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與新國家建立屬於積極自由
在人類歷史上，人總朝兩個方向發展，消極面是脫離一切束縛；積極面是參與創造。以自由而言，消極的自由是脫離束縛，如脫離人身的束縛，脫離思想的束縛，或脫離暴政與殖民者的剝削等；積極的自由則是參與創造新的價值。在政治領域上，消極的自由是脫離極權專制或殖民統治的作為，即是一般所說的自由化運動。積極的自由即是參與新體制的建構；以台灣來說，突破外來政權的殖民統治，或打倒戒嚴體制的束縛，這一類自我解放自由化運動都只是消極的自由。參與新國家的建立，創造不沈溺於舊習的新意向，才屬於積極的自由。
創立新國家積極性被束之高閣
一九八九年鄭南榕自焚，為的是追求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以突破外來政權的殖民統治；推動二二八和平日運動則是為了洗滌台灣人被侮辱的心靈。保守地說，這一切即可以說是一種自我解放的自由化運動；然而他推動新國家運動，意圖創出新的國家體制，就屬於積極自由的層面了。以此觀察台灣五十年來的反對運動，因其只是「正」的反對面，只具消極意義；若從反對面獨立化，創出新局，才屬於積極自由面。如果黨外運動只是不滿國民黨的獨攬政權，而欲與之分一杯羹，那也只是一種消極的自我解放運動；如果民進黨的成立只是為了打倒國民黨，仍然要繼續維持中華民國體制，那也只是一種分享政權消極的自由化運動；如果李登輝的台灣優先論只是為了維繫台灣的現實存在，而無意創出與中國完全不相干的國家體制，那也只是黑格爾式的自我保存運動，毫無積極意味。 解嚴十年中，台灣人民追求積極自由的最高峰，應該要算一九九一年的人民制憲會議。不管從哪方面說，那是意欲創出國家新價值的頂峰。然而，這只是一個「頂峰」，並沒有持續性，所以沒有以運動形態加以實踐，使之成為新的可能，反而因其具有創立新國家、制定新憲法的積極性，反而被一些「反對運動」者如民進黨人，束之高閣。此外，台灣人民所追求的大都屬於消極自由的實踐，一百行動聯盟達成修廢刑法一百條的目標，使言論結社等自由的實現，這是鄭南榕百分之百言論自由的完成；郭倍宏等以行動力突破黑名單，使國內外的台灣人得以出入台灣，這也是一種自我解放的自由化運動。
人民創造新價值意志日益下墜
以人民制憲會議為頂峰，台灣人民創造新價值的意志日益下墜，這從民進黨的執政取向可以看出。民進黨的執政取向則與李登輝政權的日益穩固關係密切。有趣的是，李登輝政權是與鄭南榕自焚後的政局發展相終始。起初，李登輝在蔣經國去世後就任總統職，即受到外來統治群族強力杯葛，隨時都有垮台的可能，由此引出了強烈的李登輝情結。李登輝遭受欺凌，在台灣人看來，就是台灣人五十年來遭受外來政權欺凌的總結。李登輝所受的欺凌就像自己受到欺凌一般，這種情懷普遍存在於社會各個角落，李登輝就靠這種發了酵的情結，鞏固了自己的政權。但他沒有運用台灣人的這種情結，凝聚出讓台灣人創出新價值的建國意志，反而利用這種情結徹底把建國意志模糊化，讓國民黨政權長期化；甚至利用這種情結忠實地實踐蔣經國本土化政策，以期將台灣的建國目標無限延伸，正好給中國創出併吞台灣的機會。
承認中華民國是台灣最大危機
在台灣普遍走向中華民國體制的狀況下，台灣似乎只向國際社會證明台灣屬於中國的一部分。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華民國共有「中國」的屬性；承認中華民國，也無異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台灣的領有權。這是台灣目前面臨的最大危機。這種危機若不克服，任其繼續下去，中華人民共和國將成為台灣的殖民母國，甚至成為台灣的「祖國」。如此，香港的現實將變成台灣的現實，戰後回歸祖國所形成的二二八夢魘，也可能重臨台灣。消極的自由只讓台灣人民獲得一些上昇下降的可能，上昇則可創出新的價值觀，下降則淪為無序的混亂。解嚴十年，台灣仍徘徊在上昇與下降的角力中。台灣如何從消極的自由化運動轉化為獨立建國創出新價值的積極意志，將是台灣人未來幾年的最大考驗？
（原載於1997年7月20日民眾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