壓與屠殺，台人死傷慘重，社會精英被屠殺殆盡，民心潰決，台灣蒙受永難彌補的損失。這場「光復」的果實，實在太苦澀了！

三、記取歷史的教訓

二二八事件帶給台灣的，不只是家破人亡的悲劇而已，還為台灣往後的政治與社會，種下既深且鉅的影響：一方面，台灣人的性格受到嚴重的扭曲，過去一直在外來殖民統治下的台灣人，顯得更加卑屈自辱，隨處都要表現其不敢違抗統治者，以求安全自保的奴隸性格；另一方面，台灣人民對政治產生恐懼、灰心、失望。這種對政治的恐懼感與冷漠感，有利於國民黨的一黨專政，不利於民主憲政的發展，再者，台灣社會領導階層架空，便利國民黨的統治。許多劫後餘生的社會菁英不願再與聞政治，地方政治體質改變，劣幣驅逐良幣，土豪劣紳、黑道流氓、地方政客，逐漸進入地方政壇。

二二八事件的兩年後，蔣介石主導的國民黨政府因國共內戰而流亡來台，雖然「中華民國在台灣」實施長達三十八年的戒嚴，厲行「白色恐怖」統治，但台灣卻也一方面避開了共產中國的蹂躪，獨立於北京政權之外，在台灣原有的海洋文化的歷史性格下，發展自己的經貿工商，成就了所謂「亞洲四小龍」之一的經濟成果。而且，在工商發展、社會變遷、文化交融之下，二二八事件時的族群對立已不復存，隨著台灣國際外交處境的艱難、中共政權對台灣的威逼，台灣內部族群之間的命運共同感，應更加凝聚成形。

五十年前的台灣「光復」（統一），帶給台灣什麼樣的苦果？今後台灣要是再被「統一」了，又將要付出什麼代價？在二二八事件五十周年的今年、在香港大限將至而正人心惶惶的此刻，台灣全體住民能從歷史與現實中找到答案嗎？

且讓我們拋開「統一」的政治神話，對內，我們族群間要和睦互重；對外，攜手團結，走入國際社會，建立獨立新國家，避免類似二二八的悲劇重演。

（原載於1997年2月27日民眾日報）

國民黨依然缺乏向歷史認錯的精神

──評二二八事件紀念碑文

莊萬壽／師大教授

「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董事會」於前（廿七）日，終於通過「二二八事件紀念碑文」，填補了兩年前「二二八紀念碑」落成時有碑無文的空白。這是由撰文小組，「近一年來，前後歷經近三十次會議，字斟句酌，連標點符號都詳加討論，深恐在此歷史文件上留下任何瑕疵」而完成了這六百四十二字的艱鉅工程。

在完稿前，小組與董事會在行政院官員的壓力下，同意將「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未及細察，即派兵來台鎮壓」刪改為：「……蔣中正聞報，即派兵來台」。又刪去劉雨卿登陸後的「由北而南，肆行掃射」八字。該紀念基金會董事長行政院政務委員蔡政文表示：「二二八事件紀念碑文是歷史事實的描述，而不是歷史的判斷」。其他董事亦有認為「碑文應盡量客觀中立，避免情緒性反應」。我們以為這是一篇對施暴者寬厚、淡化暴虐史實的文字。六百萬人口的台灣有二、三萬絕大多數手無寸鐵的平民遇害，而沒有用「屠殺」或「殺戮」及有關形容詞彙，反而是匪夷所思的怪事。「鎮壓」、「肆行掃射」不是客觀中立的事實嗎？

二二八事件的當時，是被統治人民被統治者用軍隊屠殺的悲劇，早已是一個是非分明的事件，就如同納粹屠殺猶太人、吉普賽人一樣，是不多待研究、分析而後定其是非的，何況事經五十年悠悠歲月，怎麼還不能作「價值的判斷」呢？國民黨以中華文化傳人自詡，若以「春秋筆法」的嚴厲及「彰善貶惡」的精神觀之，恐怕不是這區區數百字所能交代得了的。這篇碑文，固然亦陳述二二八的大略，但卻隱藏著三點我們不敢苟同的立場：

其一是用「萬民歡騰，慶幸脫離不公不義之殖民統治。」似乎用以襯托台灣人民對中國國民黨統治合法性的肯定，「歡騰」部分是事實，但與「二二八」沒有必然關係。尤其用一個堪稱情緒性的「不公不義」來形容日本統治，是否說明中國的統治本來是「大公大義」的，只因陳儀一人亂了大局而已？

其次，把責任全推給陳儀一人，約四百字說二二八始末，其中大半，從「詎料…」以下，把種種失誤，全歸「顢頇剛愎」的陳儀，對於事關國民黨中央及官僚體制結構而起的因素皆避而不談。

其三，雖然出現了「蔣介石（中正）其名」，但在銘文中，他是被動的，是不知情的，是應陳儀之「報」而「派兵的」。原先小組在爭「未及細察」四字，毫無意義的，意思是他也是被騙的，如果「細察」知情，就不會派兵。然而是誰允許、是誰下令軍隊一路可以殺到底呢？這就是玄機，我們完全看不到他在二二八應負的責任。

如果以做為一篇謹嚴莊重而可以傳世的銘文來看，我們顯然是失望的。除了上述問題或不得不隱諱者外，文既平庸，意多枝蔓。簡單的文言，不夠熟練，不如用小學生都可以看懂的白話。文一起頭沒有主詞，「消息傳來」傳到那裡呢？「詎料」不是常用語。「…瀕於沸點」句極粗糙。「沈卂不治，安和難期」亦欠通。最後「天佑寶島」這個「天」是上帝？是媽祖？台灣不是以「神」道立國。而且在費解的「鎮壓清鄉」一句中，「清鄉」是統治者的言語，就是「綏靖鄉里」。當然遣辭造句，尚在其次，不必枚舉。但總的來說，這篇銘文只代表是階段性、妥協性的宣示。不是古代子孫永寶不可更容的鼎彝銘識。二二八的史實，已經在民間不斷的披露，國民黨已經不可能一手遮天了。

今日這個碑文，我們不滿意，問題是在於台灣人民並沒有完全當家作主，昔日蔣氏王朝的遺老、王孫，依然在沒有對蔣氏政權在台灣所犯下的二二八事件及白色恐怖有根本的反省，而此次二二八碑文依然缺乏向歷史認錯的精神，乃是國民黨主流派自我設限，高估了蔣氏王孫遺臣的忠蔣情結。

事實上在台灣，蔣介石早已喪失其所謂民族救星的神話，老國民黨人及其子孫，在中國排山倒海的文宣下，他們絲毫沒有替蔣介石辯護的能力與勇氣。台灣人民難道不敢掀起蔣介石二二八屠殺事件的一條遮羞布嗎？

（原載於1997年1月31日台灣時報）

二二八公義和平運動的省思

陳少廷／政大國關中心研究員

今年適逢二二八事件五十週年，海內外台灣人社團紛紛舉行擴大紀念活動，以追悼先烈英靈。回顧這十年來的二二八平反運動，令人感慨萬千，雖然立法院早已制定補償條例，台北市已設立二二八紀念館、和平公園、紀念碑文也於今年正式定案，但二二八事件的真相卻尚未能呈現，更遑論公義與和平的實現。

蔣家獨裁時代忌提二二八

「二二八」是蔣家獨裁時代最大的政治禁忌，誰敢提起「二二八」，就準備被殺頭。但十年前，不怕死的鄭南榕和陳永興勇敢的站出來推動「二二八公義和平運動」，開始向這個政治禁忌挑戰。他們要求政府公布歷史真相、追懲元凶，強調「二二八事件可以被原諒，但不可被遺忘！」

回想這十年來的二二八平反運動，我們可以發現國民黨外來政權的專橫和鄙卑。一九八五年三月十九日，當時的行政院長俞國華在立法院稱，所謂「二二八事件」乃中共潛台分子謝雪紅等陰謀顛覆、企圖攫取台灣的煽惑暴動事件。一九八九年「二二八公義和平運動」組織要求政府向台灣人民及受難者家屬道歉時，俞國華還強辯說：「當年二二八事件，就像滿州人入關屠殺了漢人一樣，滿州皇帝也未向漢人道歉。」俞國華這種蠻橫的心態，充分曝露國民黨外來政權的嘴臉。

同樣令人遺憾的是李登輝，他在一九八八年二月廿二日繼任總統的就職記者會上，以不悅的口吻教訓台灣人說：「我覺得很奇怪，為什麼今天在講二二八的，全是二二八後出生的年輕人，把它忘掉，向前看！」直至一九九五年的二二八，李登輝才正式代表政府向受難者家屬道歉。但旋即李登輝又改口說，他也是二二八的「受害者」，也是「欠人道歉的人」。那麼，誰才是二二八的「加害者」呢？誰才該道歉呢？這說明國民黨政府還不肯認錯，還不願還台灣人歷史的公道。

今年紀念二二八最大的「成就」是紀念碑文的定案。然遺憾的是，這個共計六百四十二字的碑文，並未能讓民眾了解二二八真相，更遑論它的歷史教訓對後世的啟示了。這個碑文可以說是加害者與被害者妥協而形成的「創造性的模糊」，所以在碑文中看不到元凶的責任，也更看不到「大屠殺」的真相。最可笑的是，在歷史真相都尚未能大白於世，歷史責任尚未能追懲的情形下，卻大談什麼「自今而後，無分你我，凝為一體，互助於愛」云云，以為這樣就可以「告慰亡者在天之靈」，實在太騙世欺人了。

勒石為蔣介石及其軍隊脫罪

所以當碑文定稿見報之後，立刻引起眾多遺族的強烈抗議，他們指出碑文原稿中的關鍵性字眼在最後關頭被拿掉，如原稿指責蔣介石「未及細察派兵鎮壓」，被改為「蔣中正聞報，即派兵來台」；刪除二十一師「自北而南，肆行掃射」。這些顯然都在替蔣介石及其軍隊開脫罪行，不但失掉勒石為文的意義，也不能呈現史實。

二二八事件乃台灣人民反抗野蠻腐敗的陳儀政府之抗暴起義，但最後卻招致蔣介石軍隊配合陳儀政府，共同針對台灣菁英進行有計劃的大屠殺。碑文顯然蓄意規避蔣介石、陳儀等人的罪行，二二八亡者的英靈是不會接受這種碑文的。我不知道參與撰寫碑文的人士，你們的心安否？

誠然，二二八事件尚未獲平反，我們必須繼續追求事件的真相和責任。然同樣重要的是，我們絕不能容忍別有用心者故意扭曲歷史事實。想起來令人傷心，正當遺族奮力為其先人伸冤之時，一些被國府重金禮聘的御用歷史學者亦發表種種歪論，企圖扭曲是非，替陳儀暴政辯解，台灣竟有這種不肖的學者，實在是台灣人的奇恥大辱！

民進黨原是台灣人民所寄望的「唯一的台灣人政黨」，但對二二八碑文，許信良卻稱許說：「意義非常重大，也非常了不起，更說明了舊時代已經過去。」社運部主管則稱，今年的二二八的二二八紀念活動，將是民進黨以政黨立場舉辦的最後一次活動，未來最好由國家舉辦紀念活動。請問民進黨中央的頭兒，誰的「國家」會為二二八先烈辦什麼紀念活動？你們要把二二八變成國民黨的「政治拜拜」儀式？

曾有人稱，台灣人是以集體的歷史遺忘來治療歷史的傷口，韓國人則以歷史的反省來追找歷史發展的正道。今天我們在紀念二二八事件五十週年之際，但願台灣人民能從「二二八」悲劇的省思中，建立台灣人追求獨立建國的信心，因為唯有如此，我們才不會讓歷史的悲劇再次重演！

（原載於1997年2月27日民眾日報）

歷史責任、政治責任及刑事責任

莊淇銘／淡大資訊所副教授

二二八事件是一個台灣近代史上的大慘案，這個慘案影響台灣至深且遠，解嚴後國民黨又繼續執政，由於國民黨對自己的包袱，不敢太積極的面對，造成多年來許多責任都無從追究，歷史真相也無法完全呈現。最近碑文事件及某些政治人物及歷史學者竟說要往前看，不要再追究二二八的史實，這種漠視歷史罔顧公義的態度讓人憂心。

莫忘南京大屠殺卻要忘二二八

當日本在其歷史教科書上否認在中國的南京大屠殺，國民黨政府即義憤填膺的發表諸多抗議聲明，強調歷史的「真相」是不容扭曲的。同樣的，六四天安門事件發生至今不過數年，早就上了我國的歷史教科書了，當中國官員遲浩田說六四天安門沒死一個人時，國民黨又是如何的批其欺騙事實真相的？然而，看到了這些政治人物或歷史學者在猛要求台灣人民不要忘記中國歷史的同時，竟好意思在台灣呼籲「忘掉過去，展望未來」，差點就要吐血！如果這說得通，那人類所有歷史上的慘案或屠殺都應在教科書上消除，全世界一起「忘掉過去，展望未來」。問題是，這樣算啥？這樣的態度對歷史負責嗎？

政治刑事責任不容遮掩推拖

即使猶太人大多非德國人，德國人不僅沒有遮掩屠殺猶太人的罪行是希特勒所下令執行，反而坦承在納粹期間約有六百萬猶太人被屠殺，並透過對納粹在集中營殘酷惡刑的審判，讓德國人反省德國納粹的諸多犯罪已超出「戰爭犯罪」範圍，是「違反人性的犯罪」，而毀滅其他民族或是為優生學而殘殺自己的殘障同胞，更是其中最令人髮指的惡行。他們認為歷史應該明記，誰下達這樣的命令，誰就該負起政冶責任，這是對歷史、對人道、及對人民的交代。

李筱峰教授就以歷史學者的專業角度，提出二二八事件蔣介石的政治責任，有幾項重點：一、聽信特務一面之辭，貿然出兵；二、不理國際警訊，放縱陳儀；三、以「綏靖」為名進行屠殺；四、有計劃的捕殺未參與二二八事件的台灣社會菁英。美國對華白皮書中提到二二八的狀況中有部分如下「三月九日起，全台灣發生廣泛而無差別的殺戮行為，也看到軍人搶奪路人錢財，婦女被從家中拉走，家中老人跑出來抗議隨即被軍人砍倒，年輕的台灣青年被用鐵線貫穿手掌、捆綁起來……」試問，這些犯罪是屬於戰場上你死我活的「戰爭犯罪」嗎？不是，絕不是，這是典型的「違反人性的犯罪」及「屠殺民族菁英的犯罪」……，政治責任誰該負責還不清楚嗎？歷史不該真實的記錄嗎？

懂得反省負責 才能避免覆轍

要知道，納粹成員皆是德國人，然德國人追究納粹之「非人性犯罪」，可說不遺餘力，除了多次延長謀殺罪的追訴時效外，在1945年對觸犯「民族大屠殺」罪行的，完全取消追訴期限，而在1979年更完全取消謀殺罪的追訴期限。而1979年於其時，距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已有三十五年了，德國對當時新一代的人民進行民調，發現首次出現多數德國人贊成繼續追究納粹罪犯。因為，犯下如此違反人性的罪行，當然該接受制裁，況且，經由鍥而不捨的追查也會促使社會反省，不該再發生此等違反人性的犯罪。

想想，查明歷史真相追究罪犯，德國能，為什麼我們不能？讓我們看看德國能的原因，德國對納粹追究的動力除了來自知識界成員外，歷史學家的詳盡研究，政府單位主動偵察提供資料，以及公共媒體的關心與深入報導等，都是主要的因素。反觀我國的政府、媒體及某些歷史學家，這些人士午夜思維，不會臉紅嗎？

（原載於1997年2月25日民眾日報）

我妻、我家、我國家

廖中山／海洋大學航技系教授

「一個二二八的遺孤，為何會嫁給一個老芋仔」，是我們在社運朋友中，常被問到的問題。

一九九一年二月底在一次座談會中，我第一次公開的自稱是：二二八的受益者──如果不是因為二二八事件，林黎彩不可能成為「我妻」。

先岳父林界先生，在高雄雖非豪門世家，但因他自己的努力，身懷機械專長；終戰前後在他而立之年，不僅使家人生活堪稱富足，且能積極獻身台灣政治、文化界活動，也曾參與：李萬居、連震東、謝東閔等人士議論台灣公共事務之列。於一九四六年間擔任新生印刷廠廠長兼新生報社印報廠廠長，以及高雄市苓雅區區長，一九四七年三月在高雄要塞司令部被害。當時，我妻僅十四個月大。八年後岳母在生活及心靈壓力不勝負荷之下「自殺」，留下一位大她兩歲的姊姊，互相扶持在孤苦哀傷之中成長、成家。

我出生於中國河南省的一個農村，在戰亂中度過童年，十二歲離家隨二哥在江南流浪，十五歲隻身隨敗軍來台；僥倖的以同等學力考取海軍官校，一九五九年底畢業，一九六三年因肝疾久病不癒而退役；因一張理學士證書及軍中舊識之協助，得在屏東縣立萬丹中學謀一教職棲身。

一個是遠離家鄉、年過三十體弱貧困的單身漢，一個是不願在父母遺留的房舍內、過寄養日子的亂世孤雛，初中畢業後，在南部鄉下幾所天主教堂間流浪謀生。未滿廿的流浪女遇到已過卅的流浪漢，從開始交談到論及婚嫁僅兩月左右；我們之間沒有熱戀和海誓山盟，都需要一個屬於自己的家和親人，是促成快速結婚的最大因素；對她來說真是一次「豪賭」，以前和以後都不曾有過「一博」的經驗或意願。

我倆於一九六五年二月十三日（星期五）在天主教堂締結婚約，住在屏東萬丹中學的眷舍，竹架瓦頂、數家連棟，每家約七至八坪，竹片上敷泥再粉刷的牆壁，附帶有全部竹製的桌、凳、碗櫥和4×6呎的竹床，好在當時兩人體重相加還不到一百公斤。結婚準備金，包括預借兩個月的薪水，不到壹萬元新台幣，婚禮後還有數千元結餘；以後，除了交薪水袋之外，我不再過問財務。前三年多當中，共搬了七次家，直到一九六七年七月在左營頂讓一戶海軍眷舍，定居了十四年；一九八二年應聘國立台灣海洋大學任教，翌年搬來新店，「我家」才算安定下來。

婚配彌撒是在高雄市天王教玫瑰堂，喜宴約六桌，洞房在原為高市地標的五層樓百貨公司改裝的旅舍內。新婚之夜我第一次聽到二二八卻不知道它代表什麼？因為傾訴者自己也不知道。小妻子幾乎整晚都在哭訴身世；父親因二二八被槍斃、母親自殺、姊姊遇人不淑、自己體弱多病……怕我會輕視她；再者，因知我是因肝病退役，擔心她會像媽媽一樣成為年輕的寡婦。談到母親走後與五叔家同住在原屬媽媽的房子，因孩子眾多，無人能體會到九歲失母的她幼小心靈的悽苦；每遇傷心事，就在媽媽留下的相簿內拿一張照片，躲在暗處，一邊流淚、一邊撕相片，心中恨媽媽為何不帶她姊妹一齊走……。直到後來我改行跑商船期間，留她一人帶兩個孩子在家時，才逐漸了解媽媽的苦處，因而懷念媽媽。

像我倆這樣；在十三號星期五結婚，在哭泣、擔心做寡婦等話題中度過首夜的情形可能不多，時隔三十二年，記憶猶新。

按照信仰「良善心謙的耶穌」，給兩子取名「啟良」、「啟善」。一九七三年三月因在海外與原鄉通信且有返鄉探母之念頭，經警總約談後被列管，因而重尋教職。當時，警員每週拜訪，工作未定，我倆常去公園讓孩子嬉戲，兩人無言默對、時而淚下，從那段感受，使我們成熟了不少。同年八月接到高雄海專的聘書，兩年後愛女出生，取平凡恬淡之意，以恬恬作乳名，循兩子序命名「啟凡」。女兒給我帶來講師證書，自此，心無旁鶩的教書及編寫專業用書，毫無耽擱的循序取得教授資格。此刻回首前塵，使我不得不對「皇天、后土」產生感恩之心、永懷之情。

孫觀漢與柏楊的文章是我學習「多元思考」的啟蒙讀物，李敖的著作使我認清中國國民黨及中華民國的騙局。由台灣二二八的真相、新中國權力中心內鬥和殃及數億人民悲慘的事實及一九八九年六、四的因果和現況，再回顧數千年統治文化的歷史軌跡，促成我由衷的認知到：「告別中國」的正當性與必要性。

信仰告訴我「人性尊嚴、獨立自主」的可貴，「併立互尊」是人際與國際共處的自然法則，任何人立的教條、法統都不可違反自然。「基本人權、民主法治」在中國式的思考和實際生活中，甚為少見；但在台灣社會內，卻已略具雛形。

我心目中的台灣國：要完全拋棄「中國、華夏、漢唐」等虛幻的歷史情結和陳腐的文化傳統，以「公義、和諧、真誠」為立國精神，不追求「國家富強」、但希望「戶戶小康」。能自衛、使外無敵國，藉社福、臻內無孤魂。

（原載於1997年1月30日自由時報）

香港、台灣、二二八

228事件五十週年

李筱峰／世新學院副教授

兩年前的二二八前夕，香港一家有線電視台的採訪記者陳小姐，來台灣做有關二二八事件專題報導的採訪，也到我的研究室來訪問我。她對我做了大約一個小時的訪談之後，最後她提出一個問題（她說這個問題也是她此次來台做這個專題的主旨所在），她問我：「香港回歸中國之後，會不會發生類似台灣的二二八事件？」

這真是「大哉問」，問得太有現代意義了。她不僅掌握到二二八事件的歷史本質，而且能將歷史與現實作貼切的對話。

這幾年來我從事二二八事件的研究發現，二二八事件發生的原因，與其說是族群的衝突與對立，不如說是體質與中國社會迥異的台灣，被併入中國所造成的社會文化的衝突與摩擦所致。台灣人原以為同文同種的中國，是心目中可以託付的祖國，沒想到，真正的中國降臨台灣後，他們才發現這個中國與心目中的「祖國」相差甚遠，簡直難以適應。其實，台灣與中國在近代的發展上，有著相當不同的歷史軌跡。台灣的歷史上充滿著海洋文化的特性，海島貿易的商業根性很強，尤其自清末劉銘傳推行新政以來，歷經日本五十年的發展，台灣在近代化的腳步上，超前中國大陸很多，兩個社會發展的差距甚大。至於價值觀念、生活習慣之差異，更不在話下。因比兩個性質不同的社會硬將他們「統一」在一起，便很容易產生摩擦，引起衝突。尤其是水準較低的一方以「征服者」的態度，統治水準較高而又滿懷期待的一方（詳參拙著《島嶼新胎記》）。所以，二二八事件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發生，絕非偶然。

陳小姐頗能掌握二二八事件的歷史成因，因此她才會以台灣歷史的殷鑒，作為香港的借鏡。

對於陳小姐的問題，我沒有作完全肯定的回答，我僅做了一個簡單的比較與分析。我說，香港與中國大陸在生活水準及價值觀念上，差距很大，這種情形就類似二二八事件前台灣與中國之間的差距也很大一樣。如果僅就這觀點來看，香港被併回中國之後，很可能會像當年台灣在「回歸祖國懷抱」之後一樣，倒退了三、四十年。不過是否必然發生像二二八那樣大的慘案，則不敢說。主要的不同因素是，今天的香港人與當年的台灣人的心理背景不同。當年國民政府接管台灣之前，一般台灣人對中國充滿期待與歡迎，但卻對中國相當不了解；今天香港人剛好相反，香港人並不對中國抱太大希望，但對中國卻是相當了解。當年台灣人希望落空之後，心理打擊很大，反彈也大；今天香港人不抱希望，也就不會失望。總之，香港一定要慎防回歸後的一切逆退現象，當然更要防止「二二八」的發生。 、

說到這裡，我反問陳小姐，「九七之後，您有什麼打算？」

她回答我說，她準備移民加拿大。我再問她，為什麼不考慮搬來台灣？

她笑著回答我說：「你們政府說，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我如果搬來台灣，以後還不是要再跑一次？」

（原載於1997年2月22日自由時報）

新住民與新二二八

陳茂雄／中山大學電機系教授

二二八事件五十週年前夕，台灣人仍未脫離二二八的陰影，因為國民黨常要求台灣人向前看，不要向後看，事實上「寬恕一這兩個字應由受害者家屬提出，不應由加害者或官方來主張，否則，更會引起受難者家屬之不平。若欲清除歷史傷痕，應朝三個方向走：第一、公佈真相，使民眾能相信官方之善意。第二、依法追訴失職者，即使已超過追訴時效，也應依法定程序處理。第三、消除肇事因素。

從二二八紀念碑全文可看出官方一直在模糊真相，該負大部分責任的蔣介石先生隻字未提，而把大部分過失推給陳儀先生，其他共犯也只是輕描淡寫的帶過，沒有誠意公佈真相。

中國人將台灣人看成異族

二二八事件的發生，有其特殊的原因及背景，並非一件突發事件，歸納其發生的原因有四：第一、中國人的優越感：積弱百年的中國，成為列強欺壓的對象，難免產生自卑感，而有自卑感的人，往往會產生優越感，以平衡自己異常的心理，但中國人一直沒有展現優越感的機會，直到戰後來佔據台灣時，才從台灣人身上滿足他們的優越感，因而產生族群的對立。第二、仇恨：人治國家，人人追求特權，常用鬥爭的方法取得權益，在這種環境成長的人，容易心中有恨，中國人就是心中有恨，才會將這個恨發洩在台灣人身上。第三、中國人將台灣人看成異族，才會在清鄉時期濫殺無辜。第四、中國人不瞭解台灣，日本五十年的統治，已使台灣人變成順民，但相隔五十年的中國人卻誤以為台灣人與「共匪」一樣凶惡，才會發兵鎮壓。國民黨政府一直不願意承認這些原因，也不追訴失職人員，這就等於要求刑事案的受害者寬恕，不願調查刑案的真相，也不追究法律責任，如何能讓受害者平息？

建國黨分析李總統是獨裁者

相隔五十年的中國人帶有優越感，並將台灣人看成異族，而今日的新住民是否已與老住民打成一片，不分彼此？是值得探討：以建國黨的立場來分析政情，李總統可算是獨裁者，他雖不以武力控制立法及司法權，但有能力影響立法及司法權已背離民主政治的原則，但對舊國民黨勢力而言，應將李先生看成民主改革者，因為他們極力推崇以武力控制行政、立法、司法三權的蔣介石先生，可是多數新住民以蔣先生為圖騰，卻大罵李先生獨裁，怒罵李賊登輝，由此可證他們帶有優越感以及將李先生看成異族。新住民與老住民相處五十年都無法融合，我們怎麼能期得與相隔百年的中國人和平相處。

對台灣而言，今日的中國與五十年前佔據台灣的國民黨並無兩樣：國防武力雖已列入強國，但經濟能力卻屬弱小國家，仍無法消除由自卑感所引發的優越感。中國這個人治的社會，鬥爭不斷，多數人心中也是只有恨，沒有愛，加上兩岸對峙五十年，勢難將對方看成自己國人，尤其是中國人侵略性特強，將台灣居民看成異族也是意料中事。五十年前台灣人與中國人都無法彼此瞭解，今日雙方相隔百年將有更大的認知差距，勉強合併在一起，不可能相安無事，很顯然的，今日之中國與五十年前的國民黨政權一樣，不適合與台灣合併在一起，若勉強統一，必重演二二八劇。

台灣人對各種迫害逆來順受

台灣人已被日本調教出奴性，對各種迫害都能逆來順受，唯獨對二二八事件久久不能忘懷，其關鍵在於當初台灣是以迎接祖國的心態投向中國力但國民黨政權卻以異族的心態來對待台灣人，這是一件相當嚴重的打擊。今天台灣新住民將面對同樣的問題，從鄧小平去世這件事情來分析，保守派媒體及某些新住民已將鄧小平看成自己的國家元首，他們捧鄧小平，貶李登輝，很顯然的，他們自認為自己是中國人，不是台灣人。事實上，無論新住民或是老住民，在中國人的眼光中均為台胞，而且是異族，若台灣被併吞，難免發生新的二二八，到時候新住民恐怕要比老住民傷心。

（原載於1997年2月27日民眾日報）

台灣政黨體檢書

張國財／台灣國立新竹師院副教授

去年底，明明白白揭舉台灣獨立建國的建國黨正式成立。一般以為，除了一大堆名不見經傳的泡沫政黨外，國內算是展開四黨競爭的新局面。

粗糙的分類，這四黨恰好極右、極左、中間偏右、中間偏左全員到齊了。可是，如果細心加以區隔，好像又不是這麼回事。

《國民黨是金光黨》

凡是稍有羞恥之心的國民黨黨員，應該都會不好意思地承認：國民黨確實是金光黨。

與財團、金權掛鉤的政黨，不是金光黨又是什麼？一個國庫通黨庫的黨，不是金光黨又是什麼？一個落難的政黨，其黨營事業還能稱霸世界政權，非金光黨有此能耐乎？

在台灣第一次民選總統戰局裡，統派投李登輝一票的道理很簡單：講了一百多次要統一的候選人，「明統」嘛！獨派投李登輝一票的一廂情願想法是：李登輝是「暗獨」嘛！

一個能如此左右通吃，左右逢源的候選人，其玩弄的手法只有金光黨差堪比擬。

當然，金光黨對台灣的傷害是既深且大的。自經濟層面看，金光黨產生掠奪式的金錢觀，貪污與壟斷就見怪不怪了。

自政治層面看，金光黨可以以兩面手法迷惑國內選民，在國際上卻不免醜態畢露─你閉口不談統獨．要說「明統暗獨」還講得過去；偏偏以民選總統之尊，卻一再在公開場合昭告世人兩岸要統一，這不是把台灣問題中國內政化嗎？這不是把台灣這塊肥肉自動送入中共血盆大口內嗎？

正因為國民黨政權一再放話要統一，台灣才順理成章處處被中共打壓封殺，外交上也要活得既提心吊膽又忍氣吞聲。

《新黨是新貴族黨》

以「形象」、「道德」、「正義」擄獲青少年及婦女界的新黨檯面人物，在申報財產的陽光法案下，新貴族的圖像一一現形。

開賓士轎車，那算什麼？房屋數棟、地皮幾筆者大有人在。

至於那沒攤在陽光下的，若非窩裡反，外人可能會永遠被蒙在鼓裡。

新黨立委姚立明被同志朱高正、黃國鐘揭發涉嫌詐騙正義食品二百萬美元，說多不多啦，折合新台幣大約五千五百萬而已─一個博士奉公守法工作個七十年，大概就可以掙得此數了！

所以，撇開新黨是否扮演中共代言人的角色不談，至少在新黨新貴身上，除了看到光鮮的衣著、伶俐的口齒外，似乎也聞得到一股銅臭味。職是之故，自命清高的新黨支持者及選民們，大概可以停止塑造「新貴族」運動了。

更何況，新黨體質上是國民黨的復辟，在新黨身上，處處可看到舊國民黨的影子，何新之有？

　

《民進黨分贓不落人後》

在野黨最大的悲哀，就是失去改革的理想，也失去執政的企圖心，結果成不了執政黨的防腐劑，反樂當分贓共同體的一員。

每次，看到民進黨過氣政客爭先恐後想被國民黨收編當樣板，就痛心一次，也更堅信：這樣的反對黨，心中格局實在太小。

每次，一想到民進黨大老級人物，或赴大陸投資，或送子女到大陸求學，就難過一次；為何對方把你當吞併而後快的肥羊時，兀自在編織和平共存的西進美夢？

《給建國黨一個機會》

說來說去，只有建國黨對台獨立場鮮明而不閃爍，對台灣議題絕不迴避，也不怕台獨成為票房毒藥，更擺明了，向惡狼搖尾乞憐，不是羔羊求生之道，唯有迎頭痛擊，才能遏阻惡狼的垂涎。

不想當中共子民的，下次選舉時，別忘了給建國一個機會！

（原載於1997年1月22日民眾日報）

雙重標準，雙重國籍的政黨

莊淇銘／淡大資訊所副教授

新黨成立時標榜清新、廉政、民主，有別於腐敗、獨裁的國民黨，成立後至今對李登輝總統批評可謂極盡攻訐之能事，尤其是痛批李登輝獨裁、反民主及質疑其涉及貪瀆，攻捕火力之猛烈與兇悍，讓人感受到新黨「仇李」的心態。

嚴以待人，寬以律己

吾人支持對政治人物的嚴厲批判，但要求兩點，其一，應就事論事而非造謠抹黑，其二，不應有雙重標準，也就是說，同樣犯錯，不該因人不同而有不同的處理方式。我們可用這兩點來檢驗新黨的諸多作為，尤其是最近由新黨戰艦朱高正所引爆的超級風波中，新黨對此事件的處理態度。

首先，新黨既然質疑並抨擊李登輝總統的獨裁及貪污，那麼新黨內部當然不能允許獨裁及貪瀆，否則新黨有何資格批評他人？朱高正此番召開記者會所指控姚立明的，就是涉嫌詐財案，隨後又要求新黨廉政委員會處理陳癸淼當年涉入「洪福」案，並要求黨的領導幹部不要搞個人權威，寡頭壟斷黑箱作業。對於這些批評，新黨的反應是什麼呢？陳癸淼表示，對同志相殘表示心傷、心寒，另外也有新黨人士說應「相忍為黨」，乖乖！回想當初新黨組成前，於國民黨內組新國民黨連線時，對國民黨的批判是多麼的兇悍，那時候就不會覺得對同志相殘表示心傷、心寒？再者，新黨以清廉道德自居，平日經常咄咄逼人的指控他黨貪瀆或金權掛勾，對發生在自己政黨的可能涉嫌案，或是黨領導幹部的獨裁或黑箱作業缺失，卻是說要「相忍為黨」，原來新黨對待他人與對待自己是如此的不同。

雙重標準，淪喪秩序

其次，姚立明說，若有任何違法事情，應立即向法院檢舉、告訴，不應以記者會為之。姚立明所言，乃民主國家的基本法治常識，吾人持相同看法，但要提醒的是，當其新黨同志璩美鳳在完全無查証的情況下，任意召開記者會，指謝長廷接受政治獻金時，新黨是怎麼處理這件事的？為什麼沒有人出來告訴璩美鳳，未經証實之前，不應任意開記者會抹黑污衊他人？另外，郁慕明說，朱高正的行為基本上是不得體的，造成新黨的形象受到破壞。朱高正則說，如果新黨再拒絕面對黨內的改革問題，「新黨可能會垮掉」。

郁慕明不知還記不記得當其在新國民黨連線時，對待國民黨可是要先「毀黨」而後再「造黨」，比朱高正現在對新黨那是絕有過之而無不及。自己可以「毀黨」卻反對他人要求黨的改造，這又是什麼樣的標準？新黨標榜新秩序，新黨難道不知道雙重標準就是秩序的淪喪？

雙重國籍，為害我國

新黨諸多成員經常表示，我國前途要由對岸十二億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來共同決定，這種說法誠叫人納悶，為什麼我國前途要由他國人民一起來決定？如果這說法說得通，那麼身為他國的日本、荷蘭是不是也可以決定我國之前途？

然，這個問題，在此次事件中朱高正被批評是「兩岸立委」時所作的回答中，可清楚新黨的心態，朱高正說，他就是兩岸立委，並表示台灣是蕞爾小島，他志在大陸的大好河山，他皮箱內都放著中國地圖。這就是我國國民要睜大眼睛的地方，朱高正領的是我國人民納稅血汗，當的是我國立委，但是卻表示在中國的大好河山，要當「兩岸立委」，要知道對岸可是一個國家叫作中華人民共和國，而這個國家是要消滅併吞我國成為其領土的國家，朱高正竟說心在對岸的大好山河，要作對岸的立委，我國人民養了這樣的立委，真是養老鼠咬布袋！要注意的是，這種咬布袋的老鼠，若是不只一隻而是一窩，那我國危險了！

（原載於1997年1月21日民眾日報）

　

歷史發展下的政黨演變

陳永昌／台大國際企業系所副教授

　

近來民進黨一再受到反對運動陣營人士的大力批判，在民主電台的節目叩應中，聽眾對民進黨罵得更入骨，而不像以前只有極少數的人在批民進黨。建國黨的成立更打破了民進黨在原先支持者的壟斷局面，隨著國發會的結束，民進黨與建國黨在選民中的定位也越離越開，越清楚了。整個局面演變至此，實為民進黨的本質及歷史發展之必然性所形成。

民進黨的成立是當年反蔣家國民黨獨裁統治的大雜燴，統獨混雜，左右也不分，當時有一些極統派人士為民進黨的檯面人物。民進黨內的「台灣人」是以本身反「阿山壓迫」為主要動力，而統派人士則以反獨裁壓迫為主要動力。

民進黨的所謂「民主法治」主張其實是本身反「阿山壓迫」的表面口號，在本身受「阿山」的壓迫下，當然要求公平的「民主法治」，自然提出「台灣人出頭天」，以廣大受壓迫的台灣人為籌碼與工具，但這種「反阿山壓迫」與「台灣獨立」的主張仍有一段距離。因此在台灣人當總統後，「反阿山」情結自然消失，「假設條件式台獨」的主張自然就再轉進，轉得更徒具形式。事實上只要台灣尚未在聯合國取得席位，台灣獨立就尚未完成。為了取得公職利益，民進黨內人頭黨員充斥，形成金錢人頭競賽的「假民主」。不少人在取得公職「自己出頭天」後，見利忘義，所謂「民主法治」就拋開了，私下包庇違法、關說都來了。

連國民黨對台商在中國的過度投資都提出降溫的作法，民進黨竟然高倡「大膽西進」，見利忘義，讓人搞不清到底誰在資匪賣台!?

有競爭才有進步，建國黨的加入台灣政壇將有助於台灣社會的政黨競爭，去蕪存菁，早在一九九五年二月本人即為文公開表示台灣反對運動應有新政黨成立，以促進競爭防止腐化。事實上在一九九二年底立委大選後，李連體制上台，極統派退出權力核心，台灣即進入另一新時代，「阿山」不在，此時的民進黨以當年大雜燴的本質將不足以應付新時代的來臨，這樣的歷史發展算是民進黨完成它組成的任務。

面對著即將來臨的縣市長選舉，建國黨與民進黨將形成競爭的局面。建國黨面對著民進黨候選人，不論其為不統不獨或是所謂獨派人士，將會有一番激戰，但此為成長必經之痛，經過一小段時間後，選民自然會做更合適的選擇。建國黨若在選舉時處處考慮民進黨人選，建國黨將喪失其自主性、自我矮化，其主張也將有氣無力。

堅持台獨立場又能抗拒李登輝的「半台灣人」情結的二一％選民，這些人大多具有較強的獨立思考能力與開創性，而非如民進黨主席許信良所言對民進黨有所謂革命情感的鄉愿心態。建國黨在這些選民中應可獲半數以上的支持，甚至可到六、七成。對於其他原支持民進黨的較外圍一二％以及他黨選民，建國黨若再提出適當經濟、教育、社福、婦幼等政見應可再擴展出別一群支持者。

在政治議題仍是台灣社會改造、選民關心的重大問題時，綠黨偏重環保，忽略政治議題，導致未能適合選民口味，未能形成競爭的激勵。綠黨若加重政治議題，對政治與環保並重，對綠黨應較有利。

建國黨的成立將加強政黨競爭。越多的非泡沬政黨較能避免少數幾個政黨的聯合壟斷。經濟制度與政治結構為一體兩面，皆是牽涉利益，在台灣就業、薪水、福利、房屋等問題越出現衝突糾紛時，堅持台灣獨立立場，站在一般小市民、小白領、藍領階級立場，主張縮小貧富差距，重視福利的台灣左派政黨、社會主義政黨相信不久也會跳上台灣政壇，屆時在台灣社會，左中右、統獨等各種政黨俱全，更能適合各階層選民需求，形成更深一層的自由競爭與進步淘汰。

（原載於1997年1月6日自立早報）

建國黨與新黨

陳茂雄／中山大學電機系教授

建國黨主張台灣獨立建國，為了不認同民進黨而組黨，新黨主張中國統一，為反李登輝而組黨，看起來差異頗大，事實上兩黨也有極相似的地方：新黨與國民黨有部份支持者重疊，建國黨與民進黨之間則重疊得更嚴重；新黨的支持者會暗助國民黨的新住民候選人，如王天競、馬英九等人，建國也一樣有民進黨清流情結，也有暗助民進黨清流的傾向。

建國黨是推動體制外改革

對一個政黨不認同，首先要做的就是體制內改革，所謂體制內改革，就是修改黨章，若無力推動體制內改革，就從事體制外改革，所謂體制外改革，就是重寫一部黨章，重組一個政黨。建國黨是不認同大和解、聯合政府政策以及不當選舉制度所引起的人頭黨員及派系鬥爭，且無力從事體制內改革，才推動體制外改革，新黨不是因為政策或體制而組黨，而是不滿意李總統對政治資源的分配而離開國民黨。所以，新黨與國民黨之間是一種政爭，不能算是體制外改革。

新黨大力抨擊李總統，卻不圍剿國民黨，遇到理念接近的新住民還會暗助，很少人會認定新黨為理念而爭，而是為承既得利益流失而鬥。同樣的道理，若是建累黨大力批鬥美新（美麗島及新潮流），卻又在選戰中支持民進黨其他派系，是否也讓人覺得，建國黨成員在培植個人勢力，甚至於被誤解組黨動機，是為了不被尊重才反美新派系？

培植友黨派系有違創黨精神

既然新組政黨，就要與所有友黨競爭，不可介入友黨內部的發展，否則就自我矮化成友黨的一個派系，若新黨介入國民黨的發展或選舉，則算是自我矮化成國民黨的一個反李登輝派系；建國黨若扶持民進黨任何候選人，也算是自我矮化成反美新派系，這算是愚弄支持者，若要支持友黨候選人，當初就不應該組黨，以個人立場去支持清流，何苦要組黨？帶了一批支持者繞了一圈，又回頭支持友黨候選人，友黨清流若有能力影響該黨的政策與制度，就不應重新組黨；若是沒有能力影響該黨的政策與制度，就不應重新組黨；若是沒有能力影響，則整個政治生態應該重新洗牌，逼迫清流離開該黨，重組反對勢力，若創了新政黨，又支持不認同的政黨的成員，將使該政黨茁壯，這才真是分裂在野勢力。建國黨的籌備委員信誓旦旦的要消除派系，要求新進黨員退出其他政黨，以及終止參與其他政團的活動，然而有少數籌備委員，一時疏忽，介入友黨的選局，依建國黨的精神，應退出建國黨，否則，變成在建國黨中，培植友黨的派系，有違當初創黨的精神。

保守勢力為反李登輝而創新黨，其與李總統之間是因政治利益之爭而對立，所以，國民黨陣營中，只要有人反李，就會受到新黨支持；而建國黨與民進黨之間則完全不同，有一批人不認同民進黨之政策與制度，才組了建國黨，誰是誰非交由大眾公決，彼此之間既無恩情，也無恨意，只做良性競爭，不必刻意支持窩裡反的民進黨員，歡迎志同道合的友黨黨員加入自己的政黨，但不能支持脫離友黨變成無黨籍的人，否則，跟新黨與國民黨之爭何異。

建國黨與民進黨是良性競爭

新黨與國民黨係因政治利益分贓不均而爭，所以新黨只會批評國民黨的不是，不會期待國民黨的進步；建國黨與民進黨係理念之爭，民進黨的淨化，將使建國黨失措，建國黨的出現所產生的壓力，雖不能使民進黨的政策改變，但已使民進黨員的自主性提高，這次縣市長的初選就是明顯的例子，但若是建國黨因此加以助選，就失去黨格：組黨這件事若是正確，則不能介入民進黨任何選局，否則就變成民進黨內的一個派系，況且，它將鼓勵優秀人才留在民進黨，不要加入建國黨。組黨之舉若屬錯誤，也應該先離開建國黨，再支持民進黨員，甚至再加入民進黨。

少數建國黨員欲為友黨助選

重制度的社會，應該選黨重於選人，因為政策是整個政黨的事，不是少數幾個政治明星可以左右，況且，政治人物遠看近看均有不同的形象，如何界定清流與濁流？當年伍澤元也是以超級形象牌被徵召參選屏東縣長。只有人治的社會，才會發生選人重於選黨的事件。少數建國黨員，為打破派系而組黨，卻意圖為某些友黨候選人助選，形成實質性的派系，忘了組黨的目標。

（原載於1997年2月23日民眾日報）

質「新」黨的「舊」國旗

李筱峰／世新學院副教授

元旦當天，新黨在孫文紀念館舉行一項「親子逗陣縫國旗」的活動，號稱有上千市民參加（據一月二日的《自由時報》北布版）。主辦單位說明他們主辦此項活動的構想，是要喚起國人對歷史的記憶，他們提出問題：「你對國旗的認識有多少？而你的孩子呢？還記得國旗歌歌詞和旋律嗎？孩子學會了嗎？」

這種每逢節慶就要搬耍一下「國旗」的舉動，自從蔣介石政權扛著「中華民國」名號逃到台灣繼續當統治者以來，台灣人民已經司空見慣，習以為常（並且許多人已因此產生巴夫洛夫式的古典制約反應，毫不假思索認定這面「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旗子就是理所當然的國旗）。對於這種司空見慣之事，本不足掛齒。不過，這次新黨在縫國旗的舉動中，說要喚起國人對歷史的記憶，還問人家對這面國旗認識多少？引起我這個大學裡的歷史教師，忍不住要反問數語：

一、你們知道中華民國原先建國時的國旗是五色旗（紅黃藍白黑）嗎？你們怎麼把國旗改了呢？你們不是經常告訴人家說，國旗不能改、改國旗就是不愛國、不認同國家嗎？

二、原先的五色旗還是當時的中華民國的參議院正式通過的，而今天你們最奉為神聖圖騰的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則是一九二四年六月在廣州的國民黨中央以一黨之私決議的。一黨決定還不打緊，他們竟把他們的黨旗（青天白日旗）放到國旗的一角去，造成一面黨國不分的「國旗」。新黨人士既已退出國民黨，且以「新」字標榜，何以還念念不忘國民黨「黨製」的舊「國旗」呢？

三、更重要的是，在大陸時代國民黨黨製的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原先所代表的範圍，並不包括台灣，易言之，那面旗子是在台灣之外的地區產生的，而今，它卻只能拿到台灣地區來插掛。台灣所掛的國旗，竟是一面在台灣之外的地區產生的旗子，何其荒謬哉？走遍全球，你們看過有這種荒謬的現象嗎？你們也願意讓我們台灣的小孩了解這種怪象的本質嗎？

四、這種怪象的本質，說穿了，扛著「中華民國」名號的蔣氏國民黨政權，自一九四九年底逃入台灣後，就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流亡政權，這個流亡政權在台灣建立起學者所說的「遷佔者國家」（Settler state）─「由一群支配原始住民的新移入者所建立的國家」。被帶離中國的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便成為這個遷佔國家的精神指標，用以訓練其統治下的人民擁護這個「遷佔政權」的認同記號。實則，它只是一個流亡政權的標幟。這個流亡政權的舊記號，並不能真正代表台灣。「新」黨要台灣子弟念念不忘這個流亡政權的舊記號，不知所為何來？怪不得有人說，新黨是蔣氏政權的遺形物。

五、最後再請問：你們所奉為圖騰的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所代表的範圍到底有多大？如果你的答案僅止於台澎金馬，那麼你們正在製造兩個中國，這是中共當局所不准的，你們怎麼敢提倡？如果你們的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代表的範圍，也包括全中國大陸，則你們勢必要消滅掉拿五星旗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這不是給中共更大的刺激嗎？根據你們「台灣獨立會刺激中共、會引發中共武力犯台」的邏輯，建議你們把青天白日滿地紅旗收起來，不要再刺激中共了，否則中共武力犯台怎麼辦？

台灣已經產生民選總統，台灣的政治也已在轉型中，台灣不再需要任何遷佔政權，不需要任何代表流亡意識的符號來做我們的國旗。期待新黨的朋友們能拋開陳舊的流亡意識，與在台灣的所有族群共同努力，認同台灣做你的國家。這樣才能名副其實做一個「新」黨。

（原載於1997年1月8日自由時報）

台灣周邊國防動向

張國興／日本久留米大學教授

一九九六年三月台灣民選總統前，中國對台武嚇的後續影響，間接提升台中雙方凱子外交的籌碼，進一步浪費台灣納稅民眾的血汗稅金。其後，中國更積極展開軍事外交，企圖減緩「中國威脅論」壓力，並打亂台中軍事均衡局勢。

中印中韓國防對話

九二年，中印恢復邊境貿易，九六年十一月下旬，江澤民訪印簽訂邊界裁軍協定，宣稱不訴諸武力。

與美中軍事交流同一時間，中國軍事代表團於九六年十二月七日首次訪韓。韓國在九二年八月與中國建交，九六年六月韓國國防部高官訪問中國，九月接受日本海上自衛隊（海軍）教練艦隊訪問釜山港，同月，另有俄國軍事代表團訪韓商談武器交易事宜。

剛結束訪美的中國國防部長遲浩田，在返國途中，於十二月十九日訪泰，與兼任國防部長的泰國首相會談。

如此這般，在九六年中，中國軍事代表團走訪五十餘國。手握千億美元外匯存底的中國，在軍事外交方面對台灣國民黨政權的無形壓力，已然較前增大。

美中俄軍事交流

因九五年六月美國答應李登輝總統訪美，而氣急敗壞、取消訪美計畫的遲浩田等人，在九六年十一月美國柯林頓總統確定連任後，巴不得早日恢復中美軍事交流，美國也需要與中國協商亞太安全保障問題，因此九六年十二月九日，中國國防部長遲浩田訪美，重新拾回八九年六月天安門事件以後，中斷多年的美中軍事對話機會。

雖然美國總統也禮貌性的會見中國訪客，中國也表示美國艦隊可以繼續駛進香港，但對中國無意放棄對台動武、中國人權問題及美日安保條約的評估等，兩國看法仍然相左。

這可由美國國防部特地於十二月廿四日宣布，出售陸軍改良式機動戰術通訊系統、F16戰機用電子反制裝置及刺針車載式飛彈飛射器等，總值一億五千萬美元的武器給台灣之軍事合約，清楚看出。

一九六九年曾在中蘇交界大打熱戰的中蘇兩國，自八九年以來，一直在談國境裁軍問題。九六年十二月廿七日李鵬訪俄，達成協議，決定九七年四月江澤民訪俄時，會同哈薩克、古爾吉斯、塔吉克等國簽訂邊界裁軍協定。如此一來，西方無後顧之憂的中國，就可專心向台灣施壓了。

九六年三月台海緊張，使日本認清東亞戰略的重要性。九六年底，日本防衛廳防衛研究所首次出版「一九九六─九七東亞戰略概觀」，今後每年將出版一次。

日本設立情報本部

日本防衛廳檢討八年之久的綜合性情報組織「情報本部」，終於在九七年一月廿日正式成立。防衛廳將前此各自為政的陸海空三軍情報部門，和該廳「內局」及「統合幕僚會議」整合為「情報本部」，使組織統一，用以提高工作效率，培養情報領域專家，加強對情報的收集分析能力。

情報本部擁有職員一千六百人，是日本最大的情報機關，凡事服從「情報委員會」指示，由文官指揮。辦公地點，至二千年時集中於東商巿谷（戰前的日軍「大本營」所在地）。日常工作，分為總務、計劃、分析等五個部分；「電波部」負責收聽日本周邊的電波，「畫像部」則處理衛星畫像數據。此舉將對日本政府的整個情報戰略及危機管理有所貢獻。

台海軍事均衡問題

有些專家認為，中國在台海那邊配備蘇愷27戰機多達二百架的二○○三年左右，台灣在台海的軍事優勢將受到考驗。

台灣的安全，除軍事因素以外，更有國內外政治經濟因素存在。台灣國家認同模糊，最為危險。日韓等國，國際地位穩定，能主動展開有利的國防政策。台灣則不然，因為台灣尚未確立主權獨立的地位。以台灣國名開拓台灣外交，使台灣問題國際化，應是台灣自救的有效途徑。

（原載於1997年2月1日民眾日報）

迎向廿一世紀的台美關係

陳少廷／政大國關中心研究員

柯林頓總統頃完成第二任期「外交與國安」領導班子的改組，從國務卿、國防部長、國家安全顧問、亞太事務助理國務卿等全部換新。由這些新首腦組成的「夢幻隊伍」，將在柯林頓總統的領導下，為美國「搭建通往廿一世紀之橋」（柯林頓總統就職演說主題）。

歐布萊特自稱「歐亞並重」

新任國務卿歐布萊特是美國歷史上的首任女性國務卿。這位教授出身的外交官，在過去四年擔任駐聯合國大使的傑出表現，深受朝野的讚許，所以參院以全票通過她的任命案。有人批評她「重歐輕亞」，但她自稱「歐亞並重」。在聽証會上她說：「我們最重要的工作是維持動力，繼續創立一個統一、穩定和民主的歐洲，以及日益合作的亞太社會。」所以二月中旬，她就要動身前往歐亞兩洲國家訪問。

國人最關心的是，她對「台灣問題」的看法。她在答覆有關台灣參與聯合國問題時說：「台灣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都遵行一個中國政策。根據一個中國政策，一九七二年美國已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中國唯一合法政府。故美國不能支持台灣在聯合國取得國家地位的會籍，但美國支持台灣適當參與不需以國家資格取得會籍的國際組織。」此外她還特別強調，美國將遵守台灣關係，協助台灣維持台海安全。上述美對台政策係柯林頓政府二年前重新檢討後所確定的原則，顯示新政府無意改變現行政策。

歐布萊特非常重視美中關係，她認為發展美國與中國的合作關係，是美國通往廿一世紀的關鍵問題。但對「兩岸問題」，她堅持中國不得以武力解決雙方的分歧，並稱美國對中國的人權措施與香港問題，將加以密切的關注。

新任國防部長柯恩係參議院軍事委員會資深議員，參院同仁以全票通過他的任命案，顯示這位共和黨籍的參議員的才幹，受到同仁們不分黨派的肯定。在答覆有關台灣議題，柯恩對准許李總統訪美，以及美國派遣航空母艦維持台灣安全等問題，均表示支持。但他也主張美國應擴大與中國的軍事交流。柯恩曾三次訪問台灣，最近一次是去年十一月中旬，曾晉見李總統，並公開舉行記者會，肯定台灣與美國關係的重要性。所以一般認為，由於他對台灣的熟悉和友好，因此應可期待在對兩岸問題上，他將有較「平衡」的觀點和主張。

台美關係前景謹慎樂觀

內定出任主管亞太事務助理國務卿的陸士達，曾擔任以「親台獨」著名的前眾院亞太小組委員會主席索拉茲之助理，對於台灣問題極為熟悉。據悉，他在不久之前曾悄悄來台訪問，並在高雄的中山大學發表演說，在台北時也晉見了李總統。

國家安全顧問雷克在此次改組調任中央情報局長，他的副手柏克調升補其遺缺。雷克與柏克曾參與去年三月間台海危機的決策。不健忘的讀者應還記得，柏克曾邀約我國國安會秘書長丁懋時在紐約會面，轉達美國對台海危機的因應措施，使我國得以順利完成歷史上首次的總統大選。所以柏克對兩岸情形的處理，具有相當的經驗。

綜觀新領導隊伍的人事背景，我們可發現他們對台灣問題都相當熟悉，對我亦頗為友善。準此以觀，我們對迎向廿一世紀的台美關係之前景，可以謹慎樂觀。但主要的問題在於我國的認知與作法，如果再次發生諸如新聞局長在洛杉磯召開記者會，黃建南政治獻金嫌案、劉泰英控告《亞洲周刊》案（其中一名被告為駐紐約記者，渠已取得標榜言論自由的美國新聞同業的聲援），則台美關係必受不利的影響。

我國外交決策者的心態

必須指出的是，美中高層即將進行互訪，台灣問題將是他們會談的議題。筆者認為，美中關係的改善不致損害台灣的利益，已往的事實已證明，此反而有助於台海的安全。所以國人不必擔心美國會因與中國改善關係，而犧牲台灣。筆者所擔心的倒是我國外交決策者的心態。今天的「外交權貴」儘是一些大陸籍「政治貴族」的後裔。他們的出身背景使他們堅決反對台灣獨立，不願認同斯土斯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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