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決「認識台灣」內容的紛爭
教育部要勇於任事不該暫時不置可否
如果年後這種教材公投政策真的執行，那麼《認識台灣》的解決之道可能在世界教育史上創下特例，又為台灣學術、教育泛政治化的情況，提供一個令人啼笑皆非的見證。
也許有些人會認為吳部長的說法是明智的策略，先做了，來日再議決《認識台灣》的前途。雖然，表面上看，這種「先教了再說」的作法，似乎是肯定、支持的意見，但是，問題的爭議及其責任所在，卻留給時間及所謂的「民意」去交代，其實是斬暫時不置可否的態度，乃是教育客隨政客的步伐起舞，不敢堅持立場的虛假辭令。
事實上，既然這些意識形態之爭是針對教材中的措詞、史實及其處理方式（或詮釋角度），雙方是有相當程度的討論空間，平心靜氣地比較、新、舊教材之間的得失，對照其學術確效程度，驗證其選材、意義的標準，並與香港、韓國、日本、中國的相關課本相互參考，不應該讓教育大業交給政治及時間去解決。目前，教育界往往流行所謂的「社會價值混淆」的說法，彷彿大家一起都亂了，何必堅持是非。正是由於這種觀念的普及，此次《認識台灣》的教材之爭更能發揮其破邪顯正的社會教育功能，使大眾明白：教育、學術不能與政治鬼混。也就是：有比較真確、站得住腳的方式，去認知台灣的歷史、社會、生活、地理，進而體會本身的文化經歷及其與外在世界（含中國大陸）的關係。
就學者與政客的爭辯而言，大眾很清楚看到那些人不敢面對公共學術的討論，如李慶華不斷聲討教科書的編審委員，說他們「反華」、「親日」、「數典忘祖」，但是彼此有機會研究這些大帽子之下的史實及學術方法，拋開政治、意識形態時，他卻缺席了。這些人毋寧在背後編織莫須有的罪名，以所謂的「民族大義」去辱罵認同這塊土地、勤奮耕耘的學者、文化工作者。教育部及社會大眾怎能對這種污蔑作法袖手旁觀，讓時間及「民意」來解決，繼續推諉責任，使是非更加混淆不清！？
難道我們的下一代不能客觀地理解台灣的族群歷史及各種統治史？只能把台灣視作「反共抗俄的跳板」，「中華文化的繼承人」，不少人是飽讀了舊教材的意識形態教育，直到遠赴國外觀光、深造時，才發現其片面、荒謬的只知舊教材有關文化道統、民族救星及世界局勢的篇章，拿來與《認識台灣》的內容相互參照，我想絕大部分有學術、文化良心的人，都很容易明白新教材不僅有其本土性格，更有其學術性。例如，舊教材提及「炎黃子孫」的說法，目前即使在大陸，也只挖出夏朝的遺物，上古史仍無法證實，因此應該存疑；倒是日本學者、本地學者在台灣各地發現許多考古資料，顯示台灣族群文化淵遠流長，很值得大書特書。
其次，「日據」與「日治」（或「日本殖民統治」）之爭，只要明白台灣是滿清政府於馬關條約中讓與日本，有其國際法律規定，便不至於一定要說「日據」又而「日本殖民統治」則是從台灣反抗外來政權的觀點，未必與「日治」史實相違背。類似這種詞彙的描述、詮釋用法，其實應放在教材本身的敘事脈絡去理解。如果純是斷章取義或望文生義，便漫加指責，那是很要不得的社會教育方式，遲早會遭淘汰。
針對這些紛爭，我想教育部與大眾都不應姑息、旁觀，再讓是非持續混淆下去，年後訴諸民意，暫時把社會教育、學術觀點擱置一邊，並不是解決之道。
（原載於1997年7月27日台灣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