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人亟須培養自治意識、自治能力與自治文化

台灣從戒嚴解除至今，政治制度、經濟制度與社會制度上，受到民主化及自由化之衝擊，將長達四十年戒嚴期間所謂台灣的「前近代」時期不可能之制度一變為可能，為台灣邁向市民社會之成立，提供了最基本的雛形條件，與歐美相比，晚了二、三百年，與日本相較，亦遲了數十年。這些得來不易之成果，贏得國際上不少之評價，客觀上似不容否定。惟若與歐美、日本等國家之市民社會化及市民法、近代法之建立過程相較，細細回顧台灣這十多年來之發展，台灣在市民社會化及市民法、近代法之建立過程中，甚至欲躍進現代法、社會法體系過程中，卻嚴重缺乏市民社會之最基本條件─自治意識、自治能力與自治文化，由於此等條件之不備，致使民主與自由度之提升大打折扣。

自治，本有個人之自治、團體之自治及共同社會之自治，雖各有其特殊之問題層面，但其共通處為自律及自我統治之結合，亦即自治包括「自律」及「自我統治」之兩大要素。關於自律，亦可分為個人之自律、團體之自律及共同社會之自律。所謂個人之自律，係指不受他人統治，以自我意識定立規範準則，並自我拘束、自己執行而言。因此，自治，以具備自我意識統治自己行為之能力，及把自我意識呈現為具體的行為之能力為基本要件，即所謂自己制御能力。亦因此，個人之自律，與近代國家成立後確立之「對抗國家權力而得來的自由權」之意義類似。如將個人之自律作以上之詮釋者，則團體之自律及共同社會之自律，亦應作相同之理解。

不過，團體之自律及共同社會之自律，與個人之自律相較，仍存有不同之問題層面。團體或共同社會，畢竟係各個個人之集合體，當團體或共同社會形成時，當然會產生與個人不同之公共課題，亦因此在團體或共同社會內部，形成屬於個人自律部分之「私的領域」、與屬於團體或共同社會之「公的領域」並存與對立之現象，乃產生如何界定「私的領域」與「公的領域」之問題，及如何調整個人之自律與團體或共同社會之自律之問題，如何定立「公的領域」之規範之問題。

至於自治之第二要素─自我統治，係指在團體或共同社會之情形，透過成員之參加及同意，定立生活規範而言。在團體或共同社會之內部，必然存在相對立、衝突之利害，團體或共同社會往往因為調整諸多利害而成立，因此，團體之自我統治及社會之自我統治，則必以支配與被支配之關係之存在為前提，且同時支配者與被支配者係同一化，其結果，自我統治與民主主義之內涵，亦相去不遠。

以上所述自律與自我統治，就如同自由與拘束一樣，兩者之關係為一體兩面、不可分割。自律係以自我統治為基礎或基本要件，而自我統治必須配合自律，才能發揮有效的自治。台灣人長年與國家權力對抗雖已得到了部分之自由權，但尚未具備自己制御能力，台灣之所以存在諸多亂象，即歸根於自律與自我統治之欠缺。不足，包括個人自律之欠缺者、團體自律之欠缺者及共同社會自律之欠缺者。就是因為殘缺之自由與不完全之民主，制度或法律之實效性難以提升，理念與實際之落差亦難以拉近。

筆者認為，若仍堅持自由主義及民主主義，不論個人、團體與共同社會之自治，自治原理原則之貫徹，是二十一世紀之必然趨勢，亟須灌輸教育國民自律及自我統治之意識，培養國民自律及自找統治之能力，更進一步形成國民之自治文化。民主與自由也許是可以「速成」的，但維持真正的民主與恆久的自由，來自於自治原理原則之貫徹，國民自治意識之建立、自治能力之培養，甚至自治文化之形成，絕無法一蹴可幾。例如最近關於公民投票入憲及法制化問題，政府官僚不應只一味地以「愚民」或「暴民」，或是以只允許「體制內」之公民投票等毫無學理上之根據為理由，一再反對，殊不知公民投票之入憲及法制化，正是提供國民自治意識之教育、自治能力之培養之好契機，若仍斤斤計較統獨問題列入排除條款，無非係阻礙自治原理原則發展之絆腳石。

日本在明治時期亦曾有日本人無自治意識、自治能力與自治文化之譏，但在戰後，在中學教育階段即開始進行自治教育，日本之所以有遵守秩序之美譽，不得不歸於自治教育。我國自治教育也應該開始從下札根了。慣於高喊口號的政府官僚們，趕緊喊出「自治教育元年」吧！）

（原載於1999年3月11日自由時報）