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麼是泛政治化？
張忠棟
／台灣大學名譽教授國民黨又在推卸責任了。昨天國民黨中常會之後，其高層領導人士透過發言人，要求大家對白曉燕案不要泛政治化，要大家不要因為白曉燕案作各種政治揣測，提出各種政治要求，以致影響妨礙到政府的其他重要政策和措施，並容許政府先以一切力量破案。
政府努力破案，這是政府應做的事情，不容作任何的規避。問題是幾個月以來，先有劉邦友案，後有彭婉如案，政府為這些案子忙得不得了，還是找不到線索，還是破不了案。現在白曉燕案又發生了，大家也看到政府在忙，警政單位查出嫌犯的姓名，軍警動員大批人力到處搜查，兩個多禮拜過去了，主要的嫌犯還是抓不到，白曉燕已慘遭撕票。政府在半年多以前做出整頓治安的承諾，斬釘截鐵的表示要在六個月內交出漂亮的成績單，但是所有的大案都破不了，請問成績在那裡？誰該來負責？政府難道可以丟下責任的問題不管？
政府的責任有行政責任，有政治責任。政治領導人物丟下政府的責任問題不談，不先求諸己，反過來要大家不要泛政治化，這就是逃避，就是推卸。在民主法治的國家中，這種逃避和推卸，絕對要受到人民的質疑。人民會懷疑政府的信用，人民會懷疑政府的能力，最嚴重的時候，人民會在下一次選舉之中，請你現在政府下台，他們另外再選一個比較可信和比較可靠的政府。
回頭說到大家可能泛政治化。幾天以來，有沒有人說白曉燕案是政治案件呢？沒有。白冰冰說，她的女兒是一張白紙，不應該受到任何傷害，這是最冷靜最理性的反應了，除此以外，白冰冰只是不解，並沒有作更多的猜測。白曉燕的喪事正在辦理，負責辦理喪事的多是演藝人員，他們公開表示不要政黨插花，不要政治人物作秀。他們為什麼要這樣做，難道不是為了要把喪事純淨化，不要讓它有過多的政治牽連？
更值得注意的是整個社會的反省。白冰冰表示要退出演藝工作，要組織基金會，發動社會的力量照顧今後婦女兒童的安全。演藝人員深深悔悟他們過去表演，太過重視賺取更多的財富，今後他們要撥出時間拿出金錢來，多做一些公益事業。許多的爸爸媽媽過去都不太管小孩上學放學的問題，這幾天在小學裡，甚至在中學都可看到，這些爸爸媽媽早晨把孩子送到學校，下午把孩子從學校接回家，開始對孩子們付出更多的關心和親情。這些現象代表甚麼？大家在反省，甚至有自責，政治人物不了解也就罷了，還忍心責備大家泛政治化？
中央研究院長李遠哲昨天發表談話，責備政治人物過去做壞了榜樣，所以社會腐化，人心敗壞，所以白曉燕案的幾名凶嫌也會那樣的兇殘。乍聽之下，這些話好像有些泛政治化，但請政治人物仔細想想，李遠哲說的難道不是事實？多年以前，大家希望台灣走向民主開放之路，幾年下來，表面上有民主，實際上是議員賄選，是縣長貪污，是在上位的人充耳不聞，為的只是選舉的表面勝利、只是政治權力的繼續把持。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看到政治人物的表現，越來越多的人是嗤之以鼻，雖然也有一些人要有樣學樣。李遠哲說得一點都不錯，政治人物不能因為他的話難聽，就說他泛政治化。
（原載於
1997年5月1日自由時報）白曉燕事件的反省
莊淇銘
／淡江資訊所副教授此次白曉燕被撕票案，引發全國譁然與憤怒，朝野政黨都有人士要求相關首長負責下台，此外，民間諸多發動抗議與遊行等行動，對政府無能治安表達嚴重的不滿，這其中，民意代表、媒體及社會均將矛頭指向政府及警察，好似自己都沒有責任，這是本案另一個值得反省的地方。
警政預算偏差立委難辭其咎
此次逮捕歹徒行蹤走漏，其原因之一就是警察的通訊設備不夠精良。但是，若看到國家預算中警政預算是如此龐大，就讓人不解為何警察的通訊設備會如此落後？其主因就是警政預算偏頗，以八十七年度警政預算為例，警政總預算二百九十二億五千萬中，七個保安警察總預算占二百零三億四千萬，約為警政總預算
69.4％，也就是說，近七成的經費用於保安警察業務，更嚴重的，處理群眾運動、集會遊行等業務的保一、保四、保五總隊之預算，高達一百一十九億九千萬元，約占總預算40.8％。相反的，職司打擊犯罪，如海上治安、掃蕩黑槍、防範走私及毒品等任務的保七總隊預算才二十五億九千萬，約占總預算
8.7％，想想，拿這麼高比率經費對付多為善良的遊行請願人士，卻以如是低的經費打擊犯罪，台灣的治安又怎麼好得起來？要知道，治安的敗壞與警察偵辦犯罪的設備，當然有相當密切的關連。今天，立委諸公坐視警政預算如此偏差的運用，難道不該負監督不週之責？同是可貴性命卻受不同待遇
今天，社會上會對白案如此重視，最主要就是大官們重視，媒體日夜報導，引發社會感同身受的痛苦及不安全感，然而，大家有沒有想過，如果白曉燕的媽媽不是白冰冰而是一般的人民，大官會如此重視，媒體會如此關心嗎？台灣每年失蹤婦女案件高達兩千餘件，有幾位被如此關心過？
當李登輝總統及連戰院長到白冰冰家探視安慰白冰冰時，有沒有想過還有數千個同樣遭遇的頭家，根本未受到關懷與重視？官員們這種大小眼心態更叫人不寒而慄！竟有媒體在報導檢驗遺體的過程時說：「希望不是白曉燕」，不希望是白曉燕，那請問，是希望誰呢？需知，任何一具屍體背後都將導致其一家人終身的悲痛，是以，看到生命慘遭剝奪，都應生同理心而關懷，這種對生命選擇式的關心，是對人道極大的污衊！再者，媒體幾乎可說是日以繼夜接連著報導此案，試問，這對其他的受害者又公平嗎？為什麼其他的生命就如此不受重視？要官員下台
誰支持上台的？此案爆發後，要官員下台的聲浪高漲，中央研究院院長李遠哲亦說用選票來行動，筆者常期為文，要求政府官員要有責任政治觀念，當然對要相關官員下台是舉雙手贊成，但是，有時候真想問問支持國民黨的人民，如果現在要他們下台，為什麼當初支持他們上台呢？自己支持他們上台，然後才後悔，又要其下台，看到官員不下台，又氣呼呼，早知如此，何必當初？
不過，亡羊補牢，猶未晚矣，如果這些英明的官員無人負責下台，別忘了，往後還有許多選舉，大家只要照李遠哲院長所說的，用選票讓其下台！
（原載於
1997年5月7日民眾日報）苦楚下的荒謬和掙扎
──白案痛醒台灣人了嗎？
林碧堯
／東海化學系教授四二六，在台灣炸開來的新聞不是「車諾堡」而是「白冰冰獨女被綁」！
當天早上，部分較自律的平面媒體還找不到這則消息，但中午起，整個電子媒體氾濫了！知名的藝人，創記錄的贖金，受創母性的泣血哀號、控訴與乞憐，令人不忍卒視！心裡頭興起的問號：台灣爛到底了嗎？接下來，近乎一個禮拜的翻騰，官員的嘴臉，民代的無恥，處處「見機勇為」幾乎到群魔亂舞的地步！整個社會看不到「起死回生」的徵兆！
一、生命的尊嚴在荒謬中蒙塵
四月廿八日，白曉燕証實已被撕票，鏡頭上看不到哀傷淚乾的母親，自宅成了台灣的新聞中心，空氣中充斥了神聖自己，斥責別人的聲音，台灣的社會只有荒謬兩字可以形容！荒謬到連「痛苦的謊言」都被神聖化了。
以華語發音的電子媒體，在此荒謬的漩渦中幾乎都慘遭滅頂，白宅附近，聚集了蒼蠅般的「觀眾」以及賺「蠅頭」小利的攤販，固可看出台灣社會的荒謬，電視台的
SNG車，何嘗不也凸顯出科技的另種荒謬？一窩蜂式的追逐報導，感官刺激的競逐，巨細靡遺的挖掘，延續著蔣家時代培養出來的特有媒體風格，至今歷久不衰。即使有所謂的「同文同種」的文化性格，然而斷指裸照都不放過，這又是那門子的「文」和「種」呢？實在荒謬到連人和豬都混淆不清呢？
廟堂之上，立委們真正關心的依然是白曉燕的死，會不會影響到台灣的經濟發展？巨賈殷商更是擔心五○四遊行會不會影響投資意願？執政黨更是說漏了嘴，擔心沒人下台會不會影響年底的選舉？白冰冰為何喪女？白曉燕為何喪命？歹徒何以如此泯滅人性？似乎都不是主流派關切的焦點！台灣這種「正義」式的荒謬，比起聖經羅馬書的內容，實在有過之而無不及！在此體制下，官員是否下台只有政黨危機的考量，而不是社會危機的針砭，焉非荒謬！
二、亂世的禍根在掙扎中失焦
白案所揭開台灣的爛相，利用鐘擺效應，往往成為執政者脫罪的最佳技倆。因為在「民心可用」下出師，模糊焦點，便宜行政，趁機打劫往往容易得逞。例如亂世用重典，幾乎已成「全民共識」，「重典」更成為「民之所欲」；執政者巧妙地擺脫了造成「亂世」的責任。值此時刻，譴責警察無能，固是理直氣壯，但要警政單位承擔處理整個司法沈淪的罪孽，不表示司法及行政院部可廢除嗎？「亂世」並非理當如此！
在文明社會中，沒任何人是「該死」的；但在野蠻叢林中，被謀殺、被撕票、或被槍斃，都在「充分」的理由和邏輯下被判「該死」。即使猶太人被押入毒氣室，在納粹心目中，那個不「該死」呢？在歹徒心目中，白曉燕不也「該死」？但在社會上絕大部份不都認為她不「該死」，否則怎會引起這麼大的震撼呢？在這荒謬的社會裡，無心的協助政客脫困，不也是一種罪過？
三、痛楚的代價喚起人民覺醒
台灣的亂，看不到理想，找不到生機，只繼續爛下去，如此爛局什麼時候爛到底呢？那看台灣人何時覺悟清醒而定。英國人讓保守黨執政了十八年，即使經濟略有起色，英倫的尊嚴卻在消失中，英國人已受不了，不讓英倫再爛下去，於是蟄居多年的工黨一夕之間取而代之，布雷爾不圖「聯合執政」，風風光光地站起來，否則不知有多少英國人會「該死」呢！
政黨輪替是民主政治的防腐劑。台灣的民主政治在「安定牌」麻痺劑下腐爛了！白案已讓這個麻痺的社會感受到了痛楚，但台灣人清醒了沒？掙扎是為了解救這個社會，而不是讓不義的政權官僚繼續讓人民受罪受難！
生存權已面臨最大的挑戰與威脅，台灣人的明天呢？
（原載於
1997年5月8日民眾日報）法治不辨是非
認知與生活脫節
鄭先祐
／文化生物系教授時過穀雨，將入立夏，生靈正旺。可惜，如同背負「中國」原罪的台灣，法無是非，天地無常，蒼生難安。
台灣環境的惡質化，已經是達到人人可體會的境地。許多溪流不僅是污染嚴重，有些甚至是宣告「死亡」。於核能電廠出口水發現的「秘雕魚」，陰影未消。最近於淡海新巿鎮海域發現的綠蠵龜，代表「長壽」的龜，竟然會全身長滿腫瘤。豬隻「口蹄疫」空前的大災難仍未了，農委會現在又來拉「狂犬病」的警報。這次來勢更兇，學者說：「只要被感染，這個人幾乎就是死定了」。若是發生疫情，國內的死亡人數估計將達一萬三千人。怎麼會這樣呢？難道是死難的豬隻找貓狗來反撲嗎？這些坐領高薪的高官，有盡到其維護社會安全與健康的基本職責嗎？
承辦周人參電玩案的檢察官向媒體公開表示，其直屬長官檢察長對他施壓，並且曾經把他寫的起訴書當面丟在地上。面對這個指控，檢察長如是說，這只是說要慎重辦案，絕對無施壓，而且這位檢察官已經向他表示道歉。針對這個事件，法務部長則表示，這無關「是非」的問題，只要他們兩人好好「溝通」就好了。有無施壓，是非對錯，這是法的基本要素。怎可說只要「溝通」就好了？這是否意味著，有關法務，凡事只要「溝通」就好了。如此的法務，真的是「看著辦」？能「溝通」的，就沒事；無能「溝通」的，那就會有事了。如此的法務，一般的小老百姓可真會有「溝通」上的困難。
高手過招，勝負往往就在一霎那間。就在雙方對峙期間，雙方看似不動，但私下卻是異常的繁忙。為求得勝利，必要動用所有可獲得的資源，除了要有最高效率外，特別是要力充分瞭解對方，並且化自己的行動於無形。
秘魯政府可成功的救出被劫持長達
126天的七十多位人質，可能就有把握到「掌握對方」的致勝原則。首先是運用高精密度的竊聽器與紅外線等現代科技，充分瞭解對方所有可能的資訊。同時秘魯政府至少挖了兩條地道直通大使官邸，並且策劃至少兵分五路的奇襲行動。這次奇襲之所以成功，另一項要件就是「絕對保密」。就在爆開地道進入官邸的開口時，就立即炸死僅有14名成員的其中8名。這可能就是致勝的第一個重要關鍵。反觀國內檢警單位偵辦「白曉燕」的被綁架案，同樣是事關人命，但卻是消息一再的走漏。被綁架的第二天，就有媒體搶先報導。緊接著，甚至是半截指頭與半裸的照片都出現於電子媒體，以及檢警的各項行動都有許多記者跟班。案情發展不到十天，雖然人質與主嫌仍不知去向，但是整個檢警單位的偵辦過程就已經是大公開。造成這種「極荒謬」的情況，相關媒體確實須要嚴厲的檢討與譴責。然而，握有第一手資訊的檢警單位更是「禍源」。如此的將自己陷入「敵暗我明」的困境，而且逼綁架者無線可連，那人質的命可保嗎？想想過去司法單位對綁匪的判例，就會更令人擔心人質的安危。這種大公開的偵辦方式，不僅是「無知」，更是「可惡」到極點。檢警單位如此這般的辦案方式，能讓人民放心嗎？
火場的勘驗，竟然會沒有發現或許還可能活著的人體。講究安全與紀律的軍營，也會發生爆炸和大火。因吃大拜拜，中部的苗栗和大甲地區傳出
80多人，因為食物中毒送醫急救。台北市警局，分屬三個分局的三名刑事偵查員，竟然都於上個月先後猝死。國小學生竟然就會持刀棒勒索，且這僅是為要得到區區10元新台幣。主掌治安的警政署內，則也傳出有帳目弊案。維護海權的保七總隊，表示無法驅離來自中國進入我海域的漁船。中國船員不但不理，而且會反駁說，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所以當然可以在這些海域作業。就在過去的近
10天來，花點時間剪報，就可有如此多的「怪事」。為何會如此呢？或是說，如何才能改變如此惡質化的趨勢呢？這是所謂「心靈改革」的問題嗎？或是須要去故鄉「掃地」的問題嗎？明顯的都不是。一再反覆的思考，問題可能是出在「現實」不等於「真實」，「認知」與「生活」脫節。如此生活於「虛假」世界裡的人們，當然無所謂「是非對錯」，因為這是可任意制定的。反正只是一場GAME。當GAME OVER後，再投錢就可再玩！一切高興就好！然而，真實的世界可不是如此！（原載於
1997年5月9日台灣時報）亂世用重典的反思
劉幸義
／中興法律系教授最近連續一些重大刑案不能偵破，引起社會大眾的注目，心理上需求良好的治安，以免生活於惶恐之中。在一項民意調查中，更顯示出，超過百分之七十的人贊成亂世用重典，以維護治安。雖然相當多人主張治亂世用重典，然而必須思考的是，重典是否能夠消除亂世？也就是嚴刑重罰是否有充分的嚇阻力，足以使社會成員不敢為惡、不敢侵害他人，在最理想的境界甚至到達沒有人會犯罪的情形。對於此問題，可以由刑罰嚇阻力的界限及其反效果等方面來觀察。
其一，刑罰嚇阻力的界限問題。維護社會的良好秩序，是絕大多數人的共同願望。強盜、擄人勒贖，或其他施強暴脅迫的暴力犯罪，尤其是持槍去犯罪的行為，這些行為必須處罰，沒有人會有異議。且不可否認的，刑罰本身具有嚇阻犯罪的作用，依照剝奪財產、自由、生命，而各有不同的嚇阻程度，然而，刑罰的嚇阻力並非絕對的，其力量的強弱，還需考慮經濟、社會、政治以及價值觀念等因素。
如果我們以過去的經驗來看，就可以知道刑罰嚇阻力並非像一般大眾所想像的大。例如貪污治罪條例，和制定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均採用嚴刑重罰，但二者並沒有因嚴刑重罰而減低。又如懲治盜匪條例的處罰規定，可以說是全世界數一數二的嚴刑峻罰，有許多唯一死刑的規定，但搶劫、強盜、殺人、擄人勒贖各式各樣的重大犯罪，三十多年來也沒有因為嚴刑重罰而消失或逐年減少。這些實際經驗明顯的告訴我們一個事實：想要單純靠嚴刑峻罰的法律，並不能達到社會治安的目的。
其二，重刑的反效果問題。刑罰有嚇阻犯罪的作用，這是毫無疑問的；但如前所述，刑罰嚇阻力並非是絕對的，嚇阻力有一定的極限，並非萬能；有極端情形下，重刑也可能出現反效果，恰好與刑罰的預防功能背道而馳。以最嚴厲的處罰：死刑而言，原本應足嚇阻力最強大。但在唯一死刑的情形，當行為人知道將來被捕必死無疑，如此，則使犯罪人一不做二不休，更無顧忌繼續犯罪；因為橫豎一死，做一票算一票，被抓之前能享受就享受。在「多犯罪多享受」的背景下，更加強行為人繼續犯大罪的決心，而且也使治安因而更加惡化。
另外，極端重刑也會造成行為人更勇猛且更有「必要」使用激烈手段。遇到警察逮捕時，有「必要」殺傷或殺死警察，以減低被捕的可能性。犯罪人的這種考慮，往往種下基層警察被犧牲的潛因、伏因。更甚者，若一群亡命之徒結成集團，相信警察絕非其對手，因為在你死我活的局面下，驅走或殺死警察是他們唯一的「自救、求生」之道。
由此可知，刑罰不但嚇阻力有其極限，而且也可能有反效果存在。刑罰愈重，愈加強行為人反抗公權力的必要性，也增加被害人受到更大侵害的可能性，為社會製造更多之問題，這對刑罰的嚇阻功能而言，適得其反。在此情況下，我們能夠說重典比較能夠保障安份守己人的生命、自由、財產嗎？
其三，嚴刑重罰尚有其他的不良作用。在司法方面，刑度過重也可能使法官及其他同法人員，不敢、不忍或不願認真執行或使用刑罰，造成「立法從嚴，執法從寬」的現象，對法律威信有損無益。在民眾方面，當一個人蒙受過重的處罰，或者認為大官違法無事，小民亂紀必罰，此時民眾即使不敢反抗國家的刑罰權，對法律很容易產生不服的、排斥的心理，這對建立法治、守法觀念，維護整個社會秩序而言，是負面作用的。
在觀念方面，很容易造成機械化、制約式的思考方式，如果只是常聽人說「亂世用重典」，而且未去思索刑罰嚇阻力的界限，日子一久很容易造成「重刑」等於「有效」的思想習性，而不再進一步尋找亂因何在的問題。相對的，重刑用慣了，往往會使主政者與警察減低甚至喪失內省的機會。更甚者，主政者以嚴刑重罰向人民表示他有在做事，有決心對抗暴徒，而藉此掩飾其施政無能，導致社會大亂。
面對台灣的治安亂象，當務之急固然需要展現公權力的權威性，而建立公權力的權威性，並不在於重罰，而是在於立法與執法是否正當、公平、合理。再者，破案率高，也可以使歹徒無僥倖之心。最後要說的是，民主制度的優點與缺點並存，端視人民的知識、判斷力與政治智慧而定。充分瞭解社會安定秩序主要並非依靠刑法；亂有亂因，欲消除亂世，應對症下藥。要做到此點，執政黨必須有整體性的施政規劃，針對政治、社會、經濟、政府的公信力、破案率、教育、文化、價值觀等多方面著手。當人民能夠瞭解這些，且要求政務官負政治責任時，台灣的民主政治就開始步入成熟的階段了。
（原載於
1997年5月12日台灣時報）難道教育界沒有責任
──從林來福說起
林玉体
／師大教育系教授白曉燕悲慘也令人憤怒的命案，至今提出反省檢討的不少，但指責的聲音來自於教育界的不多。其實，社會毒瘤、政治腐化的罪魁禍首，是教育，尤其是學校教育。台灣教育早就被評為「癌症」了，連官方都這麼說（前教育部長朱匯森的名言），但這幾年來有所改進嗎？明言人看得一清二楚。說句不客氣的話，歷任教育部長，廳局長都應繩之以法，才能消國人的火氣。
惡劣教育政策種下「仇恨」
十幾年前，十大槍擊要犯林來福的案件，是極為轟動的大案。彰化籍的林來福為害台灣社會之大，可以與近日台灣的重大慘案比美。這位人神共憤的兇手經過警方的懸大賞之下，終於被押解在牢房中等著被槍斃。林來福也知悉自已罪有應得，死命難逃，他在結束人生四十多寒暑前，記者去採訪，他什麼都不說，只淡淡但十分無奈也不解的道出一件事。原來他小時候在鹿港讀小學，學校教師規定要說國語，說一句台灣話要罰一塊錢，林來福這個原本天真活潑且本性純樸的鄉下小孩，覺得說台灣話沒有什麼不對，為什麼政府作這種無理的要求呢？這個孩子個性強，他偏偏要說台語，結果被罰七十元之多。當時七十元已經是大數目，尤其林來福家境貧窮，他無法繳交罰款，要命的是老師還到林家去向他爸爸要。林來福父親不知有否抓起他孩子拳打腳踢，只知林父向左鄰右舍，親朋好友商借七十元大鈔還給教師。林來福在告別人間之前，幽幽的向記者說，他不知當時他的爸爸交給教師的七十元，到底對學校有什麼幫助，又有什麼意義，林來福在數十年歲月的短暫日子裡，只有這件童年事件讓他耿耿於懷，久久不能忘記，這種惡劣政府所規定的教育政策，卻在林來福心中種下了「仇恨」，他開始恨老師、恨學校、恨社會、恨政府，從此走入歧途，因為此種教育措施，台灣社會竟然要花那麼大的代價來承擔，想來真令人痛心疾首。
可惜無正義感及教育愛的老師
可惜的是，當時林來福學校的老師，沒有一個有正義感及教育愛，發揮慈祥及勇氣，知悉林來福委屈冤枉，要是有一個師長了解林來福內心的苦衷，「來福啊，過來，過來！」用關愛的眼神看他，摸摸他的小頭，「老師同情你，你不要生氣傷心，老師口袋裡有點錢，給你幫幫忙」，此刻，相信林來福會感動得失聲痛哭，他會覺得人間仍有溫暖，他會在被逼形成仇恨的同時，懸崖勒馬，並且視那位敢挺身而出的教師為大恩人，設若當時有了如此的教師，他給台灣社會造了多大的福，全國上下應該感謝這位教師才對，至少，這位教師已活在林來福心中，這是教育工作最引為聖潔的所在。
要是這陣子的兇手就擒時，如也指出了他們在國小國中唸書時，遭受到類似林來福的經驗，則大家在怒不可遏時，是否應該冷靜的來思索，什麼才是兇手的禍「因」，林來福還沒入小學時，原本是個可愛善良的「璞玉」，竟然小學「造就」了他成為「十大槍擊要犯」，許多人都承認，國中已是培育少年犯罪的溫床，此問題不「釜底抽薪」，則黑道抓不勝抓，因為陸續的黑道走出校門，只作「揚湯止沸」，那是「治本之道」？根據桃園地區教師的反應，目前劉邦友案的嫌疑犯，都是中壢或內壢地區國中畢業生，當時在他們唸國中時，已有明顯跡象會幹大案，教育改革者不把焦點放在這裡，而儘作些諸如「女生上成功嶺」或「大學改為三學期制」這種本就爭議的話題打轉，全國上下在懷疑警方「能力」有問題之際，我們更有理由來懷疑教育部長及行政院長「能力」是否平庸愚劣。
教育官員置身度外叫人
噁心數十年來錯誤的教育，形成教育過來人對台灣社會的反撲，這是報應，台灣人何其不幸，白曉燕等人何其無辜，但教育官員一副置身度外的模樣的嘴臉，看了真叫人噁心！難道他們不應下台以謝國人？
（原載於
1997年5月15日民眾日報）誰在殺人喊救人？
──看新黨在五○四遊行的舉動
張正修
／淡江公共行政系講師白曉燕被綁匪撕票，經由國內媒體大幅報導後，全國國民大為震撼，也因此促使社運團體等，於五月四日舉行為為台灣而走的大遊行，據報紙媒體之估計，約有五萬人參加此次遊行，可說相當成功的一次遊行。
為新黨造勢的「政治遊行」
社運團體於五○四大遊行前曾聚集協商：對於政治低調處理，並希望各團體，尤其政治團體不要大肆張揚旗幟。結果，五○四大遊行一走下來，許多獨派團體的旗幟不是不見了，不然就是改拿小旗。相反地，新黨大肆動員其支持者，除「旗幟也到處飛揚，在統派電視媒體（台灣幾無所謂獨派電視媒體）的配合下，這一種遊行宛如是主辦單位配合新黨，利用其他團體為新黨造勢的一場「政治遊行」。走完這一場遊行之後，許多民眾與團體才發覺到，被所謂「不講統獨」的主辦單位騙了！
台灣今天治安的惡化，李登輝有其不可推卸的責任，連戰更應負起政治責任，下台鞠躬。但治安問題的產生，難道只是這幾年才有的現象嗎？它產生
的遠因何在？如果新黨所代表的兩蔣舊國民黨是治安問題的真正元凶，一個舊日的加害者竟以被排除於權力圈外的「受害者」，大喊別人是元凶，這樣的社會還有正義、公理可言嗎？無可諱言地，李登輝在蔣經國過世之後，即不斷引進地方勢力與非主流派進行鬥爭，甚至為了鞏固政權，他也在八九年的立委增額選舉，九二年與九五年的二屆、三屆立委選舉大量引進財團，以及地方的黑道角頭，使得黑金政治從地方層級向上繁殖到中央政權，這是李登輝無法推卸責任之處。但是我們要繼續追問的是：台灣各地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的黑道掌控地方政治。更因此危及地方的治安，使得犯罪事件層出不窮呢？其實很簡單，這正是國民黨分化台灣人的政策所造成。
國民黨將台北市「中國化」
國民黨逃亡至台灣時，為了鞏固其政權，必須使新住民形成一新的命運共同體，產生一新的共同意識，為了達成這個目的，國民黨必須將新住民最集中的地方─台北市加以「中國化」，使之與台灣其他地區區隔開來。於是國民黨就以日本人在台北所做的建設為基礎，不斷將公共資源投入於台北市的建設，甚至於一九六七年將台北市升格為院轄市，使台北市在官派市長的領導下，可以更充足的財源配合中央的政策，擴充更多的地方建設。結果台北市的各種軟體、硬體設施的擴充，使得台北市的生產力提高，生活方便，於是在這種有意不均衡的公共投資之下，中南部人口開始大量往北移動，促使大台北都會圈的不斷擴張，但也造成傳統地方人口的解組，地方的知識菁英，技術菁英大量移入都市，造成地方菁英於焉流失，更造成農村人口結構老化，教育水準低落，地方士紳退化，相對地，村里長、鄉鎮市民代表、鄉鎮市長、鎮市議員、省市議員乃至農漁會、水利會之選舉卻至為頻繁，並有巨額空缺待選，在選民水準低落，選舉文化敗壞，賄選問題嚴重的情況下，黑道遂乘機大量投入地方選舉。兩蔣時代的國民黨甚至為了勝選，不僅提名黑道，以勝選確立其外來政權的合法性與正當性。而黑道歷經一九七○年代以後快速的都市化，與一九八○年代以後的金錢遊戲，在國民黨自己利害的考量與放縱之下，更是壯大。這正是台灣犯罪問題最根本的原因，也是新黨的老祖宗─兩蔣時代的國民黨對台灣人所犯下的最大「原罪」！
在國民黨分化的政策下，台北變成中國的代名，是有文化水準的地方，其他地區則代表台灣，台灣的文化就是黑道、犯罪、嚼檳榔，統派文化更是透過媒體，並以各種方式來嘲笑台灣人，甚至像徐宗懋之類的人物，在中國時報上表示，一大批沒有治國能力卻很「愛台灣」的人，輕易地進入權力核心，黑金腐化被容忍，「愛台灣」的人越來越多，治安卻越來越敗壞。
硬把台灣人子弟轉變成中國人
言下之意，只有「中國人」統治台灣，台灣才會安定，而「台灣人」根本沒有治國能力。中國知識份子用教育、媒體，硬把台灣人子弟轉變成中國人，甚至讓台灣子弟嘲笑自己沒文化的父母親，更讓台灣人子弟必須痛恨自己犯罪的同胞兄弟，台灣即使民主化了，台灣人還是永遠被中國人玩弄於股掌之間，要自己嘲笑、痛罵自己。更可悲的是，李登輝自己要奉兩蔣為正朔，導致舊日的加害者顛倒身分變成被害者，再以比舊日更狠毒的加害手段搞政治遊行。台灣戰後的歷史，如不趕快清算，中國人將永遠無是無非地逃避責任，踐踏台灣人！
（原載於
1997年5月13日民眾日報）
為了台灣
四面八方走在一起深沉的憤怒能否喚醒傲慢與自大
林萬億
／台大社會系主任沒有鑼鼓喧天，沒有旗幟飄揚，只有低沈的音樂與控訴的吶喊；「總統認錯」「連戰下台」的聲音此起彼落！綿延四、五公里的遊行隊伍，數萬人中大多數是來自四面八方，各行各業的小市民，有父母親帶著小孩來的，有年輕的高中學生，這些人過去較少參加遊行。這一次他們出來了，在人群中不熟練地喊著口號，但可以看出，他們是生氣了。有一位家長說：「讓小孩子都必須走出來抗議，只有台灣這種國家才有。」這恐怕也是許多父母的心聲。
自從解嚴以來，大大小小遊行抗議已不下二千次。唯獨這次人多，而且涵蓋面廣，六個大隊中有五個隊是婦幼、社團、學生、大眾。雖然，一百三十幾個團體都試著動員，除了民進黨、新黨有較大能力動員黨員參加外，其餘社團其實都不是人力充沛的。可是，現場至少有數千學生、數千婦女、少年與兒童，可見有許多參加者是個別的參與者，顯示這個議題是普受關心的。
過去十年來，遊行抗爭的議題從解嚴之初的社會議題夾雜著政治訴求，或多或少被執政者或執法者界定為製造亂源、浪費社會成本。九○年代初的「三月學運」，以及稍後的「反軍人干政」、「廢除刑法一百條行動聯盟」，將台灣的社會運動激發到最高點。這些以政治為訴求的抗爭隨著民進黨逐漸進入體制內而意興闌珊，學生連動也不再有「野百合」的衝勁。
社會運動的疲弱，轉而將政治與社會議題交由體制內的議會去折衝。然而，政黨政治能解決的往往受制於體制的限制，體制就成了過去幾年來政黨抗爭的標的。體制的問題未解決，社會、經濟的問題卻早已等得不耐煩。經濟的低迷、社會失序、失業率爬升、貧富差距擴大、治安敗壞、黑金掛
凢；在短短半年內，劉邦友案未破，彭婉如接著被殺，口蹄疫流行，白曉燕被棄屍。每一樁社會事件都深深地震撼人民的心。人民的恐懼憤怒，終於到了臨界點。學生站了出來，婦女不再躲起來哭泣，知識份子又開罵了，這就是「五○四為台灣而走」。生澀的遊行參與和指揮，並沒有降低遊行所吐現的民意壓力。雖然，稍有偷跑的黨旗與口號，但是，來自社會中底層且自發的集結，展現了人民力量某種程度的成熟。主辦單位的領導者一再提示要自制，這在遊行抗爭中是相當卑微而有禮的。相對於過去一段時日，執政者的傲慢與自大，實是天壤。這正凸顯了遊行訴求中一再地重複，且用低沈幾近訴苦的聲音說道：「我們選出來的政府，卻無能保障我們的生命安全。」於是，人民怒吼了，下台聲不絕於耳。下台有用嗎？有！止民怨，負責任。然而，遊行者要的是無能的人下台，讓有能力的人去解決政治腐敗的問題。就大多數參與者來說，先把治安做好的承諾是必要的，並非下台了事，執政者還能推託嗎？
（原載於
1997年5月5日聯合報）用腳愛台灣
用腦別中國廖中山
／海洋航技系教授由五○四為台灣而走，經五一八用腳愛台灣，到五二四為台灣守夜，劃下完美的句點。「句點」不是終止，而是另一段落的開始。
感謝台灣人民，因著白曉燕以及近半年來幾件重大刑案，總算開始對台灣現況及未來有所關懷和行動。台灣人民在中國國民黨一黨專政的中華民國體制（以下簡稱作「黨國體制」）長期「安眠統治」之下，這次如「大夢初醒」般的走了出來。但是，初醒畢竟是「暫態」，台灣最迫切需要的是全民完全覺醒；否則，只是睜一下惺松的睡眼、動一下麻木的四肢，腦袋依舊昏迷，定會再度入睡；到了窒息的地步，再掙扎求救就來不及了。
假設李登輝先生在五○四當天能像自己競選或為同志輔選一樣，走進人群向現場民眾問候並誠懇的說聲「對不起」（讓民眾生活不安），同時宣布內閣立即重組（按黨國體制的法定程序，新內閣成立最快也是三個月以後的事），接下來應該不會有後續的行動；如此，天下就太平了嗎？不僅不會，連明天會「較」好的可能性也不大。
大家都說「台灣病了」，而且病得很重，然則：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或病急亂投醫，均非良方，找出「病因」才是根治之道。探討病因，不僅要細說病人本身的從前，還要深入了解其家族成員的宿疾。
台灣社會的主要症狀是：治安惡化，犯者手段兇殘、氓滅人性。輿論的診斷是：黑金政治造成公權力不彰，足證政府無能，主政者「李、連」應道歉、下台，換人執政。群眾（含專家學者」的處方有二：台灣心的人，寄情於李登輝先生的改革，中國心的人，則是藉人民求治心切之勢，緬懷兩蔣，甚至郝柏村時代「安定、繁榮」的錯覺，換由純正「中國人」執政，以確保「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之政策不變，甚至願讓「中國」（當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統治也在所不惜，就是不能讓台灣成為台灣。
治安惡化，始自何時？
談到治安，這次數萬人走上街頭，是因為這三大刑案的被害者的社會地位和知名度特殊，才能震撼久已麻痺的人心。直際上，並非「正黃旗」執政時台灣的治安很好，到了「非正統」治安突然惡化，或慢慢變壞了。僅就社會秩序而言，從中華民國佔領台灣開始，社會、人心問題就每況愈下。
撇開公權暴力在五十年前製造的二二八、清鄉，以及全面敗退來台後數十年的白色恐怖期間，所實施的各種兇狠殘忍的事實不談；早在一九五○年代初期，就曾發生過「焚屍案」，因主角黃孝先是戡亂先烈之後，總統特赦結案；以後的「分屍案」，在即將宣布破案前，偵查方向急轉彎而懸案至今，據說：可能是一位領有青天白日勳章的將軍涉嫌；喧騰一時的「八德鄉滅門血案」，曾擬用「穆萬森」做替死鬼，因翻案而懸疑，後來「穆」又因另案處死。
現年卅歲以上的台灣國民應該記得：一九八○年二月廿八日中午在台北市鬧區發生的林家血案，手段之殘酷比最近的撕票案猶有過之，且是在情治人員全天候監控下，光天化日登堂入室行兇。接下來，陳文成自殺疑案、余登發命案、王康陸離奇車禍等…，不都是在治安良好，甚至治安內閣時發生的嗎？誰負責任了？
前述均屬近半世紀台灣治安史上的「大事」，其他慘死、冤死，被勒索、尋仇及搶劫案件，受害者因恐懼未報、或報而不理、或迄今未破者，每年少說也有上百件，只因這些受難者的社會地位或知名度不夠，在大中國心態（國家至上、權勢優先）的媒體看來，全是不值一提的小事，最後就像不曾發生過一樣。
人心墮落、治安敗壞，是黨國體制的特產，現況只是由原來官方包辦，逐漸變成官民合辦甚或個體戶各自經營而已，其殘暴、不義的本質，卻是一脈相承的。
黑金問題是誰造成的
談到「黑金」問題，更是黨國體制的首要特色，有史實為證。
從興中會到中華民國，大部分的重要角色，不論是軍特或黨政系統，多半分屬不同幫、會、門、派。門有門規、幫有幫法，希望他們實施民主、法治，豈非緣木求魚？逃來台灣之後，在英明領袖統領之下，各江湖門派，無分是由外地遷來或本土興起的外省掛和本省掛，在鞏固領導中心的大前提下，各自分治、統一分配；在老頭子及其繼承人統治時期，根本是黑白一體、利益均衡，當然看不見黑金問題，但不表示沒有這種問題。
黨國體制一向是：國庫通黨庫再到家庫，執政為金錢、有錢者執政，是它運作的基本規律。一九四九年以前，蔣宋孔陳四大家族的發展史，等同於中華民國史，當時掌權者少有超過孔宋的財團。曾掌中華民國財經大權的孔家後代，於一九六○年代，在美國德州興建的地下核子避難所之規模、設備，至今仍為世界之最，十足的富可敵（美）國。可嘆的是：中國統治者仍以「蔣介石席捲全中國的錢來到台灣，台灣才有今日」的歪論教導中國人，真是天理何在！
黨國體制逃來台灣的前二十年，整體的政經資源全由蔣家掌控，當然無所謂金權政治。自一九七○年代經濟起飛至今，由全民（含中小企業）創造的財富，逐漸透過黨國體制，達於依附於它的私人財團，形成今日的金權政治。
黑道也好、金權也罷，李、連只是使用者，始作俑者卻是中國文化形成的黨國體制，應是合理的診斷。
黨國體制的正統領導人，雖曾有「吹台青」政策，收買人心的樣板而已！從謝東閔到李登輝，雖被選為副手，但絕非心目中的接班人，故無緣接近與正統治的資源─「黨產」與「黨務、情治與軍隊」三合一的幫派綜合體系。經國先生晚年心目中應有其「正統」新生代（現在的中生代）菁英人選，所以「輔助」單純的樣板副手，盡力維護黨國體制及救星家族的權宜與歷史位置。在不少的菁英中，幾經明暗謀術之後，宋楚瑜先生應該是足以擔負「中國」歷史使命的不二人選。
宋先生學成歸國，受經國先生親自訓練後，廿年來歷經掌控輿論的新聞局，進入黨中央文工會、副秘書長、秘書長的實務演練，藉選舉提名、資源分配之便，在各地方派系、特別是本土的角頭老大、廣置班底。當他自忖能全盤掌黨機器之後，藉當年擁立黨主席的曠世功勳，反而稱登輝大學畢業生，憑其特優的績效，改換省政跑道，進一步與本土財團、黑道緊密結合，為確保「台灣是中國一省」，作更深入的掌控。在正統黨國體制中，無論是由主流變成非主流的元老，或是離家出走另成「新家」的聯盟，就受本土黑、白、金團支持的程度而言，他們都望塵莫及。有一天北京為台灣選舉董建華，宋楚瑜當是優先被考慮者之一，因為兩人的血緣、成長、人脈、教育及思考模式等背景，均十分相似，僅有政、商之別和宋的台灣話，不論是河洛、客家及原住民語言，比董的粵語遜色很多。
長篇累贅無非是要說：現在台灣黑金政治的公開化，是起源黨國體制的建立與確保的需求。在領導人更換之後，新主席為掌握實權，大膽和熟悉黨機器及黑金系統運作的宋先生合作，互助支援，造成雙贏戰果。請平心而論，目前許多黑金事件的主角，雖然都是主席提名，但是誰規劃、誰牽的線？各地支持李連的樁腳及輔選系統，不都是宋省長競選的原班人馬嗎？台灣人把李連當成抗議的對象，沒錯！但是，如果不能認識到「黨國體制」才是台灣真正的亂源，進而推想到幕後策劃運作的權謀高手，台灣人更大的災難還在後頭呢？李宋相輔相成，因要和舊勢力妥協，而維護中國式的黨國體制，對台灣人是禍是福？對登輝先生是否為飲鴆止渴？相信不久就可印證。
長治久安之道
不能告別中國，台灣人永遠逃脫不了中國社會的「亂」，一再用重典也無法改亂世為治世。曾經用腳愛台灣的兄弟姊妺，應該認清「中華民國害台灣」（現在進行式）的事實，為避免被中國併吞（未來式），必須先向中華民國說「不」。
（原載於
1997年6月9-10日自由時報）治安惡化、倒李無理
李筱峰
／世新大學教授「五○四」與「五一八」的一次大遊行，都是為了治安惡化而走。如果遊行的目的，是在告訴全民，治安惡化是全民要共負責任、同擔惡果的事，進而喚醒民心，不要只顧自掃門前雪，則這種遊行是絕對有意義的。可是，我們發現這兩次遊行的訴求，都只強調「李登輝道歉」、「連戰下」，整個治安惡化的責任全部集中到李連身上。儘管李登輝已做過兩次道歉，連戰也表示七月後下台，但他們仍咬著不放，說李登輝雖道歉，但誠意不夠，聲言「五二四」還要再來一次行動，「倒李」倒得欲罷不能了。
只是，這種故意模糊焦點、借機窮追猛打的「倒李」行動，連我這個平日不習慣幫權者講話的人，都忍不住要說兩句話了。
不客氣的說，把治安惡化的責任全部歸咎李、連，這種想法如果不是因為太愚蠢，就是出於惡毒的政治鬥爭。
容我舉一個歷史實例來說明：中國西漢末葉，朝政腐敗，末尾連續的幾個皇帝─元帝、成帝、哀帝、平帝，是中國史上著名的爛皇帝，國政搞得烏煙瘴氣，最後王莽取得政權，大力推動新政，試圖力挽狂瀾，可惜西漢末葉積習多年的沉
窻重病，不但無法在一時間治癒，反而在王莽主政時總爆發。王莽的政敵當然把整個責任歸咎到王莽身上，後代的史家受傳統的「正統論」歷史意識的影響，也跟著咒罵王莽，大概只有頭腦比較清楚的學者像胡適、李定一、柏楊等人，才會為王莽叫屈。同理，李登輝承接了兩蔣政權的爛攤子，今天的許多癥結，其實是在蔣介石獨裁政權時代早已種下的孽因，今天才在開惡花、結惡果而已，其中以交通、治安猶是，要李登輝、連戰負起全責是沒有道理的。
所謂「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治安惡化並非一朝一夕之故，過去數十年來欺妄的教育、腐敗的政風、橫行的特權，都是問題的肇因。蔣介石自從在上海起家，就一直與黑金掛勾，掛到台灣來，直到蔣經國時代，不是還編列經費給竹聯幫活動嗎？不是還派黑道在殺人嗎？誰說黑道是李登輝的專利？
我看到兩次遊行的隊伍中，有人喊出「連戰下台，郝伯伯回來」，簡直不知恥，郝柏村不正是當年專門效忠黑道出身的蔣介石的貼身侍衛長嗎？我又看到郝柏村在電視上大言不慚地痛罵李登輝說，「今天治安之所以惡化，是因為李登輝不實行憲法的結果。」這些蔣政權的餘孽，忘記了當年他們的中華民國憲法被凍結，被一個「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的怪胎僭越，不正是他們所效忠的偉大領袖蔣介石的傑作嗎？
台灣的小孩被黑道綁架，我們走上街頭示威，沒有不對。但若因此成為政治鬥爭，那就太卑鄙了。如果小孩被黑道綁架，我們知道關心，則整個台灣快被外否大黑道梆架，應該更關心才對吧？讓我們拭目以待，看看這次「倒李」大遊行的人，六二八「反對中國併吞台灣」的大遊行會不會一起來「向中國說不」。
（原載於
1997年5月24日自由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