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長的話
沈長庚
隨著九七香港歸還中國的日子之來臨，朝野無不意識到台灣即將直接受到中國的威脅。不接受中國之統治是大多數台灣居民的共識，因此由民進黨所主導的『向中國說不』獲得了全國眾多社團的參與，本會當然也不例外。該活動的總召集人蔡同榮教授認為如果沒超過十萬人來參加，此活動即算失敗。
另一方面，本會許慶雄和廖宜恩兩位教授對『向中國說不』一辭作了進一步的解釋，他們認為所謂『向中國說不』是對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兩國中國說不』，因此推動『台灣共和國申請加入聯合國運動聯盟』。本會積極參與此活動，希望本會的快筆和名嘴們能熱情參加。
蔡同榮和許慶雄兩位教授將到本會會員大會說明他們所主導的活動，屆時大家可聆聽他們的意見，希望本會會員和會友都能熱情與會。
九七『六月憲改』已在草山熱烈登場，本會的一貫主張『制憲』、『廢省』、『廢國大』……獲得媒體相當程度的表達。事實上，有些同仁將此次修憲視為制憲一個階段性動作。雖然本會同仁對憲改的意見非常分歧，但是我真的非常希望各流派的主張都能獲得充分的表達與探討。我認為如果本會的主張能入憲，將有助本會『獨立建國』的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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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6月活動記要4
月30日科技政策研討會第一次籌備會
地 點：台灣教授協會辦公室
參與人員：高明達、何建明、李漢銘、蔡志宏、廖弘源、張清溪、陳正然
決議：
1.以國家科技預算經費的分配、執行與成效的探討為主要方向。
2.為了解國家科技預算之使用現況與立法委員蘇煥知辦公室一系列參觀訪問政府科技預算之質詢單位。
3.進行資料的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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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4日多位教授及眷屬及會友熱心參與「
504悼曉燕，為台灣而走」大遊行。參加者如下：沈長庚、吳光鐘、蘇育德、王塗發、何清人、潘振輝、蘇慶川、陳永昌、張瑞吉、劉俊秀、高欽福、王成章、董芳苑、李銘亮、吳成三、陳儀深、范文芳、高阿金、管碧玲、林向愷、鄭玉敏、范文
㝃、沈秀琴、詹水嬌、蔡丁貴、曾繡雅、陳雅書、黃昭淵、吳政忠、陳春生等。5
月4日由北區執委負責人吳成三教授為本會及會友策劃搭乘捷運淡水之旅，並請滬尾文史工作室李志仁先生解說導覽。行程如下：
三協成餅店→馬偕教堂→淡水管理學院→淡水中學→紅毛城→淡水老路街→三協成餅店→淡水車站
參加此次活動者甚為踴躍，並均感是一次的知性之旅。
本會北區會員、會友聯誼活動淡水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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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6日沈長庚、黃照淵、許主峰、高明達、蔡丁貴、吳成三、林國慶等聯袂拜訪陳菊，討論有關台教會立案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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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10日甲、下午
9：30，台教會科技組透過立委蘇煥智辦公室安排拜訪資策會。參加者有石豐宇、沈長庚、黃為德、高明達、劉俊秀。乙、下午
2：00，在本會會議室召開五月份執委會出席者：沈長庚、管碧玲、謝志誠、許主峰、高明達、李銘亮、蔡丁貴、何清人。
列席者：楊維哲、林山田、陳儀深
德國自由黨黨員經由林山田教授來本會拜訪並合影留念
丙、本會會長沈長庚代表本會至林口祭悼白曉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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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10日本會科技組透過立委蘇煥智辦公室合辦訪問資訊工業策進會，參加者有：
會員：陳正然、何建明、李漢銘、蔡志宏、沈長庚、林向愷、林彥君、余政靖、黃為德、吳哲賢、石豐宇、高明達、許舜欽、何清人、謝志誠、蘇育德
非會員：蕭秋德、吳啟昌、藍信彰、蘇煥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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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14日下午
7：00於本會會議室召開「贊助委員會」籌備會議。5
月18日參加“
518為台灣再走”全民大遊行聲明。（如附件一、附件二）。“518為台灣再走”全民大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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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19日本會與澄社、女性學學會、環保聯盟、人本教育基金會、綠黨，於陽明山中山樓共同發起成立「民間監督憲改聯盟」，並召開記者會，會中沈長庚、管碧玲、許主峰、許陽明均提出主張。（見附件三、四、五、六）。
「民間監督憲改聯盟」成立記者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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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23日台灣人民的歷史選擇
─我們不要民選皇帝
『民間監督憲改聯盟』記者會
透過此次記者會，本聯盟鄭重向社會詳細說明：
1.台灣有實施三權分立總統制的民主經驗與社會條件。
2.雙首長制的危險性與總統制的優越性。
3.我們堅決相信這是一次政治分贓的憲改。
時間：1997年5月23日（星期五）下午2:00
地點：國民大會議場（陽明山中山樓）交誼廳
出席人員：
張清溪（澄社社長，台大經濟系教授）
顏厥安（澄社社員，台大法律系副教授）
金恆煒（澄社社員，當代雜誌主編）
發言人：管碧玲（台教會秘書長，中興大學公共行政系副教授）
（見附件七、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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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24日與立委蘇煥智辦公室合辦訪問經濟部產業技術處
參與人員：陳正然、何建明、沈長庚、蕭鴻銘、何清人、黃為德、高明達、林能白、張清溪、李銘亮、許主峰、吳啟昌、蘇煥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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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25日於台大校友會館
3F A室，與建國黨舉行「台灣共和國申請加入聯合國」運動聯盟成立大會。本會由沈長庚會長代表參加。5
月28日科技政策研討會第二次籌備會
地
點：台灣教授協會辦公室參加人員：張清溪、何建明、高明達、李銘亮、陳正然、蔡志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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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29日本會前任會長張國龍教授因違反「集會遊行法」被判刑拘役
30日，遭法院通緝。到28日晚間即遭新店警方逮捕逕送台北地檢署偵辦。檢查官偵訊後將其收押並移送台北看守所。社運團體在得到消息後紛紛表示，支持張教授寧可坐牢也不易科罰金的作法，以凸顯「集會遊行法」違反憲法的本質，並於司法院展開為期三天的靜坐，要求相關單位及早廢除「集會遊行法」。
本會會長沈長庚表示，張國龍教授的被捕是社運人士長期以來受到執政者迫害的典型案例，在眾多重大命案無法偵破之際，司法單位卻只會捉好人，憲法明文人民有集會的自由，「集會遊行法」的制定，違反了人民思想與表達言論的自由，司法院除了應就此予以釋憲之外，立法院也應在本會期內儘速將其廢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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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30日「譴責反廢省的惡勢力」記者會
時間：
1997年5月30日（星期五）上午10:00地點：國民大會議場（陽明山中山樓）西廂會議室
主持人：沈長庚（台灣教授協會會長、台大數學系）
出席人員：
陳少廷（政大國關中心）
陳儀深（中研院近史所）
（如附件九）。
本會主辦「譴責反廢省的惡勢力」記者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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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3日「兩黨憲改協商大預言及批判」記者會
一、時間：一九九六年六月三日（星期二）上午十點
二、地點：台大校友會館
3A三、說明：
民間監督憲改聯盟針對國民黨與民進黨即將舉行之修憲協商進行分析與預測，並詳細說明為何兩黨會接受如此的協商結果，及各自會得到如何之政治利益。會中並將針對兩黨不顧民間、學界之強烈反對聲浪而閉門修憲提出嚴厲批判。
四、參與本次記者會之學者專家（依姓氏筆劃順序）
沈長庚（台教會會長、台大數學系教授）
金恒煒（澄社社員、當代雜誌總編）
管碧玲（台教會秘書長、中興大學公共行政副教授）
張清溪（澄社社長、台大經濟系教授）
顧忠華（澄社社員、政大社會系教授）
顏厥安（澄社社員、台大法律系副教授）
（見附件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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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5日應健全國會不應『廢國會』記者會
時間：
1997年6月5日（星期四）下午2:00地點：台大校友會館（台北市濟南路
1段2-1號）3樓C室主持人：顧忠華（澄社社員，政大社會系）
出席人員：
史
高成炎（綠黨召集人，台大資訊系）
許主峰（台教會法政組召集人，淡江行政系）
徐光蓉（環保聯盟學委會召集人，台大大氣科學系）
（見附件十一）。
應健全國會不應『廢國會』記者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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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8日甲、本會與建國黨合辦「認識台灣教科書爭議」記者會
乙、「民間監督憲改聯盟」在台大法學院國際會議廳舉辦有關憲改演講會，由管碧玲主持，民視並現場實況轉播。
6
月12日甲、下午
2:00於立法院第六會議室召開記者會，主題：兩黨協商破裂後的憲改要求。沈會長發佈新聞稿（如附件十二）。「兩黨協商破裂後的憲改要求」
乙、「中華民國基督生活團」代表陳方中先生和林長生先生訪問本會由廖中山、沈長庚、管碧玲三位教授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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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14日於本會會議室召開
6月份執委會，並一併召開有關申請「台灣教授協會立案」的第一次籌備會議。出席者：沈長庚、管碧玲、溫振華、林正宏、何清人、張維邦、許主峰、高明達、李銘亮、范文芳、邱賜程、謝志誠、蔡丁貴、張瑞吉、張國龍、許文輔、李永熾、謝國煌、謝志誠等。
附件一
《518，為台灣再走》全民大遊行
請積極動員『五、一八』遊行
管碧玲
『五、○四』遊行之後，台獨運動陣營傳出一些對運動的不滿，包括：1.被新黨利用；因為遊行要求各團體不揭櫫自己的旗幟，新黨卻大張旗鼓、媒體報導集中在新黨人物與隊伍。2.運動已被統派、新黨、宋楚瑜集團利用，作為倒李連的鬥爭工具，如不保李連，難道政權要落入統派之手？最後，有微弱的聲音，更指名道姓的點名運動領導人中某某人『是統派』。
本人以為，以上看法有討論的必要。有關遊行旗幟問題，行前會議時，新黨確實一再反對統一旗幟、訴求的遊行紀律，本人適巧在會中扮演與新黨對立的角色，當時曾提出各團體自行準備的標語，可在會中提出討論，凡為各團體接受者，就可以揭舉，新黨對此仍然堅決不從。最後決議，凡有個別旗幟、訴求的隊伍全編入最後的第六大隊。准此，新黨扛自己的旗幟，其實是符合遊行的規定了。『被新黨騙了』云云，並不為真。然而，問題的重點應該在於：新黨在運動中得到什麼了嗎？其實整體而言，媒體印象是『民怨沸騰』、是自發的、無黨派色彩的社會自主力量發出的怒吼，這才是事實。新黨（或統派）拿自己的旗幟，只得到『自我安慰』的效果罷了。不是嗎？
『五、一八』的疏離感，主要應是在對其政治效應的疑慮部份。到底是不是幫了統派？到底會不會讓統派在內閣改組中趁火打劫？有關這部份，本人的觀察是：台灣人民的怒吼，完全是李登輝的籌碼，而不是李登輝的負債。『五、○四』的結局就是如此。內閣即將更動的名單顯示，李登輝換下了無關緊要的人、或與宋楚瑜有感情的人（林豐正），換上去的全是他的最最最愛的愛將。許介圭（及其弟許介麟）如是，葉金鳳亦如是，本人較不清楚的是農委會主委而已。當各位看到，國民大會罷李案不能成案，立法院倒閣案絕無通過可能，就很清楚，新黨和民進黨非主流加起來的力量，遠遠在政治勢力的邊緣。群眾的壓力，如何有機會被新黨轉化為政治實力？
事實上，新黨並不是台灣當前最大的危機，因為他們暫時沒有實力，且台灣人民已經懂得防堵他們。許、邱集團與李登輝合流後的『國民進步黨』才是台灣獨立最大的障礙。因為：1.它是一股絕對多數的勢力，台灣要發展另一個替代的力量，恐怕十年工夫都不夠。大家別忘了，這個結合中，李登輝不敢放棄『一個中國』、許信良主張『大膽西進』、邱義仁則認為『要突破現階段美、中、台三邊的均衡關係非常困難』，請問獨派的同志，它們是不是台獨的障礙？
五月的台灣，正在進行一場歷史性的革命，就是這一股打擊台獨運動不遺餘力的『社會主流勢力』正透過修憲進行政治分贓，未來的『雙首長制』將使總統有權無責、行政院長不必經立院同意，可以方便政治分贓；立法權孱弱，太不聽話，就被解散重選。兩大黨可以用比例代表制的國大代表與官派的鄉鎮市長籠絡黨內同志，分贓政治，伊於胡底？人家不是看到，民進黨可以放棄廢省廢國大、放棄禁止黨營事業，來和國民黨換官位嗎？這種腐敗的力量尚且是一個政商關係密切的力量，未來國會權力不彰下，若弱勢團體向行政權要得到政策嗎？覆議權沒得玩了、行政院要的民主法案立法院不通過，一年後行政院可以用「暫行條例』就做了，這個國家將是富者的樂園吧！
我們的使命正是對抗這個新威權的誕生。但是他們顯然已經談判好了，並且開始解構我們的力量，君不見，許信良的記者會，說要倒閣這個慢半拍的表態動作，是跟連戰『全民開講』表示修憲完一定辭的記者會，『同步』演出，不是嗎？連這種細節都配合得天衣無縫，我們還要假設他們的清純嗎？
『五、一八』人再多，也倒不了閣，相反的，如果人太少，表示我們徹底被李登輝與許邱集團合流的『國民進步黨』擊潰了。我多麼不願看到這樣的結果，我的理想是，人民的力量夠大，使接著要組成的反憲改運動有足夠的力量阻止這個怪物成形，那麼，阻卻憲改，讓體制維持現狀是相對的好結局。知識界正在串連，如果同志們認為有急迫感，請全力動員一個只不過用來表示抗議力量，不可能被新黨利用、不會撼動李登輝政權的遊行。
我有惱人的身段，這些尖銳的分析至今無法赤裸裸的公諸於世，且讓我嘗試看看，若我能說服運動的同志，才能說服大眾，否則，真的就不必說了。
附件二
民選總統站出來
─民間監督憲改聯盟對本次憲改的聲明─
一、一個反對：反對任何形式的雙首長制及其相應的制度
所謂雙首長制，就是將現在這種權責不清的體制合憲化，並產生一位凌駕一切，高高在上的「民選皇帝」。雙首長制下的總統，既可坐享大權，卻又不受國會的制衡。施政成效，由行政院長承擔；國會不服，則可以解散國會；至於國會要彈劾總統？抱歉，門檻甚高困難重重。雙首長制，除了便利政客分贓，以權謀私外，對台灣一無好處，反成社會失序之亂源。我們認為，總統既然民選，民選總統既然要擁有實權，就不能再騰雲駕霧，垂簾聽政，造成國會之癱瘓，行政院的爭功諉過。因此我們主張，擁有實權的總統必須站出來，直接面對國會之制衡監督。
二、五項主張：
我們對此次憲政改造的具體主張是：(一)
(二)
強化國會功能：廢除國民大會與監察院，以立法院為唯一國會，擁有包括法案、預算、審計、調查、聽證、彈劾等權力在內之完整國會權限，使其能充分制衡監督總統。(三)
重建地方自治：廢省，將全台灣依經濟、文化、地理等條件重劃為六到九區，下轄鄉、鎮及區轄市，讓地方自治與區域整合能同時並進。(四)
強化司法保障：司法預算獨立，司法院最高法院化，另建立獨立之憲法法院，落實司法權對人民權利之保障。大法官一任十二年，不得連任，使其得以獨立釋憲。(五）
制定社會大憲章：將教育、勞動、環境、文化、原住民族、婦女參政、老人、殘障及兒童等等社會基本權，制定為社會大憲章，取代原有基本國策之規定，使弱勢團體能獲得憲法基本權保障。
附件三
台灣教授協會與『民間監督憲改聯盟』
台灣教授協會會長 沈長庚
去年年底的國家發展會議，在短短的幾天內，就達成了一百多項的共識。其中最為各方所垢病的是：『國家定位的模糊化』。九七香港回歸中國之後，中國的下一目標是將台灣問題香港化，以便併吞台灣。不接受中國的統治是大多數台灣人民的願望，台灣教授協會認為『國家定位的模糊化』是台灣長治久安的最大致命傷。國民黨一貫的『保持現狀，以求安定與繁榮』的口號，已經在這半年來所發生的一連串重大命案，證明了其謬誤性。在這次的憲改過程中，我們希望民進黨國代黨團能堅持以往民進黨與各社運團體共同努力的目標：
一、我們的最終目標是制憲而非修憲，修憲等於承認台灣為中國的一部份，正中中國『將台灣問題香港化，讓國際間誤認台灣問題為內政問題』的陰謀。若無法達到制憲的目標，也應以確立『國家主權』為前提進行憲改。
二、台灣應實行總統制，以符合權責分明，不應實行雙重行政首長制。
三、廢國民大會與監察院，以立法院為單一國會，確立三權分立。
四、廢省政府，以提高行政效率，並提昇國家競爭力。
五、反對廢止鄉鎮巿長選舉，以免破壞地方自治精神。
六、反對任意延長現任民選公職之任期，以免破壞選舉契約。
七、教育、勞動、環境、文化、原住民、婦女參政等社會基本權應納入憲法中，使弱勢團體能得確實的保障。
附件四
民間監督憲改聯盟
成立記者會發言要旨1997.5.19
台灣教授協會秘書長 管碧玲
從「五、○四」、到「五、二八」相信政府與所有政黨領導人已經深切感受到，人民要求「責任政治」的堅決意志，人民要求總統道歉，需要的不是家父長安撫式的表示遺憾、歉意、甚至置身事外的和人民一起憤怒譴責。我們心中有一個權責相符的總統圖像，那就是一個有實權、必須為他的政策負責，一方面風塵僕僕地向他的人民推銷政策、謙虛又堅決的向國會遊說政府意欲的法案：一方面接受一個有夠力的國會，用完整的國會權監督他。並且像杜魯門總統說的：「推諉止於我的案桌」，總統就是負責的人。未來的雙首長制，總統大權在握，卻躲在行政院長後面，國會不但是跛腳國會，監督的也是一個替罪羔羊。「權責不清、超級總統」是台灣民主倒退的表徵。未來的「改良式雙首長制」將使台灣進入「新威權體制」時代。
反對改良式雙首長制，將是本聯盟盡一切力量施壓的重點，我們期望能阻止此一怪物誕生，在中央政府體制上，現行版本中，唯一權責相符的只有總統制，聯盟各團體中因此暫時拋開個別有的內閣制主張而參加聯盟，我們以為，如果此次憲改不能選擇權責相符的總統制，保持現制相對而言是較好的選擇。
我們不是要阻止此次憲改。我們要求此次國民大會應完成１、廢省、廢國大；２、社會大憲章入憲；３、司法預算獨立；４、政黨禁止經營營利事業……等保障人權、健全體制的歷史任務。李登輝與許信良所代表的勢力，不可以在回應人民要求廢省、廢國大的強烈意願時，用一擴權和混亂的體制來和人民交換。
本聯盟將呼籲台灣可敬的公民支持我們，我們要人權保障、要廢省、廢國大時、政府就應謙卑地回應人民的要求。現在，民進黨好像在告訴人民，如果不接受「暫時」、「妥協」的雙首長制，廢省、廢國大就泡湯了。我們以為這是要挾。政府不能要挾他的人民。
附件五
法政組 召集人 許主峰
發言條：
針對本次憲法的修改，台教會認為憲法是國家基本大法，它的程序目前雖然仍要由國民大會專責修訂，但是最好能以開放的態度整合政治界、學術界和各界民意的看法，這樣才能具備真正的合法性與正當性。
到目前為止我們看到的現象是：少數寡頭政治人物在主導整個修憲的程序與內涵，多數人民、學術界甚至許多國大代表本身，也無法參與辯論，如果主導者真正目的在「為台灣建立百年根基」而強勢運作，那我們也還可接受，但是我們看到的是，政治協商高過專業辯論，妥協分贓大過制度的規劃，這樣的修憲大計，竟被當成少數政治菁英的推拿遊戲，令學術界覺得憂心忡忡。
我們的主張是：
1.反對量身製衣的雙首長制，而以權責相符的總統制作修憲規劃。
2.主張憲改期間，針對主要修憲條文應舉辦電視辯論會，邀請國代與專業人士參加，並藉以從事公民教育，以凝聚國民生命共同體的意識。
附件六
護送總統制黨版
進入修憲二讀會是民進黨的職責
許陽明
台灣教授協會會員、二屆國大代表、民進黨中評委、正義連線辦公室代主任
民進黨雖然已經決議朝野協商必須整版協商，而黨團成員必須對兩個版本全部舉手支持。但從議事來看，這樣仍然是不夠的，總統制版本仍然可能在民進黨團全員支持舉手下，而國民黨不舉手情形下，在審查會中一樣遭到腰斬而亡的情況。
因為在審查會中時間有限，如果朝野對憲改一時仍無法確定完成圓滿的協商，必須要進一步在二讀會中協商，則總統制版本必須要能進入二讀，總統制才有可能成為協商的對象。因此總統制版本進入二讀是非常重要的，民進黨必須護送總統制版本進入二讀！！否則引起社會嚴重反彈，致使憲改遭到人民全面反對，民進黨也無法卸責。
所以民進黨不將總統制、雙首長制兩版本列為必須共同進入二讀的協商版本，到時變成雙首長制由於國民黨、民進黨都支持而進入二讀，而總統制卻變成只有民進黨舉手，而國民黨不舉手的情形，致使總統制版本無法通過進入二讀，那民進黨其實也是一種變相的不支持總統制版本。所以民進黨團如果只有消極的支持是不夠的，必須積極支持並與國民黨協商讓總統制也能進入二讀。如果不支持此版本進入二讀，確保總統制能成為二讀會中，朝野與民間共同協商的版本，則大家就沒有共同的義務支持雙首長制。
國民大會本週即將進入緊要關頭的審查會，如果民進黨沒有決心要將總統制黨版，護送至二讀會而成為朝野憲改協商的關鍵版本，則此次憲改在審查會後即將確定，而使國大修憲二讀會中，只存兩個權責不清的雙首長制，如此一來將總統制列為民進黨共同黨版，名為尊重黨內不同意見，實則只是虛應故事一番而已，如此伎倆將暴露在人民的面前而無所遁形。如此將不但嚴重影響黨內互信，也勢必將憲改導向一個只存權責不清，分贓而製造亂源之體制的地步。民進黨不能不慎！！
我們的呼籲：
民進黨總統制版本朝野必須認真護送使之進入二讀，以確保憲改有完整圓滿的思考！
總統制版本民進黨必須與國民黨認真協商，以確保國民黨共同支持此版本進入二讀，否則我們絕不支持此次憲改，如果因比造成憲改不成，則腰斬總統制者必須負起全部責任！！
附件七
台灣人民的歷史選擇──
我們不要民選皇帝
不論是在體制上或現實運作上，雙首長制都是更複雜、更不穩定的制度。在雙首長制下，因為總統要與行院院長分享行政權，非常容易造成兩者的爭權，引起政爭，以前李郝體制的經驗，就是明證。更大的問題是，雙首長制下的總統是有權無責、沒有任何機關可以制衡總統，會形成權力制衡與法治的嚴重漏洞，而且，由於雙首長制可能會隨者選舉結果而轉變其權力結構，使國家體制在總統制與內閣制間遊走不定，更會增加憲政運作的成本與複雜性。何況，因為雙首長制同時具有總統制與內閣制的特徵，使得雙首長制要運作的好所需的政經社會條件，遠遠超過單純總統制或內閣制下所需的政徑社會條件。簡單的說，如果認為台灣沒有實施總統制的條件，那台灣更沒有實施雙首長制的條件！實施雙首長制對於還在民主化過程中的我國，會因為其體制複雜、不穩定（行政權與立法權要分不分，糾葛不清），反而增加保守勢力假國會之力要脅行政權或阻礙改革的機會。
權力不怕集中，就怕沒有制衡與監督。我們並不反對民選總統擁有實權，只要民選總統同時接受制衡與監督。在台灣已經實施總統直接民選的今天，回頭走虛位元首的內閣制，顯然是不切實際的期待。就總統制與雙首長制而言，我們堅決反對會造成藏鏡人總統、有權無責的雙首長制。表面上，總統制下的總統比雙首長制下的總統權力更大，但在政治現實上，雙首長制下總統的實際權力會更大於總統制下的總統，而且還可以不必面對國會或民意的監督、制衡，這是雙首長制最危險的地方，雙首長制下的總統有權選擇、任命行院院長，等到社會治安惡化，政策失靈，卻又可以推卻自己的責任，說是行政院的責任。我們主張：總統既然要介入行政院院長乃在於整個內閣人選的決定，又在現實上一再介入行政院各項決策，為何不脫去藏鏡人的外衣，站出來直接面對國會與民意，為其人事任命與政策辯護與負責。台灣人民已經用選票選出自己的國家元首，將權力交付於民選總統，現在是人民進一步要求有了權力的總統要站出來對民意負責的時候。選擇總統制，正是台灣民主化過程，打破下一個（也希望是最後一個）政治圖騰的關鍵性制度設計。
附件八
憲改的三點意見
張清溪1997.5.23
目前國民大會進行的憲改，在國、民兩黨主流派的主導下，眼看就要把台灣現在這個不三不四、權責不符的中央政府體制堂堂入憲。做為一個經濟學者、做為一個民間論政團體的參與者、做為一個享祿人民納稅薪俸的知識份子，我有責任把個人觀察的心得公諸社會。
1.五○四、五一八廣大人民的遊行，要求「總統認錯、撤換內閣」，就是要求政府對施政負責任；人民一再為簡單的訴求遊行，也正突顯政府現行體制的權責不清。所謂「雙首長制」，就是要把現在這樣權責不符的制度入憲，變成國家的根本大法。在這個雙首長制下，民選總統有實權卻永遠不必面對民意代表，像個藏鏡人；他派出不必經立法院同意的行政院長來應付立法院，死後可以復生，就像東方不敗，對執政黨而言，雙首長制就是一個「不負責任」制。我們要求國民黨不要再把自己的權利建立在全國人民的痛苦之上，立即放棄不負責任的「雙首長制」。
2.對民進黨而言，雙首長制就是分贓制，做為台灣最大的政治反對黨，民進黨所追求的竟然不是執政，而是想在雙首良制下與國民黨聯合執政分一杯羹；不論是要分享國民黨的權利、或是分享國民黨不義而來的龐大黨產與黨營事業，都缺乏民主政黨的格調。在國民黨日薄西山之際，台灣人民正期待它下台以便新執政者清理這些不義之財、進行台灣政經體質的結構轉變，正式成為一個政黨輪替的民主社會，民進黨竟然只圖方便分享權利。許信良主席要求黨籍國代對總統制與雙首長制一律支持，讓國民黨做最後決定，民進黨的存在有等於無，誠不知我們為何還要這樣的反對黨？在野黨沒有執政黨的包袱，本來就要有理想性；政黨政治「就靠在野黨的理想性來制衡執政者的政治包袱與權利腐化。請問：民進黨的理想性在那裡？人民要這樣全力為執政黨背書的反對黨來做什麼？許信良主席在全國人民面前赤裸裸地玩弄權謀，直把民進黨多年來建立的黨格顏面丟盡；許先生已不適任民進黨領導人了，我謹以民進黨黨員的身分，要求許主席下台。
3.台灣今天政治之所以變成不負責任政治，其實最大的根源在於國民黨龐大的黨產與黨營事業。國民黨利用日本人戰敗接收的混亂與五十年來一黨獨大的執政機會，強取豪奪龐大的黨產與黨營事業，每年利用這些不義之財生出無數的暴利，平常用這些暴利來維持政治主張南轅北轍的黨員異夢同床，選舉時就用這些暴利來「動員民眾」，政權危急時更可以用它來收買反對黨。如此，以不義之財來鞏固政權，再用執政來掩護經濟特權攫取暴利，回頭再以這些暴利來贏得選戰繼續執政；如此的執政過程中，完全不必有「人民」存在。一般政黨不論是要求人民捐助政黨經費，或是要求人民投票支持，都要以政治主張訴諸民意，人民永遠在政黨之上，執政之後的施政也必須時刻以民為主。這些基本的民主程序都不是國民黨的執政邏輯。國民黨這些黨產與黨營事業，原來都是全國人民所有，我們要求國民黨不要再用這些不義之財繼續造孽，趕快把它還給全國人民。
附件九
凍省不要成為修憲政治妥協的祭品
─呼籲全民怒責反凍省、反修憲的貪婪政客
修憲運動發展迄今，隨著國民大會進入逐條討論各項提案的議程，民間各種學術界、政治界和民間勢力，也比較有機會開啟一個公民參與、政策溝通的局面，但是我們觀察到在各種修憲版本在爭議總統制、雙首長制執優孰劣之餘，竟有眾多省議員結合保守勢力推動反凍省、護舊憲的運動，由於這種近似「逼宮」的政治動作，將會讓原本政治諮商妥協的氣氛更趨濃厚，台灣人民的公眾利益與國家建構的理想，有可能進一步被犧性掉，台教會因此在此提出嚴正聲明，並期待全國民眾一起發起正義之怒，不要讓廢省、廢國大等修憲的議題，成為少數政治勢力折衝妥協下的祭品！
台灣由於幾十年來被套上不合身的中華民國憲法，憲政的發展一直表現國家發展方向不清、中央體制不明和充滿人為變數等現象，如今在黨政協商的生態下刻意以「修憲」替代「制憲」，結果給予各政團與政治勢力有更大的諮商要脅的機會，特別是日前有五十三位台灣省議員共同發表「反陳省、反修憲」的聯合聲明，與省長宋楚瑜和統一派學者互通聲息、壯大聲勢，運用國民黨當前脆弱的正當性，以決策草率為由，企圖阻擋廢省、凍省的國發會共識，一方面繼續矮化台灣是一個「省」的格局，一方面保有部份政治人物政治的權力與資源，這種罔顧台灣人民期待簡化政府晉級、提昇政府效率和提昇國格的需求，一昧地的以個別政治前途為考慮，實在令人憂慮和不恥。
台灣教授協會一直主張廢省、廢國大、制憲救台灣，也持續推展這些攸關台灣全面政革的各種運動，如今台灣憲政表面上進入一個較開放的、議會性和協商式的局面，但是「政治力」遠遠超越於「政治學理」，政治人物的「權位出路考慮」遠高於「制度長遠建立、規劃」，令人十分擔憂，特別是反對修憲人士，不以公開法理辯論，尋求政治共識，反倒是以各種保守力量之集結，訴求封建體制、保留延長國民大會、省議會，來達到維持既有各種重疊的政治違章之目的，徒然混亂台灣憲政體制，置2100萬台灣人民長遠福祉於腦後，實在令人痛心疾首。
台教會在此呼籲台灣人民，應直接義正辭嚴地寫信、打電話或透過一切管道，怒斥那些貪婪己身權位、厚顏要索「延長省議員任期」，要求李登輝總統對他們的政治出路「有所交待」的政治人物知所節制，不要以私害公，在台灣人民追求集體理想、殷望理性變革的同時，成為改革的包袱和時代潮流的垃圾。
附件十
兩黨憲改協商大預言及批判
沈長庚
據報載，國民黨在此次修憲，主張以去年年底的國家發展會議的共識為依歸。事實上，在這些共識中最為各方所垢病的是：『國家定位的模糊化』。九七香港回歸中國之後，中國的下一目標是將台灣問題香港化，以便併吞台灣。不接受中國的統治是大多數台灣人民的願望，台灣教授協會認為『國家定位的模糊化』是台灣長治久安的最大致命傷。國民黨一貫的『保持現狀，以求安定與繁榮』的口號，已經在這半年來所發生的一連串重大命案，證明了其謬誤性。在這次的憲改過程中，我們認為：
一、憲改本來就是一艱鉅的工程，應該鼓勵全民參與，應尊重別人所提意見，只判斷其是非，不應將異議者以『歷史的罪人』視之。
二、我們的最終目標是制憲而非修憲，修憲等於繼承不合時地的五權憲法，等於承認台灣為中國的一部份，正中中國『將台灣問題香港化，讓國際間誤認台灣問題為內政問題』的陰謀。若無法達到制憲的目標，也應以確立『國家主權』為前提進行憲改。
三、實行雙首長制，總統權責模糊，台灣總統直接民選後，應實行總統制，使總統有明確的權責。
四、廢國民大會與監察院，以立法院為單一國會，確立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的中央體制。
五、廢省或凍省，將中央與地方分為三級政府，以提高行政效率，並提昇國家競爭力。
附件十一
應健全國會不應「廢國會」記者會
削弱國會將對台灣公民社會產生直接的傷害
台灣教授協會 法政組召集人 許主峰 1997.6.5
國會是民主國家代表全民意志的機制，也是公民和媒體表達意見、整合社會需要和監督政府運作最直接的管道和設計，如今國民黨和部份民進黨人士以遷就政治現實為由，進行政治分贓和交換，竟然執意擴大總統行政權，進一步削除立法院的人事同意權，一旦作成決議這將對台灣隱然成形的公民社會，產生直接與長遠的傷害。
憲改運動自從一開始就引用「政黨協商、配套」模式，亦就是說以國民黨、民進黨少數政治菁英為主導來設定所有的修憲議題，包括修憲的時程、修憲的幅度與修憲的內容，在這中間完全違反「政策參與」的現代民主決策邏輯，其中國、民兩黨已有共識的削除立法院的人事同意權和允許總統的解散權，更是違反制衡理論的設計，已經不太健全的台灣國會將形同跛腳，這種「廢國會、總統擴權」的體制設計，將對台灣憲政規劃與人民主權的政治產生長遠的傷害。
l.國會失去同意權形同跛腳
取消行政院長任命同意權之修憲設計十分荒謬，國會制衡工具主要為：人事同意權、質詢權、預算審查權和調查權，如今修憲版本中勉強將監察院的調查權撥還給立法院，但是卻將重要的行政院長人事同意權給剝奪，一旦失去人事同意權，質詢權亦將失去意義，國會的舞台不再是真正關鍵決策者的論辯場合，立法制衡權形同虛設。
2.國會制衡力被兩面壓縮
彈劾總統的門檻過高又遭解散之威脅，立法院將難以施展手腳，政務委員蔡政文說：「立法院擁有倒閣權、彈劾權可制衡總統」，但是倒閣無法倒實權人物有何意義？彈劾總統的程序需經立委人數3/5提案連署、全體2/3決議，才得向國民大會提出。這種比修憲還難的程序，根本形同虛設，而且中間更賦與總統有解散國會的權力，立法院有何制衡力可言？難怪「雙首長制」會被形容成「超級總統制」。
目前一意孤行、罔顧民間、學術界、社運界和廣大民意的反對，所持的理由是
①中國威脅②保守派和民主反動派的反制和③政治實力原則等陳腔濫調，殊不知台灣民智已開，政治已不是自命「政治理想菁英者」所能以「協商交換」所壟斷，特別是其中的過程：政黨補助金、國大變相存在、黨營事業修款不再強調、廢省凍省的決策模糊化等等，令人看不到它動機的正當性和程序的合法性。我們呼籲全民監督各黨的國大代表，不應削弱國會制衡的立法權，因為它不只能制衡行政權，更是台灣公民社會大眾參與的管道，一旦修憲形成廢國會的局面，台灣的政治發展將遺笑大方，民主政治亦將退步一大截，怎不令人痛心？
附件十二
制憲與修憲
台灣教授協會會長 沈長庚
1997年6月12日
1947年1月l日中華民國憲法公佈，同年12月25日施行。1947年2月28日發生台灣228事件。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台灣成為中華民國僅有的統轄區。
五十年來中華民國憲法未曾施行過，事實上它也不適用於台灣。去年年底的國家發展會議，在短短的幾天內，就達成了一百多項的共識，其中對憲政體制著墨甚多，最為各方所垢病的是：『國家定位的模糊化』，國民黨一貫的『保持現狀，以求安定與繁榮』的口號，已經在這半年來所發生的一連串重大社會案件，證明了其謬誤性，九七香港回歸中國之後，中國的下一目標是將台灣問題香港化，以便併吞台灣。不接受中國的統治是大多數台灣人民的願望。我們認為：
一、憲改本來就是一艱鉅的工程，應該鼓勵全民參與，應尊重別人所提意見，只判斷其是非，不應將異議者以『歷史的罪人』視之，更不應將憲改做為政黨利益分贓的手段。我們期待有一合乎全民利益的憲改成果。
二、我們的最終目標是制憲而非修憲，修憲等於繼承不合時地的五權憲法，等於承認台灣為中國的一部份，正中中國將台灣問題香港化的陰謀，讓國際間誤認台灣問題為其『內政問題』。若無法達到制憲的目標，也應以確立『國家主權』為前提進行憲改。
三、實行雙首長制，總統權責模糊，台灣總統直接民選後，應實行總統制，使總統有明確的權責。廢國民大會與監察院，以立法院為單一國會，確立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的中央體制，對於中央體制的修訂，若無共識，可暫緩訂定。
四、為提高行政效率與提昇國家競爭力，廢省或凍省應予落實。
五、公投法為落實主權在民最佳手段，我們樂見其早日入憲。
紀念二二八
不作中國人228
事件五十週年廖中山
／海洋大學航技系教授進入九○年代以後，台灣社會各界在每年開始時，都會試圖尋求二二八事件的真相和解決之道。回顧過去幾年的進展，表面上好像是日趨明朗，實際上卻是在原地打轉。十幾年前，有一系列專挖國民黨糞坑的禁書中，談到二二八事件時，卻一反其常以國際觀批判中國文化的立場，轉而用中國統治史觀，敘述其對台灣二二八事件的認知；綜合其要點計有：
(一)中國共產黨主導；(二)許多外省人受害；(三)台灣人受害者中也有些暴徒流氓。今年這種論調又藉某有線電視台的某名人專集中，再度傳播、混淆視聽；特別是有些「中國心」特強的人士，在台灣人舉辦的紀念活動中，想要用這些荒謬的歪理，採柔性說理的方式，再度傷害台灣人心。筆者謹就個人的了解，提供有心的中國人和善良的台灣人參考。(一)中共策動說：
二十世紀開始前後，馬列主義是世界主流思想之一，各國知識分子研讀、信奉者蔚為時尚；尤以三○及四○年代，世界戰火瀰漫、民不聊生之際，特別是亞洲、東歐及中南美地區，自然成為共產黨發展的溫床；相對的也是這些地區獨裁者對其人民的殺戮戰場。當時台灣本土的共產黨是自發性成立、與「日共」串聯走國際路線，他們與中國延安的「毛共」毫無牽連，更別說由其策劃行動了。可見，所謂由「共」字的筆劃，作「二月廿八」的詮釋，純係江湖「測字」之術。距二二八事件發生不到一年之前，蔣介石夫婦來台巡視後，曾公開表示：台灣是全中國（？）唯一沒有被共產黨（指中共）污染的地方。另據當時台共要員（現居中國）回憶錄中記述台共無力介入全台的抗暴事件，因那時「台共」黨員不到一百人，且是秘密組織、採單線領導，根本無法集合按計畫行事。中國人把「中共策動二二八事件」當作真相，是為了統戰，一則使國民黨鎮壓合理化，同時表示，早在五十年前中共就十分關懷台灣同胞（？）；如今，國共兩黨已經一笑泯恩仇了，台灣人何必再提舊事！
台灣人應有的認知是：退一萬步說，即使中國人的說法為真，如果終戰後台灣人拒絕作中國人，就不會被捲入國共鬥爭，應可防止二二八事件之發生。如就當時國際形勢而論，台灣人如能堅決拒絕蔣介石代表聯合國佔領台灣，而改在聯合國託管之下，由台灣人自治（像韓國或琉球一樣），則台灣早已獨立建國，不僅不會發生二二八事件，也沒有四十多年白色恐怖，更不會至今仍淪為國際孤兒。
(二)外省人受害說：
一九四九年舊的中華民國滅亡後，大批「中國前朝」的腐官敗兵（筆者也是其中之一）來台之後，每年二二八前後，藉春安演習之名，全面封鎖任何與二二八有關的紀念活動，同時由情治單位幕後掌控，選一些中國情懷的人士（不分省籍）編印許多與事實相反的書刊，假秘密管道流傳，誤導民眾。許多「外省人」被「台灣人」殺害，即其內涵之一。這種論述有部分事實依據，但不完全；例如：當時南京曾派楊亮功先生來台調查，其報告內容含有：外省傷亡者多係棍棒、磚石襲擊之因，本省人大多傷亡在槍彈、刺刀之下。何況根據官方現有的資料中顯示：當時軍公教以及其連帶關係的人士（外省籍），凡有傷亡及財物損失之報告，經有關單位認定或互相作證者，均有適當的救助撫恤。再者，引起此事件的錯在「政府」，動亂間群眾失控、互相傷害是自然之果，以「果」論「因」實為中國式模糊主題之技，不值一駁。當然二二八事件受難者亦有市井之徒之可能；但是國民黨版的中國近代史中的黃花崗及其他為革命犧牲的烈士中，原為江湖幫派、社會流氓份子應不在少數！同時，國民黨自一九二七年開始在上海清共（實為大屠殺）、南昌及「兩湖秋收」等許多暴動事件，以及持續剿匪過程中，所殲滅數以萬計的匪徒（新中國的建國志士─包括李鵬先生的父親），恐怕也有不少地痞流氓！人類歷史演進中，凡是在暴政之下，不論是無辜被害或因抵抗遇難，不計其身分、地位，都是志士、絕無暴民。因此，台灣二二八事件受難者，應無任何人因其原來的身分而成為該殺的暴徒，其理甚明。
縱觀中國（實為漢民族）數千年的歷史記載，很多與事實不符且有顛倒是非之嫌。中國人對歷史的觀點是以道統、王朝乃至現代的民族國家為主體，據以形成的文化觀是：「國家（實為掌權者）殺人」一定有它的道理或不得已的苦衷，縱然是冤枉，但在「國家前途」的大原則下，忘了吧！所以，漢武帝手刃太子、唐太宗囚父、弒兄、殺弟等血的事實，都無損其漢唐盛世的光環！南宋趙構（高宗）為保王位要除去岳飛，卻以「秦檜」結案……。這些古代歷史可以不提，現代歷史呢？
從一八九九年的義和團開始到一九四五年終戰為止的四十六年之間，八國聯軍加日本侵華的時間不到十年，其他卅多年因自相殘殺而傷亡的中國人和財物損失，應有十倍於列強帝國主義的加害。此外，國民黨剿匪、西安事變、黃河決堤、長沙大火、勝利及亡國等歷史真相？責任歸屬？新中國建立後，階段、連續性政策如：三反、五反、大躍進及人民公社等歷史過程是如何記錄、定位的？十年動亂似乎已由「四人幫」下台而定論了！毛主席和共產黨仍然像太陽一樣偉大？一九八九年的六四沒有死人、全世界的中國人不必再談也成共識，超過一億的冤魂，想必也無異議……？
中國製的電影「大紅燈籠高高掛」的末尾、四姨太發瘋前的一段獨白：「在這院子裡，人算什麼！像狗、像貓、像耗子？什麼都像，就是不像人！」如果把「院子」改成「中國」也很適合。歷史是一面鏡子，從它，我意識到：紀念二二八，不作中國人。因為，中國人「不會」真誠的紀念它、也「不必」紀念！從古到今及意料中的未來，「二二八」是中國歷史主流的基點，會常常發生，何必紀念！
（原載於
1997年3月1日自由時報）
228紀念碑
儀式是洗滌也是警惕
陳芳明
／靜宜大學中文系副教授遠在十年前，亦即二二八事件的第四十週年，我在海外與幾位關心台灣的朋友合辦一場學術討論會。遙遠的時空，似乎沒有阻斷歷史的悲情。
在那次會議中，我第一次見證了受難者家屬的泣訴。沉浸在哀傷的氣氛裡，我從未期待有一天能夠在台灣討論這個歷史事件，更未期待這個事件能夠以勒石立碑的方式，做為全民的共同紀念。
回到台灣不久，我強烈感受到政治與文化的急劇轉變。一九九四年，我為民進黨構思省長的宣傳策略時，不能不想起二二八事件時處理委員會提出的政治要求。在三十二條的政治改革要求裡，第一條便是呼籲實施省自治法，也就是主張台灣省長直接民選。在事件中的知識分子，並沒有因為時局混亂而失去冷靜的思考。他們結合智慧與經驗，要求台灣政治必須向民主制度回歸，並要求政治改革必須以人民意志為依歸。他們的謙卑願望，最後都被官方解釋為「跡近反叛中央」，並因此而遇難遇害。然而，在事件後，台灣社會足足等待了四十七年，終於實現了省長直接民選的主張。曾經被視為叛亂的憧憬，畢竟昇華成為台灣追求民主制度的主要推動力量。
我深深體會到，歷史是可以改寫的，悲情也是可以提煉的。在事件屆滿五十週年的今天，台灣社會開始迎接第一個國定紀念日。對於如此急速的轉折，引起各方的質疑。有一種說法是，二二八事件已經淪為儀式化，淪為商品化。另一種說法是，這樣的事件值得以放假方式來紀念嗎？這些質疑，代表了台灣社會對事件的歷史意義還沒有共識。不過，恰恰也就是問題紛紛提出之際，正好也反映了台灣社會不再逃避歷史，而已經到達一個成熟的時機來面對歷史。
國定紀念日的制定，誠然是要把歷史事件儀式化。儀式的舉行，毋寧是對社會心靈創傷，予以召喚，予以治療。讓儀式制度化，絕對不止於在安慰受傷的靈魂而已，使受到驚嚇的人格得到洗滌，而且也是對整個社會的不斷喚醒與警惕。
人不是神，所以在歷史發展過程中容易犯錯。要使錯誤的歷史避免重複發生，並不可能依賴人的情操而已，而必須是對歷史進行深沈的反省。國定紀念日的訂定，就在於提醒全國人民具備勇氣面對自己的歷史。自從一九四七年事件發生以後，整個歷史解釋權就由官方片面壟斷，以致台灣民間把事件引為高度禁忌。由於對真相的理解不夠，各種扭曲的傳統與謠言對整個社會造成巨大傷害。把事件簡單概括為「共產黨煽惑」、「奴役教育的影響」或「政治野心分子的陰謀」，不但損壞了史實真相，甚至還損毀了人格尊嚴。經由國定紀念日的儀式，足以使種種歪曲的見解得到糾正，也足以使悲情中的人們走出歷史的陰影。
不僅如此，國定紀念日的儀式，也是對權力在握者的一種警惕。任何錯誤的決定，如果出自尋常百姓之手，受害也僅止於個人。但是，錯誤的政策若出自當權者之手，造成的損害將殃及天下蒼生。二二八事件遺留下來的禍害，竟然必須以漫長五十年的時間來克服，為政者豈可不引以為戒？
走過半世紀的台灣社會，終於能重建歷史記憶，並以此記憶做為全民的紀念日。這項行動足可證明住在島上的居民，誠然具備了能力與勇氣。在度過第一個紀念日之際，有人可能還會覺得對於事件真相的認識還不清楚．從而對事件的歷史意義的理解還不完整。但這都無妨。當整個社會的心靈能夠袪除巫魅，在面對歷史的悲劇事件時，才不致陷於慌亂、惶惑的情緒裡。神秘的面紗一旦解除，歷史的探索與研究，也才能夠在平靜的心情下進行。國定紀念日本身，可能找不到積極意義；不過，透過紀念日舉行的儀式，對於創傷心靈卻是一種洗滌，對於當權者也是一種警惕。
（原載於
1997年2月28日中國時報）蔣介石與
228事件兼論其責任問題
李筱峰
／世新學院副教授一、前言
二二八事件雖然是一個歷史的課題，但是由於它的影響以及懸而未決的問題，一直延宕至今，因此，它又是一個政治課題。政治課必然會帶動歷史課題的討論；而歷史課題的討論，也可以提供政治課題的解決。例如，導致二二八事件會有如此重大的傷亡，以及造成全島的社會菁英幾乎在同一時間被消除殆盡，最重要的關鍵人物是誰？這個問題的檢討，過去因受政治環境的限制，往往避重就輕，或有所隱諱。論者每每將造成二二八事件重大傷亡的責任，推給台灣省行政長官陳儀、警總參謀長柯遠芬、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等人。然而，彭孟緝也已垂垂老矣。責任由他們分攤，政治課題似乎單純化不少，然而歷史課題卻因此更加模糊。
陳、柯、彭等人固然有其不可旁貸的責任，但是除了他們之外，並非不再有可議之人。筆者以為，當時的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在此事件中的許多處置決斷，亦不無可議之處。本文的主要目的，在討論二二八事件中蔣介石的角色、其對時局事態的認知，以及他的一些決斷所造成的影響，進而討論他在事件中的責任問題。
此處所謂「責任」問題，可分「政治責任」和「歷史責任」而言。然二二八事件發生至今已屆半世紀，而蔣介石也已過世二十多年，則所謂政治責任，對於已死去的蔣介石而言，毫無意義。蓋因已死之人，自無須負任何政治責任。然而，人既已蓋棺，自無法逃於後人之自由論斷，因此，有關蔣介石在二二八事件中的「責任」問題，自然指的是他在此一歷史事件中造成的負面影響，此即「歷史責任」的討論。如果時光倒流，回到蔣介石主政的時代，此一「歷史責任」則成為他應負的「政治責任」（雖然他未曾負過任何政治責任）；而他當年應負卻未負的「政治責任」，在時過境遷的今日來看，則成為吾人討論的「歷史責任」。
二、事件前的不當措施
(一)總督獨裁制的復活
一九四五年初，二次大戰漸入尾聲，台灣將於戰後受中國國民政府接管的態勢亦漸明顯。是年的二月，蔣介石主導的國民政府在重慶成立「台灣省行政南部訓練班」。在成立會上，蔣介石致詞說：「日人治台多年，成績甚佳，吾人接管之後的治績，若不能超過日人，甚或不及日人，皆為莫大之恥辱，不僅有違諸生來此學習之目的，而且對不起國家民族。」
日本投降後，國民政府隨即設立與中國大陸各省制度迥異的「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蔣介石於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九日親筆特任陳儀為台灣行政長官，又於九月七日特派陳儀兼任台灣省警備總司令，九月二十日公佈「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組織條例」，行政長官公署受中央的委託，得辦理中央行政。行政長官公署對於在台之中央各機關有指揮監督之權，並可在職權範圍內發佈署令及制定單行規章。長官公署制度與各省的委員制不同，各省的省府實行合議制，委員與省主席同為簡任官，而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之各處及秘書長都是行政長官的幕僚人員，都是簡派。所以，戰後台灣行政長官制係集行政、立法、司法、軍事於一身的特殊化統治方式，誠如學者鄭梓所評論的：「對照於戰前日據下的台灣總督，則不論其象徵性的地位抑或實質上的權力運作，又都極為類似。」「長官公署兩面性的隔離治台政策不過是在保障部分大陸的舊官僚、舊政客一方面跨海掠地以鞏固派系地盤，並嚴防其他各路勢力的入侵及搶奪，另一方面則便利迎合中央當局的強徵調取以投入內戰。」所以戰後台灣即進入特殊化的統治時期。
這種「行政長官公署」制度的設計，幾乎是日本殖民統治的延續，無怪乎半山人士連震東當時就為文告誡：這將使台灣人民產生「總督制復活」的錯覺。台灣民眾當時也以「新總督」來稱呼行政長官陳儀。
被稱為「新總督」的陳儀，後來曾經為這種備受詬病的新殖民體制辯稱說：
「人家攻擊我在台灣不該實行政治建制和經濟建制的特殊化，其實這是主席（指蔣介石）交代我的兩項根本政策……」
誠然，造成這種新殖民體制在台灣延續，蔣介石是難辭其咎的。
(二)草率派「賊仔兵」駐台
除了在台灣建立起讓台灣人大失所望的「行政長官公署」制之外，蔣介石選派駐台部隊之草率，亦有相當可議之處。蔣介石既然知道「日本治台多年，成績甚佳」，理應派素質最好的部隊（如青年軍）來台，以免有礙觀瞻於充滿期待的台灣人民，更可免正在熱烈迎接祖國的台灣民眾因受騷擾而致心碎。然則，蔣介石未能聽進滯留中國的台籍半山人士的意見，結果派遣一支軍紀敗壞的七十軍來台，造成台民極度的反感。
七十軍的軍紀如何敗壞？且看當時擔任憲兵第四團團長的高維民，對七十軍的一段回憶：
「廿五日接收以前，我便裝到台北各地走過，這個地方秩序井然，現象真好，並從新職人士中得知「夜不閉戶，路不拾遺」。但是七十軍的部隊實在太糟，該軍在基隆未下船前，雖有零星上岸，披著毯子，拖著草鞋，隨便在船邊大小便者，而因範圍小，影響不大，正式下船時，雖然整隊而行，其服裝破爛，不堪入目，於夾道歡迎的人群中，頓使台省同胞失望，……七十軍是先我一週來台的。這些兵於十月廿五日開始接收之日放出來以後，問題多了。……（中咯）當時台胞普遍都騎腳踏車，譬如到郵局辦事，都把車停在郵局前面的車架裡，那些兵一看沒鎖，也沒人看，騎了就走。（中略）那時候沒鐵門，也沒有圍牆，只是用幾塊石頭，圍成院子種些花草，也有少數士兵一看屋裡沒人，跑進去拿東西，這在過去從來沒有的。還有，不守秩序，他們習慣的坐車不打票。搭火車不走正門，從柵欄上就跳進去；上車也不走車門，從車窗就跳進跳出。當時只有一家大陸口味的大菜館蓬萊閣，該軍一少校參謀吃飯時，對女招待動手動腳，惹起反感，乃開槍示威。」
隨七十軍來台的軍人作家張拓蕪說，台灣民間稱七十軍為「賊仔兵」。且聽張拓蕪對這群所謂「賊仔兵」的一段敘述：
「台灣在日本統治之下其最大的成就是夜不閉戶的良好治安，以飼養的家禽來說，居民都是一籠籠，一簍簍放在自家門外，和腳踏車一樣從來不加鎖的，也從來沒有遺失過。然而自從這個中央軍進駐以後，雞籠、鴨簍以及腳踏車甚麼的便時常無故失蹤。……」
派遣這種軍隊入台，造成對台灣人民心理上的極大創傷。這是蔣介石自始至終所不曾檢討反省過的一大失誤。
(三)對台灣民意無知
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一日起至二十八日，蔣介石親臨台灣做了為期一週的視察，這應該是他接近台灣民眾、探查台灣民謨、了解民間疾苦的好機會。當時由林茂生主持、黃旺成擔任總主筆的《民報》，以〈迎迓蔣主席蒞台〉為題，發表一篇語重心長的社論，該社論借歡迎蔣介石之便，夾帶提出訴願。社論中說：
「我們台胞之歡迎蔣主席，是有特別的意義和感想。」「……今得主席親臨台疆，其喜不言可知。……光復以後，已經過一年餘，因由祖國移來不少的壞習氣，加之貪污案情續出，而且有以征服者之對待被征服者的優越的態度，使台胞們發生了極大的憤懣與不快，甚至有生起悲觀，放棄了對於將來的希望。此或免不了有性急之嫌，但可以推察台胞們是期待過大，故有這樣的失望。」
然而，蔣介石對這類民間輿論，顯然視而不察、置若罔聞。
蔣介石實際上對台灣的民心一無所知，卻自以為來台灣走一趟，必能對台灣民眾心理產生影響，這正是獨裁統治者的心理通病。
三、事件中的不當處置
蔣介石視察台灣的四個月後，台灣爆發二二八事件。
真正釀成二二八事件的重大傷亡，並不在事件爆發初期（二月底三月初）的抗官民變，而是在三月八日晚上國府軍廿一師軍隊登陸台灣之後所展開的一連串鎮壓與屠殺，以及隨之而來的所謂「清鄉」。而配合「綏靖」與「清鄉」的同時，全島各地的許多社會菁英很明顯地遭到有計劃的捕殺，造成台灣社會難以彌補的損失。在此過程中，蔣介石的處斷，有無可商榷之處？
(一)、聽信特務一面之詞，貿然出兵
據陳儀的報告，二二八事件自發生起至三月六日之間，共有兩次電文呈報蔣主席，第一次及二十八日向蔣介石簡報事件之發生及實施臨時戒嚴情形，由於該摘錄電文中未提及派兵之事，無從判斷有請兵之事。第二次電文係於三月一日發出，雖然內容不詳，但其給蔣氏的印象是情況並不嚴重。
但據當時台灣警總參謀長柯遠芬稱，三月二日陳儀言已電請主席派整編二十一師一個加強團至台。
又據一位當年在陳儀身邊負責收發信件的人員舒桃（本名舒元孝）指出，一九四七年三月一日早上，台灣警備總部參謀長柯遠芬來面見陳儀，要求指示處理群眾聚集的方式，陳儀表示要等候蔣介石命令，隨後事態愈形嚴重，柯遠芬要求動武，陳儀只得發電報向蔣介石請示，晚上即傳來回電，舒桃經手該電報，親眼看見該電文中寫明「格殺勿論」「可錯殺一百，不可錯放一人」等字。
自三月一日凌晨南京中統局接到台灣調查統計室的十萬火急電文，報告事件的發生起，以後每天急電二次，中統局局長葉秀峰向蔣介石主席建議加派勁旅三師赴台。中統局刻意強調事態之嚴重，例如五日電稱參加暴動者多屬前日軍徵用之海外回來浪人，全省計約十二萬人。憲兵團長張慕陶亦指稱台灣局勢已演變至「叛國奪權階段」，地方政府完全失卻統馭能力，暴民已收繳各地軍警武器，統數在四千枝以上，而指責陳儀「似尚未深悉事態之嚴重，猶粉飾太平。」
但是蔣介石並非只接到在台特務單位的單方面情報，在另一方面，三日上午「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議決上電蔣主席報告事件真相，旋於下午四時以台灣省民眾代表大會之名義上電，指控長官公署放任軍警胡亂開槍，射殺民眾，惹起省民公憤，並速實行地方自治。同日（三日），台灣旅滬同鄉會理事長李偉光代表也上書蔣介石，請求徹查慘案真相，嚴懲慘案造成的法律和道德責任，以及澄清吏治，以新台人耳目。由上可見，蔣介石在同時也接到來自台灣民間的意見與聲音。但是，很明顯的，他只聽取在台情治單位的片面之詞，面對於民間的聲音，似乎置若罔聞。
三月五日，蔣介石已決定派二十一師赴台。根據二十一師師長劉雨卿後來的回憶，劉在三月五日即已接奉蔣介石的命令：「師屬各部應立即準備赴台」，三月六日，劉雨卿飛抵南京謁蔣介石，蔣面授機宜，並發給六百枝手槍。三月七日午前，劉雨卿由南京乘美齡號專機飛台灣旋即晉見陳儀，面陳蔣介石的意旨。三月五日，蔣介石以急電告知陳儀，已派兵一團及憲兵一營，限於三月七日由上海出發。
三月六日陳儀又再度呈報國府主席蔣介石，在電函中表示駐台兵力不足，明白要求中央派兩師的軍隊來台「消滅叛亂」，以下是這通電函中，請求派兵的幾段關鍵語：
「但此次事件發生以後，即發生下列行為，毀壞公私器物，毆打外省人（此次外省公教人員吃虧甚大）散布謠言，奪取槍械，包圍縣市政府，可知其決非普通民眾運動可比，顯係有計畫、有組織的叛亂行為……對於奸黨亂徒，須以武力消滅，不能容其存在。」
因此陳儀在電函中向蔣介石要求：
「台灣至少需要紀律嚴明，武器精良之國軍兩師，派大員主持。……（中略）……為保持台灣使其為中華民國的台灣計，必須迅派得力軍隊來台。」
同樣在三月六日陳儀呈電請兵的當天，台灣省全體參政員復緊急上電蔣介石主席，重申光復以來公署嚴重失政，積成民怨，以致爆發事件：要求根本改革台政，以符合地方自治和保障人權的規定：籲請速派大員來台協同處理，勿用武力彈壓，以免事態擴大。然而，蔣介石對於這些來自台灣民間的聲音，依然不予理睬，因此絲毫未改變其派兵的決定。
蔣介石在決定調兵來台的當天，台灣的「叛亂」是否更加激烈化而致非派兵來台不可嗎？以下，我們來檢視一下三月五日全島各地情勢狀況。根據翌日（三月六日）《台灣新生報》的有關全島各地情勢狀況的新聞標題──
「市內商店全部開市／交通均恢復
學校照常上課 」（一版）「台中巿連日情況／巿區秩序已恢復」（二版）
「台南巿內已告平靜／軍政民共同商洽處理辦法」（二版）
「花蓮民情極為平穩／軍隊自動撤回兵營／憲兵表示不干涉民間行動」（二版）
「彰化曾一度騷動／三日秩序完全恢復」（二版）
「嘉義群情不安／陳少將抵地接洽／紅毛埤方面衝突停止／機場衝突尚未告平靜」（二版）
以上新聞，除最後一則的嘉義地區之外，其餘都顯示出各地秩序已在恢復之中（這是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及各地分會連日來經過協商調處，有以致之），但在各地秩序逐漸恢復的情況下，蔣介百卻聽信陳儀及在台情治人員的一面之詞，貿然派兵來台。
(二)、不理國際警訊，卻諉過於人，放從陳儀
當蔣介石派兵赴台的消息傳出，台灣社會上風聲鶴唳、人人自危的時候，在台北的美國領事向其駐南京的美國大使館請求即刻派飛機到台灣接運其眷屬離台，因為他們認為軍隊一到，情勢必將惡化，在台美僑勢必遭池魚之殃。為了此事，美國駐華大使特於三月七日向蔣介石查詢有關消息。此外，上海的台灣人間團體「台灣省政治建設促進會」也透過外國領事館轉一電給蔣介石，籲請蔣切勿派兵來台，否則情勢必更惡化。但是，面對這些重要的警訊與民間反映，蔣介石不但「置之不理」（蔣自己的用語），而且將他「置之不理」的態度，還特別電告在台灣的陳儀。以下是這通電文的全部內容（原文無標題）：
「台灣陳長官：據美使館接其台灣領事來電稱，請美使即派飛機到台灣接其眷屬離台，以為今後台灣形勢恐更惡化云。美使以此息告余，一面緩派飛機，一面覆電問其領事究竟如何云。又接台灣政治建設促進會由外國領館轉余一電，其間有談勿派兵來台，否則情勢必更嚴重云。余置之不理，此必反動分子在外國領館製造恐怖所演成。近情如何？盼立覆。中正」
派兵本就不該兒戲，其後果結局將會如何，早該做預先評估。對於原本誇大不實的特務情報不能明察，已屬失誤，更何況外國使館及台灣民間團體提出重要警訊，蔣介石不但不加謹慎檢討，反而「置之不理」，而且還反過來責罵人「反動分子」、「製造恐怖」；不但罵人，更且把他罵人的話電告陳儀。陳儀在獲得援兵之後，已經有恃無恐，如今再接到這種鼓舞的電文，他當然就更加明目張膽了。
(三)、牽強的派兵藉口
蔣介石又於三月十日的「總理紀念週」上，對二二八事件發表談話指出：
一年來台灣農工商學各界同胞，原有守法精神與擁護中央精誠之表示，其愛國自愛之精神，實不亞於任何省份之同胞。惟最近竟有昔被日本征兵調往南洋一帶作戰之台人，其中一部份為共產黨員，乃藉此次專賣局取締攤販，乘機煽惑，造成暴動，並提出改革政治之要求，中央以憲政即將實施，而且台灣行政本應早復常軌，故凡憲法規定地方應有之權限，中央儘可授予地方，提前實施。陳長官秉承中央指示，以公開宣佈定期改設省政府，取消長官公署，並允於一定期限內，實施縣長民選，全台同胞皆對此表示歡欣，極願接受，故此次不幸事件，本已可告一段落。不料上星期五（七日）該省所謂「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突提出無理要求，有取消台灣警備司令部，繳卸武器由該會保管，並要求台灣陸海軍皆由台灣人充任，此種要求已踰越地方政治範圍，中央自不能承認，而且昨日又有襲擊機關等不法行動相繼發生，故中央已決定派軍隊赴台，維持當地治安。」
依蔣介石的說詞，他決定派兵赴台事，乃是因為「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提出「無理要求」之故。蔣介石所提及的有關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的要求，是否真的「踰越地方政治範圍」，姑且不論，但是說若其要求果真已踰越地方政治範圍，充其量也僅只是「要求」而已，中央儘可不必答應其要求，何以竟將「要求」視成「叛亂」？世上難道有地方人民向中央政府要求讓他們叛亂的邏輯嗎？若真要叛亂，何須向中央提出要求？
至於蔣介石談話中所謂「昨日又有襲擊機關等不法行動」，亦有待商榷，蓋其所言之「昨日」應係三月九日，然而三月八日下午蔣介石所派的軍隊廿一師已抵達台灣，在基隆登陸並展開屠殺，且軍隊於當晚就進入台北。所以三月九日若真有襲擊機關之行動，也是在軍隊進入台北之後的事，既然派兵在先，襲擊機關在後，何以「後事」會成為「前事」之因？真是荒唐至極。
其實蔣介石決定派兵，早在三月五日就已做成決定，當時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尚未提出四十二條要求。
(四)、以「綏靖」為名的屠殺行動
對於一個正在恢復秩序的地區，卻派大兵來「綏靖」「鎮壓」，是一件荒謬的事。事實上，自三月八日大軍抵台以後，軍憲的角色，「屠殺」大於「鎮壓」。因為真正擁兵反抗的地方有限，需要軍隊「鎮壓」的地區，僅限於嘉義附近、中部一帶而已。其他許多市鎮，儘管出現有民眾挾持警所武器的情事，但有些地區是以維持地方治安為目的，有些地方，雖確實抗官民變，但在軍隊來臨之前，因地方處理委員會的斡旋調解，早已趨於平靜，因此來台軍隊所遭遇的抗鬥，規模並不大。無怪乎，廿一師一位駱團長在參加此次來台「平亂」後，有感而發道：「此次戰鬥是多年戰場經驗中最輕易的戰鬥，可說連警戒戰都說不上。」然而，對沒有反抗的民眾進行「鎮壓」，實際就是「屠殺」。試看軍隊一登基之後，不分青紅皂白，便對民眾胡亂開槍掃射的情形──根據一位基隆市民向台灣史學者楊逸丹作的目擊證言，說：
「登基的士兵對著碼頭工人與苦力，未加任何警告就突然用機槍掃射，瞬時有數十名、數百名的工人應聲倒下，悲鳴與哀號四起。市民見狀，便亂奔亂竄，慢一步的人就成為槍口獵物。惡魔突然降臨，橫掃市街，死傷者倒在路面，到處皆是……。」
住在基隆的許曹德，當年約十來歲，軍隊登陸當天，他躲在門縫後，窺見殺戮的場景。以下是他片段回憶：
「我不知道什時候軍隊登陸，但聽到風聲，家裡準備緊閉店門、防止意外，下午，便聽到南榮市區方向傳來可怖的槍聲、人群奔逃嘶叫聲、軍隊對行人吆喝站立聲下、不斷的雙方向射擊聲。從店門的縫隙看出去，看到軍隊舉槍對任何起疑的人物，無論大人小孩一律射殺的恐怖鏡頭。我軟躺在門邊，趕快爬進後面臥房，一聲不響的掩臥在被褥中，母親、大哥也躲到後面天井的醬菜倉庫。直到黃昏，我們仍然不停的聽到外面恐怖的槍聲、機關槍聲、抓人的命令聲、喊冤枉的呼救聲，子彈甚至都打到店門，樓房外牆柱子也感到軍隊槍托的碰撞聲。直到深夜，整個市區戒嚴，平常晚上必然聽到的盲人按摩的幽怨吹笛聲、行人聲、馬路卡車聲，一下戛然然而止，化為死城。第二天，恐怖加劇，街上任何人物移動、任何抗拒，當場射殺。我們聽到一批批青年在槍尖下押向市區，看到一輛輛軍用卡車載著面容恐懼的青年駛向市區。我們看到馬路邊從昨天躺臥到現在，今天又增多的一具具屍體。我看到比戰爭時期被轟炸、被飛機射殺的場面，更驚怖百倍的鏡頭；射殺一個人就像踩死一隻螞蟻一樣。我們整天都活在極度的恐懼中，不知道這些野蠻軍隊，會不會衝進我們店裡搜捕。我看到媽媽從未如此害怕過，只看她不斷唸大悲咒、唸阿彌陀佛。我們最怕大哥發生意外，他是鎮壓軍隊懷疑的對象。此時，任何二十歲的台灣人，只要踏出門口，休想活著回來。」
美國國務院所刊行的《對華白皮書》中，也曾提到當時軍隊：濫殺的情形，茲引一段如下：
「三月九日起，發生廣泛而無差別的殺戮行為。在美國領事管員的宿舍前面，工人並未有任何挑釁行為，就被刺刀刺死。也看到軍人搶奪行路人的錢財。婦女從家中被拉走，老人跑出去抗議，即被兩個軍人砍倒。服務於教會的加拿大籍護士，勇敢地奔梭於槍彈中，搶救受傷的人們。當她帶領負傷者往醫院的途中，軍人從後面開槍把負傷者射死。年輕的台灣青年被綑縛起來，用鐵線貫穿手掌，拉過街道盡端。教會附近，一個小學女教師從後面被擊，被掠奪。有一美國婦人的家，受到附近陣地的機槍的射擊，一個英國企業家要去救她，子彈貫穿了他的衣服，幸未打中他的身體。另外一個人看到騎自行車的青年，被憲兵叫下來，用刺刀刺穿了手掌。有人要躲，有人要逃，可是人們被射擊。軍人看到任何喜愛的東西，即掠奪過來。三月十日，領事館附近萬華一帶，許多商店主人被射擊。」
然而，如此進行殺戮與劫掠的軍隊，在蔣介石的觀念中卻是「秩序亦佳」。蔣在三月十日的「總理紀念週」的發言中說：
「……據報所派部隊昨夜已在基隆安全登陸，秩序亦佳，深信不久當可恢復常態。同時並將派遣大員赴台協助陳長官處理此事件。本人並已嚴電留台軍政人，靜候中央派員處理，不得採取報復行動，以期全台同胞親愛團結，互助合作。」
蔣介石心目中的「秩序亦佳」的軍隊，被令「不得採取報復行動」，實則軍隊在台的行動，正進行著一場比「報復」更為殘忍的無辜屠殺與劫掠。
(五)、對社會菁英的有計劃捕殺
更令人痛心的是，全島各地的許多社會菁英名流，都在幾乎相同的時間裡（三月九日起）被捕遇害，例如，台灣第一位哲學博士，台大文學院代理院長林茂生、從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學經濟歸來的台灣金融家陳炘、省參議員王添燈，制憲國大代表林連宗、省教育處副處長宋斐如、高等法院推事吳鴻麒、曾任新竹地檢處檢察官的建中教員王育霖、台北律師公會會長李瑞漢及其律師胞弟李瑞峰、醫學博士施江南、台灣新生報總經理阮朝日、台灣新生報日文版編輯吳金鍊、專賣局煙草課長林旭屏、淡水中學校長陳能通、台北市參議員黃朝生、徐春卿、李仁貴、陳屋、基隆市參議會議長楊元丁、省立宜蘭醫院院長郭章垣、制憲國大代表，花蓮縣參議會議長張七郎及其兩名醫師兒子張宗仁、張果仁、著名畫家陳澄波、嘉義市參議員潘木枝、盧珯欽、三青團嘉義分團主任陳復志、台南縣商會理事長，縣參議員黃媽典、台南市的著名律師湯德章、岡山教會牧師蕭朝金、屏東市參議會副議長葉秋木……。
這些社會菁英，幾乎在三月九日以後的一個月中被捕遇害。他們絕大部分都未涉及暴動但卻無故遇害，誰有那麼大的權力和膽量敢決定這種大規模的政治謀殺與整肅？是行政長官陳儀？警總參謀長柯遠芬？還是憲兵第四團團長張慕陶？抑或是軍統局台灣站站長林頂立？以他們的職權，誰能承擔這個有計劃的大規模政治謀殺與整肅行動的後果？一九九二年柯遠芬在美國接受學者賴澤涵的訪問時表示，當時一切措施係依照蔣介石的指示。他說：「當時的局勢雖然有點亂，但只要依照先總統蔣公的指示辦理，執行起來就沒有什麼困難。」柯遠芬是在推諉責任呢？抑或他真在吐露真情？
非常諷刺的是，蔣介石在派兵赴台時，曾給陳儀一通「嚴禁報復」的電文：
「台灣陳長官○請兄負責嚴禁軍政人員施行報復否則以抗令論罪 中正」
然而三月九日以後對全島各地社會菁英的大捕殺，正是一場藉機報復的大整肅。蔣介石既然有令在先，「嚴禁軍政人員施行報復否則以抗令論罪」，則事後應該有追究責任、糾舉過失的處置。然而，實際上，事後並沒有聽說有那位主事者因此而以抗命罪被論處，沒有人因濫捕、濫殺、施行報復而遭追訴。陳儀雖於事後被調離台灣，改任國民政府顧問，但隔年六月，又被蔣介石拔升擔任浙江省主席。（他後來雖被處決，但罪名係以通匪名義，與二二八事件無關）；在「清鄉」期間捉拿不少「人犯」的警總參謀長柯遠芬也沒有受到任何嚴重處分，反而後來還被蔣介石任命為金門防衛部司令；半山出身的軍統局台灣站站長林頂立，於事件後受層峰讚賞，旋出任全民日社社長，並於一九五一年、一九五四年擔任台灣省議會副議長。（雖然他後來被鬥倒，是另一波的派係政爭，與二二八事件無關）；而在高雄大屠殺的要塞司令彭孟緝，於事件後，不但沒有任何政治責任，反而被記大功二次，傳令嘉獎，並於事件二個月後被擢升為台灣警備司令，且於次年元旦敘勳，奉頒四等雲麾勳章。這些濫殺無辜、實施報復的執行者，沒有一個被嚴懲，反而被蔣介石升官重用，則所謂「嚴禁報復，違者以抗令論罪」之說，不啻成了障眼的煙幕了。
四、結論
蔣介石身為中國國民政府的主政者，一向以「民族救星」自居，卻不能了解戰後台灣社會與民心之所須，竟以征服者之心態，在台灣設置形同日本時代總督府復活的「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制度，且派來軍紀敗壞、欺民擾民的軍隊接管台灣。二二八事件發生後，一味縱容在台軍政情治人員，聽信其一面之詞，而置民間意見於不顧。在台灣的秩序漸趨恢復的情況下，竟貿然派兵來台；於派兵來台之前，不能明察實情；於派兵之中，得到國際及台民重要警訊，猶不知謹慎檢討、防患未然，反而一意孤行，諉過於人；縱容地方上憲特務，濫捕濫殺；而於血腥整肅之後，不但沒有懲凶糾謬，反面獎惡賞瀆……。這些錯誤，不僅造成台灣社會永遠無法彌補的損失，也使往後的台灣社會烙下痛苦的傷痕。
這一切當年蔣介石沒有負起的政治責任，今天我們只能以平和的態度來探究其無可旁貸的歷史責任。
（原載於
1997年3月1日自立晚報）
「蔣介石與二二八」記者會
二二八巨靈與民族國家的建構
施正鋒
／淡大公行系副教授民族塑造是指如何把國家內部的多元族群加以鞏固整合，也就是使他們即使在文化、語言、宗教的來源不同而有社會分歧的情況下，仍能建立共同的認同，也就是民族意識的培養。台灣在建立一個現代民族國家（
nation-state）的過程中，和所有國家面對相同的困擾：如何把境內的多元族群納在一個民族之下，使大家願意戮力同心建構一個國家，也就是如何同時進行民族的塑造（notion-building）與國家的建構state-making）。平心而論，臺灣民族意識並未成熟，由於族群認同相互競爭與否定對方，尤其是一般所謂的省籍關係。追根究底，本省與外省族群間最大的不同在於共同記憶，前者有被母國遺棄的慘痛命運，與太平洋戰爭的經驗；相對的，後者有八年抗戰的仇恨，以及被迫流亡台灣的經驗。而一九四七年爆發的二二八事件又為二個族群劃下了一道難以縫合的鴻溝。
過去四十多年來，台灣的族群關係在表面上一直顯得和諧，然而在實質裡，由於外省族群透過國家機器，將其對於本省族群間的支配從屬關係加以制度化，兩個族群無形中進行垂直的分工，由外省人掌控黨、政、軍、特、及文化媒體，本省人則聽任在其他部門發展，一國儼然有兩個社會，因此，族群互動並未如我們所想像般地水乳交融。由於國民黨流亡政府實行少數統治，不得不鞏固隨其來台的外省族群，一方面進行居住上的隔離（眷區）與職業上的隔離（軍公教），同時又製造外省人的危機感，並以文化霸權來宰制本地人，甚至是百般羞辱，以利其控制。
在這種廣義二二八巨靈的長期壓制之下，背負著亞細亞的孤兒情結的台灣人（本省人）不禁要捫心自問：到底我們那裡作錯了？身為台灣人有什麼原罪？因此二二八不只意味著一九四七年的滅族或屠殺，它還代表著族群間的衝突、國家認同的歧異，以及國家定位的矛盾，而身為中華民國體制內一等公民的外省族群，雖然並未直接涉及屠殺，但是他們對於這種結構性的族群歧視採取漠不關心的態度，其實就是一種縱容默許，因此，道德責任是免不了的。
名哲學家
Habermas提出自我反省，以為戰後的德國人再如何辯解也擺脫不掉他們的集體道義責任。也就是說，即使這一代的德國人雖然未親身經驗或目擊浩劫，但是他們仍然有義務為他們的父親或祖父負責。如果說我們長期的目標是如何建立一種超越族群的台灣人共同認同（
trans-ethnic Taeiwnese identity）的話，那麼，除了要求所有住民土斷外，還要以地域來定義國家認同，要求大家都以台灣為祖國（fatherland），也就是依據住民身分來提供公民權。此外，我們更要具體的去找出彼此共同的地方，比如共同的敵人、經濟發展的參與，尤其是較正面的共同記憶。而記憶不限於過去，更可以是朝未來去建構的，比如現代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制度。我們可以透過這個建構的過程來建立更多的共識，尤其是以憲政制度的建構來規範族群關係。對於外省族群來說，二二八的集體記憶一直是族群的共同污點，也是重建其集體認同的障礙。不論是否認、脫罪、或是集體失憶，都擺脫不了集體的良心問題。唯有把二二八攤開來討論，大家才能克服悲情與消弭激情。在這二二八五十週年之際，真正的二二八探討才開始。
（原載於
1997年3月1日台灣時報）歷史的認知與昇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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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有感張國慶
／台大教授在《埋冤、一九四七、埋冤》這部以二二八歷史為素材的小說，作者李喬以納粹屠殺猶太人的「大屠殺紀念碑」的照片為封面，而將「二二八紀念碑」的照片置於封底。封面的照片呈現一隻巨大的手臂掙扎地伸向天際，充滿吶喊、痛楚的感覺。而手臂上更以浮雕的方式鐫刻無數求助、哭喊的人像。即便這未十分明瞭大屠殺歷史的人，在目睹這座紀念碑之後，應頗能體會這個紀念碑所象徵的歷史意涵，進而獲取人性的啟示。相形之下，二二八紀念碑「幾何」形構圖所呈現的意義是抽象、隱晦的；我們實在難以從這座紀念碑汲取歷史情境的省思。誠如李喬所說，「人們仍不甚了解此碑含義與象徵。」就像這座紀念碑一樣，二二八的歷史真相和意義依然隱晦不明。歷史未得釋放，台灣人又如何將之昇華為國族情感和文化啟蒙的遺產呢？
事實上，從二二八紀念碑碑文產主的過程及效應，我們也可看出，這段歷史仍然受到相當程度的禁錮。延宕多時，而又幾經修改的紀念碑文甫一定稿就引發受難者家屬的不滿和各方非議，咸認對於蔣介石所應負的歷史責任交代不清，殘暴屠殺行徑的敘述也有避重就輕之嫌，更別提觸及國民黨政府統治結構沈
窻的問題。碑文內容在在顯示獨裁統治的幽靈仍盤據在二二八的歷史之上。所謂的「定稿」不過是政治壓抑和妥協的產物。或許有人會認為，目前的碑文是現階段最可能被接受的版本。但是，另一方面，我們似乎也看出，整個社會並未形成誠懇面對二二八歷史的共識，國家定位的問題還會陷於非理性爭議的泥沼。二二八紀念碑碑文原可以更貼近史實或更具啟迪性的筆法撰寫。民間的文化工作者和二二八學者所寫就的碑文絲毫不遜色於目前定稿的碑文。舉凡說，詩人李敏勇早在一九九一年就以＜默示＞為題寫下他心中的碑文。這篇碑文明示，台灣人由於「蒙蔽於祖國迷障，失落主體性的自我把握」，才會慘遭中國殖民統治的摧殘。文末也呼籲，加害者與被害者的角色需獲得紓解；不分族群，所有台灣人共同正視這段歷史，以建立民主、獨立的國家。雖然全文並未交代歷史細節，而著重於凸顯事件所蘊涵的歷史意義。另外，由張炎憲執筆，外省人台灣獨立促進會在二二八五十週年紀念「追思夜省」燭光遊行中，所發表的台灣版碑文則以類似大事記的方式，記載二二八事件始末及影響。除了外獨會正視歷史的舉動具有族群融合的非凡意義之外，碑文本身也呈現較清晰的歷史輪廓。可惜的是在這些民間版的碑文中未能獲得「有關」人士和媒體的青睞。
在整個二二八五十週年新聞報導中，媒體似乎較不關注歷史真相和意義未明的問題。一些報導若非讚揚定稿碑文，就是聚焦於受難者家屬的爭議和平反證書之上。而電視媒體對二月二十七日晚間所舉行的「追思夜省」遊行則集中報導表演行動劇人員意外受傷事件，而忽略這項活動的過程和意義。
座落於台北公園的二二八紀念碑已經正式落成。但是這段歷史的真相和意義卻尚未成為台灣人的社會認知和文化思考的泉源。侷促一隅的二二八紀念碑與相隔數百公尺，以封建式富麗堂皇建築供奉獨裁者的中正廟根本不可同日而語。台北市的公車呼嘯而過，車邊廣告寫著「走過半世紀，再見二二八」。歷史傳承是啟示集體智慧的過程，豈能容人輕佻地說再見？走過滄桑的五十年，台灣人應以二二八的歷史為標竿，創造國家的主體性。而二二八五十週年紀念活動接近尾聲時，我們更應該將二二八所逐漸幻化而出的文化和文學思考深植於所有台灣人的意識中。
（原載於
1997年3月7日台灣時報）從法律定罪平反二二八
張正修
／淡大公行系副教授二二八事件五十週年的紀念裡，出現了幾個矛盾的現象：一方面，國民黨政府認為政府已立法要「補償」受難者，也立法通過二月二十八日為國定假日，更要使二二八紀念碑有碑有文，同時也有人主張政府應以「大赦」方式赦免受難者：但是二二八紀念文放在紀念碑沒多久，就被毀損，受難家屬甚至在旁聲援，其理由很簡單：在紀念碑文裡，真凶非但未得到應有的歷史定位，受難者仍然是合法被處決、槍斃之人，所以受難家屬只能得到補償，而不是賠償，受難者也因為有罪，所以可依法被赦免。二二八事件的受難者非但未被平反，反而被碑文判定在歷史上有罪。這正是統治權力核心中，新統治者必須屈就舊統治權貴的歷史解釋手法，也是政治對歷史解釋最大的干涉。
其實，今天會有是非顛倒的解釋出現，真正的原因在於台灣人民沒有從文明國家的人權法治觀念，確實給予劊子手應有的責任與罪名，以堵塞舊統治者的嘴巴，才會造成今日這種局面出現。筆者以為二次世界大戰後，聯合國對德、日戰犯的審判，正是提供我們審判二二八事件真兇最好的案例。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聯合國在紐倫堡設立國際軍事法庭，在東京設立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德國有二十四位主要戰犯被起訴，其中十二人被處絞刑，三人無期徒刑，四人二十年至十年的有期徒刑，三人無罪；日本則有二十八位主要戰犯被起訴，其中七人被處絞刑，十六人無期徒刑，一人二十年有期徒刑，一人七年有期徒刑。這些被起訴的戰犯其罪名是反和平罪、反人道罪與普通戰罪。這三種罪當中，反和平罪是指策劃、準備、發動或從事「侵略戰爭」或「違反國際條約、協定、誓約之戰爭」之罪行；反人道罪則是在戰前或戰爭中，對任何平民之殺害、滅絕、奴役、遷徙及其他不人道之行為，或以政治、種族或宗教為理由之迫害。至於普通戰罪則係違反戰爭法或戰爭慣例之行為；例如在佔領地區對平民之殺害、虐待或遷徙為奴工等即是一例。違反國際戰爭者，在過去因為侵略戰爭多被視為國家行為，且許多戰罪都可以上級命令為理由，把責任推到統帥甚至國家最高當局身上，因此不會處罰到個人。但是一九四五年八月八日，英美法俄四國政府在倫敦訂定了「控訴懲罰歐洲軸心主要戰犯協定」，並訂定了「國際軍事法庭憲章」，確立了戰罪中的「個人責任」，也不能以「上級命令」為理由辯護，被告之行為縱然你遵照政府或上級命令，也不能免除其罪責，只能作為減刑之考慮。
從上述戰爭犯罪的理論來看，蔣介石、陳儀、彭孟緝、劉雨卿、柯遠芬、史宏熹、張慕陶……等人，究竟應處什麼罪刑呢？
其實，我們都知道，國民黨於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五日在台灣接收，基本上是依聯軍統帥之命令所為之戰後占領，在法律上仍屬於戰爭狀態．國民黨軍只不過是占領軍而已。既然國民黨軍是占領軍，則應當遵守陸戰條約、陸戰規則有關占領之規定：尊重占領地人民之生命、財產，尊重占領地現行法律、不強制占領地人民效忠其國、不以背信之行為殺傷敵軍或敵國之人……。但是從二二八事件調查報告書來看，陳儀的接受行為本來就已完全違反占領有關之規定，擅自將台灣編為中國領土，徵調台灣人當國軍參加國共內戰，強行徵糧，增印紙幣搶劫人民財產，槍殺請願民眾……等，這些皆是違反戰爭法的戰罪；而在占領期間，也就是在戰爭持續的期間，蔣介石的派兵與陳儀等在台灣的屠殺，基本上已構成反人道罪──以政治理由實施迫害、對平民之殺害、滅絕。要求人權、要求自治的台灣政治精英與眾多民眾，在手無寸鐵的情況下。被殺害的事實已把蔣介石等共犯集團的戰罪一一彰顯。短短的文章，無法就個別行為一一定罪，但卻可提供一個架構，讓大家重審二二八，把蔣介石及其共犯者的行為，一一給予其應有的罪名。而更重要的是，戰爭犯罪並沒有追訴時效的問題，台灣人民應有勇氣將還活著的彭孟緝、柯遠芬等一一送上法庭，接受審判！
（原載於
1997年3月7日民眾日報）我們如何忘記不知道的事情？
謝志偉
／東吳大學德文系教授二月下旬由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台北市政府與台灣歷史學會聯合舉辦的「二二八事件五十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上，有一位德籍報告人魏俊德先生在短短二十分鐘內，簡潔而清楚地勾勒出德意志民族在五十年內處理兩次獨裁政權所犯罪行的進行方式，其中不管是刑法部分、賠償部分、教科書部分，都有值得台灣參考的地方。蹂躪人民、殺害人民，這是二二八事件中以及前後的國民黨與納粹政府、東德政府相似之處，然而相較於德國兩次都是由續任政府或盟軍來審判垮台政府，國民黨迄今卻仍然是執政黨，這是一個關鍵性的差異，這個差異使得德國能而台灣不能。西德政府處理東德政府的罪行是比較心胸坦蕩的，因為被審判的東德政府或官員和它沒有瓜葛，沒有共犯結構的問題，這時是西德幫東德人民處理過去，很有點伸張正義的味道，與戰後德國政府在處理納粹罪行時的投鼠忌器心理，不可同日而語，蓋嚴格說來，彼時被告不僅僅是納粹黨員，而同時也是德國人也。不論如何，兩次的前任政府及各級各類的加害人都成了法律上或至少道德上的被告。雖然抓到的小魚多於漏網的大魚，但是至少確定了是哪些魚。
「二二八」的問題就複雜且困難多了，理應為被告的國民黨仍是執政黨，五十年來不曾中斷。政府不肯克服過去，而我們又克服不了政府，在這種情況下，出現了很多荒謬的現象，過去幾十年來，壓制封鎖資料，以致當政府最近幾年面對民間學者、被害人家屬等的壓力而呼籲人民忘掉這個所謂不幸的歷史事件時，很多人都在問：教我們如何忘掉我們不知道的事情。
「二二八」已經進入歷史了嗎？解嚴以前，我們聽過兩種聲音：讀書人說二二八是不幸的歷史事件，知識份子說他們不信二二八是歷史事件（「二二八」以後，讀書人與知識份子的差別在：讀書人當官，知識份子被關）。當人們在爭論，到底應否把蔣介石的罪責清楚載入碑文時，我一直納悶著，為何延續當年政權至今的「國民黨」這三個字，未入碑文，彷彿一切與它無關，彷彿它已走入歷史。難道希特勒一人就扛起所有納粹政權的罪行了嗎？且不提，大赦與平反差別何在，以及國民黨籍的總統有資格大赦「二二八」受害人與否，追究起來，今天國民黨內諸多台籍大老將如何面對這個問題；長輩、前輩草草埋入亂葬崗，晚輩、後輩紛紛投入復興崗，是何道理？骨氣成了疝氣？「硬頸」云云，應景而已？不准追討，探討探討總可以吧！
德國經驗告訴我們，發生在過去的事並不因此自動成為歷史的一部分。時間是歷史的必要條件，但不是唯一條件。遠的不說，試問陳文成事件是歷史事件了嗎？林宅血案是歷史事件了嗎？
發生在過去的事情就一定是過去了嗎？真相仍未全然浮現，未能悼念就先紀念，我們現在就已經能設二二八紀念碑了嗎？我的重音放在「紀念」這兩個字上。
德語裡的「紀念碑」這個字叫做「
Denkmal」，源自於希臘文的memosynon，與拉丁文的monumentum，英文的monumente一脈相通，本義事實上是「警惕」而非「紀念」。從這個角度上來看，原初紀念碑不是用來紀念的，紀念碑是用來幫助留住或喚起記憶的，（Gedaechtnishilfe），所以德語另有一字「Mahnmal，乃「警惕碑」之意。在此，記憶是用來警惕的，而警惕之能成立，是因為錯誤被認定，被害者被肯定，加害者被確定，罪行被勘定。惟有這些內容都完備了，才有可能慰在天之靈，安在世之心，事件至此才可能成為過去，而過去才有可能成為歷史，供後人靜默的思索或悲壯的呼喚。言些步驟未完成，「二二八紀念碑」其實可以考慮用「祭祀」的「祭」來取代「紀念」的「紀」。用文字釘住事件，原本就是無可奈何的事，但是不管基於什麼原因，讓二二八紀念碑有碑無文，用台灣話來說就是有孔無榫的事。有人希望在碑文上加上「株連無辜」，但是有誰告訴我們那些受難者是罪有應得，死有餘辜？五十年前官逼民反抗，五十年後民逼官反省。這一次，聲勢比較大，但是希望有比較大嗎？
（原載於
1997年3月14日自由時報）台灣經驗的另一章
走出恐懼陰影和歷史悲情
沈乃慧
／花蓮師範學院語教系講師桃園縣長補選在日前剛剛落幕，各大媒體儘管立場有異，卻不約而同地報導了國民黨長期獨大的局面已面臨了嚴重考驗，而北台灣實際上幾乎已完全綠化的事實。這樣的變局固然可以解釋為選民對於國民黨長期執政的陳腐及與黑金糾纏不清，產生失望，人心思變，渴望新人新政的結果。但是當我們再深入觀察，便會發現，這樣的解釋並不足以充分說明，何以五十年來在國民黨統治下一向溫馴的台灣政情，竟在這幾年間產生如此巨大的變動，台灣民眾的自主性格陡然增強，已不再輕易受控於政黨。
國民黨的黑金與弊病由來已久，最近幾年其實並不特別嚴重，而台灣民眾五十年來甘願忍受國民黨的威脅利誘，在屢次重要的選舉中，用選票給與其執政的合法權利，老早已到了愚蠢懦弱的地步。終於在近年的政治變局裡，台灣的選民展現了一個不同於以往的思考模式，反對黨終於能較公平的與執政黨競爭，台灣似乎已漸漸揚棄恐懼的陰影，走向一條嶄新的道路。
我們這些戰後出生，在解嚴之前早已成年步入社會的這廣大的一群人，佔有台灣所有選舉人口的絕大多數，可以說都是被恐共教育「嚇大」的。從小，每一次的選舉，我們就會被告知「回去告訴爸爸媽媽，一定要選×××，否則共產黨就會打過來」，甚至還聽到這樣的耳語「×××是共產黨，千萬不能投票給他」。即使在不久前，省巿長選舉時，我們還能聽到「陳定南是台獨，如果他當選，中共就會打過來」及「陳水扁當選，中華民國就亡了」這一類的宣傳標語。
這種恐共情緒在去年的總統大選中達到了臨界點，三顆飛彈將多年的恐共夢魘凝結成一個真實的畫面，逼使向來生活在恐共陰影裡，不願面對現實的大部份台灣同胞，不得不具體真切地思索台灣的未來，子孫的前途。其中最嘲諷的是一向在選舉時，利用恐共心理圖利獲勝的國民黨，卻在去年三月間成為恐共宣傳打擊的目標。台灣終於完成總統民選，邁向民主，一路走來，好不艱辛，展望未來，我們不敢說恐共的夢魘已經完全遠去，但是每一次的大選都好比為台灣人施打預防注射，增強抗體，相信恐懼的陰影終將逐漸淡化，失去影響，台灣人將在不懼威脅、自由意志下選擇自己的未來。
今年的二二八經過了五十年的沉冤扭曲、污衊醜化，終於戲劇性地成為國定假日，一時之間各種紀念活動倉促地在全國各地熱情的展開，然而大部份的活動是由曾經扮演屠殺者的政府繼承人所主導，因此立場奇特而模糊，到處充斥著怪異的詭辭辯說。筆者當天曾參加了花蓮巿的二二八紀念會，與會的一位官員竟然說出「受難者張七郎父子三人的慘死帶給我們和平安寧…」這種語句不通、莫名其妙、令人啼笑皆非的話語。
除了俞國華過去曾經用滿清入關、大殺漠人、不須道歉來詭辯二二八屠殺的正當性外，今年郝伯村卻著眼在死傷者的人數上，認為碑文上逾萬人的數字統計過多，意圖文過飾非，卻忽略了人數的減少並不能改變整個事件殘忍與錯誤的本質。
此外，最令人感到紊亂迷惑的話語莫過於「走出二二八的悲情」、「走出二二八的陰影」這兩句話了。究竟是誰該走出悲情與陰影？是受難者？還是劊子手呢？又如何走出？是該紀念還是乾脆遺忘？面對各種立場紛亂的表述，李遠哲先生在台北二二八紀念館開館儀式中說的故事恐怕是最具啟發性的。他說到曾有一個日本朋友問他，何以當今的日本在世界上已是經濟的大國，卻仍是政治上的侏儒？他回答說，日本至今還不願意承認二次大戰所犯下的罪行，就永遠走不出歷史的陰影，也就缺少了可以昭告世人、驕傲子孫的偉大理想，終究只能成為政治上的侏儒。
期望受難者寬容包涵過去的所有罪孽，是希盼聖人的行為；而要求劊子手懺悔曾經犯下的罪惡，則是基本人權的實踐。台北二二八的紀念會結束前的兩句話很令人感動：「仇恨可以原諒，歷史卻不能遺忘。」惟有真心的懺悔才值得寬恕，惟有還原歷史真情，深刻地體認歷史，才能永遠消除陰影。
（原載於
1997年4月1日台灣時報）見達賴台灣應內自省
莊淇銘
／淡大資訊所副教授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即將於三月下旬來訪，見到台灣有許多沒有國格的人士表示為了不要激怒中國，要李登輝總統對達賴來訪應低調處理，讓人覺得台灣是不是真的得了軟骨症或恐共症？更可笑的是，這些人士大多蔣介石的信徒，在蔣介石時代，這些人是英勇要消滅共匪解救同胞的。如今，他們認為的西藏同胞，被共產黨殘暴的對待，精神領袖來台，不去出錢出力幫忙同胞也就罷了，竟落井下石，要低調處理達賴事件，這些人士，若真不知如何對得起蔣介石？對得起他們的西藏同胞？
蒙藏委員會，侵犯他國主權
另一個可笑的事件就是達賴入境我國的身分問題，僑務委員會說達賴不是僑民，不屬僑委會管轄，問他該屬誰管轄竟說應屬蒙藏委員會，乖乖！若屬蒙藏委員會乃達賴豈不應該是中華民國公民？也因為中華民國的領土及主權範圍，實在太過龐大可笑，到達了不堪檢驗的地步，政府才不得說，不在乎達賴以何種身分入境，因為若認真起來，政府實難以自圓其說。
若大家記憶不壞，應還記得一年前有蒙古共和國的國民來台灣，政府硬宣稱他們應是中華民國境內的蒙古同胞，讓這兩位蒙古共和國的朋友啼笑皆非，對他們而言，說蒙古共和國屬於台灣政府的領土範圍，是比天方夜譚還可笑的神話故事，台灣政府憑什麼說蒙古共和國及西藏是台灣政府領土，又憑什麼說蒙古人及西藏人是台灣政府管轄的國民？侵犯他國領土及人民主權的蒙藏委員會應該早日廢止。
謙卑的要求，遭殘酷的對待
達賴為了西藏人民向中國提出五點和平計劃，這五點是：一、將西藏化為和平區，中國從西藏撤軍。二、放棄中國的移民西藏政策，因此一政策嚴重威脅西藏民族的生存。三、尊重西藏的基本人權及民主自由。四、恢復並維護西藏的自然環境，中國應不再於西藏生產核子武器及棄置核廢料。五、願與中國誠意的協商，討論西藏地位及西藏人與中國人之關係。值得注意的是達賴僅要求西藏自治，而未達獨立的國家位階。
上述五點的要求，可說是人類社會中所應擁有的生存、免於核子恐懼及追求民主自由之最基本的權利，也是任何一個具良知的政府都應為其國民維護的權利。然而，中國對西藏、對達賴是何等的殘酷無情，在實施如此多年的暴政之後，試問，由被迫害至深的西藏的精神領袖，對其國家的統治者提出上述的要求，對西藏人民而言可說是相當謙卑的要求。但是，中國對達賴的回應，除批其為「反中國人的西方傀儡」，更多方打壓抹黑。
西藏的前車，台灣還不自省？
中國曾答應西藏可以「自治」，西藏相信了，結果呢？中國軍隊駐入西藏並血腥鎮壓屠殺，而後大舉移民，嚴重威脅西藏民族的存續。此外，精神領袖達賴被迫流亡海外數十年，有家歸不得。香港也相信五十年不變？現在中國尚未接收香港，言論自由的尺度就已開始變了。
西藏被中國統一後，西藏人民發現不對，只謙卑的要求自治與基本人權，而派出與中國談判的對象又是全世界尊敬，並得到諾貝爾和平獎的達賴喇嘛，但，悽慘的下場大家有目共睹。新疆維吾爾族的情況亦可值借鏡。相反的，外蒙古脫離中國成為獨立的國家後，中國不能任意派軍入侵，不能棄置核廢料，不能大舉移民外蒙古，相信西藏人民應有人會想，早知如此，何不當初獨立？
台灣本來就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在看到了西藏、新疆及香港等前車之鑑後，若有人還在鼓吹統一、憧憬統一，那真是請鬼拿藥單─無救啦！
（原載於
1997年3月11日民眾日報）達賴訪台與台藏關係的重建
陳少廷
／政大國關中心特約研究員經過長年的不斷溝通，達賴喇嘛終於決定訪問台灣了。雖然我政府把他的訪台定位為民間的「宗教之旅」，然由於達賴特殊的身分─西藏精神領袖、政治領導人，並為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因此他的訪台之行乃帶有濃厚的政治意味。
李登輝才是邀請達賴的關鍵人
此次達賴訪台表面上是應中國佛教會之邀請，然實際上李登輝總統才是邀請達賴訪台的真正關鍵人。李登輝早就有意邀請達賴訪台，但由於西藏流亡政府對中華民國政府一直把西藏視為其領土之一部分而不願來台。一九九三年二月，世盟曾主動邀請西藏流亡政府代表訪台，但當時蒙藏委員會卻公開表示：「西藏流亡政府必須公開聲明放棄藏獨，認同中華民國方可來台」，蒙藏委員會並通知外交部不要發給入境簽証。後來因李總統直接介入，外交部才發簽証給達賴的二哥嘉樂敦珠，讓他以私人身分訪台，可見妨害台藏關係正常化的因素，正是所謂「中華民國主權及於西藏」這個老神話。
但今日中華民國政府仍然主張擁有西藏主權、反對藏獨運動，那麼此次達賴將以何種身分入境？僑委會說與它完全無關，亦即達賴不是「僑胞」，外交部、內政部、蒙藏委員會也都推得一乾二淨，唯恐得罪達賴壞了好事。達賴既不是「本國人」，好像亦不是「外國人」，那麼他入境的身分是什麼？據悉，達賴走訪世界各國所用的身分，通常是國際難民總署所發給的「國際難民証」或印度政府發給的「旅行証件」，如果他以這兩種証件之一申請入境，則他顯然是國際人士，不是中華民國主權管轄所及的「大陸地區人民」了。
在我國外交孤立之際，有如達賴這樣的「國際知名貴客」來訪自是一件盛事，政府及人民都應竭誠歡迎。然最重要的是，我政府應趁此次達賴訪台為契機，在下次修憲時奉視確立我國主權僅及台澎金馬及其附屬島嶼，把中國大陸外蒙古、西藏都排除在我國領土之外，唯有如此，我國將來才能與西、外蒙古，乃至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展外交關係。
中國自取其辱達不到任何效果
中國政府指控台灣當局邀請達賴訪台，是「台獨」的李登輝和「藏獨」的達賴勾結從事分裂祖國。事實上，達賴所走訪的國家都會受到中國例行式的抗議，但各國元首和政治領袖都會接見達賴，中國這種不禮貌的言辭，除了自取其辱之外，不會有任何的效果。
對於西藏與中國的未來關係，我國應尊重西藏的自決權。其實達賴早已放棄「獨立」的主張，只要求享有高度的自治權。一九八七年九月，他在美國國會發表演說時，曾提出「五點和平計劃」，其要旨是：一、將西藏化為和平區，中國從西藏撤軍。二、放棄中國的移民西藏政策，因此一政策嚴重威脅西藏民族的生存。三、尊重西藏的基本人權及民主自由。四、恢復並維護西藏的自然環境，中國應不再於西藏生產核子武器及棄置核廢料。五、願與中國誠意的協商，討論西藏地位及西藏人與中國人之關係。我們認為這是合乎人道的要求，因之我政府應公開表示支持，並樂觀其與中國關係的改善。
必須指出的是，由於統獨立場的不同，國內各政黨對達賴訪台有不同的反應。李總統傾向於接見他，但卻稱將只就心靈改革、宗教與哲學問題交換心得。吾人認為李總統不必自我設限，應就世界和平問題及台藏未來關係交換意見。但章孝嚴卻在立法院稱，他絕不會以中華民國外交部長身分接見達賴。吾人不曉得章氏是否在執行李登輝的外交政策或北京政府反台獨、反藏獨的政策！
歡迎西藏流亡政府來台設代表處
立法院朝野三黨對達來訪均表示樂觀其成，並通過決議，由各黨派代表邀請達賴赴立法院拜會。民進黨認為達賴係西藏精神領袖、政治領袖、政治領導人，我政府應待之以「國家元首」之禮。唯新黨決議，如果達賴以諾貝爾和平獎得主身分到訪，該黨將一致歡迎，但如以政治性的西藏流亡政府領袖身分，新黨將開放黨團成員自由表態。吾人認為新黨這種「條件說」實屬無聊，因為達賴係西藏政治領袖，是誰都不能否認的事實。
最後我們要強調，達賴訪台是台藏關係重建的良機。我國除了應修憲以示對西藏領土完整之尊重外，並應將蒙藏委員會改為少數民族委員會，並歡迎西流亡政府來台設立代表處，加強台藏交流，以促進雙方的了解與合作。
（原載於
1997年3月18日民眾日報）西藏與台灣之對比
許慶雄
／淡大日本研究所教授此次西藏領袖達賴喇嘛來台訪問，台灣人民除了應對西藏人民不屈不撓對抗中國的壓迫，表達最崇高的敬意之外，更應該學習西藏的歷史經驗，從中記取教訓檢討反省。
學習西藏經驗記取教訓
首先，那些至今仍然擁護中華民國體制者，應該面對西藏人民致歉。一九五九年國際法學者委員會在調查西藏問題的報告中指出，「一九一一年清朝政府崩潰之後，西藏人民就站起來驅逐中國人，十三世達賴喇嘛並宣布西藏獨立。因此從一九一二年開始，西藏再度恢復清朝併吞以前的狀態，成為一個主權國家，在事實上及法律上都不屬中國。」此次來台訪問的第十四世達賴喇嘛亦指出，「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五○年之間，西藏完全沒有中國（國民黨政權）統治的任何跡象。一九五○年共產政權入侵西藏之前，西藏完全以一個獨立的國家，與世界上其他國家建立關係。
蒙藏委員會使台灣無地自容
由此可知，國民黨政權既使在中國大陸時期，也從未統治過西藏，但是卻一直設置一個蒙藏委員會，幻想統治著蒙藏。（蒙古也早已獨立）。今天台灣人竟然還對中華民虛幻體制深信不移，還浪費稅金維持一個莫名其妙的蒙藏委員會，政府官員竟然還有勇氣說西藏、蒙古是我國領土，達賴是我國國民。這一事實不但對西、蒙古人民是一種侮辱，也將使台灣在面對國際社會時無地自容。
其次，一九五○年十月人民解放軍開始侵略西藏，但是遭遇西藏軍隊頑強抵抗，仍停止軍事攻擊，於一九五一年五月與西藏政府簽訂「和平協定」，其中明訂西藏主權屬中國，但保証西藏維持政教合一的特殊體制，達賴政府可以有統治權。但是北京政府在往後的八年間，卻利用和平協定做掩護，佈置軍隊大量移入中國人，一步步壓迫西藏政府就範。一九五九年三月十日西藏人民終於無法忍受，發起大規模的抗爭。北京政府立即藉口西藏違反和平協定，一舉併吞西藏，達賴政府遂流亡印度至今。
鼓吹統一不顧台灣存亡
然而，今天台灣竟然有人鼓吹，與京簽訂「和平協定」就可維護台灣安全。寧願放棄政權、不再追求國際地位，急著與北京和解談判，完成所謂中國統一，完全不顧台灣存亡。
西藏政府雖流亡在外，但從未自稱西藏屬於中國，或主張要與中國統一。達賴喇嘛也從未自稱代表中國，或自認為是中國人，他以代表西藏人民為榮，受到各國尊重與歡迎，堂堂正正在各國國會中發表演講，主張西藏人不是中國人，為追求西藏獨立而奮鬥。
反觀在台灣的國民黨政權，用人民稅金購買先進武器，面對中國武力威脅，立刻手止無措，根本不敢主張要建立自己的國家。生活在台灣這塊土地上，卻主張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必須與中國統一。明明知道聯合國及世界各國已承認北京政府可以合法繼承並代表中華民國，卻又自稱中華民國在台，反而使北京政府可以合法正當的繼承台灣，使台灣面臨生存危機。李登輝明明是台灣人選出的總統，卻以中國五千年來的民選總統自居，造成各國不敢接受這位偽中國總統訪問，連過境休息也不歡迎，這種屈辱不知他在面對達賴喇嘛時如何自處。
國民黨強迫台灣中國化
西藏長久以來面臨中國的高壓同化政策，仍然維持著自己的民族意識與國家認同，達賴政府也致力於區隔西藏與中國的差異。但是國民黨政權五十年來卻不斷的強迫台灣中國化，把敵對的中國當做我國在灌輸年青學生。達賴喇嘛到台灣之後，看到路名、公司、銀行、報紙、電視台等到處充滿「中國」的名稱，不知心中對台灣會有何種感慨。
台灣人民具備建國條件
西藏與台灣比較起來，獨立建國的條件實在差很多。但是西藏人民卻比台灣更主動、積極的追求獨立建國。台灣人民具備所有建國的條件，但是卻沒有意願建國，因此建國的基礎與條件已逐漸消失。由此可知，擁有成為國家的條件，不一定可以建立國家。一個國家能否建立，核心部分是人民建國的意志。這是台灣人民心須向西、
新疆、蒙古及世界各國人民學習的部分，有建國的意志力才能建國成功。（原載於
1997年3月21日民眾日報）中華共產帝國的殖民地─西藏
沈長庚
／台大數學系教授一、西藏人的悲哀
西藏為中亞古國，其立國可追溯至第七世紀。西元六二七年，松真甘波（
Song-Tsen Gampo）接任王位，建立了以中國、錫金、尼泊爾、印度諸國為鄰的王國，並建都於拉薩。甘波死後，其繼位者擴張為中亞地區之霸權，甚至一度進軍長安。第九世紀後，由於佛教與其當地笨教（Bon）之爭，國勢衰微。至十三世紀才由蒙古將西藏統一，並派王子哥丹（Godan）治。十四世紀時，宗喀巴（Tsong Ka-Pa）創黃衣教派，宏揚佛教於全藏；接任的甘丹圖巴（Gan-den trup-pa）去世後，藏人認為其靈轉世於二年後出生的一個小孩身上，此為第三世的黃衣教主松蘭嘉佐，松蘭嘉佐並將其教義宏揚於蒙古；因此蒙古的阿爾丹（Altan）汗於一五七四年冊封其為達賴喇嘛維拉達拉（Dalai Lama Vajradhara），意為全能喇嘛、雷電尊者，達賴喇嘛由是產生。大清帝國滅明後，於十八世紀派兵進駐拉薩，並任命兩個阿滿（Amban）長住喇嘛宮廷。十九世紀後，滿清勢微，卻不改其獨號立建國的決心，周旋於中國、英國、印度、與蒙古之間。身處眾多惡鄰之中，可謂西藏人的悲哀。二、雪國出亡記
一九三二年八月，十三世達賴於其夏宮寫出其最後遺書，就曾預言其「家園、宗教、與政府將遭受內奸與外患的攻擊」；若無法抵禦外侮，西藏的「寺廟與僧侶將被殘殺毀，法律與秩序將式微，政府官員的土地與產業將被侵佔，他們將被迫服待其敵人或像乞丐一樣到處流浪。」一年後十三世達賴圓寂。一九三七年初冬，經種種嚴格的測驗，認為當時二歲半的幼裡拉莫東德（
Lhamo Khondrub）為其轉世，這就是本月將來訪的達賴十四。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次年元旦，北京電台即向其人民和全世界宣示：「人民解放軍一九五○年的任務是解放台、海南島和西藏。」其建立一個共產帝國的決心表露無遺。西藏在內無強大的防衛力量，又缺外援的情況下，其派赴北京的談判代表，只得在周恩來的脅迫下，與中國簽訂「七點和約」：一、西藏人民將團結抵禦外侮；二、西藏人民將回歸祖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大家庭；三、西藏地方政府將協助人民解放軍進駐西藏與鞏固國防。其它各點則刻意將達賴之權位虛化，去除其外交主導權，並將其軍隊納入人民解放軍。九月九日三千名十八路軍昂首進入拉薩，西藏已經實質淪亡，中華共產帝國於焉產生。幾年的殖民地統治，終於引發了一九五九年的西藏抗暴運動。經過了英勇的抵抗，達賴終於以病弱的身體帶領其藏胞，穿越西瑪拉雅山的雪地，離開了其熱愛的祖國。三、藏胞與台獨
西藏與台灣的境遇不盡相同。西藏的血統、文化、宗教都異於中國，且自古即獨立於中國之外。而今竟淪為中華共產帝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誠為可悲。台灣雖未立國，然自古就不屬於中國；但我們的在位者竟不能以西藏的遭遇為警惕，還聲聲公開宣示：台獨不可行，最後會與中國統一。此種心態，誠為「台灣人的悲哀」。
（原載於
1997年3月21日民眾日報）西藏不是中國的！
鄭欽仁
／台大歷史系教授西藏聖俗兩方面的元首達賴喇嘛擬在三月廿二日來訪，十七日陸委會主委張京育在立法院答詢時表示：達賴喇嘛也是中華民國的國民，所以其來台不會以國賓接待，並以為憲法上西藏仍是中國的領土。在台灣目前受中國（北京）的圍堵與侵略之際，亟需走進國際社會獲得世界各國、尤其是第三世界的支援時，內閣閣員做出這樣不識體統的談話，除了感到問題嚴重之外，對西藏歸屬問題應該釐清、以及對蒙藏委員會的存廢應有所抉擇。
西藏是一個獨立國
歷史上中國與西藏間的交涉甚為複雜，但由於這種關係而主張西藏是中國的一部份是沒有常識的主張，中國各王朝並沒有實際統治過西藏。滿清帝國帶一七二○年有「駐藏大臣」，中國的學者，自認為自一七二○年到一九一二年（民國元年），中國有支配力的行使，但實際上西藏是一個獨立國。
清國對西藏有宗主權
一九○六年英國、西藏與清國的交涉，英國承認清國對西藏有「宗主權」。但宗主權的權力因各國情況而差距甚大，據專家的研究，西藏在內政方面有自治權，在外交方面，對外有交涉的能力，不管是中國或英國，不允許對西藏派遣軍隊或干涉拉薩政府的統治權。清國所主張的宗主權，依李查遜（
H.E.Richardson）的解釋，清國是「持有保護西藏統一性的義務」；所以實際上西藏是一個獨立國家。國際法上對於國家的認定，除了主權、人民、領土三項之外，還要看其是否有與其他國家簽訂契約與外交交涉的能力，而予以認定。已與英、俄有過該種行為；故認定其為獨立國。中國破壞協定內容
但國革命以後，在一九一三到一四年的西姆拉會議，中國要確認其宗主權；其內容是中國對西藏持有宗主權，但西藏在內政方面有完整的自決權。最後，中國在條約上沒有簽字，所以中國主張的權益，最後是落得一張白紙。問題是中華民國對滿族革命所建立的「近」民主主義國家，主張民族解放，是否應談繼承滿族所建立的帝國，繼續對西藏主張宗主權，甚至今天變本加厲的主張西藏是中國的一部份？
第二次大戰後，一九四七年在新德里召開第一次亞洲國家會議，西藏政府的代表曾經出席該會議，並有國旗懸掛；這是西藏做為一個獨立國家獲得世界承認的實證。
但是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共入主北京，宣稱：西藏是中國的一部份，為從外國的帝國主義手裡解放西藏，人民放軍將進兵西藏。此時的西藏並沒有外國勢力的入侵，引起西藏的抗議與交涉。翌年，中國入侵西藏。一九五一年西藏政府的代表團赴北京談判，受到中國以戰爭脅迫，強制簽訂十七條協定；但簽約的西藏公印是北京偽造的。
協定的內容允許西藏有自治權，並保証達賴喇嘛的法王地位與信仰自由。但事經二、三年後，中國完全破壞十七條協定的內容。
霸權吞併達賴逃亡
西藏在中國的壓迫之下，一九五九年發生拉薩起義，達賴喇嘛亡命印度。一九六五年西藏被中國合併，設立自治區；西藏成為中國帝國主義者的殖民地。
西藏本為一獨立國家，從上文所說的一九四七年參加亞洲各國會議可以明瞭；又在一九五○年西藏與中國交涉時，在青海的中國當局要求西藏承認其宗主權，從這一點可以証明西藏原本是一獨立國家，但最後終為霸權主義者所吞併。
西藏原非中國領土
從以下的歷史演變看來，西藏是一個獨立國家，原非中國的領土；達賴喇嘛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民，更非「中華民國」的國民。中華民國憲法是一九四七年公佈實施的，但同年七年西藏以獨立國家參加亞洲國家會議，何以憲法上西藏是中國的領土？國民黨政府應該裁撤「蒙藏委員會」，不應將蒙古與西藏兩國及其人民，列入所謂「蒙藏委員會」作為「特殊管轄」。中華民國應做為「道義國家」，不應有中華帝國主義的夢想，也不應讓其不義行為，成為台灣人民的負擔。
（原載於
1997年3月21日）達賴來訪對密宗在台發展的意義
楊惠南
／台大哲學系教授西藏政教領袖達賴喇嘛，終於來台訪問。
台灣西藏密宗的信仰者，包含三類：影藝界人士、商人，以及高級告識分子；他們和台灣傳統佛教的信仰群，有著極大的重疊部分。加上西藏密宗源自印度後期的大乘佛教，台灣傳統佛教則源自印度早期和中期的大乘「顯教」。因此，過去顯、密二教常有相互批評的情事發生。這次透過中國佛教會，邀請密教領袖達賴喇嘛來訪，將有助於化解顯、密二教多年來相互排斥的心結。
值得一提的是，兩蔣主政的威權時代，中國佛教會一直扮演「忠黨愛國」的角色，為國民黨政府排除佛教內部的異己。台灣本土佛教的菁英，或被刻意於冷凍或被緝補入獄。四、五十年來，正當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扮演台灣民主運動的吃重角色時，中國佛教會所領導的台灣佛教徒，交出的卻是一張盲目「擁護政府」的白卷！這次主張西藏獨立的達賴喇嘛，能由中國佛教會出面邀請，意味著中國佛教會正處於自我調整的轉型時刻。我們樂見一個能把慈悲心優先放在台灣本土的教會出現。
其次，達賴喇嘛的訪台，也有助於西藏密宗在台發展的合理化。這必須從西藏密宗的歷史說起：西藏密宗的傳入者，是活躍於八世紀中葉的印度高僧蓮華生。蓮華生結合了西藏固有的巫術信仰─棒教（黑教），開創出特重咒術的寧瑪派（江教）。其後兩、三百年間，寧瑪派更發展成一個輕忽教理、戒律鬆弛的教派，史稱「左道密教」。十一世紀中葉的西藏王子絳曲沃，即曾感慨地說：「今天我們西藏人的期望是：改革這種不道德的宗教，招請高僧入藏！」（詳西藏史書《青史》於是，印度高僧阿提沙被迎請入藏，進行宗教改革，並且開展出包括薩迦派（花教）、噶舉派（白教）在內的新密宗。然而，徹底的改革要到十五世紀，達賴喇嘛所屬的格魯派（黃教）開宗祖師宗咯巴（一四一七─一四七八）出世之後。
台灣密宗來自兩個不同的源頭：解嚴前，主要是跟隨國民黨政府來台的密宗上師。他們大都屬於寧瑪派（狹義的紅教）、薩迦派或噶舉派等（廣義的）紅教，其中固然不乏德行高明之輩，但男女共修的「無上瑜伽」（俗稱「雙身法」），卻也時有所聞，筆者即曾閱讀過一部修習「無上瑜伽」的手抄「法本」，其中內容之淫穢決不下於坊間出版的色情小說！數年前，一位提倡這種「無上瑜伽」的紅教上師，據說在逝世時出現了「舉陽」（男性生殖器高舉不下）的現象，他的弟子竟因而四處吹噓他的道行高超；足見「左道密教」確實存在於台灣。相反地，達賴喇嘛所屬的格魯派（黃教），是一個戒律精嚴、注重教理的教派。過去由於台灣政府的西藏政策，格魯派高僧鮮有來台弘法者。李登輝總統上任後，政府的西藏政策有了轉變，格魯派僧人才得以來台弘法，這次達賴喇嘛的來訪，必能一改過去紅教獨盛的偏差局面，使西藏密宗合理地在台展。
另外，達賴喇嘛畢竟是西藏政教合一制度下的領袖人物，無法排除做為宗教人物和政治人物的雙重角色。宗喀巴逝世後，宣稱他要代代轉世於人間。他的第三代化身索南嘉措，被蒙古王俺答汗封為「達賴喇嘛持金剛」，於是「達賴」一詞成了後代轉世活佛的尊號。到了第五世達賴羅桑嘉措，蒙古王固始汗更授以西藏的政治主權。從此，達賴喇嘛成了西藏的「法王」（真理之王），集宗教與政治大權於一身。第十四世達賴喇嘛自然也不例外。因此，邀請第十四世達賴喇嘛來台訪問的中國佛教會，沒有必要將達賴的來訪，定位於純宗教的活動之內。
事實上，李總統任內曾多次派遣學者、官員前往拜見達賴。消息來源也指出，這次達賴來訪，真正的邀請者是李總統，中國佛教會只是扮演李總統的「白手套」而已。果真這樣，李總統就應公開接見達賴喇嘛；會談內容也不必侷限在宗教的範圍之內。至於屬於民意機構的立法院，更應正式發函邀請達賴到院演講。立法院甚至應該著手檢討蒙藏委會的存廢問題。我們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不必顧忌中共的阻擾和打壓。我們歡迎達賴喇嘛來訪，因為這不只是台灣佛教界的盛事，也是一直希望走出國際舞台、期則主權獨立之台灣全體人民的心聲。
（原載於
1997年3月22日中國時報）達賴喇嘛為台灣䊵糊灌頂
林碧堯
／東海大學化學系教授幾經波折，達賴喇嘛終於在一九九七年三月廿三日飛抵高雄，「兄弟姐們，很高興到貴國訪問」，親切的問候開啟了六天的訪問行程！
禔貝特（
Tibet），原意是雪之鄉，雪域（Land of snow）；「西藏」則是漢名，全意應是「西方的寶藏」，文化的立足點顯然不同，卻也反映出中國對這個鄰邦從史上展現邊陲的觀點！台灣遂也跟著人家稱呼「西藏」，甚至還設立了一個「蒙藏委員會」，管理「非禔貝特人」的「藏胞」。北京政府以鎮壓「叛亂」出兵
禔貝特早在西元前一二七年即已立國，一直自外於「中原」歷史朝代的統治。漢族正式武裝入侵則在一九五○年，三萬五千名中國解放軍壓境這個佛教國家，年僅十六歲的達賴喇嘛赴北京講和，「簽訂」了「十七條協定」，同意交出主權，但求「完全自治」。這是無神論的共產主義殖民一個佛教立國的承諾和試驗。經過九年的「磨合期」，達賴在五四及五六年均曾和中國最高領導人談過「西藏」惡化的情形，但均無助於局勢的改善。一九五九年三月十日，禔貝特族人終奮起「抗暴」，要求獨立；北京政府以鎮壓「叛亂」出兵，實踐了「中國人」只打「非中國人」的政治理念；北京當時的資料即報告八萬七千「非中國人」被殺。相對地，「非中國」的資料估計被殺者高達百萬人，超過六千個僧院被洗劫和摧毀，十四世達賴喇嘛和超過十萬個他的人民，遠離「雪域」，在印度建立流亡政府。
為了提高流亡政府在世界的「能見度」，達賴從七十年代開始走出「達楠薩拉」（小拉薩之意），並於一九八九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中國的「西」終於在國際上受到「另眼看待」。達賴喇嘛在國際上的地位受到肯定和推崇，「和平、關懷和責任」成為他周遊列國的「主題」。反觀台灣島內的一些「井底之蛙」尚唱著不合時宜的調，自貶身價。台灣如何接待達賴，呈現的問題反而是台灣想在世界舞台所扮演的角色，並不在達賴本身，難怪他蒞臨台灣總是充滿信心和喜樂。
達賴代表著一個苦難民族的控訴
每當達賴「出遊」，北京政府從來沒高興過而且到處放話，因為達賴的身後總是代表著一個若難民族的控訴。政治殖民所帶來的文化滅族惡運，才是達楠薩拉的夢魘，「漢化西藏」的政治策略，已使拉薩居民中的「非藏人」超過一半，根據一九九五新聞周刊所載；中國「提供比內地高出二、三倍待遇的工作機會，並開放遷徒控制，流民傾巢而入；中國投資二億七千，興建休閒廣場等六十二項大投資」，使「西藏」遭受文化上被同化和經濟被孤立的威脅，事實已是如此。
自附屬於中國的一片領土，「西藏」的天然資源更是一個榨取的寶藏！西方學者面對「西藏」生態環境之橫遭破壞都難免感嘆：「那是一種帝國主義的資源榨取」！根據中國官方林業資料顯示，整個中國在一九八五年前已從「西藏」取得五百四十億的木材資源，林區面積減少了百分之五十。八五年後更為嚴重，林區從五○年的三成減少至九○年的百分之八，原來草原地區（約百分之七十）育養了七千萬頭牛羊，供養了近百萬的牧人，這種傳統的生活方式，因中國的積極開發，已被劃為軍事區和農場。其他對水資源、礦產以及野生動物的破壞和掠奪，讓中國坐擁「西方寶藏」的大一統尊榮，這也是「被統一」所付出的慘痛代價！這筆帳也隨著達賴喇嘛的「出遊」而新北京「痛心疾首」！達賴喇嘛成了「藏族」苦難的象徵，更是禔貝特的希望。
台灣人民在心靈上的飢渴，從二月間來台的中國媽祖以及這次達賴喇嘛蒞台訪問的「社會激盪」中可以充分顯現。至於信眾所祈求的「灌頂」，達喇嘛已在抵台記者會上清楚地點出福份之所在：「和平、關懷與責任」。正如他在諾貝爾獎演講所提：「世界已經變小而且相互依存。一個國家的問題已不再單獨自己就能解決，因此缺少了全球性的責任感，生存就會受到威脅；這份責任感來自人溺己溺的關懷。」這也是人類深層的基本價值！他對物慾橫流的台灣特加提醒！
台灣人和禔貝特人應可相互扶持
從中國的「西藏」，台灣應可看清中國「大一統」下的陰影，毛周的「十七條」終讓禔貝特政府流亡，「葉九條或江八條」又將如何呢？從達賴喇嘛充滿信心的醍糊灌頂，台灣人民所該求的福份還是「和平、關懷與責任」！充份體會「人溺己溺」的慈悲，台灣人和禔貝特人應可相互扶持，走進世界舞台，祈願達賴喇嘛為台灣灌頂成功！
（原載於
1997年3月25日）誰說憲法不能公投？
張正修
／淡大公共行政系副教授國民黨修憲策劃小組於二月二十六日舉行第三次會議，會議中對人民直接行使創制複決兩權，決議未來憲條款為：「中華民國自由地區人民得依法對全國性事務行使創制複決權，但不得與憲法牴觸，憲法第二十七條第二項之規定，停止使用。」會中，國大議長錢復指出：在國外複決權和公投法的行使兩者不能混淆，公投法是國家生死存亡的議題才由公民投票，複決權的行使則是民眾對於和生活有關法案進行複決。國民黨文工會主任並於記者會上表示策劃小組增加「不得與憲法牴觸」之文字，是為了排除民進黨以公投法混淆創制、複決權之行使，在野黨如果利用複決權行使國號、國土之變更更是違憲。
看到這一則消息我們不禁要問：公民投票與創制、複決完全不同嗎？人民行使公民投票或創制、複決就不能夠以憲法之修改為對象嗎？其實如果我們追溯複決一詞的用語，該複決一詞係孫中山將「選舉（
election）罷免（recall）創制（initiative）複決（referendum）」中的referendum一詞翻譯為複決之意。但是referendum一詞源自瑞士，其本意是向授權者報告、接受授權者批准之意，這一詞的歷史起源是：瑞士的Graubunden及Wallis形成代表者會議，以討論共同之政務，並制訂法案，但是這些代表並無最後決定之權，會議內所有的重要決議都只是代表們為了向授權的地方政府報告，以獲其批准（ad referendum）而暫由代表接受而已。這樣的制度就逐漸演變成今日「由人民直接批准」的公民投票制度。在這種制度下，除強制性公民投票一定要交由公民票決之外，有提案權的國家機關例如總統、議會或州政府也可依一定的要件提出議案交由公民票決，以決定議案是否通過。至於一般人民則可以採取創制（initiative）方式提出議案，交由公民票決批准，而人民提出的議案可以提出議案，交由公民票決批准，而人民提出的議案可以是（一）議會所沒有制訂過的任何法案或政策（此一稱為popular initiative人民創制），或是（二）對議會已通過的法案、政策要求再一次由人民「複決」，以決定是否要否決其效力。後者一般稱為referendum initiative，亦即複決創制。此即孫中山所稱的複決。由以上內容來看，referendum一詞是人民批准之意，該詞在國內報章雜誌將之翻為公民投票，它包含了孫中山所說的創制、複決，但孫中山不解卻以複決制來解釋referendum，使人以為複決與創制不同，甚至與公民投票不同，顯然係一大錯誤。不意，在國民黨內部少數寄生而沒有民意基礎的舊統治權貴諸如錢復、蔣彥士為了防止台灣人民以公投票方式走向新國家的建立，竟然扭曲事實，歪曲學理，令人不齒！既然我們已知複決只是公民投票的一種，那麼公民投票就不能以憲法之修改為對象嗎？其實公民投票源於大思想家盧梭的主張，盧梭認為憲法是人民所訂定的社會契約，是人民的一般意志，人民應透過其主權者的身分，不斷確認一般意志的內涵，這樣的主張使得法國在一七九三年以公民投票方式通過山嶽黨所起草的憲法，而瑞士更在憲法中明文規定人民有申請創制憲法之權，不只可提案要求修正憲法部分之條文，更可要求修正整部憲法。既然憲法是人民所訂的社會契約，是人民的一般意志，那國土、國號也是社會契約的一部，當然就可由人民以公民投票方式不斷確定或變更其內涵。
台灣已經形式上民主化，台灣也必須徹底推動行政體制變革，才能使政府成為社會發展的推動力。可惜的是，國民黨內舊統治權貴仍欲發揮其力量以阻礙政治的改革，國民黨修憲策劃小組所通過的條文如果被國民大會接受，則任何憲政改革都將受制於國民大會，尤其國民大會中只要舊統治權勢足以達到四分之一之比例時，就可能使憲改停頓，以公民創制交由公投票方式突破這種困境是一種方式，或是降低國民大會修憲之比例，並將其修憲之條款交由公民票決，亦應是一種可行方式，當然在多元族群、多元文化的台灣，宜先確立族群文化、語言在憲法上的保障，再推動公民投票，如此將更容易使任何憲改取得共識。
（原載於
1997年3月3日自由時報）反對大雜燴式的憲政改革
許志雄
／淡大教授去年底國發會結束後，朝野兩大政黨參照國發會共同意見，分別展開修憲方案及條文的研議。最近，國民黨修憲策劃小組及修憲諮詢問小組陸續推出有關構想，引起各界深切關注。根據觀察，對國民黨的構想不以為然，尤其擔心會不當擴大總統權力而造成現代皇帝現象的疑慮普遍存在。就此，國民黨尚未提出合理說明，無形中使得本次憲政改革充滿詭譎與不安的氣氛。
擴大總統權力不待贅言
例如，日前國民黨修憲諮詢顧問小組決定，要將國安會入憲，賦予總統透過國安會決定國防、外交、兩岸關係及其他國家安全大政方針，並交由行政院執行之權；同時明定，總統於諮詢行政院長及立法院長後，得解散立法院，不須行政院長副署。這些規定，顯然意在擴大總統權力，相對即削弱行政院及立法院職權與地位，不待贅言。此外，該小組建議總統選舉改採絕對多數決，以提高總統的民意基礎。
從某個角度觀之，總統直選後，在憲法上擴大總統的權力，似無不可。總統權力既然擴大，為確保其民主正當性基礎，將總統選舉方式由相對多數決改為絕對多數決，亦有相當道理。更且，在具備總統罷免制度的前提下，總統選舉若非採行絕對多數決，理論上實有矛盾之嫌。換言之，一個由相對多數決產生的總統，可能自始未獲多數選民支持，則甫上任即面臨遭到罷免的危機。制度如此設計，顯失允當。但是，我國各種選舉（如省市長、縣市長及鄉鎮市長選舉）歷來皆採行相對多數決，大家習以為常，從未質疑。
應設制衡機制防總統濫權
如今，單獨將總統的選舉變成絕對多數決，民眾能否適應，尚待評估；且造成制度的不一致，是否妥適，值得商榷。尤有甚者，參酌我國政黨生態，未來單一政黨的總統候選人要取得絕對多數選民支持，恐非易事；此種情形下，若採取絕對多數決，將造成兩大黨結合或小黨拿翹現象；如論何者，都有出現嚴重弊端之虞。我們認為，要防範弊端並維護制度的合理性，與其改採絕對多數決，不如廢除罷免制度。試觀美法等國，總統以直選或相當於直選方式產生，而皆無罷免總統制度，足資借鏡。
關於總統的擴權問題，應該如何予以評價，有進一步加以探討的必要。基本上，總統民主正當性的強弱固然是一項重要指標，卻非唯一指標。憲法上中央政府體制類型的設計，毋寧是更關鍵性的評斷因素。例如，走總統制路線時，擴大總統權力，原則可行，但應設置制衡機制，防止總統濫權，同時不得賦予總統解散議會權，因為這是內閣制的制度，與總統制格格不入。反之，既有解散議會制度之設，無異於表明採行內閣制，即不得任意削減副署，弱化內閣職權，讓總統擁有自外於國會監督的強大行政權。由此可見，國民黨有關總統擴權的修憲構想充滿內在矛盾。
國民黨拋不掉五權憲法包袱
國民黨何以會有這般離譜的想法，相當耐人尋味。基本上，國民黨拋不掉五權憲法的歷史包袱，不願從事徹底的憲政改革，應係癥結所在。自國發會揭櫫所謂「改良式混合制」後，就註定憲改方案將是大雜燴的命運。事實上，不僅國民黨如此，民進黨亦然。民進黨隨著國民黨的腳步起舞，其黨中央的憲改構想與國大黨團研擬的憲改方案，莫不雜亂無章，欠缺邏輯的一致性。這樣的憲改方式，對我國憲政發展絕無好處，我們堅決反對，並希望朝野政黨趕緊懸崖勒馬，改弦易轍。
（原載於
1997年4月11日民眾日報）國民兩黨修憲案評析
陳茂雄
／中山大學電機系教授國民黨與民進黨修憲案的初稿已出爐，有關政府體制是以法國第五共和雙首長制為藍本，再加以修正，在行政體系之權力方面更加膨脹，諸如覆議權的保留等等。國民黨的版本是假設將來國會席位任何政黨均不過半，且國民黨會贏得總統大選的情況下，有利於國民黨的版本。民進黨則提出人權及環保相關條款。
兩黨修憲版本世界創舉
原先的中華民國憲法就有點模仿法國第五共和的雙首長制，但缺少倒閣權及解散的國會權，因而與雙首長制還差一段距離，行政院長須國會同意而上台，但不會因國會的倒閣而下台，缺少內閣對國會負責的精神。但這次修憲的版本，增加了倒閣權及解散國會權，使整個體制更接近法國第五共和的雙首長制：內閣對總統及國會負責，總統可解散國會，但不受國會的約束，形成有權無責的國家元首。而且權力比法國總統還大；雖然法國第五共和憲法第十條，總統對國會所訂的法案或部分條款可以提出覆議，但並沒有否決的精神，而中華民國憲法第五十七條的覆議，已等於總統制的否決權。總之，兩黨修憲版本係法國第五共和的雙首長制再加上總統制的否決權，算是世界創舉。
國民黨版本侵犯立法權
國民黨版關於重大民生法案，未於一年內完成程序者，行政院得報請總統核可，以暫行條例公布施行，從表面上看來，好像有點類似法國第五共和憲法第三十八條的行政條例，但精神完全不同，法國的行政條例的實施是要國會授權，且規定期限，期滿立刻失效，而國民黨版的暫行條例已變成以行政命令取代法案，嚴重侵犯立法權。
民權黨版有違彈劾精神
國民黨版的國代人數，依據總統副總統選舉各政黨得票數比例分配，有違政黨政治精神，依一九九四年八月一日公布的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國代已有大法官、考試委員、監察委員等人事同意權，已形成國會的架權。任何體制，國會對行政體系均有制衡的功能，國代若依總統得票數之比例產生，將喪失制衡的功效。
民進黨版立法院對總統副總統的彈劾向司法院提出，有違彈劾的基本精神，彈劾案是政治審判，不是司法審判，司法審判講求證據，無證據不罰，而彈刻案並非以證據為審判要件，而是人民的代表對公務人員的審判，應由國會執行。法國第五共和憲法第六十七條的「彈劾司法院」是由國會產生，不是司法單位；美國彈劾案也是由眾議院提出，在參議院審判。這兩個雙首長制及總統制的代表性國家，均將彈劾權放在國會，由國會代表人民來監督公務人員。
總統制最適合台灣體制
世界上沒有完美的制度，制度的好壞會影響整個國家的發展，但各地區均有它特殊的背景，所以制度的適用性往往比制度的好壞來得重要。法國第五共和雙首長制是源自失敗的內閣制，強勢國會，弱勢內閣，使政局不穩定，加上法國自由風氣太盛，多數人民不會盲目支持內閣，使倒閣的頻率離奇的高，在增加了總統的權力，使之平衡一部分國會的強勢，反而產生了成功的雙首長制。台灣向來只有胡鬧的國會，沒有強勢的國會，多數人民盲目支持政府，絕對沒有法國第三共和的困境，用不著跟著法國的腳步走，而且台灣還未脫離人治的風氣，有權無責的總統很容易被神格化，形成利益共同體的核心。況且台灣各政黨意識形態嚴重對立，帶有內閣制精神的雙首長制，更容易使政局不穩。行政體系的權責集於總統一身而受國會制衡的總統制，才是最適合台灣的體制。（原載於
1997年4月15日民眾日報）國民黨版修憲案
是負面教材
游盈隆
／東吳大學政治系教授中國國民黨的黨版修憲主張在昨日中常會討論通過後已正式完成。這份憲改主張的基本精神何在？反映了什麼憲政理念？可能造成什麼政治後果？是值得探討的。
在仔細研析這份對未來中央政府體制的主張後，可以看出總統的權力已被無限的擴大，一個以總統為中心的憲政體制已經躍然紙上。這表現在以下幾方面：第一、大幅削減行政院長的副署權，尤其是人事任免權的部分更值得商榷；第二、透過國家安全會議主導國家大政方針，行政院長不但只是國家安全會議的成員之一，而且只能奉命執行會議決議。何況所謂「國家大政方針」範圍可大可小，全視總統的權力意志而定。事實上，這一機制是已遭廢止的「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又稱「獨裁條款」的借屍還魂，和法國第五共和政治制度沒什麼必然關聯。
第三、總統對立法院的解散權，雖然有四個限制（即總統依法宣佈戒嚴期間、總統發佈緊急命令期間、立法院全體立法委員五分之三以上提議彈劾總統時、以及立法院改選一年後），但前兩項規定只是重述民主憲政的基本精神，第三項出現的可能性又微乎其微，最後一項則嫌畫蛇添足。最糟的是，總統對立法院的解散權竟無次數的限制，留下總統可能恣意妄為的制度空間，這使得國會解散權成為馴服立法院的制度利器。
第四、在立法院的所謂「倒閣權」方面，規定「不信任案如未獲通過，一年內不得對同一行政院院長再提不信任案」。相對於前述總統對立法院的解散權無次數限制，而立法院對行政院長倒閣權有次數限制，正反映出國民黨無限度的強化行政權的用心之深。
第五、行政命令治國的夢魘可能成真。這可從以下條文看出：「行政院提出於立法院之重大民生法案，未於一年內完成立法程序者，行政院得經總統之核可，以暫行條例公佈施行。」何謂重大民生法案？誰有權界定什麼是重大民生法案？假如是行政部門來認定的話，那以後行政部門的法律與政策執行工作很多時候很可能將可不經立法院。這將造成行政權的橫行無阻和立法權的嚴重萎縮，是何等嚴重的憲政危機。
此外，根據國發會的憲改結論，立法院將新增若干權力，包括彈劾權、倒閣權、審計權、調閱權等權力。但從國民黨版的修憲主張中可看出，這些擬增加的權力都有相當嚴格的限制。對倒閣權的限制已如上述；在對總統的彈劾權方面，則設立了三分之二這種難以跨越的門檻，而且還需國大同樣多數的通過，這使彈劾權形同虛設。至於審計權和調閱權，坦白說，不是立法行政兩權分立制衡的主要制度機制。由此亦可見，國民黨此番修憲的全盤想法，竟然是無限度的強化總統的權力，同時在實質上弱化立法權，儘管象徵讓立法院增加一些幾乎「無關痛癢」的權限。這顯然違背了國民兩黨在國發會所達成的憲改共識。
假如今天我們關切的是台灣民主轉型後一個健全憲政體制的建構，那國民黨版的修憲主張就是一個極佳的負面教材。今天問題不在於總統是否擴權，而是擴權是否有理。假如擴權是必要的，而且有相對應的制衡機制的設計，那擴權是可被接受的。但國民黨版的修憲主張在這方面完全不具說服力。更深入一層看憲政理念的問題，國民黨修憲的中心關懷似乎只是政治穩定，更恰當的說應是行政權的穩定，至於防範暴政、權力分立與制衡、權責相符、鞏固民主，或甚至藉憲政形塑國家認同等等崇高的理念皆不在其中心概念之內。假如是這樣，就難怪國民黨會提出這樣一個不可思議的憲改主張了。
（原載於
1997年4月17日）評議立委延期為四年
李永熾
／台大歷史系教授國民兩黨合作修改「中華民國憲法」，可是兩黨對這次修憲的定位模糊不法，有意無意間將「中華民國憲法」視為「台灣憲法」，修憲彷彿在修台灣憲法似的，所以民進黨主張把修完的憲法由台灣人民進行公民複決。換言之，藉公民複決的直接民主方式讓台灣人民認同中華民國憲法修正案。如果台灣人民承認中華民國憲法修正案，而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華民國又有曖昧的繼承關係，那豈不是由台灣人民自我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台灣的領有權了！所以，對國、民兩黨的修憲，我們不能不寄以莫大的關切。
三年已經嫌長何況四年
這次修憲中，最讓我們覺得有趣的並不是總統的擴權，總統有沒有擴權，還有討論的餘地，反而是立委任期的延長。立委任期延長又自本屆起，也就是從現任立委算起，從現實看來，現任立委當然喜歡任期延長，於是現任立委和欲選下任立委者形成了微妙的角力。若從民主與法理觀察，立委是否應該延期為四年，大有討論的餘地。國民黨的延期理由是立委任期應與總統任期一致。如果是內閣制國家，總統是虛位的，這觀點根本不通；若是總統制國家，總統是國家最高行政首長，以服務人民為主要任務，所以任期較長，令其有較長的適應期，而且任期有一定，通常都只能連任一次，而國會議員是人民代表，以體現人民的意思為主，更何況工商社會與農業社會不同，民意如流水，變動不居，要國會議員能真切體現人民意思，任期就不能太長，三年已經嫌長，何況四年！這是國會議員沒有任期限制的原因，總統和國會議員的角色不同，任期何須一致！
這次修憲在中央體制方面可能採取雙首長，國民黨已敲定，民進黨則以提出兩個版本的方式，用總統制掩護雙首長制，並用來跟國民黨討價還價，這樣既可以表達民進黨並未忽略人民制憲會議總統制版本之意，又可以滿足黨中央對雙首長制的心儀。然而，中華民國版的雙首長制不明不白，缺乏明晰性；本來，總統透過選舉向人民負責，人民自然可以透過四年一次的選舉監督總統。人民同時可以藉國會選舉來監督政府，人民即運用這兩種選舉來控制行政院與立法院又讓兩者互相制衡。雙首長制卻方面維持總統的尊榮，讓總統超越權力鬥爭，成為集結民心的一環，在國家危機的狀況，此一觀點也許有其意義。但是在中華民國憲法中維持總統此一角色，反而更讓總統超越統獨成為中華民國的總統─「統一」的總統，對台灣更不利。
國民兩黨可永久聯合執政
另一面又想透過行政院來推行行政、向國會負責、才有所謂不信任案與解散權的設定。這種設定又建立在不必經過選舉洗禮的內閣上，內閣的更迭和人民的意思究竟有何關聯，顯然大有問題。其中，也許有另一層的意義，那就是國、民兩黨只要合作，在總統之下，可以永久執政，換言之，在立法院裡，國民黨立委居多數，國民黨可以在協商中把若干閣員讓給民進黨，以換取民進黨立委居多數時，也分若干閣員給國民黨。如此國民兩黨的大聯合即可形成，許信良所說的主流思想也就獲得了印證。從此，國民兩黨可以永久聯合執政，憲改所要求的政權穩定就完全實現了。
在這種狀況下，立委任期延長四年也許可以說是兩黨合作的前奏，也是讓兩黨立委未合作先嘗甜頭。所以立委任期延長為四年不必從民主觀點論述，也不必從法理觀察，只要滿足立委的政治利益即可。滿足了立委的政治利益，也可能要滿足縣市長的利益。延長縣市長的任期，滿足他們的利益，修憲就更容易圓滿達成，省議員不是也做了這種要求嗎？如果這些推斷真的變成了事實，台灣可就危險了。第一，坐實了台灣乃中國一部分的論述，修憲本來修的就是中華民國憲法，和台灣人民沒有關係，卻辯證地因修憲讓台灣人變成了中國人。第二，只有在殖民地的狀況下，政治利益才有可能隨統治者的需要而變換，而施予；這次修憲以政治利益滿足兩黨政治人物，呈現了民進黨與國民黨共同殖民台灣的現象，台灣人的脫離殖民地自覺將更模糊，中國領有台灣的正當性將更明確，台灣的危機卻隱密不顯。
如果台灣人民有明確的中國威脅感，就不能不對國民黨政權藉修憲以正當化他們對台灣領有權的意圖有所警惕；民進黨以公民複決呼應國民黨的修憲，更是要我們承認台灣是中國一部分的自責行為。對台灣的所有政黨，我們都要提高警覺，否則被賣了再後悔就來不及了。由立委任期延長為四年，已讓我們看到了台灣潛在的危機。
（原載於
1997年4月24日民眾日報）不容司法殺人
──為蘇建和案向當局進一言
蔡墩銘
／台大法律系教授根據統計，目前世界各國直接或間接廢止死刑之國家已達七十九國，幾占全世界國家總數的一半。各國所以廢止死刑，其所持理由頗多，然而死者不可復生，司法如果發生誤判，則無辜而被執行死刑者已死，將無救濟之道，故此亦不失為其中理由之一。對於刑事案件之審判，各國刑事訴訟法雖為其規定法定程序，以促法官依法審判，然而依法定程序而為之刑事審判並不保證正義審判的出現亦即雖經依法定程序而為審判，仍有可能出現不正義之裁判，而將無辜之被告判處死刑，並予以執行。故此種情形可謂為司法在殺人或司法殺人（
Justiamord）。法定程序不保證正義裁判
人不可殺人，而代表正義之司法更不可殺人。我國刑法的第二十一條規定，依法令行為不罰（第一項）。依所屬上級公務員命令之職務上行為不罰。但明知命令違法者，不在此限（第二項）。就此以觀，祇要依法定程序而為裁判，即使因誤判而將無辜者處以死刑，並予以執行，仍屬於依法令之行，參與審判之法官可毋庸負刑事責任。至於依據此項錯誤裁判而在刑場執行死刑之行刑人員，既屬於依上級公務員命令之職務上行為，自亦無任何責任可言。
我國刑事訴訟法第四百六十條規定，諭知死刑之判決全定後檢察官應速將該案卷宗送交司法行政最高機關（法務部）。然而司法行政最高機關應在何時為執行死刑之核准，刑事訴訟法別無規定，但日本刑事訴訟法第四百七十五條規定，執行死刑應依據法務大臣之命令（第一項）。前項命令應在裁判確定之日後的六個月以內為之。但請求恢復上訴權或再審，及申請或提出非常上訴或恩赦，在該項程序完畢前之期間，及對共同被告之裁判確定前之期間，不算入這六個月之期間內（第二項）。我國刑事訴訟法對於司法行政最高機關之核准死刑未規定期間，乃鑒於死刑之核准應慎重考慮，尤其對於檢察官送來之卷宗需要詳閱認為毫無問題後，始應予以核准，因此在法律上不必要為其限制期間。
死刑確定判決不必急於執行
對於受死刑判決確定之案件，且本刑事訴訟法所以規定須於判決確定後六個月內為之，其立法理由在於人犯既已受死刑判決確定，如不在六個月內予以執行，將使死囚長期生活於對死亡的恐懼中，故限制其應執行之期間，乃在於縮短其恐懼生活。但對於日本刑事訴訟法之此項立法理由，該國刑事訴訟法學者卻認為不無問題，尤其對於受誤判之死刑犯為然。
受死刑錯誤判決確定的死刑犯，即使利用一切可用的法律途徑，卻仍無法改變原確定判決，但其在監所內莫不期望司法有伸張正義之一日，使其免於受死刑之執行，不必含冤而死。藉此以觀，在刑事訴訟法上不規定必須執行死刑之期限，不僅給予死囚希望，亦可使法務部有充分的期間，以挽救可能發生的冤獄。
錯誤裁判平反之途徑有限
依我國現行司法制度，對於錯誤確定判決予以平反，祇有二種途徑可循，即其一為提出再審之聲請；其二為提出非常上訴，但非常上訴必須透過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為之（刑事訴訟法第四百四十一條）。然而無論由被告聲請再審或聲請提起非常上訴，均非易事，法律上之限制頗多，因此需要另依賴其他管道，方可使錯誤裁判獲得平反。
監察院對於司法院或考試院人員失職或違法予以彈劾（憲法第九十九條憲法增修條文第六條第三項）。此項彈劾案一旦成立，監察院認為彈劾人員違法涉及刑事者，應逕送各該管司法機關依法辦理（監察法第八條、第十五條）。果爾，則參與錯誤判決原判決或前審判決或判決前所行調查之法官，或參與偵查或起訴之檢察官，因該案件犯職務上之罪已經證明，即可作為聲請再審之理由（刑事訴訟法第四百二十條第一項第五款）而提出再審之聲請。
呼籲總統依法行使特赦權
除聲請再審或聲請非常上訴之提起外，對於受判決確定之案件，總統亦可依法行使其赦免權（憲法第四十條），即依赦免法第三條之規定，總統可行使其特赦權，而對於受刑宣告之人除以特赦免除其刑之執行外，其情節特殊者，得以其罪刑之宣告為無效。關於總統如何行使特赦權，我國赦免法未列舉其事由或條件，因其屬於總統之大權作用，故祇要總統認為其應該行使此項權利，即可依法予以行使而為特赦之命令。為避免無辜者因受不當的司法確定判決而死，並非不可呼籲總統命令特赦，以補救司法救濟途徑之不足。
依據最近報載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決定不再為受錯誤判決之死刑犯蘇建和等三人提起非常上訴後，已將有關卷宗送交法務部審核，倘法務部一旦認為法院認事用法毫無問題極可能在短時間內下達執行死刑之命令（刑事訴訟法第四百六十一條）。然而蘇建和等三人之強盜殺人案無論在司法警察官偵查、檢察官偵查或各絳法院審判階段均出現無數之瑕疵，尤其採信出於刑求之被告自由，而且在情況證據顯然不足之情況下對其為死刑判決，假如法務部對此不予以糾正，並命令檢察總長提起第三次非常上訴，恐將使此三名無辜被告終被司法所殺，必在我國刑法史上增添憾事，並為我國留下一個殘害人權的不良紀錄。主其事者豈可不慎乎！
（原載於
1997年3月3日自立早報）論選舉制度改革──
代表性與公平性的考量
吳釗燮
／政大國關中心副研究員台灣選舉最為一般民眾所詬病的現象，莫過於賄選與組織暴力介入的問題。在討論到淨化選風的課題時，選舉制度的改良是一個無可避免的思考方向。在現有的複數選區議會選舉制度之下，候選人只要鞏固一部份的選票，而不必考慮是否獲得大多數選民的支持。因此在每一選區之中，各政黨不但要面對他黨的挑戰，同黨的候選人也要相互爭奪有限的選票資源，造成各個政黨地方山頭派系相互傾軋，彼此之間惡性競爭的局面。部份候選人在這種繁複的制度背景下，為了要達到勝選的目的，便採取大規模賄選的方法，甚至拉進黑道勢力。我們可以確切的說，現在的選舉制度提供了賄選、暴力與派系的正面誘因，這種「邪惡」的選舉制度，是到了非改不可的時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